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料天王”邱毅力作！

他是名震台湾政坛的“倒扁先锋”，是两岸民众熟悉的“爆料天王”。而在此之前，他是年轻有为的台大教授，是台湾至今无人超越的管理学辅导名师。《管理厚黑学》为你展示一个不一样的邱毅。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事实上正如一部充满竞争内涵的动态演化史，企业在多变万动的经济环境里，经营事业宛若治国，若能取经古籍，观想实证，不啻为争取竞争优势的云梯捷径。

作为台湾大学的经济学博士，邱毅于1994年正式从学界踏入政坛，开始十余年的摸爬滚打。除了台湾“第一家庭”两个案件外，经邱毅揭弊的还有“SOGO礼券案”、“高捷泰劳案”、“扁嫂炒股案”等。

《邱毅开讲管理厚黑学》由邱毅编著。

《邱毅开讲管理厚黑学》为你展示一个不一样的邱毅。

理论篇 纵横古今的管理智慧

第一章 什么是“赢的策略”？

 一 策略规划

 二 竞争策略

 三 猜测变量

 四 魅力品质

第二章 多娇江山，谁主浮沉？

 五 企业并购

 六 策略联盟

 七 产业网络

第三章 社会丛林，适者生存

 八 冲突

 九 冲突斡旋

 十 侍君如伴虎

第四章 伯乐与千里马间的微妙心结

 十一 代理问题

 十二 权变管理

 十三 龙首领导

第五章 “危机”？“转机”？

 十四 预警

 十五 解剖

 十六 隔离

实践篇 中国历史人物的启示

第一章 男人与女人的斗争

 一 赢得女强人关爱的眼神

 二 与敌人共枕的艺术

 三 小心枕畔私语

第二章 变调的改革：派系斗争

 四 拼得你死我活的斗争

 五 学者从政的反面教材

 六 无赖+无情=胜利？！

 七 读书人斗得过权势吗？

 八 阻我改革者，杀无赦！

 九 假改革，真斗争

第三章 尔虞我诈的同僚斗争

 十 善斗争者的终结

 十一 老臣与新宠的冲突

 十二 曾为同胞，奈何相煎？

 十三 “忠”与“奸”之间的一场烂仗

 十四 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第四章 厚黑侍君术

 十五 如何成为政：坛上的不倒翁？

 十六 如何与上司关系“如鱼得水”？

 十七 如何侍奉昏庸愚昧的上司？

 十八 为什么会被上司出卖？

 十九 如何做一个成功的红顶商人？

 二十 厚黑侍君术的实践天才

 二十一 如何面对“阴影型”的上司？

十 侍君如伴虎——如何应对你的上司

在企业体内最常见到的冲突之一，便是部属与上司间的摩擦和不愉快，许多初入社会的新鲜人对其上司颇有怨言，常批评上司官僚作风，不能体恤下属，甚至怀疑上司要迫害他。

其实，部属最需要的是上司的认同和赞赏，但站在上司的角度来看，如果要对每个部属都投注关爱的眼神与亲切的沟通，恐怕也不可能，尤其是一个外在压力日重，而组织庞大的公司。正视上司与部属的认知差异

根据行为科学家的实证分析，对员工需求之认知，上司与部属间确实存在相当大的鸿沟。在美国某份著名的分析报告中，即指出部属认为其本身最重要的需求是上司的认同及赞赏，其次是肩负挑战性的工作，薪资及福利反而排名第三。但在上司的主观认定中，员工需求排名最前的却是薪资及福利，其次是安全感，第三是富挑战性工作，对部属认为最重要的认同及赞赏，在上司眼中仅排名第七。

另一个实证研究也呈现类似的结论，明茨伯格（Mirltzl3erg）曾详细观察美国五个组织体最高负责人在一周里的工作内容。这五个组织体包含顾问公司、消费品制造商、技术公司、学校及医院，这些组织体的业务内容虽不相同，但五个最高负责人却相同地将九成以上的时间投入于日常琐事，这些琐事包括接见访客、接电话、看信件、看公文、开会和召见爱求表现的部属等。而从未有一个负责人在被观察的一周内能连续工作九分钟以上，由于他们工作的内容简短、片断、破碎而多变，以至于他们都没有精力与时间去规划组织体的远景，由于没有策略规划，这些组织体显得没有生机，好像得了癌症的病人，只是躺在病榻上苟延残喘而已。

