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传》严格遵照史实，撷取了明政治家张居正政治生涯中的几件大事，着力表现了张居正作为一个天才政治家的雄才大略，而且揭示了他矛盾复杂的人格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张居正注重制度变革，却又固守祖制；他追求务实政治，不屑道德说教，却又遵循儒学成规；他以振兴天下为己任，却又贪婪地谋求个人私利。在这本书中，作者朱东润不囿成见，不拘一格，使张居正这一人物形象具有丰富的文化历史内涵，也使全书增加了浓厚的理性思辨色彩。

朱东润生于1896年，卒于1988年。名世溱，字东润。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家，传记文学作家。被学界评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奠基者之一”、“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的拓荒者”。一生致力于弘扬中国民族精神，铮铮铁骨，永不言败。

《张居正传》大体计划，构思于1941年，实际落笔于1943年1月，完成于1943年8月。《张居正传》凡十四章，起于“荆州张秀才”，迄于“鞠躬尽瘁”与“尾声”。书被评为“中国政治名人传记经典之作”、“学术大师朱东润巅峰巨制”，“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新体例”，“中国传记文学的不朽经典”。

序

第一章 “荆州张秀才”

第二章 政治生活的开始

第三章 休假三年

第四章 再投人政治漩涡

第五章 内阁中的混斗（上）

第六章 内阁中的混斗（下）

第七章 大政变

第八章 初步的建设（上）

第九章 初步的建设（下）

第十章 第一次打击以后

第十一章 从夺情到归葬

第十二章　元老的成功

第十三章　鞠躬尽瘁

第十四章　尾声

张氏世系表

隆庆、万历十六年间内阁七卿年表

后记

这一年春间，居正曾经请假回江陵一次。《宜都县重修儒学记》（文集九）：“庚戌之春，余用侍从，请告归故郡”，可证。明弘治间规定两京给假官员，除往回水陆程外，许在家两个月。那时北京到江陵，交通困难，所以往回水陆程期再加在家两个月，居正回京的时候，已在秋间，因此有名的庚戌之变，居正大致恰巧看到。

嘉靖二十九年六月间，俺答寇大同，八月入蓟州，攻古北口，同时从黄榆沟溃墙入境。巡按顺天御史王仔出驻通州，调兵死守，一面向北京告急。本来从成祖初年，弃福余、泰宁、朵颜三卫以后，北京已经站在国防第一线了。蓟州失陷以后，敌人再从古北口取道通州进攻，对于北京，完成围攻的形势。北京原是明代第一个要塞，一切都是取的战时体制。成祖设京卫七十二，计军四十万，加以畿内八府军二十八万，中部大宁、山东、河南班军十六万，一共八十余万军队，当然不会感受任何的威胁。但是成祖的规模已经不在了，京军由三大营改为十二团营，再改为东西官厅，额军由三十八万再减为十四万，世宗初年京营额军只剩得十万七千余人。武备是一天一天的废弛了。等到俺答逼到近郊的时候，兵部尚书丁汝夔清查营伍，只有五六万人。丁汝夔下令出城驻扎，但是这一群残兵，一个个只是愁眉苦脸，长吁短叹。战争没有把握了，世宗才下诏勤王。第一个奉诏的，是大将军咸宁侯仇鸾，从大同带了大军二万人援，以后各地勤王军一共来了五六万，总算有了一点声势。但是给养方面，没有什么办法，饿死的兵士，正是日常习见的事。俺答到了北京城下，仇鸾不敢开战，派人和他接洽，只要不攻城，什么条件都可以承认。俺答当然有他的要求，但是和清朝中世英国侵略者东来的故事一样，称为要求“入贡”。世宗召大学士严嵩、李本和礼部尚书徐阶到西苑便殿，手持俺答求贡书，问他们的办法。

“这是一群饿贼，皇上用不到操心。”严嵩说。

徐阶郑重地说：“军队一直驻到北京城外，杀人和切草一样，不仅是饿贼了。”

世宗皇帝只是点首，一面问严嵩看到“求贡书”没有。严嵩也有一份，从衣袖里递出说：“求贡是礼部的事。”

“事是礼部的事，但是一切还请皇上做主。”徐阶说。  “本来是和你们商议的。”世宗说。

“敌人已经到了近郊，要开战，要守城，什么都没有准备，目前只有议和，但是惟恐将来要求无厌，这是困难。”徐阶的话逐渐地具体了。

“只要于国家有利，皮币珠玉都给得。”世宗慨然地说。

“只是皮币珠玉，事情便好办了，”徐阶说，“万一还不满意，怎样处分？”

世宗竦然地说：“卿可谓远虑。”

