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怀着深厚的感情，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支持中国的教育事业。他做过数百场讲座，感动了千千万万中国人。他被人称为“教育界的白求恩”！他就是朱利安·泰普林博士！

《前世我是中国人》将为你介绍这位伟大的教育家。

朱利安·泰普林博士，美国知名心理学、教育学专家，俄勒冈大学教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客座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客座高级研究员。

他从事未成年人心理研究四十多年。

他1984年作为美国心理学家代表团成员首访中国，1998年作为联合国聘请的高级心理咨询师来到中国做调研，从此在中国进行未成年人心理研究长达十二年。

他在中国出版《父母都是教育家》《孩子就是财富》《成长中的悄悄话》等十八本著作，发行接近百万册。

他领导、参与了众多课题的研究，如“四川农民工孩子的就学状况”“5.12汶川地震灾区青少年心理康复指导实践”等。特别是关于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和家庭教育的“中一关合作教育(TSP)项目”，在促进中美两国家庭文化建设、家庭教育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在中国做过三百多场讲座，近百万人直接受益。

他拿出自己的全部稿费并联合亲友捐建了两所希望小学。

《前世我是中国人》将为你介绍这位伟大的教育家。

《前世我是中国人》由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第一章 早期的记忆

第二章 与中国的美丽邂逅 我的中国女儿

 第一节 1982年 和中国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第二节 1994年二顾中国 有了特别的收获

 第三节 1998年 一次改变内心世界的旅行

 第四节 1999年我家就在月亮山脚下

 第五节 2000年橘香国度的美好记忆

 第六节 2001年从庆豪带我一日游开始

第三章 开发TSP项目 资助更多学生

 第一节 2002年 《走向成熟》一书出版

 第二节 2003年 系列丛书出版面世

 第三节 2004年 忙碌并快乐着

 第四节 2005年人生开启新的大门

第四章 友爱小学落成 更多的图书出版

 第一节 2006年 希望小学破土 事业迈向辉煌

 第二节 2007年希望小学剪彩 梁玲用上了电脑

 第三节 2008年 牵挂友爱小学 和地震灾区的孩子们在一起

 第四节 2009年放缓的脚步 欢乐仍继续

 第五节 2010年 无尽的牵挂让我再一次来到中国

第五章 我所爱的中国人

第六章 我常被问到的问题

第七章 珍贵的邮件

结束语

后记

我们骑了一段路，在遇龙河大桥合了个影，然后去参观了溶洞和古老的大榕树。看过这些，我们继续前行，来到了月亮山脚下。月亮山因山间有一个圆洞酷似皎月而得名。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周恩他来过这里，这一方面说明月亮山的确名不虚传，同时也使它更加声名远扬。

停好自行车，一个卖瓶装水的小女孩凑过来向我们兜售，我们没有理她。不过，看得出她是有备而来，目标十分明确，因为她追上我们对我们说了一长串的话，大概意思是说，上山总共有487步梯子，你们这些美国老外肯定是吃不消要出汗的，出了汗呢身体就会缺水，缺了水呢就会虚脱，很吓人的，有可能肝胆脾肾都要出毛病，最后的结论就是：“你们还是买点水吧。”

尽管颇有说服力，但我们还是没有买水，并且爬上了山顶，活着回来了。下山时，我们又碰到了那个小姑娘，她还是一个劲儿地想让我们买她的水。很快我们就知道，原来她就是我们刚请的导游的女儿——翩翩。我们聊了一会儿，最后我说：“这样吧，小姑娘，如果你给我写信的话，我保证一定会回信的。”可她的小脑袋里装的只有“挣钱”两个字，居然来了一句：“没钱买邮票。”我哭笑不得，拿出1美元放在她手里，说：“来，拿着，这是l美元。”没想到，她好像猜到了我的举动，一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架势，说：“1美元啊，给2美元吧，好事要成双。”

