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知道科学技术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改善时，它们之所以能这样成功地改变我们生活的原因却变得越来越模糊。科学家们如何知道哪些学术主张是真实的，哪些是伪造的？什么样的学术环境和条件才能帮助科学家在现在，而不是明年或者无限期的某个时候知道新的学术主张的真相？怎样才能既给予创新成果展现自己的机会又不至使整个科研机构甚或整个学术界误入歧途？科学研究中到底有多少成分应得到质疑？又有多少值得信赖？通过阅读本书，相信会引起大家更多的深思和见解。

一位名叫简·亨德里克·舍恩的物理神童谎称自己发现了一种由塑料制成的新型超导体，还声称自己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找到了一种可以将碳基晶体研制成计算机芯片中的开关器件——晶体管的方法。然而，在其他的物理研究者试图重现舍恩的实验无果而返之后，整个科学界才明白他的研究竟是一场骗局。这期间，为什么有如此多的顶级物理学家（包括诺贝尔奖得主）会支持舍恩的理论？是什么机制促使顶尖的科学杂志登载舍恩的论文，并配以大量的相关新闻报道？是什么动机驱使这样一名大家眼中性情温和、为人谦逊、乐于助人的年轻人编造出一连串的欺世谎言？对于此事一直耿耿于怀的前《新科学家》杂志编辑尤吉尼·瑞驰决定去一探究竟：科研诚信在富有活力的理论物理学界到底遭遇了怎样的扭曲……

绪言

第一章 森林蹊径览胜境

第二章 科学神童舍恩来

第三章 为发论文难自拔

第四章 科学预期高又远

第五章 育成产品未有期

第六章 位高权重两期刊

第七章 误入歧途科学家

第八章 塑胶幻想无尽头

第九章 纳米技术研究部

第十章 揭露造假成忌讳

第十一章 一场游戏一声空

尾章

译后记

巴特罗格一点也不感到意外。有人在舞台后方捕捉到这样的镜头：巴特罗格时而握紧双手欢呼，看到摄影师为研发事务副总裁艾伦·纽催瓦利(Arun Netravali)和刚被授予诺贝尔奖的霍斯特·施特默(Horst Stormer)相拥的镜头拍照时，他的脸上还带着一丝微笑。巴特罗格随后对一名媒体负责人说，对他而言，自己亲密的同事能够问鼎物理学的最高殊荣，这感觉实在妙不可言。巴特罗格在担当贝尔实验室的主管十多年来一直期盼着这一时刻。

美国最著名的工业实验室位于安静的默里山地区，它坐落在距纽约市45分钟车程的州际公路78号支线上。新泽西的默里山拥有斑驳陆离的淡橙黄色建筑，楼顶饰以倒V形，像是一双展开的墨绿色翅膀，周围陡峭的斜坡林带隔开了另一侧喧嚣的高速公路。

贝尔实验室取得了辉煌的历史成就，这也为后来的研究工作带来了压力。1947年，这里的科研人员发明了晶体管，这为芯片产业和计算机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贝尔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对激光器进行了构想，并首次使用射电望远镜探测到了宇宙大爆炸残留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从天文物理学领域到光纤制造领域，这里的研究人员依靠他们的辉煌成就和壮志雄心，使贝尔实验室多次推动了这些领域的技术进步，也因此一次又一次声名远扬。

半个多世纪以来，贝尔实验室都隶属于垄断通信产业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因而拥有大量的科研基金。但到了1984年，该产业寡头被拆分成7家子公司，1989年后，贝尔实验室的负责人鼓励研究人员将研究重心向有商用应用价值的发明创造转移。那里一些顶尖的科学家对其幻想不再而离去，前往大学的研究机构工作。1995年，贝尔实验室被新组建的朗讯科技公司接手，其科学研究的前景似乎更令人担忧。

不过，形势并未像人们预测的那样，接下来的几年是一段科研复兴的辉煌时期。20世纪90年代后期是互联网大放异彩的时期，美国朗讯科技公司的发展也可谓欣欣向荣，这显然也影响到了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历经了几年低谷期的调整后，贝尔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开始重振旗鼓，重大成果的论文发表数量一路飙升，新的专利申请也在不断增加。1998年10月，贝尔实验室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施特默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一好消息不胫而走，巴特罗格和其他众多的科学家一同走出办公室，穿过研究大楼钢质的走廊，来到默里山那家像教堂一样宽敞的自助餐厅，庆祝量子物理取得的成就，虽然这成就没能为公司股东赚到一分钱。

