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怪家庭》、《我的学术生涯》、《科学基金文化之我见》、《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回顾》、《思维传感中“屏幕效应”现象的分析》、《论特异功能研究》、《弄虚作假和急功近利》……本书收录的是在生命科学生物遗传学的教学和研究中取得大量成果的盛祖嘉教授的一些随笔散文，因为写书在由学生赠送的文艺日记本上，扉页上提有两句诗“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就把文集取名《晚霞随笔》。

1990年冬，复旦大学生物系88届和89届的六名学生来到我家，带来一本文艺日记本送给我。我不记日记，这本日记本躺在桌上多年。1998年我因患癌症住院。第二年出院后便陆续用它写些短文，于2004年结集成书，自费印了若干本分赠亲友。文艺日记本的扉页上有他们书写的两句诗“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就把文集取名《晚霞随笔》。此后九年里又陆续写了一些，并从前书中选取若干篇合成本书，书名照旧，扉页上也仍旧复印上他们书写的这两句诗。

五怪家庭

我的学术生涯

科学基金文化之我见

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回顾

思维传感中“屏幕效应”现象的分析

论特异功能研究

弄虚作假和急功近利

再论太空育种

顶天立地与两头够不上——大科学与小科学

《蜜蜂，它们的视觉、嗅觉、味觉和语言》一书的译者的话

唐家祠堂

追思恩师谈家桢

治标与治本

假如我是人民代表

医疗文化指数

多难兴邦

饮食文化，东方和西方

忆巴黎

琴棋书画——随笔四则

评蒋孔阳著《美学新论》

论漫画兼论丰子恺的漫画

话幽默，说鲁迅与林语堂之争

农民画和女性画

重建雷峰塔

《阅微草堂笔记》译评两则

缘

集邮

记两次西湖一日之游

最好不要轻易去

喝酒和吃酒

告别童年

有人要送我一本《圣经》

遗嘱

悼亡妻

病榻追忆(沈仁权)

往事似烟人生如歌(沈仁权)

悼亡兄沈仁湘(沈仁权)

2002年4月22日的《新民晚报》上登载着一篇《四位教授和一位保姆》，这里面的楔子一段中写着这样几句话：“他们一家人工作勤恳踏实，几十年里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学生中相当多的人已是国内或国外的教授。然而，他们都平易近人，邻里关系好，多年来被评为市和区的五好家庭，2001年被评为全国五好标兵十户之一。”

当然，我是知情人。其实说他们是五好家庭，不如说是五怪家庭。

第一怪是88岁的老太沈仁权。这几天听了不少有关贪污分子上海原第一把手陈良宇的小道新闻后，老太深感内疚。难道因为她也贪污吗？不，正好相反，她因为在大约60年前做了一件“反贪”的事而后悔。那时她大学刚毕业，留校当助教。由于看到化学系同系的兼系主任的教授在教工伙食团里包两份菜却拿三份饭回家便站出来“揭发”，终于自食其果，第二年便拿不到聘书。抗日战争年代里大后方的教授过的是怎样的生活！那位教授无非占了些小便宜，对比今天那些养尊处优的贪官污吏，值得如此大惊小怪吗？为此老太想起来深感对不起自己的老师。

年轻时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脾气到老也不改。再说一个“笑话”，那也已经是三四十年前的事了。有一次老太独自上街，在电车里看到一个解放军穿着军装却没有扣上风纪扣，于是便要他扣上。他听了唯唯称是，立即扣上。回家后老太笑说他大概以为我是个什么首长了。解放军当然怕首长，可是如果碰到小流氓那便不是那么回事了。所以以后老太独自上街的话，我总要提醒她别和小流氓评理，背上挨一刀不合算。

一转眼又是几十年了，老太还是看不顺眼的事都要管。物业账目不清要管；人行道上骑车要管；复旦大学校门口那块“自行车下车推行”的牌子是在她的建议下树立起来的；复旦小学门前那条马路改为单行道是经她一再呼吁，最后在《解放日报》上登出“复旦小学门前太乱，老教授来电呼吁解决”这一报道后才得以落实。

