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青史——连雅堂传》是林文月女士为台湾一代耆儒连雅堂先生撰写的人物传记。作者作为传主的外孙女,除了如实记录那位完成了巨著《台湾通史》,作为史学家、文学家和革命者的连雅堂先生的生平事迹之外,还特别注重还原他五十九年的人际交游中,作为儿子、丈夫、父亲、祖父、朋友、老师以及进步报人的诸多鲜为人知的可亲可爱的一面。这些被钩沉记录的轶事都来自于作者多年来详实细致的材料收集,她不仅参考了现有的史料、家传、年谱等相关资料,而且还翻阅研究了连雅堂先生所有的诗文著作,并且一一访问了其相关亲属,以及与之生前交往过的诸多朋友,使得本书所呈现的林雅堂先生远远不止是一个平面化的偶像,而是一位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人物。
连雅堂在三十五岁游历西湖时写下这首诗,那年是一九一二年,正值民国初建,但台湾已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他在十八岁时亲身经历异族统治之痛,遂发愿撰著《台湾通史》,以司马迁撰《史记》的格局记录台湾,以保存历史的真相。连雅堂一生以笔为剑,办报、创作诗文,致力维护台湾语文与古迹,是一代史家、文学家,更是一代人物典范。
身为连雅堂的外孙女,林文月重写这本《青山青史——连雅堂传》,既述先人行谊而成传记,复又展现她散文书写上通陶谢诗情味而自铸新意之古、淡、雅、奇;《青山青史——连雅堂传》可作为认识台湾和文学印心之路径,殊途,而同归,而指向创作之人跨越时空的精神上之惺惺相惜。
宜秋山馆
光绪四年(一八七八)正月十六日 阳历二月十七日午后十时,宁南坊马兵营的连氏宅内,有一个男婴诞生。南台湾的正月,在入夜之后还相当的寒冷;不过,这个婴儿的来临,却给他的父母 连得政和刘妙娘,带来无限的欣慰与温暖。这一年,连得政四十五岁,刘妙娘三十一岁。他们为这个新生儿取名为重送。重送是妙娘的第三个儿子,但重送的上面却有三个哥哥:重承、重裕和重国。长兄重承是领养的,过继给得政未迎娶不幸而亡的未婚妻沈氏为子。三子重国早夭。刘氏怀孕之初,一夜梦见有人送一只龟给她。所谓“龟鹤长寿”,是祥瑞的征兆,而连氏这一辈分的排行字属“重”,所以取名为“重送”。家里有时候也昵称“神送”。重送生得眉清目秀,很得父母宠爱。他们这一房虽有四男一女,但在古老的大家庭制度下,往往兄弟依年纪的大小排行,所以生为四男的重送,便排在他三叔所生的两位堂兄之后,家族习惯唤他作“七仔” 是兵马营连氏小天地中最小的一个男孩子。
连氏的家园中,古木郁郁,有一株老莲雾树已历百年,犹依然屹立。扶疏的花木,淙淙的流水,虽然称不上豪华名庭,供堂兄弟们流连嬉戏,倒也绰有余裕。
重送的父亲,对他特别宠爱,每有游历,总喜欢由他陪着。故七八岁小小的年纪,他已游览过台南地方的各处名园,如“陈氏园”、“梦蝶园”等。也曾到冈山去观赏过古刹修篁。年少的重送记忆力特别强,他记得在他游“梦蝶园”的时候,曾见到台湾兵备道夏献纶所书的匾额“梦蝶遗踪”。这个匾额,后来佚亡不知去向。
他也曾经在走过西辕门街的时候,看到一个老匠,利用核桃雕刻猴子的形象,作为扇坠;又用胡桃雕成十八罗汉,神态栩栩如生,须眉毕现,惟妙惟肖。这种民间的艺术,细腻而别致,引起了年幼的重送莫大的好奇心。
他们父子感情深厚,对于儿子的许多问题,连得政总是不厌其详地细心答复。有时也在闲谈之际,讲一些有趣的小故事。譬如说有关“爱玉冻”的传说:
道光初年的时候,有个同安地方的人,住在台湾县治的妈祖街楼,靠商贾为生,他经常往来于嘉义的山中,采办土产物品。有一天,经过大埔,当时天气很热,他走累了,口又渴,便想到附近的溪边去喝水。没料到溪水竟然结冻!他用双手合掬来喝,那水冰凉沁透心脾,真是甘美宜人。他抬头看四周,只见悬崖间长着高大的古树,蓊蓊郁郁,枝叶茂密,几乎遮蔽天日。心里十分纳闷:这大热天里,哪儿来的冰呢?这时,他发现水面上漂着不少果子,便好奇地舀取,用水轻轻一揉,那果子里面竟饱含着汁浆。“这水之所以成冻,定必和这果子有关联。”于是,他捡了几个果子回家,用水洗净以后,在一碗清水中不断漂洗,让果子里头的汁和水混在一起,然后取去果子,过滤渣子;过了一会儿功夫,那一碗淡黄色的液体果然结成冻了。他又发现,将这种冻切成小方块,掺和些许糖水,则更加美味可口。