1982年，贝尔实验室的施特默和崔琦(Daniel Tsui)首次通过实验观测到计算机芯片内传输电流的带有负电荷的电子能够形成一种整体的量子流体，然后它便分裂成为一些新的粒子，每个粒子只带有电子所带电荷的几分之一。这一发现十分意外，因为以前的科学研究发现电子是不可分割的。然而，这种现象被解释为是量子理论中的一种反直觉的结论。这种结论描述了在宇宙基本作用力影响下微粒子的行为方式。与施特默和崔琦共同获得该项诺贝尔奖的理论物理学家罗伯特·劳克林(Robed Laughlin)将这项发现称作是“分数量子霍尔效应”【19世纪美国物理学家埃德温·霍尔(Edwin HalI)发现非量子霍尔效应】。

1998年，施特默前往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工作，但是他仍然在贝尔实验室兼职，诺贝尔奖公布的当天他离开了曼哈顿，前往新泽西来分享这项至高的荣耀。默里山自助餐厅里有很多装饰性气球，还有免费供应的糕点。这是诺贝尔基金会三年内第三次通过某种方式认可了与贝尔实验室相关的研究，一些工作人员甚至开玩笑地说：“我们是不是每年都得诺贝尔奖啊？”贝尔实验室的科研前景一片光明，但并不是只有内部人员才这样展望自己实验室的科研前景，远在加利福尼亚的劳克林，同时也是各地科研主管的批评家，在诺贝尔奖新闻发布会上也忍不住称赞朗讯科技让科研的力量重新聚集在了一起。

对多年向施特默汇报工作情况的巴特罗格而言，如果还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他对诺贝尔奖为何这么迟才授予这项科学发现而深感奇怪。而今，庆功会使贝尔实验室有机会追忆隶属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时科研的美好时光，并对其未来充满乐观的展望。美国朗讯科技公司的网站上引用了巴特罗格的话，他说科学家“十分愉悦”，并对未来充满信心，认为这种至高的学术奖项可以吸引世界上最出色的科学家到贝尔实验室来。

巴特罗格对发掘有潜在商业价值的碳基材料相关项目颇感兴趣。他雇用了舍恩，这位来自德国实验室的博士后研究员。以后的三年半里，舍恩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科学发现的论文，其中部分科学发现被证明是现代科研史上令人震惊的谎言。当舍恩造假事件被公之于世时，早已习惯了贝尔实验室优良科研传统的巴特罗格和其他负责人，做梦都不会想到有人会做出造假这样的事情。

P9-10

在我获得新工作的第一个星期里，《舍恩调查报告》公之于世。在《新科学家》杂志从事科学新闻报道两年后，我转而成为该杂志的专题编辑，原以为我的工作任务就是找些合适的作者并进行约稿，但我还是发现自己倾心于极富乐趣、一度涉猎过的科技写作。《舍恩调查报告》是关于一个物理学及纳米技术领域的“神童”——简·亨德里克·舍恩的学术不端行为的最终调查报告。2002年9月，这份调查报告的推出对于全世界的科学家来说，已经标志着舍恩学术造假事件的结束，但对我而言，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舍恩31岁时加入坐落于新泽西州的贝尔实验室，成为其中的一名物理学家，并迅速跃升为学术界一颗耀眼的新星，他的研究涉及了物理学、材料科学、纳米技术等微尺度物质的前沿科学领域。舍恩通过将电场施加在材料表面来转变其物质属性，而这在当时被视为独一无二的研究能力。不同于以往的硅基晶体管，他制造出了高性能的碳基晶体管，这种晶体管也可用做计算机内部电流的开关。他研制出新型超导体，其导电能力如有神助，既不会发热，也不会损失能量。他“描绘”了世界上第一个有机电子激光器和第一个发光晶体管。他甚至声称通过为单个分子接通电流，从而研制出了世界上最小的晶体管。这项研究结果一度成为纳米技术领域最令人瞩目的科研成就。

舍恩在两份最权威的学术期刊《自然》和《科学》上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因此得到贝尔实验室的提拔，备受新闻界的关注；同时，他还作为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特邀嘉宾，与全国的科学爱好者就美国的科技现状进行电话直播交流。他也因此名利双收，不但将总值数千美元的多个奖项收入囊中，还受聘于美国及欧洲的顶级研究机构。凭借这些引人注目的学术论文，舍恩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多产的青年科学家。