上司与部属间在认知上确实出了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被轻率地漠视，将使组织体的共识瓦解，所谓的企业文化，也只能成为茶余饭后的题材，或管理专家在讲台上的教材而已。

不论是为了组织体的生机，还是为了个人的美好明天，每个人都要设法去了解你的上司，并学习如何应对各种上司。第八章中曾用“关系导向”和“任务导向”两个构面区分出四种上司类型，并做了一些说明，本章将以中国历史进程中许多珍贵的案例供读者参考。

昏庸多疑的上司

这种上司的特性是关系导向低，任务导向也低，既对职责、任务和组织目标模糊不清，也不关心部属的状况。基本上他们抱着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心态，而一旦出了差错，他们会牺牲部属，来保住其名望和地位。中国明代中叶以后的几个皇帝都具有这样的特质，像明世宗嘉靖只关心其道术的增进，明神宗万历只在乎其“内库”中的库藏是否增长，明僖宗天启更只窝在皇宫内苑中做其“木匠”的工作。

面对这些上司，如何与之共处是具相当艺术性的，而其中严嵩可以说是颇为成功的代表人物。依《明史·严嵩传》所载，严嵩生于明宪宗成化十六年，卒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享年八十七岁，综观其一生自嘉靖十七年开始得到世宗的宠信，迄嘉靖四十一年受其子严世蕃之累与方士的诬陷，被勒令退休归里（时年已八十三岁），总计把持明朝政权达二十五年之久。其间曾面对多股敌对政治势力（如：夏言、曾铣、杨继盛）的斗争，但世宗对严嵩的宠信仍不稍减，可知他在应对上司方面，确有过人之处。  严嵩“五奸”其实大有功能

杨继盛等人，曾在上书给世宗的《请诛贼臣疏》中，声讨严嵩的“十大罪”和“五奸”，又指出严嵩的十罪是赖五奸以弥缝。换言之，在严嵩的敌对势力眼中，“五奸”是严嵩最有效的谄上之策。就现代标准来看，这“五奸”大有作用，以下分陈如后：

一、皇上之左右皆其间谍：指严嵩善于贿赂皇帝的侍从，借以得知皇帝之爱憎。就现在企业组织结构来看，上司身旁的机要秘书、特别助理，均是其“左右”，他们由于平日与上司相处的时间多，对于其生活习性与爱好、憎恶知之甚详，故若想讨好上司，与其左右人员建立关系是第一步。

二、皇上之纳言皆其拦路犬：严嵩令他的义子赵文华为通政司（主掌察纳意见的单位），使其得以先一步“过滤”舆论的内容。现代企业的公关部门，其作用即在沟通企业内外之意见，部属若能确实掌握外界的讯息，并拟出数种可行之应对方案，当上司有所质询即能立时反应，自然可得到上司的信任。

三、皇上之爪牙皆其瓜葛：严嵩为笼络厂官（明朝专司调查、密报的单位），多与其结成儿女亲家，借亲戚之谊建立牢固的网络关系。在现代企业的幕僚部门中，如人事、会计、出纳等单位，由于其职能本就是考核绩效、撙节开支，故常使员工感受到来自这些部门的管制与掣肘，认为与其和这些部门对立，还不如利用一些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如：干姊妹、同好等）之联系，做好平日的沟通。

四、皇上之耳目皆其奸仆：严嵩为垄断皇帝的视听，进士若非出自其门下者，不列为中书、行人的储备人选。以现今的观点来说，经理人若能在拔擢新进人员时先行过滤，甚至安排“自己人”进入企业内任职，则将来在组织架构内与部属及同侪沟通的交易成本将大幅降低。

五、皇上之臣工皆其心腹：严嵩为了在朝中构建紧密的人脉网，遂将各部门中有名望的人才，利用同乡、亲戚、兄弟、门生等关系结成密不可分的网络，使满朝文武皆和其产生休戚与共的感情链结。在现代企业中，也常有因同好、同姓、同乡、同校等关系而组成的次级团体，这些次级团体虽非正式组织，却可发挥彼此互通讯息、互相拉拔的功能。管理者在企业中为求生存，甚至走向更高的权力巅峰，也应参照严嵩的做法，以非正式网络系统相互引为奥援。

