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国庠，著名的学者和革命家。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曾执教于北京大学等校。参加发起组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曾任左翼刊物《中国文化》主编。1935年被捕，1936年西安事变后出狱。此后主要研究中国思想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和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他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研究问题重视资料的占有、考证。本书顺着杜国庠的生命轨迹，从早年教育、留学经历、地下活动、学术争鸣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文教工作等方面，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他的道德风范和学术贡献。

杜国庠，广东澄海人，著名的学者和革命家。除了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之外，他在思想史研究领域亦卓有贡献。本书顺着杜国庠的生命轨迹，从早年教育、留学经历、地下活动、学术争鸣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文教工作等方面，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他的道德风范和学术贡献。适合关心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与革命史的人士阅读。

引言

第一章 学生时代

　一、私塾生活

　二、负笈东洋

　三、河上肇的影响

第二章 任教的日子

　一、北大讲师

　二、澄中校长

　三、向职业革命家转变

第三章 革命文学

　一、从“太阳社”到“左联”

　二、文艺大众化问题

　三、盟主还是招牌?

第四章 高墙内外

　一、狱中生活

　二、抗战前线

　三、不是后方的后方

第五章 诸子学的探索

　一、《墨辩》的考察

　二、论《公孙龙子》

　三、荀子和他的《成相篇》

　四、系统化的尝试

第六章 批判新儒家

　一、政治化的解读

　二、“接着讲”与“照着讲”

　三、理学的终结

　四、“新理学”的内在矛盾

　五、道统之争

第七章 思想通史的编纂

　一、写作缘起

　二、分工问题

　三、再版建议

第八章 新的挑战

　一、走上前台

　二、学者本色

　三、未竟之志

结语

大事年表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由于修读的专业是经济学，杜国庠在北大供职的部门是法科。他最初主讲“政党论”，以后又开设过“社会政策和工业政策”、“行政法”等课程。与此同时，杜国庠也在北大之外的一些学校如北京政法专门学校、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平民大学等兼些课程。这在当时，是一种很流行、恐怕也是迫不得已的做法。一方面，教师的薪水有限，另一方面，即便这些有限的薪水也无法按时发放。北洋政府教育投入的不足，时常导致教师们罢课索薪。杜国庠本人就有过带领学生到教育部长彭允彝家中索薪的经历。

也许是因为教务繁忙的缘故，杜国庠在北京期间发表的学术作品并不多。见诸报端的主要有三篇：《我的新银团观》、《社会主义与中国经济现状分析》和《列宁与第三国际》。最后一篇是为了纪念列宁逝世而作，可以撇开不论，倒是前两篇，涉及的都是当时学术思想界普遍关注的问题。由这两篇文章，可以大体了解杜国庠此时的思想动向。

《我的新银团观》发表于1919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7卷第1期上，主要讨论中国政府借贷的两种不同形式之利弊，属于一个比较具体的“经济”问题。

所谓银团，是指西方列强为了协调对中国政府的借贷而成立的银行团。开始只有英法德美四国。1912年日俄加入，变成六国。1913年美国退出，剩余的五国即所谓“旧银团”。

到了1919年5月，巴黎和会召开期间，美国出于利益均沾原则，提出改组旧银团，核心在于让渡旧银团时各国所获得的借款优先权。这一提议得到了英法的支持，但却遭到日本的反对。日本附加的条件之一是“满、蒙除外”。

在新银团的提议尚未正式落实之前，中国国内已经展开热烈的讨论。人们关心的是，这种改变对中国而言，是利还是害？《新青年》杂志组织了一个专栏，请相关专家发表意见。杜国庠的这篇文章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写成的。

在一个积弱积贫的国家里，讨论向人借贷问题，极易引起民族主义的情绪。为了避免引起枝蔓，杜国庠在文章的一开头就提出了三点，作为讨论的前提：一是新银团之成立与否，主要看列强利益分配的结果，与中国赞成与否无关：二是眼下的中国不能不借款；三是短期看中国经济上的信用，必不能达到无抵押的自由借款地位。因此，凡言借款，必承受经济上弱者之不利地位。

