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让这些孩子们有书读!”
中秋节前一个周末的黄昏,在Virginia乡间的一幢房子里,乔隆庆、吕克群以其深切的人文关怀,带着对时代的审视与反省,娓娓地向我讲述了这项计划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她说其家祖籍江苏,而她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重庆。尽管在异邦求学、工作、成家立业数十个寒暑,但始终割舍不断巴山蜀水、天低吴楚的故国情怀。留美核能专家吕克群博士不仅是她志同道合的人生伴侣,而且也有避难蜀中的相似童年。除了在公开场合,他们总是用儿时说惯了的四川话传递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民族情感。
是吕克群先生从改作资料室的餐厅中取出了一张来自大洋彼岸的照片,上面显示一群充满好奇心,且又展露出青春笑靥的男娃女娃们。他们那满身的尘土和污垢,以及虽然洋溢着聪灵之气,却抹不去一丝丝的迷惘,教我总有一种历史尘封的感觉。
这些黄皮肤、黑头发的孩子们都是我的同胞,他们应当成为21世纪中华民族的栋梁。但他们如果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就有可能变成中国现代化的包袱。孔子讲“有教无类”,这些无辜又无助的孩子不能失去受教育的权利。只有普及教育,才能使他们摆脱愚昧,才能使他们从贫困的阴影中真正解脱出来。他们才能活得更有尊严。
凝视着那一张张似欲倾诉心声的笑脸,耳边响起一个教育家对当代社会问题的深刻反思及对未来的展望,我感到心里沉甸甸的。乔博士接着说:“教育不仅赋予人知识技能,而且熔铸爱人、爱己、无坚不摧的道德品位。知识就是力量,只要重视教育,不让它变形发展,这个国家就绝对有前途、有希望。世界上哪个国家的发展不是同教育息息相关的?近百年来,社会改革,民族振兴,有多少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而面向21世纪的今天,实现现代化首先要普及教育,人人凭一份爱心,献一份资助,都可以做新世纪的仁人志士。”她还指出:“根据中国人口普查资料,现在中国有文盲、半文盲高达35%,少数民族地区甚至达80%。全国小学77万所,70万所在农村,农村人口又占人口总数的80%以上。实现政治体制改革、加速经济发展、普及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所有这一切首先必须从农村做起。”
“认养乡村学校图书室”这个陌生的词汇,正是在乔博士的人文关怀,民族情感,以及语言的创造性运用中,悄悄地走向中国社会的。
乔博士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父乔一凡,著名的中国文化史学者,其以儒家正宗自期,世人谓之“堂堂正正之中国学人,大义凛然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大丈夫之气概”。学门出身的乔博士,幼承庭训,耳濡目染,爱国、爱民、民族安危的忧患意识和教育救国的理想,时时潜移默化,早已作为一种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积淀在她的心灵深处。虽然她自幼就随父离乡背井、负笈求学于海外,巴山蜀水只是她梦里的惦念,但家学的熏陶,中华文化的系念,使她终究不能忘却大洋彼岸那块生育她的热土。还是在25年前,在她取得教育心理学、图书管理学硕士学位之后于纽约PS23小学任双语教师时,常常想,如果中国像她历史上一样走在世界的前列,像当今的美国一样富强,中国人就无需到美国做餐馆、进车衣厂讨生活,他们的子女也就不会受种种屈辱。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她那无法割舍的民族情感终于在现实生活中进发出来。为了给她的中国学生争取平等的权利,更为了民族的尊严,她在纽约市组织了华人家长会,从基础教育这个方面使之成为华人活动的中心。1972年,她又发起、组织了第一个庆祝中国新年的活动,“黄河之水处处肥”,以这样的主题介绍中国文化,维系留美华人的民族情感。
