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是作者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写的部分新闻作品。之所以把当年一篇新闻述评——《莫把“开头”当“过头”》放在开头，不仅因为它对作者后半生命运的改变起过关键性作用，更重要的是因为“开头”还是“过头”的争议，始终贯穿在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之中，而本人的新闻人生，也随着这个过程不断跌宕起伏。经常回顾这一大段崎岖曲折的道路，可以时时提醒自己要牢记今天的一切得来何等不易，而思何以宝之。

这部作品选收录了作者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写的部分新闻作品。这些文章贯穿了作者“始于五十”的真正的新闻生涯，属于作者盛年期的代表性新闻作品。重读这些篇章，读者不仅可以从中汲取新闻写作的灵感和养分，更能体味老一代新闻人将近六十年的人生感悟、中国社会三十年的沧桑变化。

作者简介

自序

《辽宁日报》时期

 分清主流与支流 莫把“开头”当“过头”

 【附文】 如果不是《人民日报》转载

 学写“鲜活”的评论

 “指挥不灵”，还是“指挥不当”？

 “折腾没了”的是什么？

 “方向”辩

 “回头路”辩

 单干辩

 说“变”

 闻鸡起舞——新春抒怀

 “退到哪里？”

 莫靠“看风”吃饭

 “私心”辩

 正确认识当代农民

 说“风”

 “大势”与“人心”

 “不三不四赚大钱”初探

 “好处”辩——评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中的另一种论调

 把原汁原味送给读者

 要知政策好，穷乡问父老——访老驸马大队第五队

 村头一席肺腑话——朝阳地区春耕见闻

 人活着就该干番事业——记王朋森的一席话

 “不是走回头路，是政策对了路”——老劳模胡玉玺谈联产计酬责任制

 老农炕头话政策

 “创”出来的新闻

 任仲夷谈我们提倡什么样的“富”

 广大农民热情歌颂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的新变化

 政策数这几年好 吃的数这几年饱

 人心数这几年顺 干劲数这几年高的报道

 “争食”与“捡漏”

 成柴、成材与成财

 上水石、珍珠岩、紫砂壶及其他

 废稿复活记

 县委书记与“花花田”(原题：《我们又会种地了》)

 出访散记

 岚山翠——访日散记

 “蜜蜂”的节奏——访日散记

 “这是我的职责”——访日散记”

 多瑙河畔话“倒流”——访匈散记

 温馨的丁香花——访匈散记

《经济日报》时期

十三大手记

 这意味着什么？

 用历史代价写成的八个大字

 从“开始”“相当”看实事求是路线

 让“出头鸟”高高兴兴飞起来

 候选人名单前的思索

 再没有什么可等待的了

 这九年，你是怎么走过来的？

 好·顺·难

十四大手记

 报到时刻一回眸

 二十次掌声

 路，只能这样走

 登楼感怀

 一丝不乱的银发

 有“理”走遍天下

 只待新雷第一声

 为了共和国的魅力

 历史关头一瞬间

“两会”漫笔

 勿忘黄土地

 究竟是谁卖馅饼

 掌声就是后盾

 黄胄促我看画展

 “国家有难处，我们能体谅！”

 “贵妃红”与教授心

 政协传来经济味儿

 堂堂溪水出前村

新闻杂俎

 从国务院做起从首都做起——五月二十七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侧记

 土到好处便是雅——谈旅游饭店建设中的一个观念问题

 如果回到五十年代……

 填表

 “刹车”辩

 宫保肉丁与价值取向

 碑树何处？

 献给读者一组专题报道——兼谈用辩证的观点认识形势

 秦怡风雪慰矿工

 不要在麻袋上绣花

 “思想保留”与“行动一致”

 变三M为一M

 唤起全民族的稳定意识

 莫忘了——白云深处有人家

 由丝绸之路想到陶瓷之路

 领导心中有职工 职工心中有企业

 空荡荡的仓库

 灯火阑珊处开放闯新路——四川自贡恐龙灯会实现“以文促贸”

 真正的“秘密武器”

 喜见萝卜入客房

 房干村前说扬弃

 莫叹为人作嫁衣

 正阳门上有所思

 假日能否读点《资本论》？

 扬短不如藏拙

 贵在谋篇与布局

 《中国日报》出了个好点子

 苏州人的性格变了

 居高识全局——评说“我们这里不热”

 放眼量风物——再评“我们这里不热”