从此以后,他经常到那个溪边取果子,制成了独特的消暑解热的点心,并且让他十五岁的女儿到街上出售。行人到那摊子上买一碗物美价廉的果冻,都觉得全身暑气顿消;可是又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叫什么名字。那人紧守着秘密不肯告诉别人,而他那个十五岁的女儿长得楚楚可人,名字叫爱玉,大家便很自然地把她所出售的这一道美味点心唤做“爱玉冻”了。
有一次,重送在长辈们的言谈中听到“苏州”这个地名,据说是一个江南的风光明媚的地方。小小心田里,竟留下难忘的印象,发愿日后长大,必要一游其地。 从前的人没有公家小学可读,男孩子到七八岁左右,多数在家乡请一位家庭教师启蒙,叫做“破笔”。重送八岁那一年,和他的同乡小孩张文选,也一同拜了魏一经老先生为师。从此,正式改乳名“重送”为学名“允斌”了。不过,除了魏老先生之外,他的姊夫郑梦兰在家中也时时指导他读四书、五经。
马兵营的宅第,这些年来人口增加,而孩子们又渐渐长大,显得有些拥挤,所以得政便将原有的房屋稍予扩大。新修建以后的马兵营屋宅,可以容纳二十多人居住。可是为了德裕(二哥重裕的学名)和允斌诸兄弟的读书环境,他便再购置近旁的“吴氏园”,专供他们读书习字之用。这个“吴氏园”,本来是雅人吴尚沾先生的别墅,占地大约五亩。园中种植各种花草树木,且有泉流奇石,四时都有美景可赏,尤以秋季为最,无论赏月、听雨、伴竹、弹琴、读画、咏诗皆相宜,所以园中的一个馆宇便取名为“宜秋馆”。宜秋馆的外面有亭子,四周设勾栏。亭子筑在池塘中央,而池水中遍植荷花。初夏之际,荷花盛开,清香随风袭人,南台湾的骄阳虽艳,读书其间,倒是别有一番情致。由于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允斌不自觉地也养成了喜爱花草的习性,他也随着大人们种植各种花卉。兰、蕙、菊、茉莉、晚香玉、水仙花,庭隅,道畔,各季花开,几无隙地。
连得政经营的是民间糖厂。经商虽然用不到大学问,可是他对于孩子们的教育却十分重视,不仅为他们布置幽雅的读书环境,又时时添购许多书籍,供他们阅读。逢着闲暇的黄昏,他总是爱到这“吴氏园”来看孩子们读书玩耍的情形;兴致好时,也会亲自煮一壶茶,坐在树荫下的大石上和他们闲谈。他谈话的内容范围很随便,也很广泛:时则家务琐事,时则天下大事,许多做人处事的道理,便在这种不拘形式的漫谈间深深灌注入孩子们的头脑中。他自己平日很喜欢阅读历史书籍,举凡《春秋左氏传》、《战国策》、《史记》,乃至于《三国演义》等书,都是十分详熟的。对于思智日渐开发的允斌来说,这时候最大的乐趣莫过于陪在父亲身旁,看他一边品茗,一边侃侃而谈古代的一些忠义故事了。
十三岁那一年,允斌改在观音亭街从师读书。
允斌秉性聪明,又好学不倦,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可以过目成诵。《史记·项羽本纪》是一篇长文,可是他熟读几回之后便能默诵不遗。他的父亲对这个聪明伶俐的儿子十分疼爱,欣喜异常。
有一天,连得政以两金代价买了一部余文仪主修的《续修台湾府志》送给允斌,告诉他:“你身为台湾人,不可以不知道台湾的事情。”
允斌怀着兴奋的心情读完了这本书,可是他发现此书的内容太过简略。父亲说:身为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事;然而这样一本薄薄的《台湾府志》又岂能满足想知台湾事的人呢?身为台湾人的允斌,内心有了一个念头:我要努力读书,用心搜集有关台湾的史料;将来有一天,我要写出一本更完整的记载台湾事迹的书!这样才不辜负父亲的一番心意,才不辜负故乡台湾。
