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部深度描写三年大饥荒的长篇小说！

善于保存记忆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拒绝遗忘的文学是让人尊敬的；

有的人已经饿死，有的人眼看也要饿死。苦难中的人们，该笑还是笑，该唱还是唱。饥饿的平原上回荡起动人的歌谣。

小说叙述了极“左”年代中原农村发生的大饥荒，写出了普通百姓在那个特殊年代所经受的巨大磨难，表现了他们在饥饿的威胁面前所激发出的生存勇气和生存智慧。

这是国内第一部深度描写三年大饥荒的长篇小说。小说叙述了极“左”年代中原农村发生的大饥荒，写出了普通百姓在那个特殊年代所经受的巨大磨难，表现了他们在饥饿的威胁面前所激发出的生存勇气和生存智慧。小说写到了因饥饿导致的浮肿病流行、断炊的恐慌、饿死人的惨剧，许多场面令人触目惊心，催人泪下。“平原上的歌谣”是民间的歌谣，是苦涩的吟唱，里面藏着岁月深沉的忧伤。

黄牤牛还是死了。黄牤牛吃到了茅草根，茅草根也未能挽回它的命。黄牤牛是天将明时分死的。它没有把帆布泥兜子坠烂，也没有把泥兜子上面的绳子坠断。它一死，后半身就从泥兜子里滑脱出来。它的两条前腿和头还搭在悬空的泥兜子上。那样子，像是调皮的它要荡一个秋千，上秋千时脚没蹬好，蹬空了。它临死前没有呻吟，没有喊叫，没有挣扎，没有什么痛苦的表现，死得相当从容和安静。两个饲养员饲养它那么多年。它跟饲养员连句告别的话都没说。不过它刚死，两个饲养员就知道了。他们点上灯一照，见黄牤牛的眼睛还睁得大大的，死时没有闭眼。如果拿人来比，黄牤牛死时没有闭眼，说明它的心事没有完，说明它对人世间还有话说，睁眼是用来表示它的遗憾。如果拿它当人来看待，饲养员应当把两只手掌搓一搓，搓热，分别捂在牛的眼睛上。把牛的眼皮也暖热后，再把牛的眼皮抹撒下来，把大眼珠子盖上。文钟祥倒是产生了帮牛把眼合上的想法，他的双手也合到了一块儿。老国叔没让他搓手，老国叔说算了，牛的眼睛太大，很难合上。牛的肚子也很大，怎么看也不像饿死的。

黄牤牛或许是饿死的，或许是病死的，或许是撑死的。或许这几种原因相加，各种原因都有一些。队长文钟山过来给两个饲养员统一了说法，只能说黄牤牛是病死的，是得急病死的。黄牤牛昨天还好好的，还活蹦乱跳，还扎着架子要往别的母牛身上跳。到了晚上，黄牤牛突然就不行了。队长交代说，千万不能说黄牤牛是饿死的。驻队的黄工作员黄秋板到公社开会去了，等黄秋板回来，他要是听说黄牤牛是饿死的，那可不得了。黄秋板一定会说，你们怎么搞的，人都好好的，都没有挨饿，怎么偏偏把牛饿死了。饿死生产队的牛，等于犯罪，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件事一定要严肃追查。两个饲养员互相看看，说知道了。

可是，死牛怎么处理呢？按照近两年的惯例，要说牛是病死的，就得把死牛的尸体埋掉。这是出于对贫下中农身体的爱护，是讲卫生的需要。讲卫生是跟在除四害后面来的，除四害，讲卫生。据黄工作员解释，除四害就是为了讲卫生。四害包括老鼠、麻雀、苍蝇、臭虫。四害都是脏东西，把四害除掉，哪儿哪儿就干净了，干净了就是卫生。当然，除四害又不单纯是为了讲卫生，除四害还有保护庄稼和粮食的作用。反过来说，讲卫生也不仅仅是除四害。讲卫生还有一个说法，叫爱国卫生运动。一加上爱国和运动，讲卫生就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它包括的内容就海了去了。比如病死的牛马驴猪羊鸡不许吃，就是讲卫生之一种。不管病死的家畜还是家禽，它们身体上都会有细菌。人吃了它们的肉，等于吃进了细菌。细菌一旦钻进了人们的肚子，就会在肚子里作祸，人离死就不远了。人们刚听说细菌这个说法时，都觉得细菌很新鲜，都想看看细菌什么样。黄秋板把手往空中一捞，伸开手给人看，说：“看，细菌！”人们伸头在他手上乱看，没看到什么细菌。黄秋板又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又说：“看，细菌！”人们把头聚过来，仍没看到什么活动的东西。那么黄秋板就说了：“细菌细菌，细菌就是小，就是细，要是人人的眼睛都能看到细菌，那还叫什么细菌，细菌就不稀罕了，也不可怕了。细菌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无处不在，人的肉眼又看不见它。消灭细菌的办法只有一条，那就是讲卫生。”

