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米斯之战是第一场被载入史册的伟大海战。这是希腊人与波斯帝国之问旷日持久的战争中的一场重要战役。在这场战斗中，希腊人的舰队在位于萨拉米斯岛与雅典比雷埃夫斯港口之间的萨拉米斯海湾打败了强大他们好几倍的波斯海军。公元前480年，波斯军队在国王薛西斯一世的率领下，攻占了希腊大部分领土。由1000艘战船组成的波斯海军，威胁要围歼希腊舰队集结在萨罗尼克湾的370艘三层划桨战舰，结果却是，足智多谋的希腊人取得了最终胜利。足智多谋一直都让希腊人引以为自豪。在战斗中，希腊海军统帅泰米斯托克利向薛西斯发出一个假信，谎称自己准备倒向波斯一边。受此诱使，波斯人随即便将舰队开进了萨拉米斯海湾。这是一方狭窄的水域，在这里，整装待发的希腊三层划桨战舰向波斯舰队发起了猛烈的攻击，重创了波斯人，击沉了300艘波斯战船，而希腊人仅有40艘战船受损。剩余的波斯战船无心恋战，只好撤退，薛西斯的远征行动也被迫推迟了一年。此战的胜利，为希腊人赢得了至关重要的喘息机会。战后，希腊各自治城邦之间结束了多年的内讧，组成了一支联合军队，在斯巴达将领帕萨尼亚斯(Pausanias)的领导下，于公元前479年在普拉提亚战役中歼灭了希腊领土上剩余的波斯人。
萨拉米斯海战的胜利是雅典海军战略和民主精神的共同胜利。在萨拉米斯海战前28年，也就是公元前508年，克利斯提尼通过立法让所有的雅典自由民都获得了公民权——其中就包括泰米斯托克利，泰米斯托克利的父亲是贵族，而他的母亲却不是雅典人，而且只是一名姘妇。如果没有克利斯提尼改革，萨拉米斯海战的英雄就不可能成为一名雅典公民。在萨拉米斯海战前10年，希腊人曾在米太亚德领导下在马拉松获得过一次伟大的陆地战大捷，大败波斯人。马拉松大捷靠的是那些能买得起昂贵青铜装备的持矛士兵。然而，波斯人的装备是出了名的精良，他们拥有骑兵和弓箭手——波斯拥有广阔的平原，所以有能力训练出如此强大的军队。这样的军队，是不会畏惧希腊的地形优势的，尽管希腊四处是山谷。波斯军队完全有能力集结更多的兵力卷土重来。
泰米斯托克利建议希腊人应该利用波斯帝国与其盟国(其中包括腓尼基)在维持海军供给和通讯联络上遇到的困难。因此，他力主扩建雅典海军，当时雅典海军仅有70艘战船。而这项提议对民主也具有深远的意义。富人将不得不支付更高的税收。贫穷一些的选民，也就是民主的一贯主持者，将要充当三层划桨战舰的划手。因此，这项海军扩建提议也就意味着民主主义支持者的影响力将增加，其人数也还有可能增加。对于保守的有产阶级来说，在政治意义上，陆地战向来是更为安全的选择，因为步兵都是从那些更有钱的人中选拔的。公元前5世纪80年代的雅典，尽管取得了马拉松大捷，然而，却有陷入政治和社会冲突的危险。这时的雅典，被看做是希腊人的一个低谷时期。银矿的出现帮助雅典人解决了这次危机。这个银矿位于雅典的苏里昂(Sunium)，公元前483年，该银矿发现了一支富脉，于是，泰米斯托克利便说服雅典人将掘得的银子用于海军的扩建工程，因而，雅典人拥有了200艘三层划桨战舰。泰米斯托克利同时还联合了希腊城邦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包括斯巴达人的150艘战舰，组成了一支联合舰队。因为科林斯同盟和爱琴海诸邦都不愿意接受雅典人的领导，因此雅典人把舰队的最高指挥权让给了斯巴达统帅，但泰米斯托克利仍负责出谋划策。
联合舰队先是驶往了埃维厄岛北部——这是一次大胆的举动，因为，以往希腊人总是把战场安排在自己海岸线上。一场风暴令波斯人损失惨重，但是在随后的阿特密西昂(Artemisium’)战役中，双方并没有决出胜负，倒是落了个两败俱伤。8月19日希腊人在温泉关遭遇了一次灾难性的打击，温泉关是北部马其顿进入希腊的一个通道。在温泉关战役中，300名斯巴达人与700名底比斯人并肩作战，对抗20000波斯人，直至全部战死。波斯人闯过温泉关后，又先后攻占了阿提卡和雅典，并摧毁了雅典。因此，萨拉米斯海战算得上是雪耻之战。