 蒋山青秦淮碧

说东道西录

 谦抑与崇实

 芳名与恶名

 礼仪与感觉

 溢美与OK

 清汤与需要

 友情与世情

 难堪与难忘

《人民日报》时期

 带头写点短新闻

 过去统计“有” 现在统计“无”

 无需“千山万水” 自然“琳琅满目”

 九十高龄的沈鸿院士提出

 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发展

 一位外国专家谈中国印象

 看前十五年变化 知后十五年景象

 “银发”依旧一丝不乱——电话采访十五大代表任仲夷

 档案馆里话沧桑“

 “两高”报告中的动人情景：

 掌声落在两个26页

追求新闻中的文化味儿

 新《病梅馆记》

 难阻波涛滚滚流

 月夜泛舟塞纳河

 爱琴海凭眺

 星空下的漫话

 中国的声音

 一幅特殊地图

 “心灵的节日”

“两会”——新闻的富矿

 话说两个“难以想象”

 不负先驱意拳拳

 一年更比一年实

 “难点”与“亮点”

 “打的”赴会

 “共和国长子”的形象

 申纪兰寄语新一代

 中国人变得越发健康了

 殷切的期盼

 人大新闻是个“富矿”

 四十个“继续”

 “每于寒尽觉春生”

 来之何不易

 灯下信笔写时评

 大思路还需硬措施

 “老新闻”遇上新问题”

 绿色的诉说

 又想起了《女篮五号》

 实事要办到关键处

 戒“逸”

 防“渐”

 爱护伟大祖国的形象

 穆青的幸福

 想起了那件黑棉袄

 “春自天涯悄悄来”

 一个世纪后的回答

 咬定青山不轻松

 赞“回家问问孙子”

 “此事古难全”

 “大娘，您怕不怕？”

 找不回的感觉

 “五谷杂粮”与“维生素丸”——漫谈治学的博与精

 莫待“老天”来执法

 记者的路该怎么走

 何谓“有病”？

 《岳阳楼记》我心中的灯

 谋猷筹划 恂恂笃行

 “明早我上车站送你

 少一点“挨拶”

 一缕清风拂面来

 “到海得清无？”

 “当年你在哪里？”

 想想八十年前……

 “雏凤清于老凤声”

 最易往往是最难

 “旧闻”重读有新闻

 “小平同志，别来无恙”

 “小康生活要喝粥”断想

 试着说点新鲜话

 广阔背景下的理性思考——听爱泼斯坦生日答谢词有感”

 再闻钱老讲“艺术”

 少年应识愁滋味

 飞雪念“村官”

 三封书信话“村官”

 “要听懂草木的叹息”

换换“编者按”的面孔

 《太行七贤——记七位山民倾囊筑路的故事》编者按

 《“赵光腚”的后代，富了——访周立波<暴风骤雨)中写过的元宝村》编者按

 《我看改革十八年》征文的开篇话

 【附文】怎一个“富”字了得——从一条旧闻看观念变化

 《请听一位青年干部的肺腑之言 不能再这样挥霍公款吃喝了》编者按

 《兰考如今“吃”泡桐》编者按

 《省区市的“得意之笔”》的开栏话

 《新疆联合机械集团创销售新纪录》编辑点评

代后记：文化品质是媒体的灵魂——在《解放日报》第十届 “文化讲坛”上的讲话

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普遍实行，我国广大农村出现了合作化以来少见的喜人形势。农村形势好转得这么快，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了稳定的局面和蓬勃的生机，并且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

在这历史性的变化面前，社会上有着各种不同的反响和议论。广大人民为之欢欣鼓舞，喜形于色；但也有人依旧忧心忡忡，疑虑重重。他们认为，实行责任制以后，农民“收入多了，私心重了”，“物质上富了，精神上穷了”。有人甚至认为，我们今天实行的政策，过高估计了农民的觉悟，迎合了小生产者的自私心理。这些议论，集中到一点，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怎样认识当代农民？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我国农民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必要的回顾和分析。