我被眼前的这个小女孩给震住了，她面对一群老外丝毫没有乱了方寸，而是十分清楚自己的目的就是挣钱，她是那么的坚持，竭力争取，不轻言放弃。后来，我们请他们一家过来合影留念。照片上的小家伙是翩翩的小表妹菲菲，手里拿着筷子，乖乖地在吃饭。翩翩也站在一旁，一双迷人的大眼睛直直地盯着镜头——好一个漂亮的小姑娘。

那张照片意义非凡，它见证了我和中国的感情的真正开端。后来，小翩翩果真写了信给我，也或许是她的妈妈以她的名义代笔的吧。我们虽说不是三天两头地通信，但也算频繁，他们时常会寄来照片，就这样你来我往，我们之间的感情不知不觉越来越深了。有一次，梁女士写信来说翩翩要去一个离家很远的地方上学了。这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应该以更多的实际行动来关心这个小女孩，我回信问她，是否需要我寄钱过去为她买一辆自行车。答复出乎预料，信中说：“我们不想让她觉得生活一帆风顺，要什么就有什么。”于是，我没有寄去买自行车的钱，却因此对这个家庭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也更想去关注他们。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想回到那里去，再去看看那些给我留下美好印象的人们。

赏罢阳朔风光，我们从桂林机场回到了北京。或许是前几天的美味迷惑了我的大脑，让我渐渐放松了对饮食卫生的警惕。我记得在回程的飞机上，吃了一些冷的鱼干。到北京之后，我们联系住在一栋学生宿舍里。那天晚上，我们去了一家很不卫生的学生餐馆，我夹了一块果冻形状的东西放进嘴里，吃了一半才发现，上面有一个清晰的手指印。我的粗心大意当天晚上就遭了报应，虽然说不出到底哪里不舒服，但是，第二天我在床上昏睡了一整天，完全无力动弹。

苏珊和克雷格倒好，把这当成了他们实践医学理论的好机会，她说吃这种药，他说吃那种药，争得不可开交。最后，他们把我们随身带的药每样拿了一些给我吃，然后就弃我于不顾，高高兴兴地去爬长城了。事实是，他们的药方似乎没什么作用，等他们回来的时候，我仍然处于迷糊状态，不过我还是挣扎着起来，搬去旅馆里住。第二天一早，我不得不很早起来，因为要搭一大早西北航空公司的班机回美国。天麻麻亮的时候，我顾不上头昏眼花，收拾好东西，踉踉跄跄地摸到旅馆大门口，上帝保佑，那儿正好停了一辆出租车，司机就在里面，尽管他还在睡觉。

回美国的旅程并不怎么顺利，不过没关系，至少这次中国之行我得到了很多珍贵的照片。其中，最值得珍藏的就是在月亮山和翩翩、菲菲她们合照的那张，它记录了我人生中的一个关键时刻，也开启了我和这个广西家庭的缘分之门。十几年来，我和翩翩、菲菲以及她们的妹妹慧慧、表妹梁玲建立了难以割舍的情谊，她们成为了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

1994年第二次中国之旅即将结束时，我不得不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正当我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我怎样才能既不耽误工作，又尽快地再去中国呢？”P40-42

我于1937年生于英格兰，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来自美国。两年后，“二战”爆发。为躲避战乱，我不得不随父母四处迁徙，先是逃往法国，然后是美国、英国。战争结束后，我去了德国，然后回到英国，最终定居在美国。上大学前，我辗转上了13所小学和中学。在大学里选择专业时，我费尽心思，选择了当时认为并不十分适合的专业，然而命运捉弄，毕业后，我却成为了一名心理医生。在40年的职业生涯中，我主要致力于不断为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提供更好的帮助。

儿时辗转的人生经历给我带来了两大好处。首先，它让我在年少时就体验了生活的艰辛。我了解赤贫的滋味，我了解在炎炎烈日下、狂风暴雨中，从学校步行或骑车回家的滋味，我了解为完成堆积如山的作业而挑灯夜战的滋味，我还了解为准备大学入学考试而埋头苦读的滋味。人生对我而言，全然不是新鲜刺激的过程，而是一条被友爱抚平的坎坷道路。更为重要的是，我小时候频繁迁居，常常失去朋友，很容易被孤独感和思乡之情困扰，而那种面对陌生环境的惊惶失措，则更加刻骨铭心。正是这样，才让我努力去结识更多的朋友，来抚平自己常常漫上心头的孤独。如今，世界各地都有我的朋友。