P63-66

对话邱毅

问：您在大陆以“倒扁悍将”闻名，但在40岁之前却是台湾经济界的知名教授。可否向大陆读者介绍一下您踏入政坛前的经历？

邱：我从小是个性格叛逆的人，大约在高中时期就自力更生，想办法挣钱去买书。在台湾大学期间我做过很多工作，包括给电影公司写剧本，在殡仪馆灵堂里看守尸体，在西餐厅唱歌。之后，我就读于农业经济研究所，毕业时获得了台湾经济学会的最佳硕士论文奖。同时，我以第一名考上了台湾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博士班。因为这些成绩，当时台湾的“中央研究院”网罗我进入他们的经济研究所。

但紧接着，因为我在空军服兵役期间和联队长的女儿谈恋爱，又调任联队长办公室担任秘书，并且在一些竞赛活动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在军中成为特权阶级，从而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军队中有人写了告密信到“中央研究院”。当时的经济研究所所长就建议我转到“中华经济研究院”。

此后我一边在“中华经济研究院”服务，一边在台大获得博士学位，接着到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回台后，我同时执教于“中华经济研究院”和台湾大学，并且很快晋升为副教授、教授。晋升教授那年，我才三十三岁，在台大校园是叱咤风云的名师，拥有很大的影响力。

当时正是台湾政治经济风雨飘摇之际，国民党的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争斗激烈。台大以陈师孟为首，鼓吹“反军人干政”，邀我一起参加反对运动。但我因为不喜欢围绕在陈师孟周围的一些人，拒绝了他的邀请。这样一来，我陷入了非常孤立的境地。一方面，我因为张扬叛逆的个性和言论上了国民党当权派的黑名单，另一力面，我又跟这些党外人士决裂了，原先跟我同路的台大同事都视我如寇仇。

后来发生了几件重要的事，最终促成我进入政坛。先是我在第一段婚姻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和我的学生谈起了恋爱。婚外情加上师生恋，当然是不为保守社会所见容的。于是之前和我决裂的自由派学者就在台大张贴大字报攻击我，但并没有打倒我。一年之后，我再婚了，在大学上课之余，还在校外兼职辅导高考和考研，可以说红极一时，成为台湾补习界的天王巨星，至今无人超越。在我当时的太太的坚持下，自己开了辅导班。结果那一年，台大商学研究所的考题和我在辅导班上讲过的考题一样，而出题的副教授恰是我以前的学生，于是以陈师孟为首的一帮人坚持要求彻查此事，希望借此机会将我赶出台大校园。我调查了这件事之后，发现幕后黑手就是李登辉为首的政治势力，于是将事情原委和盘托出，结果引发了“中华经济研究院”内的人事派系斗争。在这次斗争中，新国民党连线派站在我这边，我也展现了自己的危机处理能力，在政界为人瞩目。

1993年，新国民党连线派独立出来，成立了新党，要打一场轰轰烈烈的选战，希望我能帮忙。我感恩新党过去的支持，于是同意为新党的省长候选人朱高正助选，当时的对手正是宋楚瑜。

后来经过几次政治活动，我发现自己与新党的人理念不合，于是和他们分道扬镳。在那几年中，宋楚瑜一直派人与我接触，希望我进入他的团队。当时虽然是对手，但我对宋的为人一直很欣赏。2000年的台湾“总统大选”，我出任宋楚瑜竞选总部发言人，自此，我才算正式进入政界。  问：您如何评价自己从政前和从政后的经历？

邱：我一生波涛汹涌，充满了坎坷，充满了奇遇。但我聊以自慰的有两件事：第一，我从未负人；第二，在从政前后，我的性格从未改变，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不管在学界还是政界，我都算是异类。

学界的人认为我离经叛道，恃才傲物，身为学者，不够清高，去教补习班，日进斗金，又跟学生闹出婚外情。

政界的人认为我不够稳重，是个难以预测和控制的人，不够安全，可以利用，但不能重用。我这辈子从没有攀龙附凤过，从没有巴结过有权有势的人，但当权者都不喜欢我。

现在我年纪大了一些，一方面奋进之心减弱了，另一方面我认为我在台湾政治史上的地位已经确定了，就是推翻了陈水扁的贪腐王朝。因此我现在态度转趋消极，对很多东西不想争取，我怕做错一些事，失了足，会把之前有的一点功绩也全都抹杀了。

