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了解历史，也就认不清未来。许倬云教授研究历史数十年，为我们指示了现实何以至此，未来可能如何的历史大脉络。为我们如何避开漩涡和曲折，提供了清晰可行的通衢与捷径。

《从历史看时代转移》以“时代转移的诸种因素”开篇点题，以“重建人文价值与社会伦理”归宗结尾，中间就“明清中国之转变”、“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台湾近百年来的变化”、“近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演变”等四个主题分别作具体论述。

《从历史看时代转移》由六篇主题不同但又有内在联系的文章组成：以“时代转移的诸种因素”开篇点题，以“重建人文价值与社会伦理”归宗结尾，中间就“明清中国之转变”、“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台湾近百年来的变化”、“近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演变”等四个主题分别作具体论述。作者在书中对“启蒙的夭折”、“知识分子与教育”以及台湾的历史发展等方面做了精辟独到的发挥，见解深刻，体现了许倬云先生一贯的文化大中国理念和人文普世价值重建的信心。

《从历史看时代转移》由许倬云编著。

新版序

原版自序

时代转移的诸种因素

明清中国之转变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

台湾近百年来的变化

近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演变

重建人文价值与社会伦理

一、英雄史观

(一)英雄造时势首先，我们来谈谈最直接的因素，也就是所谓的“英雄史观”。这里所提到的英雄，并不一定都是正面意义的英雄，我们所指的是这样特殊的人物：他站在一个枢纽的、举足轻重的位置上，使得历史上的某些成就全归功于他一人。例如我们说：郑成功收复台湾、孙中山缔造民国等，这些说法都是将时代的转变归功到一个人的身上。这是我们在看待历史的时候常犯的一个通病。一般人总会找一位伟大的人物，将他的贡献当成历史转变的因素，把他的工作视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这就是“英雄史观”，也就是英雄造时势。如此看来，英雄不但可以创造历史，甚至可以创造文化、创造命运。

一般人的观念里，“神”一定曾做了某些了不起的事情才能成为神，我国的古代经典《礼记》中，就界定了一些古代文化英雄，例如黄帝，就是一位著名的大英雄。在《礼记》的记载中，这些人因为聪明正直谓之神、能够为百姓谋福利谓之神、能够创造万物谓之神、能够捍卫国家谓之神、能够抵御灾难谓之神，所以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英雄不仅只是创造生活、创造历史而已，他本身已经被创造成为神话的对象。这样的想法普遍存在于各个时代，所以人类在研究自己历史的最初阶段，往往就是先找出英雄人物，强调某个人做了什么丰功伟业之类的事迹。例如：成吉思汗征服了大半个世界，但成吉思汗一个人有多大的能耐可以征服世界？他带领了多少人与他一同打拼天下？

就历史学的传统来看，这样的英雄造时势理论，在我国的英雄史观中是源远流长且无处不在的。我们可以从历史典籍中发现：每个新的朝代，都是由圣王率领着一些功臣开创而成，甚至于像诸葛亮也被塑造成会呼风唤雨的能人，仿佛靠他一个人就能创造出三国的情势，从“赤壁之战”开始到“出师未捷身先死”为止，似乎他个人就代表着这段历史。由于英雄形象普遍存在，因而在中国史学领域之中，英雄造时势几乎变成了最常见的现象，所以事实上并没有任何特殊的理论去加以说明。

在西方史学中，卡莱尔注意到拿破仑迅速崛起并将法国民主革命浪潮狂飙到全欧洲的这种英雄现象，并因而创造了英雄史观的理论：有些人物，在特殊的情况之下，会发挥特殊的功能；而这些人本身确实也有一些特长，或者是坚毅卓绝，或者是机敏过人，或者是能够使得大家心服口服，愿意服从他的领导。

卡莱尔特别以拿破仑为例，说他第一次被放逐到小岛回来时，身边并无一兵一卒，但是沿途却有愈来愈多的人愿意跟随他，于是最后拿破仑又再次复辟成为君王。卡莱尔认为，这就是一种天生拥有吸引百姓跟随的能力。

卡莱尔的这种说法，为英雄史观铺了一条道路，后来真正以理论来构筑的是马克斯·韦伯。这位近代社会科学界相当重要的人物，提出了charisma的观念，中文并没有真正对等的字眼可以翻译。因为charisma包括魅力，却不是指俊男美女那一种；说是威严，却又不是威权统治的那一类；若说是特殊的恩赐，也并不得体，好像是在与上帝打交道。究竟charisma代表着怎样的意义呢？事实上charisma的字根所指的是：神特别赐予的能力，一种天性的禀赋，是韦伯从神学的领域借来的，用来说明有些人拥有着天生的领导能力。这种能力使他变成领袖，可以使许多人愿意跟随他，与他走同一条路。他若吸引了十个人，便拥有十个人的力量；吸引百人，便拥有百人的力量；带得动一整个国家的话，国家就相当于他个人的力量与事业。但是在历史上，有不少人自以为拥有chaffsma的魅力而刚愎自用，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假的charisma比真正的charisma还要多得多。

虽然韦伯提出charisma的观念来解释英雄，但他还有个但书，他强调charisma是不能转移的；某一个人的特殊能力是他个人的事，他所创建的组织、理论、功业都要经过制度化的转移才能长久运行流传下去。所以韦伯提出Charisma的观念，一方面说明卡莱尔的英雄史观，另一方面则强调英雄不能逾分、不能超越时间许可、不能超越他应该做的事，拿破仑就是因为超越了他该做的事——自己称王称帝，因而自己毁掉了charisma，于是兵败滑铁卢，遭致一败涂地的下场。中国的项羽也是charisma的代表人物，从开始带领了一支小部队前去救赵国，以少胜多而赢得名声，可是后来落得四面楚歌、自刎乌江的下场，也是因为滥用charisma，超越了自己本分的结果。P12-15