萨拉米斯海战是平民陆军和海军的一次联合胜利，这次战役的胜利为希腊人的自信奠定了基础，尽管希腊人的许多独特的文化成就都是在萨拉米斯海战之前取得的。公元前776年，希腊人在奥林匹亚举办了有历史记载的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运动会集中体现了全体希腊人而不仅仅是运动员的竞技精神。公元前9世纪中期，荷马写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史诗，向希腊人展现了一个神的世界，所描绘的神充满了神秘感，时而发怒，时而又愿意接受祈福，时而猜疑妒忌，时而又亲切温和。因为土地贫瘠，希腊人在历史上很早就开始了海外殖民，公元前700年的时候，他们的殖民城邦已遍布地中海沿岸和意大利南部。公元前515年出生的巴门尼德(Parmenides)及其相关学派的哲学家们，是最早的形而上学者，巴门尼德发展了“尽管宇宙似乎在不断变化，但是它仍是固定、永恒的”的哲学思想。而在公元前500年，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则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世间万物莫不处在永恒运动之中。
萨拉米斯海战之后，希腊人在内心里更加深化了对“东方世界”的敌视，在他们看来，东方世界是衰败、奢侈、颓废，特别是不民主的象征。他们将自己能够打败强大得多、富裕得多的波斯帝国的原因归咎于得到了神的保佑。许多雅典人也认为，他们之所以能在精神和政治上拥有优势，民主制度的发展是关键。战后的雅典，辩论盛行，不仅发展了批判思想，哲学领域也展开了大讨论，开始审视物质与原子、法律与道德这样一些基本的思想，并探讨主观意识与客观事实的区别。在集会或市场，非正式的智力争辩开始流行，更为正式的智力争辩则发生在学校或体育馆中，以及雅典的集会上。身为民主主义反对论者的柏拉图，将雅典的这种辩论说成是获得真理的途径——辩证法。这时候的雅典，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社会，在这里，参加辩论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那些所谓的“白痴”，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就是一些退出城邦公共社会的人。希腊人引以为自豪的语言，是他们能够在公元前5世纪进行辩论，精确表达自己良好的区分能力和抽象思维的独特方式。
萨拉米斯海战后，希腊人并没有放弃对波斯人的警惕，还是保持着高度的危机感，这是雅典民族聪明才智的体现。这个时期，希罗多德创立了一门新的学科——历史，阐述希腊人与波斯人之间是如何且为何进行战争的。他批判性地提出了证据，并利用了希腊人对自己有别于“野蛮人”的迷恋。这一时期，雅典人还创造出了世界上其他民族所没有的，最与众不同的文学形式——悲剧。悲剧集合了哲学思考、宗教礼仪以及庄严的诗歌。当时具有影响力的悲剧作家有埃斯库罗斯、索福克里斯和欧里庇得斯，他们通过改写古代希腊神话创作悲剧。从他们剧作作品中的人物身上，希腊人获得了关于人神之间的关系和自由意志与必要性之间关系的思想。但是，他们的作品也反映出了希腊人悲剧的一面，在如此耀眼的序幕之后，却也无力开创一个可以影响他们文化深度的联合政治体系。各城邦之间冲突不断，充满邪恶，还实行了贝壳放逐法——将政治对手放逐，就连雅典也常常使用。泰米斯托克利就曾因进一步改革最高法院运动失败遭到放逐。最高法院，从前是统治雅典的贵族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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