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敬文出生在广东海丰县一个有着浓厚民俗文化底蕴的海滨小镇。从少年时代参加全国性的歌谣征集运动，开展民间文化研究，一直到晚年倡导并创立“中国民俗学派”的理论体系，钟敬文的一生始终与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和学科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海内外学界同仁公认的中国民俗学奠基人之一。

本书以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语言，向读者展示一代学术大家毕生致力民俗学研究的学术旅程，同时也希望通过探寻钟敬文的思想世界，挖掘其饱含民族情怀和学术价值的闪光智慧，弘扬先贤的人文精神和高贵品格。

在20世纪上半叶被视为“眼光向下的革命”或“民间文学运动”的学术潮流中，中国的民俗学科应运而生。从少年时代参加全国性的歌谣征集运动、开展民间文化研究，一直到晚年倡导并创立“中国民俗学派”的理论体系，钟敬文的一生始终与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和学科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海内外公认的中国民俗学奠基人之一。本书将钟敬文个人的学术道路和学术思想的发展，置于近现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大的历史背景下考察，将中国民俗学科曲折的发展历程与时代和社会变迁勾连起来，有助于读者从较大的学术史脉络理解、把握钟敬文的思想历程，也有助于读者增进对近代中国文化、教育和学术历史的了解。

引言

第一章 海丰才子五四启蒙

 一、恰同学少年

 二、五四的启蒙

 三、与《歌谣》周刊结缘

第二章 民俗运动南国生根

 一、从岭大到中大

 二、中山大学的民俗学天地

 三、《吴歌乙集》风波

第三章 执教杭州志存高远

 一、把民间文学搬上讲堂

 二、中国民俗学会的创办和活动

 三、制作中国民间故事类型

第四章 赴日深造研习新知

 一、东京留学经历

 二、民间文艺学蓝图

第五章 民族危难壮心不改

 一、“以笔为枪，投身抗战”

 二、重返中大讲堂

 三、流亡香江，与时俱进

第六章 火红年代破浪前进

 一、为建设人民文艺而努力

 二、曲折中破浪前进

第七章 民俗学派薪火相传

 一、为民间文学引航

 二、领导中国民俗学会

 三、构建中国民俗学派

 四、“愿做培花的泥土”

结语

大事年表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在1918年到1925年间，以北京大学教授刘复(1891－193,4)、周作人(1885－1967)、顾颉刚(1893－1980)等为首的一批五四知识分子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征集、研究民间歌谣的民俗学运动，他们在《歌谣·发刊词》中宣称：“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在的中国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同时提出要“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将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因此，从传统学术观点看，这份小刊物不免有点离经叛道性质，那些原本不登“大雅之堂”的民歌、童谣、俗语如今竟然被郑重其事地加以征集和研究，唤起了广大知识分子对那些原来被忽视乃至蔑视的民族民众文化的新认识和新情感，在知识文化界轰动一时。许多省市的报纸、期刊纷纷效仿，搜集、刊载当地的民间歌谣及其他口传文学作品，一些大都市书店或地方教育机关也刊行了这方面的专集，相关文章和译述著作不断在期刊上出现。《歌谣》周刊是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的会刊，创刊于1922年12月24日，是一种16开、每期只有8个页码的小刊物。周刊的前身是几年前《北京大学日刊》的《歌谣选》专栏，由于后来在内容和篇幅上都有所扩大，《歌谣》周刊从第1号至第24号仍附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行，之后才独立发行。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在《歌谣》周刊创刊后的那几年里，形成了一股巨大汹涌的民间文学浪潮，在我国现代文化史和学艺思潮史上写下精彩一章。

远在海丰城镇的钟敬文开始频繁地向《歌谣》周刊投稿。1924年4月16日，《歌谣》周刊收到他寄来的六则海丰歌谣，同年4月20日又收到他收集的《恋歌集》一册共二十七首海丰山歌。8月份，钟敬文又寄去两册海丰歌谣杂谈。在1924年短短数月里，钟敬文一下子就收集到数百首歌谣，以实际行动支持这份周刊的发展，很快就被正式吸收为北京“歌谣研究会”的通讯会员，成为圈子里一名十分活跃的民间文艺爱好者。

对于这一时期向《歌谣》周刊投寄的资料和文章，钟敬文曾谦逊地回忆说：“这些文章现在看来是一些小学生的习作。但是，不要忘记，它是我少年时期对这门学术倾注着满腔热情写出来的，它也是我此后数十年这方面学术活动早期的‘星星之火’。”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些资料和文章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大类，一是“搜集、记录的歌谣等民间文学资料”，二是“谈论歌谣、方言等随笔与小品”，三是“关于歌谣、故事及民俗的通信与论讨”等。