问：您在本书中大量引用《六韬》《三略》《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史记》，看得出来文学和史学功底不弱，您一直喜欢阅读这类古代典籍吗？

邱：我从小就很狂，“无视天下人如草芥”，认为“天下才有一升，我独占九斗”。我十岁开始读全本《三国》《水浒》《红楼》，在整个求学时代，我充满叛逆，根本不屑于在传统的、保守的课堂里学习东西，认为自己早就学贯中西。

当时我曾经公开说，一生我只看重一个职位，除了这个职位，其他的都不在我眼中，这个职位就是皇帝。为了这个目标，我开始念中国的兵法，研究中国的战争、中国朝代兴替的“帝王学”。

问：您是怎么想到把古代的军事、政治故事和现代的管理学结合在一起做案例分析？

邱：我是在这些中国古代典籍中长大的，我对中国历史有非常强烈的兴趣和执著。我认为中国的古代典籍是全世界最丰富的知识宝库，我念过的所有经济学、管理学，都能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找到答案，都能找到比现在的西方社会学更深入的解答。

在我教书那个时代，还没有人把中国古代的典籍和西方现代的管理学做结合。作为一个从小熟读中国古代典籍的人，和受过严谨的西方社会科学教育的人，我觉得我有最好的知识背景可以做这样一个结合。

问：您在书中反复强调“厚”与“黑”相结合方能无往而不胜，您认为在当今的华人社会中，不论政界或经济界，“厚黑学”仍是一件获胜的利器吗？

邱：我认为是。

我写《管理厚黑学》的时候感触很深，心里很酸楚。我知道“厚黑”很重要，但是我做不出来。

我看到很多仅具中人之资的人，因为“厚黑”而取得成功。以我惊才绝艳的能力，如果能加上“厚黑”，何止今天的成就。在我人生的很多阶段，我知道如果我能“厚黑”一点，就能突破关卡，但我做不到。这是我性格中的弱点。

问：您对“厚黑学”的案例分析做得入木三分，但您自己在政坛的所为却既不“厚”也不“黑”，还处处冲锋陷阵，为什么？

邱：我这一生有那么多坎坷风波，取得的成就只是我能力的不到百分之一，关键就是我不够“厚”不够“黑”，我也因此错过了很多机会。很多时候我是“明知可以为而不为”，很多时候我也问自己“为什么不去做呢”，但在那个关口我就是做不出来，我一生都在吃这个亏。

好在我现在年纪大了一些，能看开了，这样也好，不需要遮掩什么，不需要违反自己的性情，反而能回到真正的自我中去。

问：您在书中分析了众多中国古代政治人物的成败得失，若用来自比，您觉得自己最像哪一位历史人物？

邱：台湾媒体曾说我的性格像于谦，我也觉得真像。

于谦的能力是不需要怀疑的，他率领部队在北京德胜门打败瓦剌也先的部队，保住了明代即将溃亡的江山。那时候他想要什么皇帝都会给他，但他没有要。而因为他的没有要，反而让小人窃居高位，石亨、徐理死了他。

我虽然性格像于谦，但没有于谦那样固执和不近人情。即使讨厌一个人，我也不会当面给他难堪，只是不理他。很多媒体描述，说我天生有悲剧英雄的性格。还好我的名利之心很淡，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虽有悲剧英雄的性格，却还没有悲剧英雄的下场。

另外我还有一点阿Q精神，常常聊以自慰，这辈子我看得上的位子就是皇帝，既然这已经不可能了，那我也就不争什么了。

问：您在政坛经历了不少风雨，是否考虑过远离政治，做些别的事情？

邱：我每天都想离开政治

我入狱时曾觉得自己的政治生涯彻底结束了，因此准备回大学当专职教授。在狱中文化大学已经决定聘用我。出狱后，虽然我的政治生涯出现了转机，但我仍坚持在文化大学开课，就是因为当日文化大学曾对我雪中送炭。现在可以说我有一半已经回到学术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