计划是决定了。徐阶主张，指出俺答的“求贡书”，是用汉文写的，日后不能做讨论的根据，而且也没有临城求贡之理，只要他开出长城，改用鞑靼文写，再由大同守将转达，一切可以商量。当然这是一个缓兵之计。日子拖长了，四方勤王的军队开到北京，朝廷便有决战的实力。日子拖长了，鞑靼的骑士。掳掠已多，俺答也失去决战的热情。终于有一天，俺答整顿辎重，做退却的准备。这时世宗正在接二连三地催促兵部作战。丁汝夔问严嵩，严嵩说北京和边疆不同，在边疆打了败仗，不妨报功，在北京近郊打败了，皇上没有不知道的，那时怎样办？严嵩决定等待俺答掳掠饱了，自己退出，可是世宗也决定趁此大变杀戮大臣，“振作纲纪”！俺答一退，丁汝夔立即下狱。汝夔向严嵩求救，严嵩肯定地说：“我在，你决定不会死。”然而世宗的决心。没有挽回的余地，严嵩也没有援救汝夔的意志。直到弃市的时候，汝夔才知道被严嵩出卖了。兵部尚书受讯，兵部的参谋长官——职方司郎中王尚学例当连坐，汝夔只说“罪在尚书一人，与郎中无预”，因此尚学免死远戍。汝夔还没有知道，临刑的时候，很关切地问左右道：“王郎中已经免死吗？”王尚学的儿子王化在旁跪下道：“承尚书大恩，家大人免死了。”汝夔叹了一声道：“你的父亲屡次劝我速战，但是我为内阁所误，以至于此。现在你的父亲免死，我可以安心了。”丁汝夔的冤枉，是当时大众俱知的事，后来到了隆庆初年，才得追复原官。

经过这一次大变，居正认清了兵备是怎样地废弛，边备是怎样地重要，以及应付俺答的对策是怎样地急迫。他认清了严嵩误国卖友，对于严嵩，确是断念了。蜗牛的一个触角及时收回，但是另一个触角就趁此时伸出。他已经发现一个友人，这是他任庶吉士时的翰林院掌院学士，现任礼部尚书徐阶。在翰林院的名分上，徐阶是居正的老师，但是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居正的政友。他们间的友谊，一直维持到万历十年居正身殁为止。

徐阶，松江华亭人，短小白皙，一个典型的江南人。在政治上，他正是严嵩的敌手。严嵩柔佞，夏言刚愎，柔能克刚，所以夏言失败了。但是一味地柔佞，柔到和水一样，便唤不起信任。大难临头的时候，柔佞的人只是推卸责任，这样最容易引起轻视。徐阶不是这样。他不是钢铁，也不是水，他是一方橡皮。橡皮是柔的，遇到坚强的压力，能屈服，能退让，但是在压力减轻的时候，立即恢复原状。对于外来的力量，他是抵抗，但是永远不采取决裂的态度，即在退让的时候，他也永远不曾忘去撑持。这是政治上的一种风度，以后张居正、张四维，都曾经采取过。申时行维持九年的政权，也是采取这个风度。

这个时代，恰是阳明之学盛行的时代，徐阶不是王守仁的学生，但是他的朋友很多阳明一派的人。他曾和聂豹、欧阳德、程文德等，在北京灵济宫讲学，听讲的人有时多至五千，是北京讲学的盛会，但是他的良知之学，和他的侍从世宗，修治斋醮，好像不曾发生冲突。他讲求经世之学，但是他也精心结撰青词，好像也没有矛盾。他正在准备在政治上和严嵩争斗，然而表面上只有和平。时机还没有来，他正蜷伏着。

嘉靖三十年是明代对外关系中可以纪念的一年。二十九年俺答人侵，终于在饱掠以后退出长城了，但是对于北京正是一个随时可发的威胁。大将军仇鸾不敢开战，只有设法避免战争，主张采取马市的办法。马市是由俺答岁进若干马，朝廷岁给若干币帛粟豆。在表面上，是通商，在事实上，俺答所得的是生活必需的资源，明朝所得的是不能作战的马匹。三十年三月，开马市。第一个反对的是兵部员外郎杨继盛。继盛奏言十不可、五谬。世宗召集大臣会议，仇鸾大声地说：“杨继盛没有看过战争，把事情看得这样容易！”最后的决定还是认为既经和俺答约定了，无从反悔。继盛也就在这次贬为甘肃狄道典史。继盛是徐阶掌国子监时的门生，但是徐阶看到仇鸾结纳严嵩，正在得宠的时候，一句话没有说。就是居正，也在这个时期为严嵩赋三瑞诗：一篇称颂严家瑞竹、瑞芝、瑞莲三物的诗。最后的几句：