老太在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一面工作，一面上夜校进修，1951年回国。那时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回国后一般都被聘为副教授，可是有些人会讨价还价，不聘为教授便不干。老太回国后也被浙江大学聘为副教授，然而她却认为自己没有博士学位所以不该聘为副教授。经过“讨价还价”，终于以讲师职称应聘。这不是怪事吗？

《新民晚报》那文章的楔子中说“邻里关系好”，其实同事关系也不坏。在复旦大学早期几年里，经济上有困难的同事来敲我家门的人并非个别，在较长时期中给以帮助的亲戚朋友也有四五人，然而老太自己在物质生活上却近乎苛刻，就连老头都要称她为“砂锅党”，意思是只要一只砂锅就可以过日子，这不怪吗？

现在再说老头，那就是我自己，也有些怪。先从小事说起，他怕吃饭时别人向他碗里夹菜，他怕出游时别人定要为他照相。还有一怪是在一段时间里口袋里带着粉笔，看到地上有痰迹便用粉笔在它周围画上个圈。还有一次他自告奋勇在大礼堂上向学生们讲“大学生应是精神文明的倡导者”，引得管礼堂的工友好奇地问“你是哪个单位的，怎么没有看到过”。是呀，不是做思想工作的人，他怎么会认识呢，这些都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事。

“文化大革命”前后一段时间里他是生物系的副系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曾有人问他：“别人(指正主任和别的副主任)都是党员，你这副主任好当吗？”问得他哑口无言。真是惭愧，他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这问题。怪不怪？

其实早已有人劝他入党了，包括校长办公室主任、系领导和一个普通党员。不过告诉你一件事，就可以知道像他这种人是否配做党员：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来到复旦大学不久的某日，一位哲学系教授(当然是党员)问他是否打算参加每周周末的政治学习，接着还补充一句说：“这当然是自愿的。”他听了便说：“既是自愿的，那我就不参加了。”好在后来还是参加了，否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肯定是一条反革命罪状，那才真成了怪事。

说了老太、老头就该说说女儿盛小禹、女婿毛裕民了。我的命是女儿救的。1998年我因前列腺癌的癌细胞扩散到全身骨骼而住院。那时医生几乎都已绝望，可是女儿心不死，她求医问药，终于两针下去便解除了疼痛，挽救了生命，再加上一些防止癌细胞扩散的药，不到一年便出院了。

许多人听说以后都认为这是奇迹，不过对于女儿来讲，这还算不得怪事。怪还怪在从此以后她通过自学竟成了一名小有名气的“医生”，先是为人咨询前列腺癌，然后旁及其他癌症。校内、校外，上海、北京，都有人来“求诊”，持续到今年(2006年)年终北京还有人“求诊”。接下来她又帮人买药。如果她伸手要回扣的话，恐怕早已成了富婆了。

多少年来她在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中担任两门遗传工程方面的全系基础课，是两门实验课，职称是副教授。不过，历年来她的学生中不乏教授，而且上过她的课的人中在今天更有不少人是教授、主任或院长，可是她满足于当一个副教授。她常向人介绍自己说我是管实验的。别人称她为教授时她总要补充一句：“是副教授。”

女儿好管闲事，所以母亲常说她不务正业。其实，女儿的管闲事“基因”正是母亲传给她的。女儿除了为人咨询癌症和买药以外，还常为人找工作和介绍“朋友”，所以我常戏说她的公司设三个部门：医药部、职业部和婚姻部。P1-4

1990年冬，复旦大学生物系88届和89届的六名学生来到我家，带来一本文艺日记本送给我。我不记日记，这本日记本躺在桌上多年。1998年我因患癌症住院。第二年出院后便陆续用它写些短文，于2004年结集成书，自费印了若干本分赠亲友。文艺日记本的扉页上有他们书写的两句诗“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就把文集取名《晚霞随笔》。此后九年里又陆续写了一些，并从前书中选取若干篇合成本书，书名照旧，扉页上也仍旧复印上他们书写的这两句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