而就在我任新职的第一个星期，我读到了贝尔实验室专家小组公布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揭露了令人震惊的事实：舍恩的数据是伪造的，他的那些发现全都是欺世谎言，诸多研制的装置可能就从未存在过。进而与其他重大的学术不端行为相比，无论是和2005年美国首位被判学术造假而入狱的埃里克·波尔曼(Eric Poehlman)相比，还是与2006年曝光的韩国克隆研究先驱黄禹锡的造假丑闻相比，舍恩学术造假事件的规模之大绝对是史无前例的。舍恩造假的研究结果数量之多，以及受他误导和欺骗的科学家数量之巨，都是前所未有的。据我推算，至少有几十个实验室里的众多科学家耗费时间和科研经费来跟进舍恩子虚乌有的研究结果。而由于舍恩与引领当今电子与电信技术发展的著名研究机构——贝尔实验室有着紧密的关系，他的造假丑闻不禁让人们发问：让我们如此信赖的技术专家们是如何轻易地被舍恩误导的？进而又需要多大的代价才能使他们的研究方向重新步入正轨？

最终让舍恩的造假行为露出马脚的，是一组仅仅标题不同而贯穿他的所有研究工作的重复实验数据。这一证据是由贝尔实验室以外的两位科学家——保罗·麦克尤恩(Paul McEuen)和莉迪亚·索恩(Lydia Sohn)发现的，他们早就注意到其他科研人员在自己的实验室重现舍恩的实验时无一成功。就在麦克尤恩和索恩向那些重要学术期刊的编辑反映这一事实的同时，贝尔实验室也召集了一个专家调查小组，并发现舍恩共有16项学术不端行为，其中包括了对数据的蓄意捏造。舍恩在回应调查报告时做了声明，他对研究中出现的失误表示遗憾，但坚持说他确实看到了他所揭示的所有物理效应。

在当时调研面谈期间，贝尔实验室以外的科学家们确实想知道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在调查人员排除掉没有其他任何人参与舍恩的学术造假之后，舍恩怎么凭一己之力，就能够成功地说服美国顶尖学术机构中的负责人来支持、推广如此严重造假的学术主张？为什么如此多的科学家，甚至包括诺贝尔奖得主以及在科学判断上备受尊敬的学者，都给予舍恩最高的褒奖与最好的任职？为什么传递科技进展信息且深受信赖的学术期刊会发表舍恩的那些论文？物理学家保罗·格兰特(Paul Grant)也在当时撰文质疑，科研体制看似可行，毕竟学术造假行为曝光了，但是人们不禁想知道，学术造假规模如此之大，那么现行的体制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这样的问题呢？

当《舍恩调查报告》公布之后，很多记者和我一样，试图了解事件的真相，但在那时想要获取真相似乎是天方夜谭。持有造假事件第一手信息的人员不愿与我们交谈，调查也有可能遭到了美国朗讯科技公司的阻拦，而朗讯科技正是贝尔实验室的后台老板。众多科学家也仅仅是带着愤怒的情绪指责这样的事件，却对此类造假是否会在他们自己的实验室里发生难以评判，即使不发生，也难以说明为什么不会发生。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一名聪明的青年科学家冒如此之大的风险进行造假，也引发了人们持续的关注。舍恩现象是个特例还是科研体制中的冰山一角？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科学研究具有自我纠错的显著特性，难道他不曾意识到自己有朝一日“伸手必被捉”？《舍恩调查报告》出台的当日，舍恩便被解职了，他随后逃离美国，销声匿迹。因此，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不得而知了。

两年后，一位同事传给我一份新闻稿，其中再次提到了舍恩的大名。这份新闻稿指出，本次发明的晶体管，与当年舍恩声称研制成功的晶体管十分相似。这一次，所有的设备都是真实的，实验是在拉特格斯大学里进行的，而这里距舍恩原先所在的新泽西州贝尔实验室仅几十千米。拉特格斯大学的科研小组使用了与舍恩不同的技术手段，且其获得的研究结论在诸多方面都更加谨慎，他们的实验演示了与舍恩相同的物理原理，即将碳基材料转换成为电流开关。