旧中国的农民，身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其严重性和残酷性，为世界各民族中所少见。因此，他们痛恨剥削制度，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他们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中国的革命战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为了这场革命的胜利，几亿农民紧跟中国共产党，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没有广大农民的拥护和参加，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段历史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全国解放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广大农民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完成了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又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艰苦奋斗了二十多年。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他们多次遭到“左”的错误的干扰，吃了许多苦头，使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严重的挫伤，但是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从来没有动摇过，充分表现了在中国共产党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农民的无与伦比的高度觉悟。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左”倾错误逐步得到纠正，党的农村政策得到真正落实，广大农村出现了新的局面，蕴藏在农民中间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得到最充分的发挥，他们开始以真正主人翁的姿态，迈出了建设富裕的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步伐。适合当前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适应实现农业现代化需要的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特别是包干到户责任制，就是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我们党中央正是总结了广大农民创造的经验，找到了一条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的道路。今天，作为我党三大依靠力量之一的农民，正在我国的四化建设中显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做出越来越巨大的贡献。党的好政策正是由于农民的高觉悟，才得以在全国农村顺利地贯彻落实，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没有当代农民的觉悟和努力，就没有今天这样好的政治局面。这是有目共睹的基本事实。

有些同志至今还老用列宁关于“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这一论断，怀疑农民的觉悟和积极性，农村中不论出现什么问题，他们都归之于“小生产自发势力的抬头”。这种看法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不错，列宁确实作过这样的论断，但是这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指什么而言的呢？列宁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也就是六十多年前，针对当时的个体农民说这番话的，而绝不是指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的农民，更不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农民。我们必须看到，经过三十多年党的教育和合作化的实践，今天的集体农民已经和昨天的个体农民有了本质的不同，他们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以及思想意识，已经发生历史性的深刻变化。他们已经是社会主义合作制下的生产者，他们和社会主义的命运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的眼界已经大大开阔，他们的科学文化水平已经大为提高，经过正反两方面的实践，他们对党的感情越来越深厚，一代社会主义新型农民正在成长。如果说，在小农经济时代，农民是每日每时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那么今天的农民是每时每刻都在创造社会主义新生活、新事物，不断作出新贡献。在每年都把全部产品卖给国家的苏玉兰等许多先进农民身上，充分体现了这种时代的精神。我们党的各项农村政策，正是根据今日农民的现实状况制定的。研究和应用马列主义的任何原理，都不能离开它形成的特定历史条件。把列宁在二十年代对俄国个体农民的论断不加区别地用到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民身上，那不能不说脱离现实生活太远了，他们的认识几乎落后了整整半个多世纪！

有人认为，实行“两包”责任制会把农民引上“回头路”，甚至说什么“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这不仅是对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歪曲，也是对我们党、我们广大农民的莫大侮辱。领导农民从黑暗的旧社会解放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现在竟然要领导农民回到“解放前”，这难道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广大农民竟会是这样愚蠢吗！解放前的农民是什么样子？是饥寒交迫，是妻啼儿号，是卖儿卖女，是背井离乡！杨白劳的悲惨命运，赵光腚的揪心形象，广大农民记忆犹新，永世难忘。如果我们今天引导农民走的真是这样一条“回头路”，那么广大农民竟然如此欢天喜地，精神振奋，岂非咄咄怪事！世界上难道有这样受人民欢迎的“回头路”吗！至于说农民富了就会向往资本主义，这更是荒唐。在刮“共产风”、“割尾巴”那样艰难的日子里，农民尚且没有动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一心一意跟党走，今日有了好政策，过上了好日子，反而不要社会主义了，这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吗！归根到底，这种说法反映了“穷则变，富则修”的错误理论的影响，在一部分人的头脑里还没有完全肃清。

当然，我们对今天农民觉悟的估计必须实事求是。必须看到，社会意识有相对的独立性，一种意识不能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改变而马上完全消失。今天的农民，昨天还是小私有者，在一些人身上还残存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污染，还有某些落后的小生产者意识。夸大支流是不对的，否定支流的存在同样不是唯物主义者。正因为这样，我们必须在农村中广泛深入地传达、学习十二大精神，围绕农村政策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向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农民仍然是摆在各级党组织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我们的出发点必须放在对当代农民觉悟的正确估计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理解党的农村政策，才能正确贯彻党的农村政策，才能满腔热情地做好在广大农民中的工作，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不移地引导农民朝着建设富裕的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向前进。八亿农民的事情办好了，我们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会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这是肯定无疑的。P33-35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是我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写的部分新闻作品。之所以把当年一篇新闻述评——《莫把“开头”当“过头”》放在开头，不仅因为它对我后半生命运的改变起过关键性作用，更重要的是因为“开头”还是“过头”的争议，始终贯穿在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之中，而我本人的新闻人生，也随着这个过程不断跌宕起伏。经常回顾这一大段崎岖曲折的道路，可以时时提醒自己要牢记今天的一切得来何等不易，而思何以宝之。