钟敬文搜集的第一类资料，除了上述六则歌谣与《恋歌集》外，还有潮州书坊刻本《老丑歌》、《戒烟歌》等粤东唱本和一些谜语。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种，当数《恋歌集》，辑录的是广东东江一带客家人的情歌，一般通称为“客家山歌”。虽然这些客家山歌如今已成为海内外民俗学家普遍关注的研究对象，但在20世纪20年代，它们的价值却鲜为人知。从这一点说，钟敬文不仅作为一名研究者的身份去记录、考察它，同时也是作为一名艺术读者去欣赏、品味它。当时钟敬文曾在本子上题了两句诗：“恋歌一卷亲收拾，要与风诗补粤音。”可见他对乡土艺术的热爱和学术抱负。之后，钟敬文又陆续将搜集到的一大批民间传说故事和民歌分别印成了《民间趣事》(北新书局1926年版)、《客音情歌集》(北新书局1927年版，此书于1991年3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时改名为《客家情歌》)等公开出版，在保存和发掘广东民俗材料方面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至于第二、三类的文章，一部分是钟敬文根据自己搜集的歌谣和古典文献材料写成的评论，一部分则是对《歌谣》周刊发表的论文进行回应。这些文章都带有一定的研究性质，尽管他只是谦逊地称之为“通信与论讨”而已。

受到当时新兴的民俗学研究潮流影响，钟敬文从讨论歌谣的第一篇文章——《读(粤东笔记)》开始，就十分有意识地结合古典文献和实地调查所得的材料进行综合分析。他是把歌谣当作考察民众文化思想的一种重要材料来使用的。例如在1924年12月14日发表的《潮州婚姻的俗诗》一文中，钟敬文指出，这些歌谣“虽然大部分的思想是陈腐得不堪，可是在民俗研究上，不但不嫌弃这个，而且可说是极需要。这些俗诗，我固不敢断他是该处通用的仪式歌——因为我觉得他的词句大半有些过于斯文了——但所歌咏的，是潮人结婚时仪式和公同对于结婚所具的思想，这是无有疑义的——我曾向潮人亲口考问过来——那末，她于我们就觉得很有用处了。”在另一篇同样讨论婚俗的《海丰人表现于歌谣中之婚姻观》(1924年12月28日)一文中，钟敬文也力图结合民问歌谣和历史文献材料来考察普通老百姓的婚姻观念。他十分重视实地调查，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在《歌谣》周刊的影响下，他不仅自己“像疯子一样”在家乡搜求民歌、谚语和故事，处处留心，同时也善于通过各种朋友关系四处收集有用的材料。例如他在1926年3月15日所写的一篇《惠阳■仔山苗民的调查》(后来整理发表于1927年12月6日《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6期)中用到的大部分材料，就是一个黄姓朋友提供的。这篇文章从“牵仔山地址及苗民人数、苗民生活、苗民身体及性情、苗民风俗文化及其它”四个方面展开，具体内容虽然不够科学。但试图以当时社会学人类学的调查格式组织文章则是无疑的。钟敬文急于将这些宝贵的调查材料奉献给学界，他在文末写道：“这篇小文，大部分的材料，是一个姓黄的朋友供给我的。他曾亲到过那里一回，又常和到那里去的习熟。所以知道得颇详细，虽然他自己谦说这些材料，恐或有靠不住的地方，并且太过于简略了，我曾请他托过一位住在■仔山附近地方的朋友，替我去细密地调查一下。此刻，他的材料尚未写好交来，我却恐怕自己过此以后再没有作这工作的机缘，所以就不及等候的，把这文草了出来”。现在看来，这些探讨不免有些简单化，论据也稍显不足。但这对于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学子，乃至对于还处在萌芽状态的中国民俗学来说，都是宝贵的研究尝试。

事实证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数千年文字书写传统的国家里，无论上层还是下层社会文化都始终保持一以贯之的传承性，要进行具有深度的民俗文化研究，必然离不开利用各种各样的古典文献和实地证据，将“死的材料”和“活的材料”真正有机结合起来。晚年钟敬文曾深刻地指出。一般民俗学只讲理论民俗学和记录民俗学两种，但“就中国的情况而言，还应该加上历史研究这一条。中国有丰富的民俗历史文献，不进行历史民俗学的研究是说不过去的”。钟敬文这种注重文献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一直贯穿在他的学艺生涯和教书育人过程中，是早期中国民俗学研究一笔宝贵的经验，足以启示后学。