当年的舍恩调查小组已经考虑到了这种可能发生的情形，并在调查报告中认定：即使舍恩的学术“论断”在将来的某一天真的成为现实，对舍恩学术不端行为的判定仍旧有效。即便如此，要是与舍恩相似的各项研究工作一一成为现实，情形又将如何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十分有趣的问题。舍恩也许会被视为这一全新领域的开山鼻祖，而将之变成现实的科学家只能被视为验证了舍恩的结论而尾随其后。也许保罗·麦克尤恩和莉迪亚·索恩从未研究过舍恩所犯下的错误是否有据可依，也许舍恩就是侥幸成功了。科学研究的自我纠错机制突然间看似分割为两种方式了。

这样的想法在我的脑海里一直挥之不去，我不禁想知道舍恩是否也曾这样想过。难道他曾指望着将来有一天，会有其他科学家通过诚实的工作来确认他用造假的方式提出的似是而非的学术论断？与此同时，舍恩的研究结果与其他真实的实验数据之间相似的表现有助于解释那么多科学家愿意从一开始就相信舍恩的原因。很明显，舍恩伪造的学术重大发现的框架非常高明，以致他的实验数据看上去既有开创性，同时又有可信度。

带着这些疑问和想法，我开始了一系列的采访工作，试图重新认识舍恩的这起学术造假案。两年过去了，我对学术界内部越来越熟悉，并从((新科学家》离职，来继续跟进舍恩造假案。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我对与舍恩造假案有接触的126位科学家、期刊编辑进行了电子邮件、电话或者面对面的采访(其中13位谢绝采访，9位未回复)，并将这些贝尔实验室调查报告未涉及的深层材料进行了整合。这些受访者包括了曾在贝尔实验室里与舍恩合作过的科学家、负责人以及同事，他们为我们提供了那一时期的文件、数据、尚未发表的论文稿以及电子邮件内容。我甚至还与舍恩曾就读过的康斯坦茨大学以及德国研究基金会取得了联系，该基金会曾向舍恩资助过一些研究项目。我还从美国专利商标局那里获得了进一步的资料，并利用信息自由法案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获得一些资料的副本。我还浏览了在那一时期贝尔实验室内部和外部大量相关的电子邮件。

从其他科学家那里我还了解到，舍恩在科研时期从他们那里收集到很多想法、实验建议及反馈内容。将这些信息与他的研究结果相比较，我发现了令人惊讶的相似性。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舍恩将他所在的学术界提出的研究观点近乎疯狂地整合到了他最终发表的论文当中。这也难怪后来那些科学家看了他的论文都异常兴奋。舍恩将他们的观点的精华部分变成了伪造的、却极富吸引力的数据。这一事实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他的研究成果会快速地被学术界所接受，以及他的某些学术主张为什么会在以后被其他科学家所证实。舍恩并不是在凭空猜测科学发展的轨迹，而是接纳了很多同行的想法。

回顾历史，学术造假者将人类的追求及偏好转换成数据早有先例。1830年，英国数学家查尔斯·巴比奇(Charles Babbage)写了一篇题为《论英国科学衰落的影响及其原因》的论文，这篇论文在后来已成为介绍学术造假的经典之作频为引用。巴比奇将那些诚实的科学家比作尽可能不让偏见影响结论的认真观察者，他们会竭尽全力防止自己的偏见去影响自己所要汇报的事实；而将学术造假者视为那些让结论有意偏向某些喜好的观察者。巴比奇还描述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术造假者，但表示其中有一类造假者令他难以理解，那就是造假者不但操控或改善数据，还凭空捏造事实。依巴比奇的分类来看，舍恩就属于这样一类的造假者。学术界从前也有过类似的事件——最著名的学术造假事件就是1912年在英国皮尔当公地挖掘出了皮尔当人化石。但是亨德里克·舍恩的案件可以被视为学术造假案的一个分水岭，因为他无中生有，却一次又一次地制造了电子学领域令人激动的重大突破。

我认为，想了解驱使像舍恩这样的造假者进行造假的动机，就要从他的实验数据中一探究竟，而巴比奇却不这么想。巴比奇认为，造假者在数据上动手脚是为了使其符合他们的观点和立场。这种造假会误导其他科学家，但这也会给其他科学家提供了解造假者观点和立场的机会，因为这些数据中有可能包含大量可以昭示造假者所思所想的信息。我觉得这也是舍恩造假事件的官方调查报告吸引人的地方。调查人员在对舍恩造假数据进行剖析的过程中，对舍恩造假时的真正想法仅仅给了随意的、好奇的一瞥。事实证明，从造假数据中看出造假者的心理状态的过程与很多全面审查数据中造假成分的检举人及调查者指出蓄意造假之处的过程相似。在我们区别无意犯下的过错和故意的造假时，意图或者动机可以作为关键因素来考虑，科学家认为前者是科学前沿研究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而后者是对客观科学的背离，必然会受到公正的惩罚。