了解我人生经历的朋友都知道，我的新闻生涯开始于1951年，夭折于1957年，复苏于1978年——正是共和国历史发生伟大转折的那一年。西方有句谚语：“生命始于四十”，而我真正的新闻生命，则是始于五十，按照中国的习惯说法，已届“知天命”之年。而从“知天命”到“逾古稀”，这三十年竟成了我新闻人生中的“盛产期”。凡是产生过一点社会影响的新闻作品，几乎都出在这段时间。如果没有划时代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邓小平同志力挽狂澜、拨乱反正，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的今天，更谈不上这些作品的产生和存在。

因此，我十分珍惜时代赐予的宝贵机遇。从重返新闻队伍那天起，一直没有停下过手中的笔。即使在“蓝笔”换成“红笔”之后，也不愿放过任何可能参与的采写活动，而且不择题材大小，不论文字长短，不怕贻笑大方，乐此不疲。动机很简单：既然改革开放的时代把“笔”还给了我，我就要不遗余力地用这枝笔为时代讴歌，为时代呐喊！

遗憾的是，岁月不居，时节如流。随着年龄的增长，角色的转换，思维的退化，我已经不可能再像年轻人那样去忘我拼搏，锐意创新，写出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了，而只能捡一点“边角余料”，为改革开放的阵势敲敲“边鼓”，助助声威。收入本书的作品，‘大抵属于这类应时之作，也就是我在自嘲诗中所写的“奉命文章甘画策”。作为一名已经步入晚年的新闻工作者，这样做并非单纯为了自娱，而是另有一点追求，即希望还能利用自己的一点余热，继续为中国的新闻改革和改进，做一点探索性的实验。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新闻改革势在必行。早在《辽宁日报》和《经济日报》工作时期，我就提出过“经济改革呼唤新闻改革”。但是新闻改革究竟从何改起？多年来众说纷纭。我一直认为，不要把新闻改革神秘化，不要把新闻改革的目标定得高不可攀、玄不可测。改革，就是应该根据中国的国情，脚踏实地，从一个个读者最不满意之处改起，从比较容易突破之处改起。就主流媒体而言，读者不满意的主要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生活，我们就可以从这一点一滴地改起，改得它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比如，新闻评论的改进一直是媒体的老大难，枯燥乏味，面目可憎，最不受读者欢迎。能不能把新闻评论改得让广大读者爱看一点？这就是新闻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其中有做不完的文章，而关键是要靠实践，靠探索，靠试验，不要好高骛远，不要只开“药方”不配药，只争论“提法”，不研究“做法”。就像鲁迅先生讽刺过的，有些空头文学家成天高唱“大众化”，如果有一天老百姓问他，先生，请你“化”一个给我看看，就把他给“将”住了(大意如此)。说句不自量力的话，我这三十年在“化”上花了一点精力，作了一点努力，无非是想用自己的实践证明，新闻改革是大有可为的，也是事在人为的。

不久前，我对几位正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新闻宣传工作的青年同志说，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认为这三十年是我国新闻工作的黄金时段。它的主要标志是舆论环境的宽容与稳定，没有出现过大的折腾，大的反复，而这就给新闻工作者提供了解放思想、施展才能的舞台。以我而言，建国以后的前三十年，写过的“检讨”数量远远超过写的新闻作品；而1978年以后的三十年，前后曾在四家新闻出版单位担任负责人，新闻作品少说也写了上百万字，却没有写过一份书面检讨。这不是因为我有多高水平，而是大气候大环境改变了，我们新闻工作者真正开始有了可以安心进行探索、创造的难逢机会。我们不抓紧，更待何时！

我一直记得，我国新闻界德高望重的前辈朱穆之同志，在二十多年前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在改革的过程中，不仅要向前看，也要向后看。好比坐着轮船在海上航行，旅客总是埋怨船走得太慢；只有经常回头看看，才会发现自己离原来的出发地已经很远，离目的地已经越来越近了。”穆之同志这番话，使我经常去思考一些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过去，我是抱定宗旨不出书的，因为觉得新闻作品是“易碎品”、“易朽品”，很少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可是在迎接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刻，我忽然改变了主意，终于应清华大学出版社之约，将一部分已经过时的“杂拌”拿出来结集出版，原因之一也是又想起了穆之同志的那番话，想为年长、年青的朋友提供一点“向后看”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标志物，从而更加坚定“向前看”的信心和勇气。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我谨以虔诚的心情，捧着这一束过时的野花，献给我们伟大的党，献给一切在我最艰难的时候给予过同情、关怀、支持和帮助的领导、同志、朋友和亲人。

