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三迤的背影》系《旧版书系》之一种，辑录了朱自清的《蒙自朵记》，闻一多的《安家昆明》《最后一次演讲》，老舍的滇行短记，冰心的《摆龙门阵》，陈从文的《云南看云》以及李广田、费孝通、宗璞等人的散文25篇，可谓名家云集，精品荟萃。

《流亡三迤的背影》为“旧版书系”中的一本。

《流亡三迤的背影》集朱自清、闻一多、老舍、冰心、沈从文、巴金、李广田、费孝通、宗璞、柯岩等名家小品，汇集20世纪40年代云南多姿风情，聚一代风流，显大家才情。

书前

朱自清(1898—1948)

蒙自杂记

闻一多(1899—1946)

安家昆明

《西南采风录》序

最后一次的讲演

老舍(1899—1966)

滇行短记

冰心(1900—1999)

默庐试笔

摆龙门阵

沈从文(1902—1988)

记蔡威廉女士

云南看云

黑魇

在昆明的时候

怀昆明

巴金(1904—2003)

废园外

李广田(1908—1968)

绳的用处

日边随笔

废墟中

彭慧(1907—1968)

找房子

一个战士的母亲

李长之(1910—1978)

昆明杂记

费孝通(1910—2005)

在滇池东岸看西山

鸡足朝山记

宗璞(1928—)

梦回蒙自

小东城角的井

三千里地九霄云

柯岩(1929—)

六十年后的作业

蒙自杂记

我在蒙自住过五个月，我的家也在那里住过两个月。我现在常常想起这个地方，特别是在人事繁忙的时候。

蒙自小得好，人少得好。看惯了大城的人，见了蒙自的城圈儿会觉得像玩具似的，正像坐惯了普通火车的人，乍踏上个碧石小火车，会觉得像玩具似的一样。但是住下来，就渐渐觉得有意思。城里只有一条大街，不消几趟就走熟了。书店，文具店，点心店，电筒店，差不多闭了眼可以找到门儿。城外的名胜去处，南湖，湖里的崧岛，军山，三山公园，一下午便可走遍，怪省力的。不论城里城外，在路上走，有时候会看不见一个人。整个儿天地仿佛是自己的；自我扩展到无穷远，无穷大。这教我想起了台州和白马湖，在那两处住的时候，也有这种静味。

大街上有一家卖糖粥的，带着卖煎粑粑。桌子凳子乃至碗匙等都很干净，又便宜，我们“联大”师生照顾的特别多。掌柜是个四川人，姓雷，白发苍苍的。他脸上常挂着微笑，却并不是巴结顾客的样儿。他爱点古玩什么的，每张桌子上，竹器瓷器占着一半儿；糖粥和粑粑便摆在这些桌子上吃。他家里还藏着些“精品”，高兴的时候，会特地去拿来请顾客赏玩一番。老头儿有个老伴儿，带一个伙计，就这么活着，倒也自得其乐。我们管这个铺于叫“雷稀饭”，管那掌柜的也叫这名儿；他的人缘儿是很好的。

城里最可注意的是人家的门对儿。这里许多门对儿都切合着人家的姓。别地方固然也有这么办的，但没有这里的多。散步的时候边看边猜，倒很有意思。但是最多的是抗战的门对儿。昆明也有，不过按比例说，怕不及蒙自的多；多了，就造成一种氛围气，叫在街上走的人不忘记这个时代的这个国家。这似乎也算利用旧形式宣传抗战建国，是值得鼓励的。眼前旧历年就到了，这种抗战春联，大可提倡一下。

