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科技出版社的《星星还是那颗星星——科学随想》是尹传红的专栏文章的结集，尹传红是在科普第一线长期战斗的年轻作家，“国内原创的科普不多，能够坚持写下去，并且写得有趣的作品更少，尹传红是一个难得的例外”。

本书共分六辑，选录了近年来传红在《科技日报》“科学随想”专栏和《北京晚报》“身边的科学”专栏等发表的80余篇科学随笔。

本书是“八面风文丛”之一。共分六辑，选录了近年来传红在《科技日报》“科学随想”专栏和《北京晚报》“身边的科学”专栏等发表的80余篇科学随笔。

相信读者能从书中“生命沉思”里，发现人体奥秘与生命科学的联系，从“科学探索”中，寻觅认识自然、拥抱世界的路径，从“思辨空间”中，用丰富的联想去链接“未来畅想”。

插图目录

序一 决意取得真经，便有路在脚下 卞毓麟

序二 从思辨中链接未来 李钢

第一辑 生命沉思

 换个活法

 “时间病”与“慢生活”

 令人生畏的牺牲

 最让人害怕的怪物

 现代人的精神家园

 “人类动物园”

 无法预见的灾害

 干细胞研究的政治经济学

 “规划”出来的悲剧

 纯粹的宿命论？

 都由基因来做主？

 病毒是打哪儿来的？

第二辑 世相观察

 他们是谁？

 “愚人”与“娱人”

 搞笑诺贝尔奖

 “小球”与“大球”

 文明的“进步主义”

 最无聊的一种比赛

 盗名背后的文章

 点点滴滴

 咱还可以相信谁？

 流言止于……

 懒得读书

 “小往大来”的交换

 化学的危机

 谁替咱们的嘴把关？

 “绿色能量”的能量

 找个理由乐和乐和

第三辑 科学探索

 倾听“大爆炸”的回响

 “石破天惊”再回首

 数学家的好光景

 由沙及树谈开去

 造个智能机器有多难？

 游走于科学与政治之间

 不确定的边界

 星星还是那颗星星

 难以忽视的真相

 气候变化中的“玄机”

 令人置疑的伟大

 一桩百年疑案的现代解读

 现代神话

 蒙娜丽莎的微笑

 科学传奇

第四辑 思辨空间

 那一片挥之不去的阴云

 捕鲸的“科学”理由

 边缘生存

 博弈

 刷新科举

 虚实之间

 开发科学的娱乐功能

 扭曲

 可以思辨的空间

 “伪”与“废”的思量

 在尴尬中等待

 “民科”的述说及其他

第五辑 人物轨迹

 爱因斯坦为啥招人喜爱

 院士的“科幻大餐”

 王选的选择

 由“萨根效应”说开去

 大科学家写小人书

 威尔逊与社会生物学的是非

 一个人的持久战

 大物理学家的开放性思考

 “科学顽童”的发现

 逻辑人生

 捉摸不定的心理学

 真实可爱的莱德曼

 文理哲武装起来的战士

 善于“经营”自己的德鲁克

 “乐在其中无处躲”

 谁的青春有他狂

第六辑 未来畅想

 未来从现在开始

 明天您还看不看报

 时间会证明一切

 这个“冬天”可别来

 建个扶梯直抵天穹

 一场想象中的灾难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杂种

 个人化的战争

 地球人并不孤独？

 宇宙飞船经济学

 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更大的惊奇等着我们呢

 进发，不仅仅是为了圆梦

 跨越，融人美好太空时代

后记

令人生畏的牺牲

洪荒时代的野蛮、血腥，不时地在这个所谓的文明时代重演，似乎已经不足为奇。

2007年4月16日，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死伤最为惨重的枪击案，韩国裔学生赵承熙在校园内枪杀32人后把自己也送上了绝路。就在这起滥杀无辜、震荡全球的恶性案件酿成之前的一周里，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先后发生两起自杀性袭击事件，包括“人肉炸弹”在内的近30条生命刹那间灰飞烟灭。

兴许这类惨案的发生近年来已然成为“常态”，人们多少有点儿见怪不怪了。校园枪击案与自杀性袭击事件虽说背景不同、动机有异，但其中有一个共同点显而易见，那就是拉无辜者垫背。弗大血案发生后，一个名叫汤姆·莫塞的美国人(1999年他15岁的儿子死于一次校园恶性枪击案)在声讨中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非常愤怒，我憎恨那种自杀的做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在他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时，要夺去别人的生命？”