1996年，我被确诊患上了慢性白血病，接踵而来的问题就是：我还能活多久，我应该怎样过好余生。2003年，我又接受了一次大的心脏手术。通过这两次磨难，我开始重新掂量生命的重量。它让我看清，人与人之间的友爱、理解、关心和互助是最可贵的。快乐可以帮人摆脱孤独、恐惧、犹豫以及自我怀疑，它教会人换一种方式看待世界，看待自己所遭遇的问题。

动荡的童年一去不返，斑斓的人生流逝过半，不知不觉，我到了该退休的年纪。然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进入耳顺之年，我人生的黄金期才真正开始，因为在中国收获的难忘经历和珍贵情谊告诉我，生活原来可以如此充实而精彩。

退休后，中国成了我事业的新的起点。在中国，我快乐无比，因为这里有许多人和我志同道合，意趣相投。我从骨子里热爱中国，逢人便讲：“上辈子，我准是中国人！”当美国社会对中国和中国事物表现出恐惧和疑虑时，我总是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为中国说话。看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商业浪潮的冲刷下逐渐丧失的时候，我也和每一位有责任心的父母一样，感到焦虑和揪心。要知道，西方的不良现象已经对西方家庭和孩子造成了深深的伤害。

从1994年的个人访问，到1998年的学术交往，我与中国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所做的工作也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同。到目前为止，我已在中国出版了9本图书，在各地开办了大约150次讲座，可以说是小有成就了。

其实这些年来，贯穿我生命的不外乎四条主旋律：

与一个中国家庭的深厚友谊；

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的合作，出版实用心理学丛书，以及在中国进行全国巡讲；

寻找有潜质而积极的学生，他们中的不少人成了我的同事或者真正的朋友；

与合作者一起，共建了一所希望小学，更多的希望小学在筹划中。

这么多年，我在中国度过了非常美好的时光。我去了一些从未去过的地方，游览了很多令人称奇的风景名胜，还得到了众多好朋友的热情款待；我体验了许多难忘的时刻——第一次拿到了自己在中国出版的图书，在200多个地方举行了签名售书活动，捐建希望小学并在奠基仪式上观看孩子们的精彩演出，出席盛大的新书出版合同签字仪式，参加在上海举办的国际儿童论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跟专家学者们促膝交谈……可是，让我最觉珍贵的，还是我得到的那些来自同事和学生们的浓情厚谊、理解宽容，他们总让我感觉到家庭般的温暖。

不过，也不能说在中国就事事圆满，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在所难免。实话说，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公共场合人声鼎、沸，空气质量不敢恭维，烟民众多害人害己，溺爱导致儿童肥胖。然而，每当想到身为老外，能够在中国得到人们的尊敬，实现自己的价值，那些小小的不如意又何足挂齿呢？在西方国家，很难想象有外国人可以得到同样的待遇。所以说，在中国生活还是够幸福的。

我还发现，大多数中国人都有着非常优秀的品质。面对困难，他们不怨天尤人，而是积极行动、竭尽所能、从容应对。他们会说：“叹气有什么用呢？我应该把自己的工作干好。”很多年轻人对待自己的家人都忠心耿耿、无怨无悔，从不把父母看成他们的负担，常常会寄钱给家里的父母。

尽管在中国，年轻人对制定人生规划、培养兴趣爱好、发挥禀赋和优势等方面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指导，在世界范围的职业信息获取方面也还不很理想，但是年轻人对未来都非常乐观，充满希望。有时候，他们会做出冒险的举动，这时我总是很想帮帮他们。