1979年,正是那无法割舍的民族情感的召唤,吕、乔夫妇在阔别三十余年之后,第一次回到祖国的鱼米之乡湖南省。是寻根?还是对梦境的向往?他们谁也说不清楚。但是当他们亲眼看见和他们一样有着黄皮肤、黑头发的父老乡亲还在烈日下辛勤耕作,一些乡村的幼童则因他们的父辈的贫穷而离开了原本简陋的学堂,将要沦为文盲的时候,她的心真正为之颤抖了。当他们再进一步听说,那些曾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乡村任教的中、小学教师,由于长期拿不到赖以生存的工薪而不得不放弃教鞭的时候,再也禁不住的泪水夺眶而出。他们怎么也难以把“鱼米之乡”同眼前的现实联系在一起。但他们总算弄清了一个事实:中国教育经费的短缺,既意味着无数仁人志士为之献身的中华民族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贫穷,又意味着由此而产生的文盲、半文盲是无力承担建设中国新世纪历史使命的。
多么残酷而又令人怵目惊心的事实!乔博士在同我谈起这段往事时,仍然心有余悸,眼里又闪现出莹莹的泪光,很有一些不堪回首的样子。她说,当时她的心似乎撕裂般的疼痛,在流血,也在哭泣。事实上,她也真的一次次流下含在眼眶中的热泪。是哀其不幸?还是怒其不争?她说不清楚。面对如此残酷的事实,她很可能油然而生半个世纪前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心境。
是贫穷导致教育的落后,还是教育落后铸就了贫穷?这原本就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玄学问题,而在一个教育家的眼里,看到的显然是教育一人才一国家这样的逻辑:贫穷、落后从来就是愚昧的孪生兄弟,在中国,不普及农村教育,中华民族就永远不能真正地富裕起来,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落后的地位。乔博士说:“只有注重教育才有好国民,有了好国民就有好国家。”
从陌生而又熟悉的祖国返回繁华的华盛顿特区,无论是在飞机上,还是在难得的工余时间,她的脑子里总是晃动着家乡的阴影。她人虽然回来了,心似乎还留在了地球的那一面。每当她从汽车的车窗看到流逛街头的Homeless(无家可归者——编者),或是想到美国一个小学生每年要花销4000美元学杂费的时候,她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她的中国之行。美国这些流落街头的人虽然无家可归,却不乏衣食;而与美国儿童相比,如何能让所有的中国乡村的儿童都有书读,有学上,显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她反复思考,20世纪国际上的竞争,是科学技术的竞争,从根本上说是知识的竞争、人才的竞争,也就是教育的竞争。中国经济的落后,说到底还是同教育直接相关的,21世纪尤其如此。个人如果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将难以在社会上立足;国家若无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国民,尤其难与世界强国争雄。于是,乔博士脑子里的阴影消散了,并且牢固地确立起这样一种观念:“一定要让这些孩子们有书读!”P4-8
呈现诸君面前的是不同于我的所有著作、偏于感性的两部随笔的文集。无以名之,姑且以《指月》、《揽月》塞责。
自从追随张岂之先生和诸前辈步入学术圣殿,迄今也二十余年了。抚今追昔,顿然记起白居易的诗句:“春生何处暗周游,海角天涯便始休。”然而思维好像停留在过去,皮囊却改变了颜色。昨天还是风华正茂的中青年学者,转瞬之间便经历了天(干)地(支)的旋转,被学生称为“可爱的老人”了,原本平静的心也难免升起“人生苦短”的感喟。这二十多年,虽然不足地支的两个轮回,但是那风风雨雨,斗转星移,把如梭的日月似乎都织在生命每一页的字里行间。那里有对纯真童年、艰难岁月的追忆,也有对柔弱却又充满憧憬的生命的反思;有对社会、人生的心心相印,也有对自然、历史独立不羁的理解和坚持不懈的追求。
那里曾经是金戈铁马的古城,但留在脑海里的只是雁塔夕照,渭城朝雨,霸陵伤别。
南海的苍茫,虽然如琼楼玉宇,仅记得苏子瞻自我调侃的“平生功业”。
更有麓山眺望,湘江北去,拎一壶山泉,披着的霞光把层林尽染。
这里是烟波浩渺的东湖,虽不曾淡妆浓抹,却是风物相宜;花繁叶茂、丹桂飘香的珞珈山,让我的脚步感受到的是信心和坚实。
还有波托马克河西岸阿灵顿上空绚丽的彩虹,弥漫在盖斯底堡四周简短却又传之久远的林肯的演说,北美洛基山上的小镇Jasper车站东张西望的麋鹿和古老的图腾,川流不息、熙熙攘攘的东京地铁,富士山下雨中的禅寺,奈良灯光下半开的樱花,以及一见如故、致全力于中韩文化交流、在首尔译介拙著的韩国朋友……所有这一切都如川逝水,也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一一那是我终极追求的见证,也是我通向终极漫长而又曲折坎坷的道路。这是一个听着时间的韵律,在时间的列车上,奢望与时间同步,唯恐落后而匆匆赶路的过客。或许正因为如此,才取名《指月》、《揽月》。