P15-19

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广东文化大省的发展目标，体现了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广东未来发展的战略思维和远见卓识。人类文明的发展，有赖于先进文化的引领和支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省是否强大，不仅取决于经济实力，而且取决于文化实力。文化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一个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为民族复兴、祖国统一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文化发展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基本途径。经济发展之后，如果没有文化发展做后盾，不仅不会持久，而且难免滑向邪路，甚至导致社会的畸变。因而，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发展成为经济大省，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是非常正确、非常及时的。

建设文化大省任务艰巨，因为这项社会系统工程具有丰富的外延与内涵。建设文化大省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继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把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作为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深厚根基。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她之所以能在世界上屹立五千年，历经各种磨难，饱尝难以想象的艰辛，战胜惊涛骇浪，创造了光辉灿烂、绚丽多彩的中华文明，就是因为我们有着优秀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生生不息兴旺发达的巨大精神力量，是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内涵。因此，在建设文化大省中，我们要有博大的胸怀、开放的视野、远大的目光，充分发掘、继承和弘扬我们伟大的民族所创造的优秀文化遗产。

广东地处南疆，北负五岭，南临大海，史称岭南。岭南并非“南蛮”，她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岭南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它与中华大地上的其他地域文化，如齐鲁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等，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绚丽画卷。在中华文化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有岭南人树起的丰碑，如惠能开创的中国禅宗、陈献章开启的明代心学、康有为和梁启超引领的近代维新思潮、孙中山开拓的走向民主共和的历史道路，等等。岭南文化在其历史发展长河中，逐渐形成的兼收并蓄、勇于开拓、大胆革新、求真务实的鲜明特色，哺育着一代又一代奋发进取的岭南人。

在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岭南文化中，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决定选取广东历史文化名人作为研究介绍的对象，共同组织策划编写《广东历史文化名人丛书》。这里所说的“历史文化名人”，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领域或学科，曾经取得卓越的业绩，或其思想具有重大影响，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具有相当高知名度的杰出人物。历史发展客观必然性的存在，并不否定个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文化归根结底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因为物质生产是文化乃至整个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同时，在岭南文化的形成和演进过程中，知识分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众多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和政治家的创造性活动，促进了岭南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我们研究宣传这些杰出的代表性人物，是为先进文化展示一种典范，使我们的人民尤其是青少年认识先辈如何开拓历史，如何创造光辉灿烂的中华优秀文化，从而更加激发爱国爱乡的热情，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努力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我们初步选定数十位历史人物作为“丛书”的传主，分期分批组织撰写和出版。我们编写这套丛书，坚持实事求是、批判继承的原则，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坚持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原则。既讲求科学性和学术性，做到言必有据，并反映最新研究成果；又努力面向社会，面向大众，面向市场，用通俗生动的文字和精美的图片资料反映传主的生平与思想。如上原则是“丛书”的共性，而“丛书”中的每本著作所特有的立意、结构、行文，则体现了作者们的独创性劳动，这是每本书的个性。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展示广东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提升广东的文化品位，培养广东人的文化素质，为建设文化大省尽绵薄之力。

承蒙《广东历史文化名人丛书》编委会邀请，今年3月底我们接受了这部书的编写任务。

已故钟敬文教授是中国民俗学的奠基人，先生道德文章，素为海内外学界同仁所推崇。由于历史研究与民俗学、民族学关系密切，我们对钟老的一些经典著作早有研读，对这位学术大家不平凡的学术经历也有所了解，但全面介绍其学术建树，梳理其心路历程，则得益于本书编写。根据《丛书》要求编写这本书稿，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学术训练。尽管我们十分小心地比对各种文献材料，努力从民俗学、民间文艺学这门学科自身发展的脉络去组织文字，但时间仓促，加上学力不足，篇幅有限，书稿中的错漏在所难免。在书稿付梓之际，恳请方家指正。

需要特别说明，在这部小书成书之前，已经有多部关于钟老的生平传记，也有各种各样有关钟老学术思想和生活经历的回忆文章或学术论述。我们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这些著述提供的许多重要资料与线索，有所侧重和取舍。我们尽可能吸收和借鉴已有的各种研究成果。遗憾的是，由于体例所限，我们仅能在书末列明主要参考书目，而无法在行文中一一标注出处。特向这些论著的作者表示歉意和谢意。

最后，对黄明同教授和编委会评审专家的指教，以及负责联络协调工作的蒙秋雅女士，表示诚挚谢意！

作者

2009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