在充满诱惑的社会里，一些中国人，不管是家长还是孩子，被利益驱使，变得势利起来。这确实让人伤心。庆幸的是，有一些意志坚定的人，能够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而生活，在这个充满物质感的社会里，仍然在现实中怀抱理想生活，步履坚定地走在前行的路上。

人们有时还会谈到我的学生。我把学生当做自己的孩子，虽然我有不少中国“儿子”，但更多的是“女儿”。我之所以更倾向于帮助女孩子，是因为中国女孩的境遇比男孩子更让人同情。比如，有些做父亲的不愿女儿跟自己姓；再比如，尽管一个受过教育的女孩知道强奸犯应该受到严厉的刑罚，可是当她受到伤害时，却会选择沉默，因为不管她说什么，受谴责的都是她。这些受害女孩的沉默激起了我的愤怒，强烈的责任感让我再也无法平静。我很乐意帮助儿童、年轻人和家庭，但我更想帮助女孩，帮她们力斥不公，重展羽翼，帮她们反抗那些本不该压在她们肩膀上的重量。

每次做完讲座，听众总会把我团团围住，这或许是因为他们认为我能够帮他们解疑答惑，或许是因为他们觉得我能够理解他们。他们常常问：“我能和您拍张照片吗？”我欣然接受。还有人要求和我拥抱，我乐此不疲。很多中国人都愿意，甚至是喜欢和我保持联系，他们想更多地了解我，和我交流，和我分享他们的内心。

我还收到各种各样的邮件，人们纷纷向我咨询他们遇到的问题。有那么多人与我分享他们的希望、担忧或是想通过我去帮助别人，这是他们给我的至高荣誉。我会满腔热忱地拥抱这一颗颗炽热的心，不断勉励自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在这本书中，我希望能够和更多的人分享我中国之行的快乐，但由于篇幅有限，难免有所疏漏。我多么希望自己可以回想起在中国的每一个片段，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够一字不差地叫出所有人的名字，可是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事啊，我又怎么做得到呢？所以，在这里，我不得不表示深深的歉意。

首先，毫无疑问，我应该感谢我的妻子——卡罗琳。感谢她理解和支持我在中国的工作。她是一个非凡的女性，一个杰出的学者，还是我不少朋友努力学习的“好榜样”。

我的学生们都喜欢听我讲卡罗琳的故事，简单一点说，大致是这样的：卡罗琳的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而父亲又在她念高中的时候不幸残疾了。家庭的不幸让她在高中就挑起了生活的担子，上大学继续深造几乎是不可能了。为了生活和照顾父亲，她找了一份文职工作，也很快结婚了。26岁的时候，卡罗琳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但是她不甘于就这样生活下去，她希望能有机会再学点什么，让自己的脑细胞活动起来。一旦下定决心，卡罗琳就行动起来。白天，她照顾孩子和料理家庭日常事务；晚上，她就去一个学费低廉的教会学校上课。几年后，她坚持不懈的努力没有白费，顺利取得了学士学位。成功的喜悦让卡罗琳信心倍增，于是她继续挑战生物学的硕士学位，以及后来的博士学位。当我们初次相遇时，她的前任丈夫已经不幸离开人世，而她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工作的新生活正刚刚拉开帷幕。自那以后，卡罗琳就坚持着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2005年的时候，卡罗琳还被国际牙科协会吸纳为研究员，她一直走在该研究领域的前沿。也许因为我的缘故，卡罗琳也日益深爱中国，在朋友的帮助下，卡罗琳促使宾夕法尼亚大学与四川大学的华西口腔医学院建立了正式的合作交流关系。另外，她还准备给雅安始阳中学和友爱小学的孩子们开一堂口腔保健的讲座，帮助孩子们正确保护自己的牙齿和保持口腔卫生。