关于自杀，多年来我一直记得有一个谐趣而又不乏悲情的说法：这是对一个暂时性困难的永久性解决。自杀现象古往今来在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平均约有1％的死亡是自杀所致。但自杀者拉上了垫背的，事情就要复杂一些了。如果说，赵承熙的恶行是暴力文化土壤下萌生出来的“恶之花”，是其性格、环境方面的因素使然，那么，那些“视死如归”“以身试弹”的自杀性袭击者又是什么东西“孕育”出来的呢？

对于某些自我毁灭的行为，进化论多少能够做出一点合理的解释。而学者们在讨论利他主义倾向，研究行为科学、进化理论与互惠的起源时，也不能不涉及这样一个问题：进化的人性会为爱和正义留有空间吗？

有一种理论认为，自我了断的冲动也许表达了一种为让亲人活下来而自我牺牲的本能：要么是因为这些亲人会从自己的死亡中得到拯救，要么是因为这些亲人会从他们“省”下来的资源中得到很大的益处。这种行为的基因存活是会得到强化并且遗传下去的。

按照美国人类学家斯科特·阿特兰的分析，自然选择可能是自杀性袭击者得以滋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认为，自然选择使人显示出不同的性情和欲望，这些性情和欲望在遗传过程中对环境具有适应性。比如，亲人间的无私相助就是通过自然选择进化而来的。

在生物学领域里，这种所谓的“利他主义”有一个非常确切的含义，即单个生物体的行为，降低了该生物体自身的再生适应能力，但增进了至少一个相同种类(同种)的其他成员的再生适应能力，也就是影响了一个个体基因出现在下一代基因库里的相对频率的能力。

人们已经观察到，许多种类的动物都具有为其同类而自我牺牲的利他主义行为。例如，当觉察到人类的闯入时，某一个“鲸家庭”当中两个最强壮的个体，会把全部的危险担在自己的身上，为的是让其他弱小的成员能够逃离险境，继续活下去。

甚至，某些阿米巴变形虫也具有这种献身精神，尽管它们并不知道“高贵”为何物。当食物匮乏时，生活在腐殖土中的单细胞的阿米巴变形虫就会改变独居的生活方式，转而寻求集体合作：它们互相黏结在一起，形成一种状如菇类的被称作“孢子果”的聚合体，等待时机，让风儿把它们带到食物丰富的地方。为使“胜利大逃亡”得以实施，就需要一些变形虫主动聚集起来充当孢子果的“脚”。十分悲壮的是，这些充当“脚”的变形虫自己最终将由于无法离开其所在的贫瘠区而死亡。

然而，在所有的动物中，也许只有人类才会发明“人肉炸弹”，以自身的消亡换得与敌人及无辜者的同归于尽，这实在是把生存斗争发展到了极致。  作为一种出其不意、让人防不胜防的战术武器，自杀性恐怖袭击的发生常常基于以下原因：一是忠诚于某种意识形态的人发现自己处于绝对弱势，不可能在公平较量中取胜；二是他们所抱持的信仰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他们特殊的死亡观，“修炼”出了一种令人生畏的牺牲精神。如果有机会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会把它当作一种“杀身成仁”式的荣耀，而不会感到什么忧虑、惧怕。

在我看来，这些人大抵可以说是一种“走火入魔”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出于自由意志并被其赋予某种意义的所谓“积极的”死亡，而且相信这是他们改变世界的唯一途径：“你为他人牺牲，他人就会为你实现梦想。”

自杀性恐怖活动以生命为武器，“视死如归”，其行为本身就充满悲剧和恐怖效应，因此可以说，它是所有恐怖活动中最极端、最具心理冲击力的一种方式：从手段上讲，不考虑后路的自杀性恐怖袭击往往出其不意，让人束手无策、防不胜防；从效果上看，自杀性恐怖活动具有强大的社会震撼力，更能引起世人对恐怖分子的关注、理解和同情——这正是他们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P9-11

谁看见过风？

我没有见过，你也没有。

可是每当树叶飘摇，

风就在穿过。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八面风文丛”旨在融会社、史、哲，贯通科、艺、人，它有别于“哲人石丛书”：不是狭义地激扬科技创新精神，而是广义地建设大科学文化；不是单纯引进域外名著，而是并蓄兼收国人力作；不是分立地以科普名著、科技名家传记、科学思潮三个系列为支撑，而是整体上藉科学社会学、科学史学、科学哲学三门学科为架构。凡纳入“八面风文丛”者，或题材厚重见长，或笔法轻灵取胜，不拘一格，但求耐看，非慕风行，唯念风致。倘能有助于科学、艺术、人文三种文化的沟通，常识的深化与知性的提升，无论文图，皆可汇就“八面风文丛”。风自八面来，际会风云处。