《从历史看时代转移》是2000年出版的，其中收集了于1998一1999间在台北洪建全基金会的讲演记录，算起来距今也已七八年了。那时候，世界情势的巨大变化，已经在进行之中，只是近年来各种变化的幅度与速度又更为扩大与剧烈。当时讨论时，主题在对历史的回顾；对未来的前程，仅仅点到为止，未予申论。这篇新序，或可在瞻望未来方面，为本书作一些补充。

今天世界各地都面临的巨大变化，一是经济方面的全球化，一是以科技发展为基础的知识经济。二者之间彼此影响，又牵动文化层面的深层转变。凡此都将在下一个时代，使人类的生活方式产生根本性的变化。

两千余年来，世界各地人们都经历了由采集食物到生产食物的革命；在蒸汽机发明后，又出现了不再依赖人力畜力而依赖热能的推动生产工具改进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大规模生产，与资本主义的市场体制相合，其发展的地区，亦即欧美工业化国家，遂以此巨大的能量征服了世界市场。因此优势，欧美地区的人们将其文化与生活方式，包括宗教信仰、现代科学、国家组织……均推广于全球，成为今日世界的主流文化系统，而其他曾在各地区发展数千年的文化系统，无不低首臣服于欧美的强势文化之下。上一个世纪，各处学术界的主题，先是以“西化”为课题，旋即以“现代化”为口号，依然将“西化”、“现代化”在为人类发展的方向上画下了等号。

20世纪下半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的经济与文化优势，一时衰退。新大陆的美国继起，雄踞文化与经济的主导地位。因此，此际欧美的经济体系扩张于全球，终于将全球经济逐渐纳入一个呼吸相通、不能分割的广大世界性经济网络，世界各地的资金、原料、劳力为市场各项因素，在交通工具发达、资讯流通迅速的条件下，汇合成全球化现象的巨大动能。先是东亚的日本及所谓的四小龙的发展，接着是中国大陆与印度的崛起。在南美及非洲，也有类似的现象。同时，欧洲诸国整合为欧盟，其经济实力之强，已是美国的劲敌。是以世界的经济秩序，既是整合的一体，又有多元的分工与竞争。人类历史上，一向有许多区域性与地方性的经济体，多多少少有所区隔。风水轮流转，此起即可能彼落，此盛即可能彼衰。今日这一世界性经济网络，则是休戚荣枯，纠缠牵转，不再有“隔水舱”的区隔。全世界是一条绳上的蚱蜢，谁也不能丢掉谁。

另一层面的变化是现代科技支撑的知识经济。最近一个时代，资讯科技与生命科技的发展十分迅速。科技知识本身成为生产的资源。拥有一项专利权，即可转化为商品，博取巨利。于是资金投入科技研究、市场效应决定了学术研究的选项。由此推演，“知识”已不仅是“求知”的智性活动，也成为谋求利润的脑力资源。今天的商品其原料所占的成本，相对而言，可以产生千万倍的商品附加值。知识转化为市场的效应，以致知识既是生产力也是商品。资金投入“知识”，生产力开发“脑矿”以博取利润。这一变化，导致知识分子(亦即专业的求知之人)，“学得文武艺，卖与商贾家”，依附于经济利益，难以维持学术的独立性。在不久的将来，世上将有一个新的“婆罗门”，占有财富与权力，却又因为这一结合，学府之门将只对少数特权阶层开放，而摒一般庶民的子弟于户外。

在文化层面，在全球交流而又多元的情况下，今日的“主流文明”(欧美文明)，其老化的现象却又日益显著。欧美以外的几个文化体系(如中国、印度、伊斯兰以及一些个别的海岛文化)，于过去二三百年均在欧美强势文化的冲击下经历过“脑震荡”的迷惘与失落。于是，当“主流”老化僵化，而其他选项不再有自己的活力时，当前的世界各地处处兴起文化解构的风气。这一波澜壮阔的运动，既是对主流的质疑，也是在文化既衰后的反省。许多过去视为当然的前提，例如神恩，例如“人”的尊严……均难以持之有故。于是，在没有前提可为依据时，人类社会赖以共济共存的行为规范也不见了。知识分子，本是人类智性、理性与感性三个领域中为人类寻找存在价值的主力。但是已如前述，知识成为商品及生产力，求知是为了财富与权力时，还有谁尽力在纯粹的心智活动中追寻真善美？于是，解散一切价值后，世上剩下的将只有庸俗、平凡、冷漠、猜疑与失落。人类文化，到了这一阶段，则是丢失了千年来各种文化曾有的先圣大贤努力累积的成果，如同生物学上的“返祖”现象，人类又回到榛莽未开的原始状态．一切行为仅仅是生物食色本能的反射！

以上描述的未来世界，其实已不是科幻小说的预言，而是冉冉而至的实况。我们活在今天，何其幸耶，在目睹这一新天新地的降临。我们不能只是惊惶，更不当放弃。认识了问题之所在，我们或能尽力寻求走出迷宫的道路。这一挑战，是全体人类共同面临的。然而，在欧美文化走人困境时，曾经有过“脑震荡”之苦的几个文化体系，应当为人类共同的未来担起提供“选项”的工作。这本小书在中国大陆再版，正是为了呼召中国文化的传人，共同极力再造人类新文明的志业。我盼望，这一次人类文化的转变，不是终极的崩溃，而是另一次的突破，突破困境，再造新境界。

许倬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