感谢我亲爱的孩子们，我的儿子格雷戈里，他的妻子绍纳文，以及孙子马拉奇。

感谢我的女儿苏珊，她的丈夫迈克尔和孙辈伊恩与朱丽叶。我深为自己的三个孙辈骄傲，他们聪颖得令人惊讶。

当然，还有我的妹妹克里斯蒂娜和她的丈夫克劳德，感谢他们为友爱小学所做的一切，还有姐姐杰拉尔丁和她的丈夫约翰。

感谢我的每一位家庭成员对我的理解和支持，感谢他们理解我对中国的特殊感情，以及对我在中国捐建的友爱希望小学的支持。

最后，我还不能忘记我的老朋友，那就是忠诚陪伴我每一次旅程的美国护照。这本护照上大约有100次签证，其中22次都是来中国的签证。这本护照还有“网络空间”，以应付更多的“工作”。不过，在2009年它必须得退休了，因为它已经“鞠躬尽瘁”，被用完了。与其认为它被用完或者磨损掉，我更愿意认为我的护照是“有尊严地光荣退休”。

我认识朱利安·泰普林是13年前，他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派代表来中国进行学术访问，我院指派我为他四川之行做学术翻译。从那以后，我们之间便结下了不解之缘。13年来，我们每年有两个月以上时间在一起工作、讲座、写作和调研；13年来，我们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在各地做过几百场报告，合作出版过16本家庭教育著作，培训了几千名老师。这种已经不多见的师徒关系使我学到了很多终生受益的知识，他戏称我是他最后也是最成功的“博士后”学生。他的引导和指教使我从一个职业翻译转变成了家庭教育专家，在家庭教育界中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我自以为已经很了解这位“上辈子是中国人”的美国教授，但是我真正更深刻地认识到他，还在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他对灾区人民命运同在、心手相连的感情，对灾区人民的无私捐助，特别是对灾区孩子心理康复的关注，让我看到了至真至纯的大爱和人性的光辉，让我意识到我永远都是他的学生。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几天，我接到了泰普林教授从美国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是焦急和哽咽的，他说他每天都流着泪在电视前观看中国地震的报道，每当看到救出一个生还者，就如同自己的家人死而复生！当泰普林教授知道我和我的家人平安时，他声调转为严肃地对我说：“祥荣，每一场大的自然和社会灾难发生后，都会伴随着广泛的心理危机，需要巨大的心理干预，受灾的孩子们更是需要心理安慰，你要做好准备啊！”他的话将我从地震后的惊恐和惶惑中拉回到现实里来，第一时间让我感到作为10多年从事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的我对灾区孩子地震后心理创伤干预和康复是有责任的。

泰普林教授在美国“911”事件和新奥尔良飓风事件中积累了青少年心理康复的丰富经验。地震后的短时间内，他给我寄来了《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法》和《灾难后青少年团体心理游戏训练手册》，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向我传授心理干预技巧和知识。在我最迷茫怎样着手灾区孩子心理康复工作的时候，他指出：周期性的未成年人群体游戏活动，有助于孩子的安全感和稳定感的形成，能较迅速地使他们重新回归常态生活，提高他们克服心理障碍的能力，最终建立信心，树立战胜困难的勇气，取得新的社会适应能力。他的话让我豁然开朗，找到了方向。在骄阳似火的6月，我来到都江堰光亚学校，用运动和游戏的方式培训了500多个灾区老师。那段时间，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的泰普林教授几乎每天都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遥控着我在灾区的培训，给我在灾区的培训注入活力和新的资讯，更重要的是给了我信心。

7月，泰普林教授来了，他鼻子微肿，原本很帅气的脸有些变形，原来他在美国刚做过鼻癌手术。他实在太牵挂灾区的孩子，等不得身体恢复就急冲冲赶来四川。他一到成都就要求去都江堰。通过与都江堰市妇联联系，泰普林教授冒着余震的危险来到了濮阳小学，开始了他为几百个孩子做团体辅导的工作。他对孩子们说：“孩子，你们从前每天早晨起来时根本不用想，就知道自己会吃早餐、上学、放学。但地震改变了一切：住在哪里？早餐吃什么？今天做什么？很多事情变得不确定。爷爷知道你们是多么地想有稳定的生活。那么，让我们一起来做游戏好吗？”孩子们兴高采烈地跟随美国老爷爷做游戏，做了“大风吹，小风吹”再做“小蜜蜂”，做了“皇帝的椅子”再做“平行飞盘”。阳光下，银发老人欢快地带领孩子们玩耍着，我看到孩子们的神情渐渐变得安详、快乐、满足。我忽然领悟到，玩游戏的过程其实就是帮助孩子们树立规则感和安全感的过程。我不禁感叹：“真是心理学大师啊！”