蒙自的正式宣传工作，除党部的标语外，教育局的努力，也值得记载。他们将一座旧戏台改为演讲台．又每天张贴油印的广播消息。这都是有益民众的。他们的经费不多，能够逐步做去，是很有希望的。他们又帮忙“北大”的学生办了一所民众夜校。报名的非常踊跃，但因为教师和座位的关系，只收了二百人。夜校办了两三个月，学生颇认真，成绩相当可观。那时蒙自的联大要搬到昆明来，便只得停了，教育局长向我表示很可惜；看他的态度，他说的是真心话。蒙自的民众相当地乐意接受宣传。联大的学生曾经来过一次灭蝇运动。四五月间蒙自苍蝇真多。有一位朋友在街上笑了一下，一张口便飞进一个去。灭蝇运动之后，街上许多食物铺子，备了冷布罩子，虽然简陋。不能不说是进步。铺子的人常和我们说：‘‘这是你们来了之后才有的呀。”可见他们是很虚心的。

蒙自有个火把节，四乡是在阴历六月二十四晚上，城里是二十五晚上。那晚上城里人家都在门口烧着芦杆或树枝，一处处一堆堆熊熊的火光，围着些男男女女大人小孩；孩子们手里更提着烂布浸油的火球儿晃来晃去的．跳着叫着，冷静的城顿然热闹起来。这火是光，是热，是力量，是青年。四乡地方空阔，都用一棵棵小树烧；想象着一片茫茫的大黑暗里涌起一团团的热火，光景够雄伟的。四乡那些夷人，该更享受这个节，他们该更热烈地跳着叫着吧。这也许是个祓除节，但暗示着生活力的伟大，是个有意义的风俗；在这抗战时期，需要鼓舞精神的时期，它的意义更是深厚。

南湖在冬春两季水很少，有一半简直干得不剩一点二滴儿。但到了夏季，涨得溶溶滟滟的，真是返老还童一般。湖堤上种了成行的尤加利树，高而直的干子，不差什么也有“参天”之势，细而长的叶子，像惯于拂水的垂杨，我一站到堤上禁不住想到北平的什刹海。再加上崧岛那一带田田的荷叶，亭亭的荷花，更像什刹海了。崧岛是个好地方，但我看还不如三山公园曲折幽静。这里只有三个小土堆儿，几个朴素小亭儿。可是回旋起伏，树木掩映，这儿那儿更点缀着一些石桌石墩之类，看上去也罢，走起来也罢，都让人有点余味可以咀嚼似的。这不能不感谢那位李崧军长。南湖上的路都是他的军士筑的，崧岛和军山也是他重新修整的；而这个小小的公园，更见出他的匠心。这一带他写的匾额很多。他自然不是画家，不过笔势瘦硬，颇有些英气。

“联大”租借了海关和东方汇理银行旧址，是蒙自最好的地方。海关里高大的尤加利树，和一片软软的绿草是主要的调子，进了门不但心胸一宽，而且周身觉得润润的。树头上好些白鹭，和北平太庙里的“灰鹤”是一类，北方叫做“老等”。那洁白的羽毛。那伶俐的姿态，耐人看，一清早看尤好。在一个角落里有一条灌木林的甬道，夜里月光从叶缝里筛下来，该是顶有趣的。另一个角落长着些芒果树和木瓜树，可惜太阳力量不够，果实结得不肥，但沾着点热带味，也叫人高兴。银行里花多，遍地的颜色，随时都有，不寂寞。最艳丽的要数叶子花。花是浊浓的紫，脉胳分明活像叶，一丛丛的，一片片的，真是“浓得化不开”。花开的时候真久。我们四月里去，它就开了，八月里走，它还没谢呢。

一九三九年四月三十日

选自1939年4月《新云南》半月刊第3期

P1-4

此书，以作者年龄为序所排列出的：朱自清、闻一多、老舍、冰心、沈从文、巴金、李广田、彭慧、李长之、费孝通、宗璞、柯岩十一位新文化的名家，为我们镶嵌了一道钻石的文化长虹。