按照讲卫生的原则，在黄牤牛死掉之前，养猪场的死猪都埋掉了。那时，他们这里已办了集体农庄。办集体农庄的办法并不是另建一处庄子，而是利用现有的自然村，把三个村并成两个村，把其中一个村的人分到另两个村庄去住。死牛的这个村叫文凤楼，被腾出来的那个村叫小李庄。小李庄的人，一部分住在文凤楼，一部分住在杨桥。这样，小李庄就办起了养猪场、养鸡场和养鸭场，小李庄摇身一变，就成了集体农庄。集体农庄的成员都是从贫下中农家庭挑出来的优秀青年，他们也被称为青年突击队员。不能说这些队员没有志向，不能干。他们头上都扎着带有标志性的白羊肚子毛巾，每天都唱着向前，向前。可他们养猪养鸡确实缺少点儿经验。猪和鸡都是从各村集中到小李庄的，刚集中起来时，那些猪和鸡还是好好的，迎接过不少骑自行车的参观团前去参观。过了一段时间，猪和鸡就开始死，死了一头又一头，死了一只又一只。猪和鸡死后，他们就弄到地里埋掉。再去埋死猪时，青年突击队员们发现他们上次埋的死猪被人扒走了。他们都很负责，认为这是大事，这不仅是死猪被扒走的问题，这关系到不讲卫生的问题，不爱国的问题，反对卫生运动的问题。再把死猪埋到地头时，他们装作走了，回养猪场去了。等天一黑，他们就潜回来，埋伏在附近的地里。一发现有人偷偷摸摸来扒死猪，他们就冲出来，把扒死猪的人捉住，五花大绑，交给队里，让队长召集人对胆敢破坏卫生者进行批斗。谁不怕批斗呢，被批斗的人不仅挨训，挨骂，受尽侮辱，有时还要挨揍。把偷扒死猪的人批斗过一两个，全大队的人都知道了讲卫生的重要性，再也不敢不讲卫生了。P21-23

我对三年大饥荒的生活记忆深刻，称得上刻骨铭心。其中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我九岁，正在本村小学读二年级。我饿得成了大头，长脖子，细腿，连走路都费劲儿。去学校上学需要翻过一条干坑，以前，我在这条坑里跑上跑下，如履平地。饿成瘦鬼后，过那条坑就难了。此岸，我屁股贴着岸边往下滑；彼岸，我得把自己变成一只小兽物，四肢着地一点一点往上爬。这年夏天，父亲病死了。作为父亲的长子，为父亲送葬时由我扛幡，摔恼盆。堂叔大概怕我瘦得没劲儿，替我把陶制的恼盆摔碎了。食堂面临断顿，不少人得了浮肿病，人们的生存受到了极为严峻的考验。换句话说，贫困和饥饿已使人们的生存到了一个最低的底线，过了底线，人马上就得饿死。谁都不想死，人人都想活命。人们别的念头都没有了，只要能找到一口吃的，只要能保住自己的一条命，就是最大的成功。于是人们的生存意志、生存韧性、生存智慧和生存想象力都尽可能地发挥出来了，构成了那个特殊年代特殊的生存状态。