没有人能告诉我，

没有人知道，

风从何处来，

风往何处去。

风清扬

2001年8月

京城大雪纷飞的当口，我坐在窗前，静静地看着那映入眼帘的一切，思绪，却飘得很远、很远。

2007年春，我在《幻想：探索未知世界的奇妙旅程》一书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一句题献：“谨以此书献给引导我走进科学世界并改变了我人生道路的两位著名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叶永烈。”

现在，我的这本新书，则呈献给自己亲爱的父母，感谢他们将我带来这个世界，教我认识这个世界，任我思索这个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此书正是我认识和思索这个世界所获得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在敲打出上面这些文字的同时，过往许多温馨、愉悦的场景，不禁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令我激情难抑、感念不已。

时光倒转30年，定格在整个国家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科学的春天”刚刚来到之时。南方小城柳州，某厂一个月薪只有38元的工程师，居然肯花差不多整月的工资，为他的孩子全年订阅《现代化》《少年科学》《我们爱科学》《知识就是力量》等科普和文艺类杂志。曾有一段时间，每天一吃过晚饭，他就拿上一张唱片，领着一双儿女，到有电唱机的邻居家放听学英语。他，就是我的父亲尹远源。

不止于此。除了每天早上带我打篮球、跑步锻炼，强身健体，父亲还督促、指导我背诗词、习书法、学拉二胡和小提琴。只可惜我在这几个方面(均是父亲颇为拿手的“项目”)都不成器，“朽木不可雕也”。

我深深地感激父亲，不只是因为他对我的倾情付出所蕴涵的爱心与责任心，更由于他的远见和睿智，为我的成长和发展夯实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我的今天，使我能够愉快、自如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包括创作这本文集里的篇章。阿西莫夫曾在回忆他父亲的一篇文章里写到：

他不让我阅读他出售给别人的那些杂志，因为他觉得它们会扰乱我的思想——然而，他让我阅读科学幻想杂志，因为他尊重“科学”这个词，并且觉得它们将会诱导我成为一名科学家——他是对的。

他没有钱给我买我想要的东西，而我也知道这一点。不过，当我忍不住想要拥有与“学习”有关的事物时，他都会设法提供……我15岁那年，他设法凑齐资金为我买了一台旧打字机，这正是我当时想要的。如果我当时向他要的是辆脚踏车，恐怕还不如跟他要月亮。我在18岁时写了篇短篇故事，并向杂志投稿。父亲甚至在还不确定稿子是否能被录用时，就已主动筹钱为我买了一部新的打字机。他这种信任的举动，让我难以置信。

过了很久之后，我开始相当稳健地推出一本又一本的书，每出一本，我也必定要给父亲一本。有一次，他在读了我写的一本比较难懂的科普读物后，终于向我提出一个问题——显然，他长久以来一直对此感到困惑不解。

“艾萨克，”他迟疑地说，“你究竟是从哪里学到这些东西的？”

“从你那儿，爸爸。”我说。

“我？”他很惊讶，“我对这些内容可一窍不通。”

“爸爸，”我说道，“你教我重视学习，这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都只是枝微末节。”

几年前，我曾特意将以上文字打出给父亲看。一切尽在不言中。

然而，我从未跟他提起过，当年在我眼中稍显严厉的父亲，让我难以忘怀的一个温情形象，竟然是在婉拒我要钱买书时的表情。那也是他唯一一次没有满足我旺盛的买书欲望。记得，有一天放学后，在父亲工作单位的篮球场上，我张口向他要5元钱买一本数学习题集。他当时明显迟疑了一下，又以明显不同于平时说话口吻的态度说道：“唔，这个月家里的钱有点紧，过段时间再讲吧。”看起来倒像是他做错了什么事，不太好意思面对似的。  母亲金蕴珊则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助推我奋进。我还很小的时候，她就给我“灌输”男儿要自强、志当存高远之类的思想。迄今我记忆犹新的是在一天中午，挨着家里厨房的那一道墙坐着，她一边择菜一边跟我聊天，说了这样一句话：“这里的天地太小。你一定要努力学习，以后到北京上大学去，能到北京工作更好！”2005年，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见本书《文理哲武装起来的战士》一文)：