十一位列首的朱自清先生，他那篇写于一九二五年，距今已八十多年的《背影》，上到我上面的好几辈，下到我的下三辈，都细读过它，都太熟悉它。这篇两千字不到的短文，我们往下，还不知有多少代人都会继续读下去的。他笔下那位两年不见，终于忘却了儿子的不好，尤当病痛缠身，想到“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所惦记儿子的父亲，再次分手送儿北上，步履蹒跚，行动不便，还是放心不下，频频回首，要一再关照，儿也望他所远去而混入人群的背影，怅然感伤望它的淡淡忧愁，也这么一直淡淡的，愁忧了我们。

先生是这当中年龄最长的，也是走得最早的一位。今日再读他抗战时逃难到云南所写的《蒙自杂记》，又似看到，不是他一个人，而是那一代逃难流亡到云南的文化人之背影。

当时，从沦陷区涌至昆明的人日增，物价飞涨。发国难财的奸商越发越狂，公务员的生活越来越难过。朱先生——

只好在这大后方找到物价较便宜的成都，让夫人带着孩子在那里东门外一所尼庵的三间草房里安顿下来。但孩子相继生病，食米常靠亲友接济。他寄诗给叶圣陶道：“累迁来锦城，萧然始环堵。索米米如珠，敝衣余几缕。老父沦陷中，残烛风前舞。儿女七八辈。东西不相睹。众口争嗷嗷，娇婴犹在乳。百物价如狂。难壤敦能主。不忧食无肉，亦有菜园肚。不忧出无车，亦有健步武。只恐无炊米，万念日旁午。况复三间屋.蹙如口鼻聚。有声岂能聋，有影岂能瞽。妇稚逐鸡狗，攫人若网罟。况复地有毛，卑湿丛病蛊。终岁闻呻吟，心裂脑为磬……”朱先生只身在昆明，冬日寒衣无着，只好买件赶马人用的披毡，披着从北郊黎院村进城上课。除在“联大”授课，又在五华中学兼任国文教员。暑假，不得不卖自己珍藏的碑帖。换取一张回成都探视妻儿的机票……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八日，他签名于《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国面粉宣言》，八月六日，胃痛急剧，并发肾炎，犹谆谆告瞩家人：不要买当局配售的美面！十二日在贫病交加中辞世。始终是一位不以流俗合污的“自清”者。

他死于贫病交加的凄凉总还伴以一种精神坚持的伟大而存于史。有的，在那乱世，还不是死在鬼子，或反动派，而是死在某些“读书人”的手里，那才真冤呐。画家蔡威廉，蔡元培的女儿，是位非常忠厚本分的人，在“国立艺专’’任教。“这些读书人来到后方，却打来闹去”，‘‘纠纠纷纷，是非混淆”，且有一凿…艺术家，疑心多，计策多”，蔡家女儿就在此中失业了。虽然忠于艺术的她坦然面对这样的窘境，生活却让她活不下去的死在昆明。述说这样的悲剧，我不知是否可以将蔡威廉先生置于“读书人”之外来说“读书人”。

在那个社会，比起一般人，相对的说，教授的待遇并不算低，朱先生和闻一多先生都是家累太重才如此。闻先生有门绝招：篆刻印章。但他刀下的艺术，不是匠人的手艺可比。为博升斗，是日以继夜的治印。但“操守极严，有所不为的，好些以贪污、杀人起家的权贵，重金请他治印，都为他严词拒绝”。据一九四八年他的《全集》中的《事略》所言“闻先生自从美国归国任教后，二十余年，从不过问政治。到抗战后期，因为目睹国内政治腐化，贪污遍地，物价暴涨，民不聊生，蹙然忧之。民国三十二年秋天，闻先生的一位在教导团从军的侄儿经过昆明时，历历为先生陈述军队中的腐化，黑暗龌龊，先生大受刺激，于是闭门不出，深思七日，考虑其今后的人生态度，应该像过去一样埋头书斋不问世事，抑应该走出书斋，仗义执言。深思七日之后，他觉得他不只应该做个研究学问的读书人，而且更应该以一个国民的身份去关心政治。”