主持人：范敬宜先生是值得我们尊敬的报业前辈，他也是古人所说的“三绝”式人物——诗、书、画样样精通。不过他自己却说，他不是画家，不是书法家，更不是诗人，只是一个“老新闻工作者”。那么，面对当下的媒体生态，这位从事新闻工作56年的老新闻工作者，有哪些心里话要说呢？让我们欢迎范敬宜先生演讲！(全场鼓掌)

非常感谢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的热情邀请，为我提供了一个和大家见面、交流的机会，也提供了一个和刘长乐、喻国明两位老师合作的机会。作为一个已经退役的“新闻老兵”，我感到很高兴，也很荣幸。

要改变“荷包鼓了，心灵却饥渴了”这种现状，

必须依靠文化的回归、文化的复位和复兴

我是喝着黄浦江水长大的，也是读着老《申报》、《新闻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成长起来的。56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季节，我和当时许许多多的同龄人一样，在魏巍的那篇《谁是最可爱的人》的鼓舞和激励下，在“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中，离开了上海，远赴祖国的东北。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乡音未改，乡情未了。我尤其对上海新闻界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因此，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在两年前一推出“文化讲坛”，就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好像在夏天的夜空里，突然发现多了一颗耀眼的星星。从此，我每期必读，而且逢人必夸。

今年5月18日，读了《第九届“文化讲坛”实录》之后，我非常兴奋，立刻给尹明华社长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向他表示感谢和祝贺，同时说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为中国的文化发展又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我和尹社长过去交往不多，通话也很少，为什么这次如此兴奋？除了参加“文化讲坛”的三位主讲人章含之、于丹、敬一丹的讲话确实非常精彩，更重要的是，这些演讲回答了让我长期以来感到困惑的问题：在市场经济大潮和西方价值观、新闻观的冲击下，在主流媒体不断遭到质疑的环境中，我们的主流媒体，特别是党报，还有没有生命力？还能不能办得更好一些？能不能更受欢迎一些，更有声有色，雅俗共赏，充分发挥它的舆论威力？它的前景是不是像有的同志估计的那样悲观？

“文化讲坛”用自己的实践和探索，从正面作出了回答，使我增强了信心，也给了我很多启发。启发之一，就是媒体的改革和创新必须从文化上来突破。“文化讲坛”在很短的时间内受到了各个阶层——上至中央领导，下至黎民百姓的赞许和欢迎，就是一个证明。

我想首先从身边发生的两件小事谈起：

第一件事是，《第九届“文化讲坛”实录》见报的当天，我正好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上课，我就在课堂上用两节课的时间给大家读了“解放周末”这四个版的内容，引起了同学们极大的兴趣，互相争着看。我说，你们必须得把报纸还给我，但到现在也没有还，我估计是回不来了。(全场笑)

几天后，我的助教给我开来了一张书目单，上面列了8篇中国古典名著篇目，说是同学们希望老师结合专业课程来讲一讲。我一看吃了一惊，这8篇是：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和“风骨”篇、陆机的《文赋》、王勃的《滕王阁序》、柳宗元的《封建论》、苏轼的《前后赤壁赋》、方苞的《狱中杂记》、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我问助教，同学们为什么对这些古文发生了兴趣？他说：看了“文化讲坛”的实录，大家都特别受触动，觉得相比之下自己的文化知识太贫乏了，文化积累太浅薄了。老师，您以前不是也说过，学新闻的如果只是整天吃“压缩饼干”，吃浓缩“维生素丸”，不吃五谷杂粮，不吃蔬菜鱼肉，就肯定会得贫血症。如果只是就新闻讲新闻，就新闻学新闻的话，成就必然有限。我听了很高兴，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第二件事情是，全国记协原党组书记徐心华同志退休后，联络了一批刚刚退下来的老新闻工作者，办了一个茶馆形式的新闻沙龙。前几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打算把新闻文化作为沙龙的重要内容，办一个像“文化讲坛”这样的论坛，想请我去讲三课。

