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诗人、学者。在他的写作中，文学和思想批评类的文章最有影响。他的《五四之魂》与《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曾传诵一时。他早年写作的《人间鲁迅》，以及不久前出版的《鲁迅的最后十年》，都曾引起广泛争论。

本书为林贤治的思想随笔精选，作者以细腻优美的文字，抒写了古今中外历史上的名人的思想状况，涉猎面之广，认识之深刻，都是我们值得一读的精品。

本书为林贤治散文随笔选，主要收录了《火，一个殉道者》、《左拉和左拉们》、《孤独的旅客》、《平民的信使》、《寻找诗人》、《墓地的红草莓》、《可笑的骑士》、《另一个高尔基》、《最后的迷失》、《读顾准》、《自由与恐惧》、《思想和思想者》、《让思想燃烧》等作品。这些作品充分显示了作者丰富而细腻的生活。具有较高的文学性、艺术性和可读性。一篇篇短小精悍的文章会使您回味无穷。

看灵魂

火，一个殉道者

左拉和左拉们

囚鹰

向晚的玫瑰云

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

旷代的忧伤

孤独的旅客

奥威尔：从政治中来．到政治中去

穿粗布衫的和穿燕尾服的终究要分手

平民的信使

寻找诗人

走向大旷野

墓地的红草莓

另一个高尔基

索尔仁尼琴和他的阴影

米沃什的根

包围凯尔泰斯

在死刑面前

可笑的骑士

最后的迷失

山之民

一个人的爱与死

存在的见证

文化遗民陈寅恪

读顾准

纪念李慎之先生

只有董乐山一人而已

夜读遇罗克

自由与恐惧

思想和思想者

酷刑：从肉体到精神

盗版与地下印刷

记忆或遗忘

水与火(二章)

散步

读画(三章)

读热烈的书

让思想燃烧

后记

左拉和左拉们

1894年，法国陆军上尉，犹太人德雷福斯被法国军事法庭以泄密罪判处终身流放。1896年，有关情报机关查出一名德国间谍与此案有涉，得出德雷福斯无罪的结论。但是，战争部及军事法庭不但无意纠错，而且极力掩盖事实真相，调离该情报机关负责人，公然判处真正泄密的德国间谍无罪。为此，著名作家左拉挺身而出，接连发表《告青年书》、《告法围书》，直至致总统的公开信，即有名的《我控诉》，由此引发整个法国争取社会公正的运动。军方以“诬陷罪”起诉左拉，接着判一年徒刑和三千法郎的罚金。左拉被迫流亡英国，一年后返回法国。继续与军方斗争。直到1906年，即左拉逝世4年后，蒙冤长达12年的德雷福斯才获正式昭雪。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德雷福斯事件。

左拉受到法国乃至全世界的赞誉是理所然的。因为他是如此不遗余力地为一个与自己毫无瓜葛，同整个军队和国家相比实在渺小不足道的人说话，维护他的权利、名誉与尊严；因为他敢于以一己的力量向一个拥有强大威权的阴谋集团挑战，而正是这个集团，利用现存的制度，纠集形形色色的邪恶势力，极力扼杀共和主义、社会正义和自由理想；还因为他不惜以抛弃已有的荣誉和安逸的生活为代价，不怕走上法庭，不怕围攻，不怕监禁和流放，而把这场势力悬殊的壮举坚持到最后一息。为维护法兰西精神而反对法兰西，这是不同寻常的。马克·吐温写道：“一些教会和军事法庭多由懦夫、伪君子和趋炎附势之徒所组成；这样的人一年之中就可以造出一百万个，而造就出一个贞德或者一个左拉，却需要五百年！”如果目睹了人类生命质量的差异之大，应当承认，这些话也不算什么溢美之辞。

但是，在左拉周围，有一个富于理性、知识、良知和勇气的知识者群体——和左拉战斗在一起的“左拉们”，这是不容忽略的。正是因为有了卢梭和整个启蒙运动的思想滋养，有了法国大革命所培育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民族精神，才有了这样一个团结的坚强的精神实体。没有这个实体，未必能够产生这样一个勇敢而坚定的左拉；没有这个实体，左拉的单枪匹马的战斗将会因严重受阻而中断。惟其有了这个实体，在社会正义受到威胁的时候，就一定能从中产生一个左拉，或不叫左拉的左拉。