我服从了自己的记忆，或者说受到了记忆执拗的引导，在刚开始写小说不久的1980年，我就以那段生活为素材，写了一篇短篇小说《看看谁家有福》。小说在《奔流》发表后，引起比较大的争议，该刊连续发了好几篇争鸣文章。肯定的一方认为我写得很真实；批评的一方说我写得太低沉了。这篇小说很快被翻译到美国。《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也为这篇小说列了一条：“刘庆邦的《看看谁家有福》，超出了1966—1976十年浩劫的时间范围，直接揭露了1959—1961‘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农村的饥荒。一面描写农民们的煮饭锅被送进了小高炉后，如何为寻得一口粮食而不顾一切，一面鞭笞干部的昏庸无能和冷酷无情。”此后，我按捺不住自己的记忆和冲动，一直想写一部长一点儿的小说，来记述那段生活。我暗暗对自己说，你不写这部小说，就对不起那些饿死的人和那段历史，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一辈子都白活了。二十四年之后，我终于写出了这部在我心底埋藏已久的《平原上的歌谣》。我读书不多，在创作上没什么高深的理论。但我知道，人类的记忆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的记忆力是一个人的基本力量。如果这个人失去了记忆，就等于是一个傻子，跟植物人也差不多。同样，一个民族的记忆是这个民族的力量所在，善于保存记忆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试想，一个民族倘是失去了记忆，就有可能重蹈灾难的覆辙，那是多么可怕。有两句话，我不记得是哪两个外国作家说的。一句是，文学是为历史作证；另一句是，文化是对记忆的守卫。我觉得这两句话都很有道理。作为一个作家，我们有责任为我们的民族提供记忆，保留记忆。当然，这个记忆应该是细节化、情感化、人性化、真实性和艺术性的。一代作家有一代作家的生活记忆，如果我们这一代亲历过那段生活的人死了，让后来的人再想象就不那么容易了。我们必须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记忆文化向遗忘文化挑战。

那段生活无疑是沉重的，但我给小说定下的是不屈和自强的基调，写得并不低沉。我没写饿殍遍地，哀鸿遍野，没有渲染惨绝的气氛，相反还有些幽默，露出了有节制的微笑。这是因为受到我大姐的启发。前些年，我每每回老家看望母亲，都要和大姐、二姐谈起三年大饥荒的那段日子。我是有意提起这个话题，让大姐、二姐帮我回忆饥饿的生活细节。大姐悄悄告诉我，母亲不愿听见我们老说那几年多么苦，多么难过，母亲说，都是过去的事了，还提它干什么！我想，母亲可能是出于自尊，我们把过去的事说多了，母亲会觉得都是她这个当娘的没本事，让她的孩子受苦了。我说：“那时候挨饿的又不是我们一家，全国的人都在挨饿，只不过有的地方轻一些，有的地方重一些。”大姐又说：“你别说，当时并没觉得多么苦，一点儿都不发愁，好像还挺高兴的，该笑还是笑，该唱还是唱。”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以前构思这部小说，我的心情总是很沉重，很压抑，甚至想哭，大姐的话改变了我的想法。什么样的苦难都能忍受，什么样的坎儿都能过去，也许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这部小说是献给我母亲的。父亲死时，我们姐弟六个还小，大姐最大十三岁，最小的弟弟还不满周岁，上头还有一个年届七旬的爷爷，一家八口全靠母亲一个人养活。为了多干活，多挣工分，母亲从妇女队伍中走了出来，天天跟男劳力一块儿干活儿。母亲犁地耙地，放磙扬场，和泥脱坯，挖河盖房，凡是男劳力干的活儿，我们的母亲都一点儿不落地跟着干。在秋天的雨季，母亲要冒着雨到地里出红薯。不出红薯全村人就没吃的。出完红薯回家，母亲全身的衣服都湿透了，身上滚的全是泥巴。在大雪飘飘的冬天，妇女们都不出工了，在家里做针线活儿。这时母亲要和男劳力一起往麦地里抬雪。初春队里的草不够牲口吃，母亲要下到冰冷的河水里，为牲口捞水草。母亲所受的苦累和委屈，一想起来就让我这个当儿子的痛彻心肺。我对两个姐姐和弟弟妹妹说过，我一定要写写母亲。可我的小说还没写出来，苦命的母亲已于2003年3月5日去世了。母亲再也看不到我的小说了，这只能让我更加痛心。

关于母亲，还有一个大些的说法，我们愿意把祖国也说成是我们的母亲，那么我把这部小说同时也献给祖国母亲。伟大的祖国母亲，请您收下吧！您愿意收下吗？

2004年6月9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