扶植原因造化功，爱护似有神明持。君不见，秋风江畔众芳萎，惟有此种方葳蕤！

这时是夏言已倒，徐阶未起的时候，世宗的力量，正在维持着这一本江西分宜的瑞莲。

P22-25

二十余年以前，读到鲍斯威尔的《约翰逊博士传》，我开始对于传记文学感觉很大的兴趣，但是对于文学的这个部门，做切实的研讨，只是1939年以来的事。在那一年，我看到一般人对于传记文学的观念还是非常模糊，更谈不到对手这类文学有什么进展，于是决定替中国文学界做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

宗旨既经决定，便开始研读。除了中国作品以外，对于西方文学，在传记作品方面，我从勃路泰格的《名人传》读到现代作家的著作；在传记理论方面，我从提阿梵特斯的《人格论》读到莫洛亚的《传记综论》。当然，我的能力有限，所在地的书籍也有限，但是我只有尽我的力量在可能范围以内前进。

在这几年以内，陆续写成的《中国传记文学之进展》、《传记文学之前途》、《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述论》、《传记文学与人格》和其他几篇文字发表了，没有发表的也有几篇。除了散篇以外，本拟叙述中国传记文学之趋势，但是因为参考书籍缺乏，只能写定一些纲领，未能完成；完成的只有《八代传记文学述论》一本十余万字的著作。

对于中国传记文学的进展，总算勉强有些认识，但是认识过去，当然不是开导将来。佛家所谓“阅尽他宝，终非己分”，是一句颠扑不破的名言。要想为中国文学努力，专靠称扬古人，叙述故籍，其结果只落得“阅尽他宝”，谈不上继往开来的工作。一般文学如此，传记文学也是如此。所以决定实地写一本传记。这是一个尝试，成功固然很好，失败也可以给自己和别人一些警戒，实际也是一种成功。自己对于失败，本来不感觉很大的威胁，何况现在无论如何都有相当的成就呢！

写作的目标决定，其次便是形式的问题。自己认定世界是整个的，文学是整个的。在近代的中国，传记文学的意识，也许不免落后，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必然有把我们的意识激荡向前、不容落伍的一日。史汉列传的时代过去了，汉魏别传的时代过去了，六代唐宋墓铭的时代过去了，宋代以后年谱的时代过去了，乃至比较好的作品，如朱熹《张魏公行状》，黄斡《朱子行状》的时代也过去了。横在我们面前的，是西方三百年以来传记文学的进展。我们对于古人的著作，要认识，要了解，要欣赏；但是我们决不承认由古人支配我们的前途。古人支配今人，纵使有人主张，其实是一个不能忍受、不能想象的谬论。

西方三百年来传记文学经过不断的进展，在形式和内容方面，起了不少的变化，假如我们采取这一条路线，我们究竟采取哪一个方式呢？

最有名的著作当然是鲍斯威尔的作品，一部《约翰逊博士传》成为家传户诵的文章。这里我们看到一位不修边幅的博士，和他的许多朋友，我们听到他们讨论文学，讨论政治，乃至于讨论栽树鬻果一切零碎的小事。有时约翰逊来一次恶谑，捧腹大笑，剩得被嘲的鲍斯威尔抱怨自己的不幸。约翰逊笑也有，骂也有，但是他的学生葛立克趁先生不在的时候，描写先生夫妇间的爱恋，蹑手蹑脚，更引起哄堂的狂欢。这是生活，因此这部著作成为不朽的作品。但是要写成这样一部作品，至少要作者和传主在生活上有密切的关系，而后才有叙述的机会。至于作者文学上的修养和鲍斯威尔那种特有的精神，都是这类著作的必要条件。

另外一种是斯特拉哲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这是一部近代的著作，打开“现代传记文学”的局面。在薄薄的二百几十页里面，作者描写女王的生平。我们看到她的父母和伯父，看到她的保姆，看到她的丈夫和子女。我们看到英国的几位首相，从梅尔朋到格兰斯顿和狄士莱里。这里有英国的政局，也有世界的大势。但是一切只在这一部薄薄的小书里面。作者没有冗长的引证，没有繁琐的考订。假如我们甘冒比拟不伦的危险，我们不妨说《女王传》很有《史记》那几篇名著的丰神。这一部书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其实不是偶然的事。但是1943年的中国，似乎还不是提倡这一类著作的时期。英国人有那种所谓实事求是的精神，他们近世以来那种繁重的作品，一部《格兰斯顿传》便是数十万字，一部《狄士莱里传》便是一百几十万字，他们的基础坚固，任何的记载都要有来历，任何的推论都要有根据。在这个情形之下，斯特拉哲脱去一切繁重的论证，探赜钩玄，当然立刻使人耳目一新，夺取特有的地位。但是斯特拉哲的著作正筑在那个坚固的基础上面。尽管有许多人称道这个写法，但是我的愚见，倘使斯特拉哲在中国，绝对不能写成那样的名著。中国人模仿他的写法，只会写成那种含讥带讽、似小说不是小说、似史实不是史实的作品。二三十年以来的中国文坛，转变的次数不在少处，但是还没有养成谨严的风气。称道斯特拉哲的人虽多，谁能记得这薄薄的一册曾经参考过七十几种的史料？仲弓说过：“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太简乎？”朱熹《集注》：“言自处以敬，则中有主而自治严，如是而行简以临民，则事不烦而民不扰，所以为可；若先自处以简，则中无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简，岂不失之太简而无法度之可守乎？”这是说的政治，但是同样也适用于文学，没有经过谨严的阶段，不能谈到简易；本来已经简易了，再提倡简易，岂不失之太简而无法度之可守乎？所以斯特拉哲尽管写成一部名著，但是1943年的中国，不是提倡这个做法的时代和地点。