事实上也是如此。在法国作家拉努的传记著作《左拉》中，有叙述说：事情开始时，埋头创作的左拉还处在犹豫不决的状态，他是被“德雷福斯派”的人物推举出来的；尤其重要的是，他是被一群记者、律师、历史学家说服的。周围的一群人物是如此优秀，他们完全因为一个犹太人的冤案而被吸引、凝聚到了一起。难得的是，其中如作家法朗士、报人克列孟梭，都是与左拉不同类型的人物，在有关专业或别的意见上并不一致，甚至相反；然而仅仅凭着“正义感”这东西，他们就走到一起来了。他们把左拉的斗争当成自己的斗争，在斗争中，表现出强烈的“团队精神”。像克列孟梭，他改组《震旦报》，倾全力支持左拉；左拉的檄文《我控诉》的题目，也是经他建议加上去的。他们陪左拉出庭，在左拉离开法国后仍然坚持由他开始的斗争；在正义因左拉蒙罪而使全国沮丧，法兰西的精神财富面临沉沦的危险之时，他们便成了号角和旗帜，引导公民社会上升的头脑和力量。直到左拉死后，正是他们，将左拉未竟的事业进行到底。没有他们的集体斗争，德雷福斯事件的结局很难设想，至少昭雪的时间要因此而大大推迟。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有没有一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存在是很不一样的。从苏格拉底到布鲁诺和伽利略，甚至伏尔泰和雨果，他们所以受死，受罪，．始终孤立无援，都因为缺乏这样一个集体的缘故。他们被分切为若干个体，只能单独向社会发言，以致在同类中间也得到回应。

法国当代知名作家雷威认为，在法国，只有从德雷福斯事件开始，知识分子才有了一个相当大的数目；也就是说，此时不是只有一个左拉，而是有了一个“左拉们”。“我们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党！在这喊声中有种挑战，有种逼人的傲慢……”雷威在一本题为《自由的冒险历程》的书中这样写道：“这是一种方式，非常大胆的方式，将一个近乎侮辱性的称号作为一面旗帜来舞。”回顾知识行动，以及由克列孟梭起草的《知识分子宣言》，在讨论“知识分子”命名时，他是把知识分子的多少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即作为一项标准来看待的。他写道：“成百上千的诗人、画家、教授，他们认为放下手中的钢笔或画笔来参与评论国家的事务是他们分内的责任，与此同时他们修正了‘知识分子’这个词的含义。甚至于那些反对者们，那些辱骂德雷福斯的人以及那些国家利益的支持者们，也随着时代的激流，不再沉默或赌气，不再掩藏他们的恼怒和信仰，面对挑衅者，不再坚持学院式的静默和泰然处之的传统，他们也使用同样的词语，同样的参与手段，并且也组成了各种各样的同盟和协会。是一种模仿？是一种狂热？可以这样说吧。但也可以这样记录下来：在思想的舞台上，出现了一种新型人物——如同教士、抄写员、诡辩家、博学家标志出其他时代一样，也是新鲜而有特定性的。”这新鲜而有特定性的一群，就是现代知识分子。他的意思是说，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只有到了现代才有可能出现。

的确，知识分子与现代民主社会是互生的，互动的。倒过来说，没有产生一个像样的知识分子群体，这样的社会只能称做前现代社会；时问的推移并不能为它带来实质性的变化，不过徒增一点新世纪的油彩而已。P11-14

我承认，我是一个形式主义者。

从理论上说，文学的体式本无所谓优劣，而我偏喜欢诗与随笔。一般说来，诗也不喜格律体，多喜自由体，充分散文化的，比如惠特曼。迪克斯坦说他的诗是小说式的，我看更像随笔。

即便小说家，如卡夫卡、博尔赫斯、普鲁斯特、西蒙，直到凯尔泰斯，乃至沉重的索尔仁尼琴，他们的作品都可以当随笔来读。文学之外，尼采、叔本华、克尔凯郭尔的哲学不用说也是随笔，巴什拉和德勒兹的互涉文本更出色。说远一点，海涅、马克思的政论何尝不是随笔，齐泽克的文字恍如群狐出没，归人随笔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据云，随笔在拉丁语中意为“尝试”，蒙田随笔就是取的这层意思。尝试，意味着未完成，意味着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广大的层面探讨同一事物，意味着对现存秩序的怀疑、否定和颠覆。随笔的生命在于随，这种文体最充分地体现了个体化的原则，反必然，反完整，反规范，反终极，反体系，是一种不断生成的文体。鲁迅辩护“杂感”，本雅明赞赏“断片”，都因为随笔可以最大限度地容纳自由、批判的精神。在奥地利作家、“思索的公民”穆齐尔的著名小说《没有个性的人》中，主人公乌尔里希自称为“随笔主义者”，实际上是作者的自况。可见“随笔”一词，本身便意含了选择的自由。

回过头看，自己多年来写作的东西，包括论文和评传在内，多少有点类似随笔。写作时，怀有对自由的想往是的确的，而且，形式上自觉没有什么规范需要恪守；当然，最终无法逃出规范的阴影是又一回事。总之随笔之随，大不易为。坦白说，我的随笔“随”得不够，相当于“解放脚”，比起天足来差远了。

本文集所选，多属篇幅较小的人物素描，以叙述为主，间以议论；最末一辑，为若干历史现象的思絮。人与事，在“存在”的背景中，其实很难分割。

编讫，最初用了集中的一个篇目《看灵魂》作书名。对于人类，无论个体或全体，灵魂就是生命。在古希腊哲学那里，论灵魂，是最常见的话题，也是最深邃迷人的篇章。后来，责任编辑王翔宇先生建议改用另外的篇目命名，结果，灵魂多出了一层悲剧色彩，成了目下所见的样子：《旷代的忧伤》。

王振羽先生及薛原、臧杰先生为本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付出了不少心力，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2009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