像诸多前辈一样,我视学术为生命,终极关怀始终是学术的追求,或者说目的,通向终极的道路虽然不是目的,但是没有这样的道路,或者说没有方法,也就不能逼近终极的真实。治学离开方法,势必无能为役,否则也就真的是不翼而飞、不胫而走了。毫无疑问,《指月》、《揽月》取意于“因指望月”的典故和月印万川的寓意,既表明目的和方法的辩证关系,也包含了中国哲学“即体即用”的理性思维。这是其一。另外,月,也有岁月之意,自然含有阴晴圆缺之意。如此,在光阴路上步履艰难,却百折不回的过客,固然会披着朝霞,沐浴着阳光,徜徉在辉煌的荣耀之中,但更多的是在清冷的、寂寞的月光下的探索。那是不敢留住客栈,常常在夜色中赶路的行者。
我也像许多人一样,不断地追问,生命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人的一生到底应当怎样度过?这些都是非常实在的问题,却又是无尽繁难艰涩的理论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或深或浅的理解。无可讳言,生命作为一种存在,一种运动,其表现就是不可逆的持续性,简单地说就是时间。人的生命的长度,即年龄,本质上是时间运动的速度和生命运动的速度之间的差距造成的。从理论上讲,一旦消除生命运动与时间运动的差距,生命就可以像时间一样永恒而青春常在。这在古往今来的小说和科幻作品中屡见不鲜,所谓天上一日,人间十年。换个角度说,时间以匀速运动去而不返,人的生命运动则各不相同。表面上看,生命的长短,只是时间的持续,事实上,它还取决于个体运动的速度,个体运动速度越高,与时间运动的差距越小,生命便得以扩张或者说延长。故佛说世为迁流,间乃方位;出世,并非脱离人生,脱离社会,而是超越生命运动的有限,亲近时间,与时间同步,甚至超越时间,那就达到了“无生”的涅槊之境,即通常说的“常”与不朽。简单地说,生命的存续,取决于生命运动,人的实际年龄,更在于贡献之多寡。或许正因为如此,历代仁人志士、往圣先贤,都无怨无悔地和时问竞走,把一般人喝咖啡的时间用于工作。如此精神熏陶,让我总有一种时不我与的紧迫,特别是因为某些原因被时间抛在后面,这种紧迫感就会呼唤我不停地前行。我不仅没有品尝“咖啡”的雅兴,而且作为仅有的锻炼一一散步,也沉浸在思索。因为我相信,有限的生命会因此得以更新与增长,希望在那里真正做到“观壶中日月,无色无空无今古;品纸上春秋,立人立我立天地”。《指月》、《揽月》就是以这样的理念、这样的方法,记述那逝水的过去,祈盼大潮的澎湃奔来。
然而,这种明显基于某种忧患意识的进取精神,只是我思想的一个侧面,它深深地烙记着儒家“有为”的圣王人格的追求。其实,在我的思想深处,常常听到另一种声音的警示:日慈,日俭,日不敢为天下先;看破,放下,自在!于是,生活上一切从简,箪食瓢饮,安之若素;与人无适无莫,不争不党,学术上的焦虑也就变得些许平静。因此,无论是作为学生、学者、师长,还是同事、朋友、亲人,皆能律己:立身以正,待人也恭,处事亦敬,虽然还不能尽如人意,却获得来自各方面的激赏,尤其令我心存感激。如此太多的回报,更使我诚惶诚恐。“本无家可出,原无路可走,若有路可走,还是家门口。”这一偈式箴言,可以说是我的生存态度和生存状态的心理写照,虽然有点伤感,却也是对自身的脆弱和大千世界的偶然,而选择的“达意”和洒脱。
或许正因为如此,许多朋友,甚至是学生,常常对我的前途表示担忧。他们认为我只是一个智者,或者说思想者,而不是大彻大悟的圣之时者。我不只默许,而且公开首肯,因为我明白,还有太多的事,我看不透,看不深,更看不远;有太多的事,即便是拿得起,常常放不下。因为看不透,所以难以择抉,自在和洒脱也就与我无缘了。尤其在为人处事方面,虽然容不得背叛,容不得污秽,但我还是力求超然。与人为善、以德报怨、以直报怨是我待人接物的信条,忍辱和退让是我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更由于平日深居简出,不擅交游,多少还是让人感到孤傲,而留下了些是非,因此常怀自责。如此纠缠,何谈彻悟?近讲《红楼梦》对禅的诠释,有诗日“谈禅非禅色常在,人性佛性空难酬”,也可以说是我的素描,是我的幸与不幸。
因缘聚散,《指月》、《揽月》经过几年的辗转,带着墨香,也带着生活的清新与苦涩,离开了湘江,在大河此岸问世。它收集的只是部分散作,大体上还可差强人意,毕竟还是“与佛借坐,坐观江海浮日月;有僧供笔,笔写春秋惊鱼龙”思想的缩影,所以不揣鄙陋,期望与所有认识的不认识的、相知的不相知的人结缘。