置身于这样一个特别让人感怀的“旧地”，我不由地回想起20多年前第一次接触到高士其作品时的情形：那天中午母亲下班回家，一边从自行车上把菜取下来，一边对我喊道：“给你买了一本书，高士其写的，《你们知道我是谁》。”

那年我11岁。《你们知道我是谁》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为高士其新出的一部科学诗和科学小品集，书名就是其中一首科学诗的题目。

近来我常跟朋友们谈到自己的一种矛盾心态：不从“天地太小”的地方出来，事业上恐怕难有大的发展，但念及血浓于水的亲情和乡情，我这个传统观念极重的人，又非常后悔大学毕业后做出了远离父母的选择……当一个人回首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时，能够触动心灵的记忆，往往不是他有过怎样的生活，而是那时的生活中有过怎样的希望。父母就是带给我希望的人。我为自己拥有这样的父母而感到欣慰、自豪。

但我也从不讳言，自己年少时曾经走过一段下坡路，一度让父母非常焦虑、失望——恰恰是在我挚爱的奶奶离去以后留下感情真空之时。我念过3个中学，而且一年之内曾经两次转学。这一切都由母亲张罗操办，颇有“孟母三迁”的意味。

非常幸运的是，在那些“危险”的岁月里，当我独自在无聊、苦闷和迷茫中徘徊的时候，有缘“结识”了阿西莫夫，我的人生由此便有了一种亮色。我在一篇文章中记录了第一次读到阿西莫夫作品时的感受：

当天吃过晚饭后，我一口气读完了这本引人人胜的小册子，心里是一种亮堂的感觉。该书第一章“称重游戏”，讲的是原子量概念的形成和测定，却一点也不显得枯燥，贯穿其间的是一条科学的思想方法的主线；第二章“缓慢的燃烧”，则以轻松、调侃的笔调，讲述了氢、氧的发现和燃烧的本质，还评论了几位科学家的品德和人格……这本小书成了我的化学启蒙读物，它向我昭示：科学发现的历程尽管充满艰辛，但也不乏乐趣。喜欢上它，是我真正热爱学习并学会思考的开始。

尽管“缘”字已经用得太滥太俗，但我还是要试着做个假设：如果那一年(1983年)我母亲没提出让我到桂林姨家过年，如果我的姨父没带回一本载有介绍阿西莫夫文章的杂志(《知识就是力量》)，如果不是碰巧于次日由姨带我上街时看到并买下《阿西莫夫论化学》一书，往后我跟阿西莫夫的第一次“照面”很可能就会显得非常平淡，他这个人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就不会打下很深的烙印。

2003年2月，我回柳州过年时，带了两套《人生舞台——阿西莫夫自传》(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分别送给我姨、姨父和我父母，我在扉页上分别写道——

送给尊敬的蕴华姨、正亮姨父：感谢您20年前给我提供机会在桂林结缘于阿西莫夫，改变了我的命运和前途。

送给尊敬的爸爸妈妈：少年时代结缘于阿西莫夫，既是儿子的幸运，也使您施教省心。

许多朋友都知道，多少年来，我一直是阿西莫夫的一个诚挚的崇拜者。我在写作方面，从阿西莫夫那里借鉴了不少有益的东西；甚至还受他影响，越来越喜欢科学随笔了。创作科学随笔一方面很对我日常的阅读兴趣和胃口(在科学、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都好涉猎)，一方面也跟我的工作内容、状态和时间安排相匹配。同时，我也很有兴致从科学、人文的视角去审视和考量一些社会、科学事件，乃至人物与人生。

特别感谢我的老领导李钢先生给我提供了并热情为本书作序这样的机会。他的胸襟和雅量，他的赏识和鼓励，他的点拨和希冀，令我深深的感恩、感激、感佩。他是能让我常常回想起并回味“人生有幸遇良师”这句话的“良师”之一。

我在为《科技日报》“科学随想”所写的“开栏的话”中，表达了这样一些想法：

作为一名热爱生活、关心科学的新闻工作者，我要求自己在服务于这个专栏之时，能够以科学的眼光和理性的思维，以及宽容和多元的理念，来审视和考量纷纭的现实，前瞻后顾，理智地观察、分析和评判事物。

我也希望自己笔下的文字，能够尽可能地多一些人文的色彩、思想的内涵：既有时新的、前沿的知识点和看点，又有富于思辨及启迪意义的见解和观点。它不奢求面面俱到，但希望有一个独特的视角；它可能给不出答案，但希望有助于思路的拓宽；它未必是绝对正确，但希望能留下思考的空间。