在这些前提下，再来看新银团之利弊，实际上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已。杜国庠本人支持新银团比旧银团较有利于中国，主要的理由是，旧银团的“自由竞争”并不会导致中国方面的利益最大化，因为自由竞争的前提是借贷双方地位上的平等，当时的中国政府是不足以言此的。结果，表面上的自由竞争，成就的却是一个个“势力范围”。新银团把各国的借款优先权合并在一起，虽然未必能打破势力范围的划分，但至少可以阻碍其进行的趋势。

在文章的末尾，杜国庠这样写道：“吾人今日之急务，不在求得借款；而在借款之后，用途之计划，有系统的研究：款项之支付，有确实之监督耳。不然者借款之条件虽廉，而借得之金钱付诸浪费，是徒增国民之负担，低国家之信用而已。”

抛开留学时期写的几篇介绍文字不计，《我的新银团观》可以算作是杜国庠所写的第一篇正式文章。这篇文章讨论的问题虽然比较具体，也没有后来大部分文字的那种明显的“革命性”和“战斗性”，但却有两个特点非常值得注意：一是讨论的问题与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二是作者的叙述清晰而有理致。这两点基本上贯穿于杜国庠以后的所有作品之中。

第二篇文章《社会主义与中国经济现状分析》，是杜国庠与李春涛合作完成的。该文刊登在1924年1月出版的《孤军》第2卷第2期。相对于前一篇，这篇文章讨论的问题更重大，引起的反响也更强一些。

《孤军》杂志创刊于1922年9月，地点在上海。撰稿者主要是曾经或正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其中，京都帝国大学出身的占了一大部分，他们很多都是河上肇的弟子。该杂志从第2卷第1期开辟《经济政策讨论》专栏，探讨中国经济的社会现状以及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行性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当时社会主义论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之所以与李春涛共同撰写，一方面，李也是留日学生；另一方面，李和杜国庠，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生活上，都有着非常特殊的关系。

李春涛生于1897年，小杜国庠8岁。他既是杜国庠的同乡，也是杜的师弟。他们共同的老师就是吴贯因。

吴贯因1906年留学日本，1912年回国，在北洋政府中任职。杜国庠去北京大学任教时，吴贯因正在内务部任参事兼编译处长。因为吴贯因的缘故，杜国库同时也在编译处兼任编译之职，并且一直住在自己的老师家中。

李春涛是吴贯因好友李秀升之子，中学毕业后尊父命拜吴贯因为师，成了杜国庠名副其实的师弟。李春涛曾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过学，在那里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回国后，李春涛先在家乡中学任职，后来又到北京谋职，同样住到了吴贯因的家中。有一段时间，他和杜国庠共住在一个房间里。

由于共同的信仰、共同的师承，杜国庠和李春涛关系非常要好，这大概也是他们能够合作撰文的主要原因。1923年暑假，他俩一起从吴贯因家中搬出，和另外几位潮籍青年，租住在地安门慈慧殿南月牙胡同13号的一座四合院里。他们给自己居住的这所房子取名为“赭庐”。从此，“赭庐”成了潮籍人士经常聚会的场所，直到1925年。这一年的春天，杜国庠和李春涛先后离开北京，回到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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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广东文化大省的发展目标，体现了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广东未来发展的战略思维和远见卓识。人类文明的发展，有赖于先进文化的引领和支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省是否强大，不仅取决于经济实力，而且取决于文化实力。文化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一个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为民族复兴、祖国统一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文化发展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基本途径。经济发展之后，如果没有文化发展做后盾，不仅不会持久，而且难免滑向邪路，甚至导致社会的畸变。因而，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发展成为经济大省，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是非常正确、非常及时的。

建设文化大省任务艰巨，因为这项社会系统工程具有丰富的外延与内涵。建设文化大省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继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把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作为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深厚根基。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她之所以能在世界上屹立五千年，历经各种磨难，饱尝难以想象的艰辛，战胜惊涛骇浪，创造了光辉灿烂、绚丽多彩的中华文明，就是因为我们有着优秀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生生不息兴旺发达的巨大精神力量，是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内涵。因此，在建设文化大省中，我们要有博大的胸怀、开放的视野、远大的目光，充分发掘、继承和弘扬我们伟大的民族所创造的优秀文化遗产。