……

几年以来的心力，所成就的只是这本很平常的著作，自己的学力，仅仅达到这个阶段，原是无可如何的事。我的希望，本来只是供给一般人一个参考，知道西方的传记文学是怎样写法，怎样可以介绍到中国。我只打开园门，使大众认识里面是怎样的园地，以后游览的人多了，栽培花木的也有，修拾园亭的也有，只要园地逐日繁荣，即使打开园门的人被忘去了，他也应当庆幸这一番工作不是没有意义。 《法显行传》记法显经过沙河的一节：“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惟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在一个茫无边际的境界，我们惟有踏着前人的足迹，作为自己前进的路线。前人对于我们所尽的责任，正是我们对于后人所有的义务。无论成功或失败，现在的努力，对于后人都是一个重要的参考。

我应当趁这个机会，对于远方的两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十余年的生活，养成我不事家人生产的习惯。我独自漂流异地，难得在寒暑假中回去一次。对日作战以后，我从越南人国，绕到抗战的大后方，从此没有看到故里。家事的处分，儿女的教养，以及环境的应付，一向我不过问，现在更落在一个人的肩上。我没有听到抱怨，也没有听到居功。尤其在故乡沦陷以后，地方的情形更坏，斗大的一个县城，充满最复杂的事态，天涯游子的家属，剩得举目无亲的境地，但是我始终没有听到怨恨和愁诉。正因为有人把整个的心力对付家庭，我才能把整个的心力对付工作。我自己的成就只有这一点点，但是在我历数这几种撰述的时候，不能忘怀数千里以外的深闺。我认为在我的一切成就之中，这是和我共同工作的伴侣。

还有一个更远在万里之外，现正在做一次国外的旅行。我们的认识远在三十余年以前。我们曾经共同受过小学教师的训导，共同听过泰晤士河的波声；之后，在同事十余年之中，又共同欣赏过东湖的初月，乐山的暮钟。在我们同事的中间，他的著作，我都曾经看过；我的作品，也没有一本不曾经过他的商订。这本书写成的时候，他不及看到，但是最初的计划，曾经和他讨论。从他那里，我得到不少的鼓励，不少的协助；但是以前因为时常见面的关系，没有感觉致谢的必要。现在我得告诉他，万里波涛的重洋，遮断不了平生许与的友谊。

努力啊，我愿有更好的成就，报答一般友好的关切。

朱东润自序于重庆柏溪寓斋

1943年8月6日

朱东润（1896一1988），江苏泰兴人，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史家、传记文学家。他善于将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学结合起来研究，注重史料的收集和史实的分析考辨，著有《张居正大传》、《牡甫叙论》、《陆游传》等传记文字作品，另有《中国文学论集》、《诗三百篇探故》等古典文学论著多种，其《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我国最早的文学批评著作之一。

本书严格遵照史实，撷取了明政治家张居正政治生涯中的几件大事，着力表现了张居正作为一个天才政治家的雄才大略，而且揭示了他矛盾复杂的人格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张居正注重制度变革，却又固守祖制；他追求务实政治，不屑道德说教，却又遵循儒学成规；他以振兴天下为己任，却又贪婪地谋求个人私利。在这本书中，作者不囿成见，不拘一格，使张居正这一人物形象具有丰富的文化历史内涵，也使全书增加了浓厚的理性思辨色彩。

鉴于水平有限，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出现的错讹还请广大读者予以斧正。

编 者

2009年1月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说：“政治家只有一张居正。”他也是大誉大毁之人，赞誉者，推其为“圣人”，可与周公相比；毁之者，斥其为“禽兽”，贬与王莽、朱温同类。朱东润先生却认为张居正的一生，始终没有得到世人的了解。“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他既非“禽兽”，亦志不在“圣人”，他只是一“受时代陶熔而同时想陶熔时代”的人。

在写作上，这部传记善于抉择材料、重证据，不忌繁琐、不事谀扬、持论中肯的鲜明特色，既继承、借鉴，而又发展了我国古代传记和西方传记文学的艺术手法，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新体例，使它成为独立的文学样式。

——周捷《毕生心血半世耕耘——传记文学家朱东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