战争本身当然是灾难，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使稍有民族意识的人都不会附逆，走出北平，必然走出书斋，流亡途中，又必然目睹国难中的民众生活和山河的破碎，甚至自己也得葬身于它的破碎中。过去，我们从她作品感受到爱的哲学的冰心先生，她在逃难到的后方昆明呈贡，在那“高岗起伏、远村隐约、淡云来往、秋阳暖背、爽风拂面”，住在她“妥帖、快乐、安稳”的，不仅是她个人的，也是逃出不做亡国奴者精神的“默庐”。但她一想到苦恋的北平，过去“晴空下的天安门，饱看过千万青年摇旗呐喊，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如今只镇定的在看着一队一队零落的中小学生行列，拖着太阳旗，五色旗，红着眼，低着头，来‘庆祝’保定陷落，南京陷落……后面有日本的机关枪队紧紧地监视跟随着。”往下，作者没有再说什么，虽是物资馈乏的贫困，却可以从她逃出沦陷区，而有大量精神自由于闲适、飘逸的对比之中所感到她的心痛……

 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

 他们关心街头的抗战宣传；在车上关心送儿子上前线的英雄母亲；在轰炸中弹的废园一旁，看到掘出的死者惨不忍睹……往后在那“一排绿栏杆还在摇摇晃晃”地悬在“毁了的楼房的空架子上”的废园，又看到“一大片欣欣向荣的绿色”，“一簇深红色的花盛开”，看到“园子已经从敌人的炸弹下复活了”。

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

作完他《最后的一次演讲》，随即倒在国民党反动派特务无声手枪下的闻一多，“千古文章未尽才”。牺牲的壮烈，诗的壮丽，仍进发他所追求之激进的光焰。可是，看他租好房子等夫人来的心情，真是柔情似水，好像在布置新房似的。这位从美国回来的“洋”学者，他的婚事，是不违父母之命的结合，也是“先结婚后恋爱”的。此时，他的感情是很动人的。人世的生活，哪怕在这国难之中，仍在各自的个性之中，以它独特的方式，以人要过日子的方式运行。在云南看云南的云，当是别样的情致。然而，作家从它的变幻却想到世态，看到实用主义的拜金、市侩之风在腐蚀生活之害的等等的社会问题而对我们的“无言之教”。这样一来，从他那“别样的情致”之中，也看到这些作家、学者，留下他们流亡三迤的文化背影。

这是一笔不小的精神财富，近年不少影视涉及这一题材，不论具体作品的好坏，都只是一个开始。本书两位健在的著名女作家宗璞和柯岩，当年都是学校的“小朋友”，现在都年过八十了。宗璞这几年围绕“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的故事写了《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接着还有《北归记》的四部长篇。柯岩这篇《六十年后的作业》更是她在这个题材领城试笔的开始，她答应了保山今日的“小朋友”，要为他们写她自己在保山还是个“小朋友”的生活，她那“人的一生都在路上走”的哲理，也是每个人的现实。只要健康允许，有她写的。这不仅是哪一个人之所愿，还有许多人，不仅为个人，为历史，为时代，也是如此想。

这里编辑的这一本，当然也是开始。有几位作品数量够单独成册的，则单独成册。像冰心先生已离开我们多年，这里用的也是她《文集》之外，四○年在香港发表过的佚文。类似这些需要搜集、发掘的东西还很多。何况，有的当事人当年没有写，如今在回忆着写，宗璞的长篇，就有这个意味。年轻人以此为题材进行艺术创作的，一百年后都有他们的艺术空间。有的地方，请名人写“到此一游”，想以它做当地“靓丽的名片”的文章。书印出来压库。好心人担心我们蹈此旧辙，我们则无此忧心；它不是走马观花，是凝聚人生感悟之作；它不是广告，是文化；是抗战时流亡三迤者留下历史的，文化的背影！

2010.3.1.乡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