广东地处南疆，北负五岭，南临大海，史称岭南。岭南并非“南蛮”，她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岭南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它与中华大地上的其他地域文化，如齐鲁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等，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绚丽画卷。在中华文化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有岭南人树起的丰碑，如惠能开创的中国禅宗、陈献章开启的明代心学、康有为和梁启超引领的近代维新思潮、孙中山开拓的走向民主共和的历史道路，等等。岭南文化在其历史发展长河中，逐渐形成的兼收并蓄、勇于开拓、大胆革新、求真务实的鲜明特色，哺育着一代又一代奋发进取的岭南人。

在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岭南文化中，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决定选取广东历史文化名人作为研究介绍的对象，共同组织策划编写《广东历史文化名人丛书》。这里所说的“历史文化名人”，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领域或学科，曾经取得卓越的业绩，或其思想具有重大影响，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具有相当高知名度的杰出人物。历史发展客观必然性的存在，并不否定个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文化归根结底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因为物质生产是文化乃至整个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同时，在岭南文化的形成和演进过程中，知识分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众多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和政治家的创造性活动，促进了岭南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我们研究宣传这些杰出的代表性人物，是为先进文化展示一种典范，使我们的人民尤其是青少年认识先辈如何开拓历史，如何创造光辉灿烂的中华优秀文化，从而更加激发爱国爱乡的热情，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努力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我们初步选定数十位历史人物作为“丛书”的传主，分期分批组织撰写和出版。我们编写这套丛书，坚持实事求是、批判继承的原则，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坚持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原则。既讲求科学性和学术性，做到言必有据，并反映最新研究成果；又努力面向社会，面向大众，面向市场，用通俗生动的文字和精美的图片资料反映传主的生平与思想。如上原则是“丛书”的共性，而“丛书”中的每本著作所特有的立意、结构、行文，则体现了作者们的独创性劳动，这是每本书的个性。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展示广东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提升广东的文化品位，培养广东人的文化素质，为建设文化大省尽绵薄之力。

因为做学位论文的关系，以前也曾阅读过杜国庠的一些子学文章。不过，那毕竟是许多年前的事了。所以，当李锦全老师推荐我承担这本小册子的写作任务时，心中仍然很是惶恐。一则对杜国庠的生平活动了解有限，二则平素对唯物史观派的研究亦缺乏深入的体会。但李师以为，我的文字浅显直白，比较适合写这种通俗性的作品，再加上研究的领域与杜国庠最显工力之处，也有些接近，所以还是可以尝试一下。在这种劝说下。我终于鼓足勇气，找来杜国库的文集及相关著作，从头阅起。

摆在读者面前的，就是此次阅读经历的一点收获。就个人而言，通过此次阅读，对杜国庠的道德文章的确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但心中的惶恐却并未有丝毫的减轻：一则杜国库的生平是如此复杂，有太多的环节需要补充；一则对唯物史观派的研究依然缺乏深入的体会。自我安慰的借口是，引玉必须抛砖。没有扔出去的砖头，何来价值连城的宝玉？认真的人却说，宝玉之所以为宝玉，是因为它的稀少，砖头之所以为砖头，是因为它太多了，如果扔出去的每一块残砖烂瓦都能引来价值连城的宝玉，那宝玉还叫宝玉吗？我无语以对。

稿成之后，承蒙李师阅读一过，订正许多错误。看到打印稿上标示出的错别字，我又一次无语以对。丛书编委黄明同教授也曾审读拙稿，提出过很好的修改建议。这里一并谢谢他们。

限于丛书的体例，对写作这本小册子有贡献的著作不能出注说明，这是很让人不安的事儿，好在参考书目中列出了大部分的书名。有一篇文章必须在这里提及，它为追寻杜国庠的生平提供了基本的线索。这篇文章就是由熊泽初等先生编写的《杜国庠》小传。

张永义

200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