这两件事情都不算大，但是以小观大，可以看到“文化讲坛”的影响力和冲击力。同时也反映了这样一种趋势：新闻的业界和学界正在开始出现一种对文化的渴望和追求，以前好像没有这么强烈。人们开始意识到，要想改变像刘长乐先生所概括的“我们的经济腾飞了，而文化却没有腾飞；荷包鼓了，而心灵却饥渴了”，(转向刘长乐)这是你说的话吧？(全场笑，刘长乐点头微笑)要改变这种状况，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依靠文化的回归、文化的复位和复兴。

实现这种转变，媒体的责任非常重大，而关键是要依靠它自身文化意识的提升。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从历史上看，每当经历了某种潮流的冲击，就会出现一段时间冷静的反思，并由反思产生另一种饥渴。

对目前出现的“文化热”，社会上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有的叫好、称赞，也有的说这是“虚热”。我想，即使有的地方是“虚热”，也总比“不热”要好。北方农民有句谚语：下雨就有露水。在农作物最干渴的时候，即使只有一点露水也是好的。

群众对新闻媒体有三个问题最不满意：“炒”“造”“搞”泛滥，工作作风漂浮，有些媒体宣传水准滑坡。

当前，人们都在指责媒体“浮躁”。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把“浮躁”当作一个筐，什么问题都往里面装，什么都归为“浮躁”。我觉得当前群众对新闻媒体最不满意的大概有这么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一些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炒”“造”“搞”。所谓“炒”就是炒作，“造”就是造假，“搞”就是恶搞。有的甚至超出了道德底线，触及了法律问题。

第二个是有些媒体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问题。比如说工作漂浮、不严肃、不深入、不负责任，甚至于玩忽职守，不但影响了媒体的威信，还给被报道的单位和个人造成伤害。

第三个是有些媒体宣传水准滑坡。报纸、广播、电视本来是办给大众的，要能被受众接受，它的作用才能实现。所以群众愿看、想听，是一个起码的标准。可是现在受众普遍反映是，报纸、广播、电视中让人想看的、愿看的、耐看的、爱看的精品力作并不多。打开越来越厚的报纸，可以一眼看到底，就是说不用停留多看，一眼就看完了。打开收音机、电视机，往往几秒钟就赶快转台。总而言之，就是有味道的、有看头的、有回味的东西太少。公信力的下降，是媒体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危机。

上述的前两个问题，都不属于“浮躁”的范畴，尤其是第一个问题要靠法律、法规、制度来解决。我主要想讲的是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媒体水准滑坡的问题。

究竟什么叫“浮躁”？我曾经翻过好几部辞典，包括《辞海》在内，解释几乎就是四个字：“轻率、急躁。”我觉得这回答不了我们今天的问题。所以，一个月前我在课堂上让同学们进行专题讨论，让他们给“浮躁”下一个定义。

后来他们下了好几个定义，有两条还成形一点，一条是“浮躁是指在社会转型期，由于过高、过早、过急、过多的欲望一时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一种社会心态和行为”。比如一个大学生还没毕业工作，就想着要有房子、有汽车、有多少收人，这种过早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产生一种浮躁的心理。还有一条是，“浮躁是指，在商业化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出现的急功近利的心理，但是又不愿意付出必要的代价”。这两个定义多少沾一点边，但我觉得还是不够全面。

在我们的新闻队伍中间，有些人是浮躁的，但大部分还是很踏实的，不像上面描述的那样。很多人学习很努力，工作很勤奋，作风也很严谨，但是他们苦于长期写不出受读者欢迎、影响重大的优质作品。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归到文化上面来。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刚才说的这两种人，一种是急功近利的，一种并不急功近利，但这两种类型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文化修养的短缺。前者反映在思想意识上，后者反映在表达能力、工作能力上。

最后归纳出一句话叫做，媒体的浮躁源于文化的缺失。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有点以偏概全，就姑妄言之吧。

“余束发”是谁，“范长江是小品演员”，

看到这些笑话，我感到悲哀

文化的缺失是怎么造成的？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长期以来，在对新闻与文化关系的认识上存在误区。新闻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而且是各种文化的交汇点。新闻人本身就应该是文化人，不论是被称为嘹望者，还是守望者，新闻工作者都应该是有社会责任感、有学问、有道德、有能力的文化人。