得政不仅对于孩子们的学业十分重视,在人格修养方面更能以身作则,潜移默化,这点尤其重要。他平日为人仁厚慷慨,时常济助族人和乡里。他的哥哥得敏去世得早,遗孤只有数岁,寡嫂无以为生,母子的生活所需便是得政供应的。姊妹之中不幸早寡的,也都得到他的照料。他对待外甥们,一如亲生子女,衣食和教育诸细节,都照顾得无微不至。远近亲戚,贫困的,也总是暗中接济。他这种乐善好施,但求尽心而已,并不想求闻达的行为,赢得人们对他由衷的敬佩。
每年元旦,得政定必带领子侄辈去扫墓,看到道上有连氏失祀的坟墓,他便自动整修,并率同小辈一起祭祀。中国人最重视孝道,他这种实际的身教行为,给予年轻人的印象最是深刻,更胜过读书说教。
台湾城守营凌定邦为广东人,死后留下巨大的债款,无法偿还。得政与凌定邦相识,哀怜其孤儿,慨然无条件地拿出二千金,使得丧事顺利完成。
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台湾南部闹饥馑,谷价大涨,许多人买不起米,全家老少挨着饿。得政采购了白米一千石,以平价售出;至于穷人,则每日救济二升。这虽然使他耗去数千金,但是行善最乐,他心安理得。次年,仍然岁收欠佳,他又慷慨行善如故。
台南城东边的旧社陂有许多良田,有一个名叫王国香的奸人想要独擅其利,引起了佃农的公愤,把他驱逐赶走;没想到这王国香竟然倚仗着认识几个官场上的人物,反而诬告佃农们,要把他们逮捕下狱。可怜无知又无势的老百姓,眼看着就要被奸人陷害而无能自救。得政听到这个消息后,毫不加考虑地捐钱以平息讼事,营救无辜的农民。这虽然是消极的行为,但以同样无所凭仗的一介平民的立场而言,也算得上是仗义之举了。
芋仔埔是海边的一区贫瘠之地,当地有许多赤贫人家无以为生,妇孺相率到东门外捡拾遗穗。他们往返要走二三十里的路途,而所得仅只是一些零碎的甘薯或菜叶而已。这些衣衫褴褛的人,经常走过“芳兰”店铺的门前,得政见了,十分同情,便每天散发给他们几千钱。起初大家都狐疑不能相信。“不相不识的,究竟这钱给我们做什么呀?”他们都不敢贸然领受。得政告诉他们:“拿去吧。至少你们可以买个粽子什么的填饱肚子啊。”这才使人相信,于是大伙儿雀跃欢呼,连连道谢而去。
诸如此类的善施,在得政的一生中屡见不鲜。他平日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从来也没有见过对人疾言厉色,所以能赢得内外之人一致敬佩。
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全台采访孝友之士,以表扬好人好事。进士施士浩,举人蔡国琳、许南英,拔贡傅藻文与岁贡石时观等人,共同推荐得政:“孝友端人,事迹确凿”;福建台湾巡抚邵友濂题请旌表,结果奉旨建坊,入祀孝悌祠。
从得政的平日言行看来,这件事诚然可以说是名实相符;而他的典范楷模也就是儿女们最好的做人榜样了。
连家在马兵营勤勤恳恳经营糖厂兰芳号,虽然算不上特别富裕,但得政秉性仁厚,乐善好施,除了助人无数,乡党有急事,他更是率先捐款相济。例如郡城大士殿修理建醮,他以连芳兰铺号之名捐银十大元。这一切的善举,在得政的慷慨行为之背后,一直都是有一位默默无言的女性支持着。得政的妻子刘妙娘,年少于他十四岁。旧时代的家庭是男尊女卑的。夫妻地位虽然悬殊,但家庭和睦是男主人得以充分展现人格个性的基本。妙娘自己生育三男一女,但她嫁给得政时家里已经有一个男孩子了。重承是得政的双亲为他未入门就过世的未婚妻沈氏所领养的儿子,这是依照古老的习俗。因此,妙娘除了自己亲生的子女之外,也对这个长子呵护备至,尽为母的养育责任。非但如此,马兵营内住着伯、仲、叔三房,人口众多,妙娘所要关怀照料的也不仅是自己的小家庭而已。生活在大家庭中,有贤妻如妙娘,得政才能专心事业,又兼顾乡里邻人。