此两部书得以出版,首先仰仗于挚友马小泉社长、张云鹏总编辑和薛建立编辑。拙著《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的修订版、简体本也是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并于2007年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和首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图书。他们虽然比我年轻,又是我的朋友,但知遇之情不吐不快。古人云:“钟期既遇,奏流水亦何惭?”此时此境,此心如是。
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的是陶德麟老师、张效房老师对我的帮助以及对这两部书的肯定。他们是德高望重的学者、医生,虽然我与他们无“趋庭鲤对”之名,他们于我却有“传道授业”之实。陶老师身负重任,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泰斗;张主任89岁,寿望期颐,是中外闻名的眼科权威,除了科研、教学工作外,至今还承担临床医疗工作。他们不辞辛劳,宽以接下,不嫌鄙陋,于应接不暇的繁忙中阅稿赐序,奖掖后进,“换将新绿百千重”。事实上正是依于像他们一样的前辈的宽容,才有了我的今天。“出焰凤鸟赖相知”,一直是我对前辈给予我的知遇、关爱、扶持,终生不能忘怀的感戴之情的由衷之言。对此,除了扬鞭奋进,实在无以为报。
尤其要感谢湖南师大出版社刘苏华编辑为拙著付出的辛劳,虽然我们的合作失之交臂,但我们因此结缘的情谊,将永远镌刻在麓山之巅、橘子洲头。
“一指因得云间月,心斋空荦无盈亏。”这是云间的月、江河湖海中的月,也是我心中的月。佛说心量广大,芥子须弥;庄言虚者心斋,心一境性,只要虚怀若谷,心地磊落,万事万物也就圆融无碍,而无阴晴圆缺之别了。
(麻天祥记于2009年5月端午前后少林百日峰会讲学途中)
异域见闻
谁是上帝——美国科学技术协会“认养乡村学校图书室”纪实
莫道海外无知己 谈佛天涯若比邻——写在《境外谈佛》前面的话
在水一方
旅美(含加拿大)日记
书后余说
几天前,麻天祥教授以他的《指月——麻天祥随笔初集》、《揽月——麻天祥随笔二集》见示,并嘱作序。我马上想到孔夫子的话:“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阚如也。”我虽治哲学有年,但于佛学涉猎极少,所知极浅,实在不敢信口开河,对麻天祥教授的著作妄加评骘。然而翻开书稿,我立即被吸引到了字里行间,不由自主地读下去了。读到大约一半的时候,我蓦然改变了念头,因为我发现这是两部在天祥君多种佛学专著之外的特殊著作,是不谙佛学的外行也能大致读懂的,也许这两部著作的特色正在于此。我是众多的外行之一,读了也确实深受启发。既然如此,也就不妨以读者的身份谈一点感受,谈错了也无妨。于是我也就不揣浅陋,欣然从命了。
我与天祥君相识不久。他来武大任教后,我们专业不同,一段时间里并无交往。一年多前由于偶然的机缘,他把他的几部主要著作送给了我。他的艰苦经历和宏富学识使我对这位比我年轻17岁的学者钦佩有加,认为他是一位才、学、识具备的不可多得的学者,是一位淡泊名利、特立独行、矢志为学、卓然有成的精神劳作者。他幼年家境清寒,又遇上人所共知的艰难岁月,并无优越的学习条件。然而他以罕见的颖悟和超常的勤奋在龆龀之年就“卓荦观群书”,开始受中外典籍的熏陶,打下了扎实的根基。他在从医20年之后毅然转治文史,以中国学术思想史和佛学研究为主攻方向,在张岂之等前辈学人的指导下迅速升堂人室,进而著作迭出,成就斐然,其来有自,绝非偶然。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宗教有一系列深刻的论述,至今仍是我们应当遵循的。但也无可讳言,过去我们对这些论述的理解和运用确有某些简单化、片面化的弊病。表现之一,就是脱离了社会的、历史的、认识论的分析,把宗教归结为或等同于迷信和胡说:对宗教的社会作用和宗教与人生的关系也只从消极方面理解。这至少不能解释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现代世界上大多数人还信仰宗教的事实,也不能解释许多涵养极高、成就卓著的科学家也信仰宗教的事实。然而要如实地解释宗教现象,树立对宗教问题的合理态度,特别是从宗教思想中发掘积极的成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为构建我国和谐社会服务,为提高人的素质服务,绝非易事。天祥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对佛教提出了许多深刻的独到之见。例如他在这两部著作中着重落墨的对佛教与人生的看法,对佛教的中国化和中国化的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的看法,对佛教与教育的关系的看法,对佛教与科学的关系的看法,对佛教以出世的精神做人世的事业的看法等等,都是很富有启迪意义的。