从近百年的中国新闻史来看，凡是杰出的新闻大家，几乎都是杰出的文化人。王韬、章太炎、梁启超、张季鸾，一直到毛泽东、瞿秋白、邹韬奋、恽逸群、胡乔木、乔冠华，等等，这些人既是杰出的政治家，又是学养丰厚、才华横溢的文化人，政治品质和文化修养在他们的身上和笔下都得到了完美的统一。他们的作品尽管时过境迁，但现在读起来仍然觉得有味道，有的甚至百读不厌。

记得吴冷西同志生前有一次告诉我，毛主席对他说，在报人中间，我其实最佩服的是张季鸾，因为他既有政治头脑，又有倚马可待的大手笔，又会串门子，他了解的情况最多。可是到了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左”的思潮泛滥，其中对我们新闻界影响最大的就是把政治和文化对立起来。只强调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而不强调新闻的文化属性；片面地强调政治家办报，而一概否定文化人办报，甚至于把既有政治头脑，又有丰厚文化修养的邓拓同志也当成“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的代表批了很久。到了“文革”中，这种排斥文化的思潮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拨乱反正”以后，政治的大气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许多领域对“左”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清理，但是在新闻领域里政治和文化关系问题的“拨乱反正”似乎相对滞后。比如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讨论新闻的专业职称评定工作的时候，还有人公开提出“新闻无学”，反对把新闻列入专业职称评定的范围。

改革开放之后，作为培养新闻人才源头的新闻院系引进了很多西方的新闻传播理论，但是很少听说有哪一家专门设立新闻与文化的课程。

在媒体，评价一位编辑、记者水平的时候，往往有这样的说法，“这个人文笔还可以”。这个“文笔还可以”，实际上是一种似褒实贬的说法，言外之意就是，这个人只会要点笔杆子，有点小聪明，政治上并不怎么样。这种情况到现在都还存在。

全国有那么多的新闻奖项，但似乎没有多少特别强调受奖者的文化修养。包括全国性的奖励在内，“业务能力”主要是指写作能力，并不强调综合文化素质。这从某种程度上给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某种导向，使他们以为从事新闻工作用不着多少文化修养、文化积累、文化底蕴，用不着读多少书，也用不着在新闻写作上下多少工夫，反正写什么只要按照某种模式，在网上“扒”一点，文件上抄一点，再加上点例子，穿靴戴帽一番，豪言壮语几句，就可以很顺利地通过，甚至博得“出手很快”的表扬。

所以，现在许多媒体的报道中经常可见令人生厌的文字。比如说评论，大家可以找找报纸、杂志看一看，会发现很多固定模式。比如写“落实科学发展观”，第一段就是，什么什么是什么什么的根本；第二段：什么什么是什么的关键；第三段：什么什么是它的前提；第四段：什么什么是它的基础。还有比如，要怎么样，就必须怎么样。凑对仗，搞排比。还有板着面孔的“必须强调”、“应当指出”、“毋庸置疑”等生硬的词汇。

现在社会上流传着许多由于缺少文化知识而造成的笑话。举个例子：“你的家父”、“他的乃父”，(全场大笑)“你什么时候到我府上来串串门？”自己家怎么能称作“府上”呢？(全场大笑)“乃父”不是指你的父亲，而是父亲的自称。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中说“尔其无忘乃父之志”，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这里的“乃父”、“乃翁”都是老人的自称。

还有一个文化人给我写信，一开头就说，“敬宜愚兄，你好”。(全场笑)有一位编辑要我给他编的书写一个序言，要求用文言文写。我的第一句话是：“余束发受书于太仓唐文治先生。”意思是我在很小的年龄，头发刚刚梳起来的时候，到唐文治先生那里受教。结果他看完了说很好，最后问，这个“余束发”是谁？(全场大笑)最近还有一个面对新闻专业学生的知识测验问，“范长江是谁？”有学生答：范长江是小品演员。(全场大笑)还不止一个学生这么写！

看到这些笑话，我感到很悲哀。我们应该反思这个问题了。

现在我们处理新闻不大讲究艺术，通病是：只知道旗帜鲜明，不知道委婉曲折；只知道理直气壮，不懂得刚柔相济。

提高文化修养，加厚文化底蕴，首先就是要读书，读好书，读古今中外的各种好书。多读书不仅能改变人的知识结构，还能改变人的内涵，改变人的风貌和精神世界。古人说过，士人三日不读书，则面目可憎，言语无味。

