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对陆幸生的作品进行梳理归类，称之为报告文学是当之无愧的。但作者没有强调作品的文学性，而是用朴素的笔调，白描他所要报告的人和事。

陆幸生经历了报告文学潮起潮落的变化，他自有分寸，不作他顾，把自己的作品处置在作家与记者之间，大中有小。

在《穿越沧桑》中，他独家采访的种种人物、事件、穿越了惊心动魄的世纪风云、岁月沧桑。

《穿越沧桑》由陆幸生所著。

《穿越沧桑》内容简介：“我宁愿不写这样的文章，也决不愿意碰上这样的事情。”这是《新民周刊》记级记者陆幸生在白宫猝遇“9.11”事件时，对人讲的一句话。但既然碰上了，也就真诚地面对，忠实地反映……作者本人，便是一部传奇人生，更何况他独家采访的种种人物、事件、穿越了惊心动魄的世纪风云、岁月沧桑。

数点梅花一片心（序）

我的“流浪”情结（代跋）

1976年。保健医生。中南海游泳池

 采访后记

天津温家胡同

温家宝在甘肃地矿局

历史不再是“孤证”

 我证实了一段“鲁迅的历史”

“皇甫平事件”的前前后后

周瑞金：宁做痛夺的清醒者

为了执政党的权威

“贪官不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我写“河北第一秘”

 记一合

“天漏”：走私链就是腐败链

我不做假账，我三次失业

走近巴金

朗平什么时候最动人

上海形象代言人姚明：居高不临下

我演康熙大帝

让父母亲再多睡一会儿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迟到的忏悔

胡万林落网

陈洁如叶落归根

 采访后记

李登辉：你背弃了家乡，你是民族罪人

 采访后记

寻找父亲

 采访后记

为了活得更中国

采访天安门

化剑为犁，草原作证

 采访后记

干净的核记忆

采访后记

西陲悲壮”主权牧”

厦门湾扫雷纪实

大嶝今昔：战争与和平

蓝色的Viagra——“伟哥”

海南“黄毒”

 采访后记

走在总统前面的人

“开心”震荡

备交将来的党史委员会

义薄云天，着眼未来

异国血未冷

 不老的灵魂

“世贸”遭袭时，我在白宫

七天七夜，从纽约回到中国

采访《三色土》，遭遇“9.11”

CCTV：史无前例

从“腐败一把手”程维高谈起——访制度反腐资深学者李永忠

与主席相隔一个屏风。执行六个小时轮换值班制度

在1975年，徐德隆教授只在年中回到上海过了两个星期，北京又马上召唤他回去。

记者：徐教授，那时候你已经是医院神经科的主任了，你一年不在医院，别人知道你到哪里去了吗？

徐：不知道的。中央保健局有保健纪律，我跟科里的同志说一声，我外出了。什么事情，去到哪里，我从不说，不过，当时是有工人宣传队的，有人就说过：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也不来向党支部汇报。

记者：应该是党支部向党中央汇报，而不是倒过来党中央向党支部汇报。你到党中央那里去工作了，党支部不知道。党中央比党支部大得多了。

徐(笑)：有人说我不遵守纪律，其实我是守纪律的。守纪律，就是不能说。我就知道，有人不遵守纪律，就没有继续做保健工作。

我的爱人也不知道的。分开得太久了，中央保健局的同志会让我的爱人来北京探亲，她来北京就住在招待所里。她来了，就是在招待所里等我。在允许回招待所的日子里，就会派一辆轿车把我送回招待所。后来，我说，路近，就不要轿车送了，骑自行车也可以。以后就骑车往返。

不过，我爱人始终不知道我在北京给谁看病。

记者：徐教授，对于你的诊断。医疗小组的专家们。意见如何？

徐：大家同意我的看法。上海方面去的神经科专家，除了我，还有一位。北京有一位一级教授。听了我的汇报，首长问那位一级教授：你接触过多少这样的病人？他回答：三四十个。首长又问我：你接触过多少这样的病人？按实际情况，保守些，我说：每年有五六个吧。我想，这样回答比较稳妥，其实我看了20多年的病，总的加起来有。100多人了。