真正做好不容易。在将近2年的时间里，我坚持每周一篇，写了86篇“科学随想”，直到“经济特刊”因报社机构调整而停刊为止(2007年5月27日登出最后一篇)。今年春，我又应《北京晚报》之邀，开设“身边的科学”专栏(也是每周一篇)，踏上了新的征途。

这些以随笔形式写就的专栏文章涉及诸多方面的话题，它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促使我从科学与人文的角度思考了许多问题，并有意识地探索了一种通俗化、趣味性的表达方式。

首先，作为报纸专栏文章，字数受到限制，尽管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规范，但对作者的文字功力提出了挑战。很惭愧，我一直还未能做到游刃有余、挥洒自如，因而常常也留下遗憾。

在具体操作中我有时候会“投机”一下——只是选取话题的一个角度或侧面展开“随想”；而“科学随想”这个栏题本身，在设置时便考虑过其归栏文章不是要谈很庄重、很严谨的话题。我设想，写一个领域的话题就等于进行一个方面的学习，能写(说)得“到位”，乃至具有一定的思想高度，应该成为专栏作者追求的一个目标，甚至是标准。

有一次，我的一位高水平的同事、“朝胜观察”专栏当家人左朝胜来坐，我向他谈起自己的一些困惑，他道：“科学随想”这个栏题甚好，还提醒我不必采取大而全或面面俱到的写法——从某一个侧面“随想”一下也不错。

其实，在写了10篇专栏文章以后，我原先那种诚惶诚恐的感觉就已经淡多了，而且也不怎么发愁选题了。伤脑筋的是表达方式和思想的提炼。这也是当下许多科普文章所欠缺或做得不够因而也不太吸引人的原因。

50多年前，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当今哲学的任务》中写道：哲学思想若想在当今世界发挥作用，就必须让大多数人读得懂……他们也是共同求知者，是共同思考者和共同作为者……因此，使用尽可能通晓易懂而又不失其思想深度的方式表达重要的思想，对于使所有人都能参与思考世界和人生是非常必要的。

我想，对科学也当作如是观。我很希望可以像美国作家、哲学家安·兰德那样，“能够对看似稀松平常而且枯燥无味的小事进行深刻剖析，并从中得出发人深省的启示。”我也很佩服她“不是以日报记者的眼光看待新闻，而是以历史学家的视角，用跨越世纪的普遍真理来诠释这个世界”。

“科学随想”专栏文章刊出以来，陆陆续续获得一些反馈，不乏热情的褒扬和鼓励。尤为令我感动的是在南方工作的一位老科技工作者、我至今还未曾谋面的前辈朋友陶维正先生。2005年秋，他和夫人偶然读到《一个人的持久战》以后打来电话，表示肯定和欣赏，随后又数次写来电邮，对“科学随想”专栏的写作定位和方向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维正先生希望我“向‘科学文化评论’方面发展，将来成为这一领域的大学问家”。他还提出，评论家的手笔，应有客观独到的立论、超凡脱俗的视角、透彻精辟的分析、清新优雅的文风。

我的岳父刘黔骏，在“科学随想”刊出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仔细阅读并专门为我留下了每一期剪报。我常常在创作过程中向他请教遣词用句，或者共同探讨更为清晰的表达方式。有一次他对我说道：“科学我不懂，你这篇东西有点意思，我看明白了。”他还曾多次提示我说：“你的这些专栏文章写得不错，应该想办法出个集子。”令我非常痛心的是，就在看到本书二校样两天之后，岳父突发心脏病撒手离去。真遗憾，我还没来得及听一听他对本书的意见，他也没能见到他的提议真正化成了书。

我的“良师”卞毓麟先生作为本书多篇文章的第一读者，曾在我的创作过程中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建议，并热情地为本书作序，对此深表谢忱。感谢叶永烈、刘华杰、范春萍、詹琰、王绯、田松、李新、郭耕等诸位师友为本书提供指导性意见及部分图片。

此书得以出版，我当特别感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翁经义先生和王世平女士的赏识与认可，感谢责任编辑刘丽曼对文稿做了精细的加工，并且容忍我一拖再拖。最后，向本书各篇文章所关涉的诸位编辑表示感谢，他们是：王月菊、李峥嵘、杨虚杰、嵇立平、陈治光、刘俊、麻晓东、钟华、袁江、苏青、王洪波、田廷彦、陈萌、江道辉。

尹传红

2009年11月12日于北京快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