第一章 饥荒
战争毁灭一切。从1931年到1945年，中日间的这场仗断断续续打了十四年。十四年的漫长角力，让中国，也让日本，耗尽了最后“一滴血”，“饥荒”因此成为1945年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常态，即便随后到来的胜利喜悦也不能令其有所缓解。
“共和面儿”
盆中是各种颜色合成的一种又像茶叶末子，又像受了潮湿的药面子的东西，不是米糠，因为它比糠粗糙的多；也不是麸子，因为它比麸子稍细一点。它一定不是面粉，因为它不绵绵软软的合在一处，而是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一些谁也不肯合作的散沙。老人抓起一把，放在手心上细看，有的东西像玉米棒子，一块一块的，虽然经过了磨碾，而拒绝成为粉末。有的虽然也是碎块块，可是颜色深绿，老人想了半天，才猜到一定是肥田用的豆饼渣滓。有的挺黑挺亮，老人断定那是高粱壳儿。有的……老人不愿再细看。够了，有豆饼渣滓这一项就够了；人已变成了猪！他闻了闻，这黑绿的东西不单连谷糠的香味也没有，而且又酸又霉，又涩又臭，像由老鼠洞挖出来的！老人的手颤起来。把手心上的“面”放在盆中，他立起来，走进自己的屋里，一言未发。
上面这段文字摘录自老舍小说《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其中提到的这种“面”，就是抗战时期曾经充当过沦陷区中国百姓主食的“共和面儿”。“共和面儿”这种东西是日本人发明的，它的颜色偏灰白，配方并不固定，大致包括糠、麸子、豆饼、玉米芯，乃至老鼠屎、小石头、沙子之类的东西。
“共和面儿”名曰“共和”，其实是各自为政的，一旦遇水，有的成分沉底，有的成分上浮，没有任何黏性，既不能蒸馒头、包包子，也不能擀面条、捏饺子。“正确”的食用方法，要么加水烙成所谓的“饼”或“糕”，要么直接放在水里熬“糊涂”。至于营养，更是无从谈起，充其量只能算是骗骗肚子的填充物，按照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老人们的说法：“这种东西只是在肚子里打个穿堂，还能刮出二两油去。”
2005年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祖居北京的傅留城老人回忆了与“共和面儿”有关的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鬼子进了城，什么事都得看他们的脸色，吃当然也不能像先前那样自由。据傅留城老人回忆，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截断海运，北京城就变成了一座死城，只能进点蔬菜。日本人把城中所有仓库里的各式能吃、不能吃的东西，麦子、稻米、高粱、老鼠屎以及虫子等乱七八糟的东西搅和在一起，日本人称那东西是“共和面”。
老百姓刚开始忍受不了共和面，就提着口袋到处找卖粮的地方，不过粮店就是不卖，日本人不点头，谁敢卖！到后来，连用来喂猪的白薯干、豆饼之类的东西，老百姓也抢着买，没办法，要活命啊！到后来，干脆连共和面也不得不强忍着咽下去，这可坑了消化系统不好的老人们，其中就有傅留城的外公。
（原载2005年8月8日《新京报》）
“共和面儿”这种东西属于名副其实的“狗不理”，可居然还不能保证人人有份。日本人规定，要想购买“共和面儿”，首先必须凭“良民证”和户口簿换领粮证，再凭粮证到指定的地方购粮。而且日本人还规定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和六岁以下的孩子没资格领粮。在他们看来，这些没有劳动能力的人连当亡国奴的资格都不具备，根本没必要浪费有限的“粮食”。
依靠这样的巧取豪夺，日本从沦陷区搜刮了包括粮食在内的大量物资，用以支持“大东亚圣战”。尽管如此，到了1945年，漫长的侵略战争也已经让这个弹丸岛国捉襟见肘。1945年7月，日本政府颁布了一条政令，鼓励国民收集橡子，因为这是日本当时唯一还算充足的“粮食”。玩火者必自焚，战争终于让发动战争的侵略者也变成了叫花子。
原八路军战士、被俘后曾在日本花冈矿山服苦役的中国劳工刘智渠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过了元旦，仅仅是吃的馒头就起了很大的变化。馒头中间先掺杂一些苹果粉的东西。不久，苹果粉没有了，又掺杂了豆饼和树皮。有时候也不知道掺进来的叫什么东西，放在嘴里，好像是沙子一样。又苦又臭，吞也吞不下去。
1945年以后，随着饥荒愈演愈烈，日本人自己也开始吃不饱肚子，就更无暇顾及在他们眼里连“人”都不算的劳工了。饥饿的折磨，再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三分之二的中国劳工因病丧失了劳动能力，又得不到治疗，只能在所谓的“病房”里等死。1945年7月6日夜，日本花冈矿山的二十多名中国劳工无法忍受日本人的苛刻对待，手持铁锨，闯入日本监工的寝室，当场打死四名日本监工。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花冈暴动”。为了镇压这次暴动，日本当局出动了宪兵、警察，乃至普通百姓。参加暴动的中国劳工由于人地生疏、语言不通，最终无一幸免，全部被抓了回去。这些人被押送到大馆市的共乐馆广场，两人一对绑在一起，忍受太阳暴晒、严刑拷打，而且三天三夜没有得到食物和水。
相比华北沦陷区，华东、华南沦陷区的粮食供给情况似乎稍好一些，这些地区抗战亲历者的回忆当中基本没有“共和面儿”的概念。话虽如此，1945年日本投降后的上海仍然面临着严峻的饥荒。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