像许多人甜美的少年时代一样,允斌在宁南坊马兵营的老家度过了风平浪静黄金似的优裕日子。他有一位严肃而宽厚的父亲,有一位慈祥而仁爱的母亲,在双亲的翼护下,他和族人兄弟姊妹在马兵营的宅内嬉戏徜徉,在吴氏园的斋馆读书赋诗。没有忧虑,没有烦恼,在温暖而和平的家庭里,他的身体一天天茁壮,他的思想也一天天成熟了。
P9-15
外祖父去世时,我三岁。在他上海江湾路的寓所,三岁的我,突然有一个早晨,夹杂在一群大人之间,于四周悲戚的气氛下,看见被白布罩盖在里面的外祖父静静躺在他的床上。不再能俯身牵我的手,不再能慈祥地呵护我,不再能疼爱地唤唤我了。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死亡的事实和永诀的悲辛。三岁的我当然还是懵懂无知的,却又仿佛有一些记忆至今并未消失。后来在我执笔追记若干片段时,那些遥远的记忆遂即借着文字,在笔端一点一点连缀了起来。
但真正认识外祖父连雅堂先生,是在我成长以后。多少次听母亲连夏甸女士追叙往事,又从一些外祖父遗留下来的著述文字中去印证那些母亲口述的事实,许多事情乃恍然贯穿了起来。
十七年前,为了撰写“先贤先烈传记丛刊”中的一册《青山青史 连雅堂传》,我才真正有系统地全面阅读外祖父所有的文章和诗篇,又仔细翻查他人记述有关外祖父其人其事的文字。同时,我又恳请当时已经年迈的母亲为我再度仔细追忆她和外祖父母生活的往事。多少个黄昏,我们母女竟因此沉湎陶醉于那些已然逝去岁月的记忆之中。
我的舅舅连震东先生也给了我许多不为人知的可贵资料,若非曾与舅舅一夕长谈,我不可能单凭文字的记述获知外祖父曾被“台湾鸦片烟特许问题”所困扰的真相。我的姨母连秋汉女士陪伴外祖父母的晚年生活最长。是姨母的娓娓叙述,使《台湾通史》刊行以后的雅堂先生不至于变成只是一本书接着一本书的撰著者,而能够使我摩描出他晚年生活的一些家居情趣与心境。
我也曾访问过史学家杨云萍教授与文学家黄得时教授。两位前辈学者在他们年少时,都与外祖父有过知识学问方面的接触。从他们口述的片段往事中,我约略掌握到家庭生活之外的连雅堂先生的人格风范。
在资料已整理妥当,准备动笔之前,我亲自去台南,流连徘徊于宁南马兵营的故址。虽然马兵营早已不存在了,眼前只见炎阳下现代化的建筑物与水泥路,但是探访过后,似乎才更坚定了我撰写《青山青史》的信心。
连雅堂先生是一代台湾耆儒。他是一位史学家、文学家,也是一位以爱国保种为己任的热血男儿。他的巨著《台湾通史》和许许多多的诗文篇章,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成就;他反清抗日,护卫中华文化与台湾古迹语文的行为,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然而,这些都是作为一个社会人士而为一般人所认识的一面而已;事实上,在五十九年的人际关系中,他曾经为人子,为人夫,是父亲,是祖父,也是许多人的朋友与老师,更是一位十分尽职的报人。在他的生活中,也曾像普通人一样,有过种种的喜怒哀乐和爱恶矛盾等诸种人性的长处与短处。而这些琐碎的日常生活,恐怕是许多人所不认识的连雅堂先生可敬可爱的另一面。
我幸为雅堂先生的外孙女,得有机缘搜集有关他为外人所不知的第一手资料。如此,庶几令我在撰写雅堂先生的传记时,稍能避免过于平板偶像化,而比较能塑造出一位鲜活有血有肉的人物来。不过历来为亲人撰写传记,则又怕会流于过度主观,故而在行文之际每多引用外祖父的诗文,希望借由他自己的文字,来引证我传文的叙述。
一九七七年完稿时,正值连雅堂先生的百岁冥诞年。我撰成此书,以志怀念与敬意。而岁月匆匆,又已过了十七年。当时给我精神上及实际上鼓励与支持的母亲、姨母和舅舅都已先后作古了。重读著作,修正并校补既罢,灯前书写此版的序文,我心中实充满感慨与更深的怀念。但愿我的诚意与努力能不辱先人,则或可稍自宽慰了。毕竟,此刻的我是不容易完全超然客观的。
林文月 谨记
一九九四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