1981年我还看到过外国文章，说毛主席患的是帕金森氏症。其实那是对表面情况的一些猜测。

见主席的次数多了，后来就不紧张了。从1976年开始，我和医疗小组的同志，就搬到中南海里面去住了。就在“游泳池”住。情况最紧急的时候，我们医疗小组的人，分几组，六个小时值一次班，轮换。我们和主席，就隔开一个屏风。

记者：主席对自己生病，怎么看？

徐：主席对自己的病毫无畏惧。他说过好几次，我都听到的：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

不过，主席的这个病，丝毫不影响脑子的思考，他照样想事情，他是思想那样丰富的一代伟人，但是口头表达有困难。我们看着，真替他难受。

主席生活非常俭朴。坐的沙发，就是大家后来在电影上经常看到的那种。房内家具都是一般的，床就是木板床。吃的也很简单。吃的最多的，是武昌鱼。主席爱吃鱼。听说主席原来的烟抽得厉害，但是后来接受医生的劝告，他不抽烟了。我从没有见到过主席抽烟。

我最感动的，是主席有非常强烈的求知愿望，总是在学习，总是在看书。手不释卷。1975年，他白内障手术后，视力有所好转，他就又拿起书来看(徐教授做了手捧直排本书籍阅读的样子)。直到逝世前两天，他看不动了，还要别人在床头读给他听。

我们有时还抄东西给主席看。文字都不太长的，主席毕竟看不了很长的文章了。 记者：毛主席病这么重了，还接见外宾吗？ 徐：还是接见。主席在这个房间接见，我们在另外房间。从1976年6月份开始，主席病重。一天我去值班，发现“游泳池”外停满了轿车。原来是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来看望主席。1975年，我们医疗小组向政治局汇报主席病情，不仅是一次，而是多次汇报。周总理在的时候，都是总理主持。

后来，政治局委员也开始来游泳池值班了，也是轮换制。

记者：主席的亲属有来探望的么？  徐：李敏来看主席，我见过。江青也来。她来，据说，也是要先通报批准的，来了就坐在主席后面。

记者：主席6月病重，7月底唐山大地震，主席知道吗？

徐：主席知道。可能知道得还比较详细。

主席病危。两班人马一起抢救，我给主席量血压

我和徐教授的谈话，逐渐地“接近”了1976年的9月9日。

记者：主席病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徐：毛主席病危，是在9月8日的晚上，8点钟左右。主席的心跳不好。我们是六小时值班制，轮到我们值班了，但是上一个班的同志们都下不了班了。于是，两班人马一起进行抢救。观察主席心脏情况，有一台心电图仪，一直是放在外面一间的，这时候有三位医生轮流观察。

多位政治局委员，都来了。

我的任务，是给主席测量血压。从开始量血压，一直到主席逝世，有四五个小时。我隔一段时间，就给主席测一次。那时候，主席已经昏迷了。主席血压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主席病危。

记者：社会上有过一种“给主席翻身”的说法，是这样吗？

徐(很慎重地)：我不知道。在我的值班时间里，在主席最后的时间里，我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事情。P14-16

甲申春节，未能外出访友拜年，蜷居蜗室，读陆幸生即将结集出版的文字，有的文章过去已经读过，再读仍感新鲜而有所得。读完最后一篇，虽然有着“这个春节卖给陆幸生了”的感叹，但仍然沉浸在“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一片心”的意境之中。

陆幸生性格内向，不事张扬，不嗜茗饮，不尚清谈，我们同室相处共事多年，除了采访写作编报之外，我对他知之甚少，常有清寂之感。还是这次读了他的《我的“流浪”情结》之后，才恍然大悟，从松花江到黄浦江，行程90多个小时，受到俊美的女知青的殷勤关照(当然陆幸生写的是一同回上海探亲的女同学们)，心中虽是“也要找点话说说”，却始终不知说什么为好、为妥。更何况我与他共处时已是半截老头，他的不多话是当然的了。