在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市场经济不但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积极作用,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提升也有积极作用,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不可否认。我们并不以阴暗的眼光看待市场经济,哀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但是,市场经济也确有消极作用。在消极作用的影响下,所谓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难免成为许多人实际奉行的为人准则,这种准则甚至在具体知识并不欠缺的人群中也颇有市场。物欲横流、金钱至上、道德失范之风腐蚀着人们的心灵,败坏着人的素质,引发着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有些人已经不由自主地丧失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成了贪欲的奴隶,情趣庸鄙,境界低下,堂庑扁窄,以致真假不分、善恶颠倒、美丑错位而懵然不觉,“穷得只剩下钱了”。这不仅直接妨碍了和谐社会的建构,也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宗旨。在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同时,如不高度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遏制这一精神荒漠化的趋势,而听其蔓延滋长,前景是十分可怕的。我们今天大力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是为了疗救这一弊端,防止可怕后果的出现。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当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这不仅不排斥一切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上积淀起来的优秀思想成果,而且必须充分吸收和利用这些成果,在中国尤其必须吸收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土壤、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在当代条件下给予熔铸和诠释,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机成分。这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相抵触,而且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题中应有之义。天祥君这两部著作以看似不经意之笔,实际上为这件扶正祛邪、固本培元的大事做了增砖添瓦的工作,其深远意义自不待言。
天祥君对佛教的理论阐发,见于他的诸多专著之中。这两部著作只是随笔。然而随笔也自有独特的功能。纵横恣肆、挥洒自如、娓娓而谈、情趣盎然的风韵,也必定会增添深思的魅力,使更广大的读者神游于字里行间,浸渍涵濡,受到润物无声的启示,于会心的微笑中净化自己的灵魂,提升人生的境界。我相信这两部著作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谨预为之贺。
陶德麟
2009年5月21日
于珞珈山麓
专治中国哲学与中国学术史的天祥君博士对佛教的理论阐发,见于他的诸多专著之中。这部《揽月——麻天祥随笔二集》著作只是随笔。然而随笔也自有独特的功能。纵横恣肆、挥洒自如、娓娓而谈、情趣盎然的风韵,也必定会增添深思的魅力,使更广大的读者神游于字里行间,浸渍涵濡,受到润物无声的启示,于会心的微笑中净化自己的灵魂,提升人生的境界。
呈现诸君面前的《揽月——麻天祥随笔二集》,是不同于作者麻天祥博士的所有著作、偏于感性的随笔的文集。是作者“与佛借坐,坐观江海浮日月;有僧供笔,笔写春秋惊鱼龙”思想的缩影,纵横恣肆、挥洒自如、娓娓而谈,具有情趣盎然的风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