没有文化知识，不读书或者书读得少，不仅对新闻工作者来说是莫大的缺陷，就是对艺术家来说也是如此。大家都知道赫赫有名的上海大书法家沈尹默，他的书法在北大当讲师的时候就已经有点名气了，可当时北大校长看了他的字，有四个字的评价，叫“其俗在骨”，意思是他的字缺乏文化底蕴。这对他是很大的刺激，后来他就努力读书，逐渐形成了典雅的风格。

特别要强调的是，新闻工作者除了学习书本上的知识以外，还要懂一点艺术。艺术归根到底是处理矛盾的手段。音乐也好，绘画也好，都要求处理好强与弱、深与浅、浓与淡、快与慢、高于低、刚与柔、轻与重等的关系。

现在我们处理新闻不大讲究艺术，不大考虑新闻艺术处理的效果。通病就是：只知道旗帜鲜明，不知道委婉曲折；只知道理直气壮，不懂得刚柔相济；只知道大开大合，不知道以小胜大；只知道浓墨重彩写英雄，不知道轻描淡写也可以写英雄；只知道浓眉大眼是美，不懂得眉清目秀也是一种美；只知道响鼓重锤，不懂得点到为止；只知道大雨倾盆，不知道润物无声。

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对于文化艺术修养的重要性的认识，我们文化人往往不如一些科学家深刻。比如钱学森、李政道、杨振宁、周培源等老一辈科学家，都发表过一些对于文化、艺术与科学造诣关系的精辟观点。钱学森曾为此大声疾呼。记得1991年国家给他授勋的时候，他讲了一番话，大意是：我今天能够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获得这样一点成绩，应该归功于我的夫人蒋英。蒋英是一位女高音歌唱家，而且擅长花腔女高音。钱学森说，是她给了我诗情画意，使我懂得了人生，使我在科学研究道路上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和死心眼。去年春节的时候，温家宝总理去拜访他，他又重复了这些话。这几句话我一直牢记在心，因为他讲得太深刻了。  著名歌唱家李双江曾经对我说，现在歌手的学养太差。拼长相，拼嗓子，最后拼来拼去要拼的是文化。一个歌手有没有文化，一张口就能听出来。文化是潜移默化融会在血液当中、灵性当中的，是装也装不出来的。

遗憾的是，新闻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关系最密切的部分，似乎还没有多少人来表达这样一种感悟。可能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吧。好在现在的情况正在变化，特别是我们年轻的一代正在逐步走出怪圈。只要经过正确的引导，走对路，走正路，他们一定会跨越时空造成的文化断层。我对此并不悲观。

文化积累和农作物的成长是一样的道理，有一段“有效生长期”，过了这个有效生长期再给它浇多少水、施多少肥、用多少技术都已经无效了。

时间造成的文化断层也同样需要由时间来

弥补，不能用浮躁的方法来解决

2000年以来，我一直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书。有一位大学生曾经很诚恳地在信中对我说，希望学院能增加人文知识的教学。他说：“我再过两年就要毕业了，水木清华留在我们记忆里的，不应该只是郁郁葱葱的校园和古老优雅的建筑，而应该是王国维、陈寅恪等前辈那样又深又广的知识海洋和文化积淀。”

清代诗人龚自珍有两句诗：“虽然大器晚年成，卓荦全凭弱冠争。”文化积累和农作物的成长是一样的道理，有一段“有效生长期”，比如一个玉米要150天成熟，但关键的时候是在60天到80天，过了这个有效生长期，再给它浇多少水、施多少肥，用多少技术都已经无效了。

我常常说，我们年轻人的脑子像一张宣纸，滴一滴墨就会全部渗透吸收了。到了我这样的年龄，脑子就变成一张蜡纸，滴水不透了。(全场笑)从过目不忘，到转身就忘；从来日方长，到去日苦短，中间并没有明显的时间界限。所以，希望年轻同志们静下心来好好做点学问，把自己的文化功底打得牢牢的。

最后我写了几句“歪诗”：

生命之树长青，

文脉之源永恒。

文化品质是媒体的灵魂，

文化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你们一代的年轻人。

我虽然老了，

还想抖起精神和你们一起好好拼一拼！

这里第三句的著作权是属于刘长乐先生的——特此声明！(全场笑，鼓掌)

(《解放日报》2D07年7月20日第十八、十九版，原题为《媒体的浮躁在于缺少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