这次，不只是读了他的纸上文章，我们还有着交谈。由于父母亲的“文革受劫”，他虽然去了东北边陲，但并没有围垦戍边战天斗地的豪情，而郁郁寡欢，成为一个孤独者。青春回乡，当然偶尔也时有女同学同行，更经常的是一个人独来独往。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回到上海，游子归来，他没有热烈地投入母亲怀抱般的激情，而是行街头，冷眼旁观，两个月里“为找工作而上访”，他扬首自问：上海能接纳我吗？我回来干什么？当年敲锣打鼓迎来的是十年劫难，而如今大学毕业归来却又一时无处落脚，如是正反交摒的现实，使得陆幸生始终成为不了一个“热闹型”的人物。但就凭他那种非同一般归来者的特殊的情绪，我倒以为他很适合当一个作家的，去搞文学创作。至少，他的这样经历和个性，使得他后来的新闻文字有了自身的特征。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的确认为他是一位作家，或者是一位作家型的记者。这是因为他来到《文汇报》社之前，曾在《萌芽》杂志社当编辑部主任。家中又有前人和同辈从事文字编撰的“传统”，在作家圈子中还有不少朋友。作家干新闻会不会隔了一层呢？我是有这样的想法的。但他“流浪者”的情结，有着一颗能飞翔的心和两条善奔跑的腿，的确又具备着干记者的素质。我也曾自诩为“漂泊者”，还在一首词中写道：“四季漂泊常为客，一席能安即是家。”但以奔波之勤，到的地方之多，所到之处又大多能写出文章来，我这个“漂泊者”自愧不如“流浪者”。陆幸生在《化剑为犁，草原作证》一文中写到的那个原子城，我去过不只一次，我每次又都生活得时间不短，但没有留下任何文字。

从这件事情上，我又想到一个记者的审时度势的重要。成都诸葛侯祠内有一副对联，它的上联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下联则为“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诸葛亮的失败，就是因为他没有把握住局势发生的变化。冷战结束，核武器的发展战略已经转移，从核扩充、核竞赛转换到核限制，作者把握到这个变化，“化剑为犁”就成为局势变化的标志。陆幸生的其他文字当中，如《大嶝今昔：战争与和平》《采访天安门》《为了执政党的权威》等等，都是记录局势发生变化的标志性作品。即便不细读文章的内容，标题画龙点睛，一叶知秋，读者也能感受到时代的变化，赞佩于作者审时度势的敏感，一篇时代标志的文字就此定位于读者心中。

一个好记者，要感受时代标志，把握时代标志，建造时代标志，这一点陆幸生做到了。

如果对陆幸生的作品进行梳理归类，称之为报告文学是当之无愧的。但作者没有强调作品的文学性，而是用朴素的笔调，白描他所要报告的人和事。纪实是报告文学的使命，陆幸生的作品遵循着这个使命。什么是报告文学的文学性？这是争论已久的问题。因为报告文学的消沉，人们也就不再去争论了。而实际上人们还是把报告文学分成两类，即作家写的报告文学和记者写的报告文学。改革开放之始，作家记者齐上阵，一时间报告文学“领导”着文字界的潮流，抒发白描，议论恢弘，才气横溢，读之令人回肠荡气。雨打梨花，又是一番春汛，这类报告文学渐渐隐退，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新兴的文体“大特写”，风光一时。但由于它有着游离于事实的不足，无法取信读者，遂自行消失。

陆幸生经历了报告文学潮起潮落的变化，他自有分寸，不作他顾，把自己的作品处置在作家与记者之间，大中有小。一般而言，就作家论，某个细节即可勾起灵感和生发出写作欲望，但记者似乎不行，记者非得捕捉到细节的缘由，也就是它的孕育背景不可。记者写作要遵循新闻的五个W，作家是天然地要关注细节的，于是记者兼作家的陆幸生必然地关注着大事件中的小细节、小感觉、小情趣，予以恰如其分、恰到其位的“小抒发”，追求通透和简洁，大味必淡，形成了介于作家与记者之间一种特殊的自我风格。在作家眼中，他是记者；在记者眼中，他又是作家。一般读者不去注意这样的分类，他们所需要的是经得起咀嚼的好文章，在真实中还能读出另一番滋味来。在这方面，陆幸生的文章已得到了读者的赞许，有史可证。

郑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