泰普林教授认为：团体游戏是帮助灾区孩子学习如何面对灾后生活的最好方式。他说：“人们描述地震持续的时间，常用“秒”来计时，但它在人们内心持续的影响，则是用“月”和“年”来计时的啊。对孩子，它潜在的影响则更是巨大。”他不顾自己手术后身体的虚弱，对我们说：“我希望24小时为孩子工作，你们不需要考虑我身体，为了孩子们的需要，哪怕付出我的生命！”他认为心理学家和儿童工作者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了解孩子们怎么看待已经发生的地震，明白怎样对他们的情绪进行调整，怎样使他们适应地震后的新环境。他不顾疲劳，一次次深入都江堰和汉旺地震重灾区了解孩子们的情况。他发现经历过地震之后，有些孩子从地震经历中体会到的是生命无常，所以应该珍惜每一天；有些孩子体会到的是世事难料，唯有追求享受才不会浪费生命……这些林林总总的看法都与如何看待地震有关。他夜以继日地画啊、写啊，亲自为灾区青少年设计保持好心情的“金钥匙”，总有出路的“雷达器”，一路走好的“金箍棒”等心理安抚工具和开发潜能的“大脑操”。

2009年4月，他带着他的2000多本著作和很多学习用具到汉旺去看望在板房里上课的孩子们。在前往汉旺的车上，他深沉地对我说：“地震后的破碎山河和残垣断壁使我想起二战时期的童年，父亲的军队在前线打仗，我随母亲在混乱的人群中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这样的生活让我内心感到惶惑不安，至今仍留有创伤。灾后创建新生活一定要从孩子心理康复开始，不能留有遗憾啊！”4月24日早晨，汉旺板房学校的操场上，2000多名学生聚集在那里，面对孩子们，泰普林教授浑身充满热情。他简洁的话语，充满力量的手势，幽默风趣的面部表情，让孩子们爆发出一阵阵欢呼和笑声。最后，每个孩子都高举他的《我要做只快乐鸟》大声地欢呼着：“泰爷爷放心，我要做只快乐鸟！”看到快乐而坚强的孩子们，站着讲了近两个小时课的泰普林教授流下欢欣的眼泪。

泰普林教授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他的心一刻都没有离开过灾区的孩子，不知道有多少孩子通过面询和电子邮件获得了心灵上的安抚。两年多来，他一直支持着我在灾区的工作，总是鼓励我为灾区孩子多做一点事。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一直作为美国国际美慈组织青年项目顾问和中国扶贫基金会青少年心理康复项目的高级顾问在灾区工作。其实，我知道是泰普林教授充当了我这个顾问的顾问，没有他的指导，我在灾区的心理重建工作不会有今天的成绩，很难培训出几千个灾区心理安抚员，不会完成走访几十所灾区学校的任务，也无法进行让10万个灾区孩子受益的心理康复项目。

最让我难忘的一幕发生在玉树地震几日后的一个早晨。中国扶贫基金会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心理专家团将前往玉树慰问孤儿，出发前，泰普林教授来到我们的车队前找到我，手里拿着刚编写好的青少年心理康复手册——《加油》充满深情地对我说：“由于心脏病的原因，我不能和你们一起去看玉树那里的孩子了，但我的心会跟着你们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折多山，穿过严重缺氧的石渠县，到达玉树看望那些失去父母的孤儿们。这将是我们人生中又一个伟大的征程。时间不早了，上路吧，一路保重。”车开出了好远，我含着热泪回头望去，他仍然站在远处向我们车队挥手，晨风撩起他头上稀疏的白发……

张祥荣

201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