无法满足于仅仅调阅舍恩的造假数据，我还尝试与舍恩本人进行联系。这事运气多少有些欠佳。在欧洲尽力打听舍恩的下落后，我收到一封用化名写的电子邮件，这封邮件的发件人地址中的化名中包含着这样的词语：“塑胶幻想”，这是某家媒体曾用来形容一项舍恩的晶体管研究中的重大发现的词语。几个月后，我渐渐地猜出这个人的身份了，我发现这个人在回应此事上十分活跃——他甚至试图附和我的各种想法——这让我对他提供的很多信息都产生了怀疑，有关舍恩造假事件的描述也不能基于这个人的回信。当我与舍恩取得电话联系时，他表示自己没有兴趣谈论此事。他的正式回应始终是：他的确观察到了他在论文中提出的所有物理效应，而那些存在争议的数据都是令人遗憾的科学失误。然而，通过阅读大量舍恩与外界长期的邮件往来，我对舍恩的认识慢慢超出了他原有的公共形象，我看到的，是一个彬彬有礼、有着严谨的学术态度的年轻小伙子心为物役，只求将学术界的科学幻想集成为一系列令人信服的作假数据的形象。  我在了解舍恩学术造假的整体背景时也颇费周折。我调阅了艾萨克·牛顿(lsaac Newton)部分研究工作造假的案例，其中牛顿的心理特点已成为历史学家广泛研究的主题；我也期待过前一时期埃里克·波尔曼和黄禹锡两起学术造假事件真相大白；我也查阅了从古至今的其他一些学术造假行为。这些学术造假案例的行为和动机无一例外都可以拿到当今的学术环境下思考。学术造假者不仅仅迫于学术压力或者受利益驱使，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学术界对科研结论的有效性有着一套自己的评审制度，而造假者对这些评审制度都了如指掌。

2003年，切莉·默里(Cherry Murray)，舍恩在贝尔实验室期间分管项目研发的高级主管，萨斯瓦托·达斯(Saswato Das)，贝尔实验室新闻发言人。他们两人在《自然一材料学》杂志上撰写过评论：一方面，他们表示贝尔实验室的一切工作都在井然有序地继续进行着，因为毕竟学术造假事件得以曝光了。他们在文章中写道： “科学的魅力就在于它的自我纠错特性，尽管科学前进的步伐缓慢，却于细微处见发展。”另一方面，默里和达斯表示，当时尚无办法避免舍恩的学术造假，因为“如果一个人不惜丧失自己的职业道德，其造假行为就很难被人察觉”。况且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去怀疑他人的诚信有失公允。正因为如此，舍恩能够在贝尔实验室的监管制度下从容造假，却难以防范，不过，他的造假行为则注定会被曝光。

这样的说法自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一直萦绕我心头的问题就是科学的自我纠错机制。那些对整个学术界有着全面认识的人经常在完善这一机制，比如要及时回应新的科学发现并给出评审意见的学术期刊编辑，比如即便自己并不搜集数据也要通览成百上千份来自各个实验室的科学报告的科研负责人。可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即便某一研究人员犯下什么无心的失误或者负有责任的造假，其他研究人员或研究机构很快会纠正这个错误。

《科学之妖——如何掀起物理学最大造假飓风》英文书名为Plastic Fantastic：How the Biggest Fraud in Physics Shook the Scientific World，原中译名为《塑胶幻想——物理学最大造假丑闻如何震动科学世界》，本书的作者是美国的科学记者尤吉尼·塞缪尔·瑞驰(Eugenie Samuel Reicfl)。从2002年9月开始，瑞驰开始关注舍恩的学术造假事件；为探寻这一学术造假事件的真相，她前后采访了126位科学家和学术期刊编辑；2005年7月以后，她甚至不惜辞去工作，专注于本书的创作，一直到2009年2月书稿完成。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瑞驰无惧无畏、不折不挠，表现出了求实、创新、怀疑和宽容的科学精神。

2009年5月本书英文版发行以后，该著作的影响力就显现出来了。在随后的半年里，许多重要的媒体对本书给予了报道或评论，包括英国的《金融时报》、《自然》杂志，美国的《时代周刊》、《华尔街日报》、《新科学家》、《今日物理》、《出版者周刊》等十多种报纸杂志；《物理世界》、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也对她做了有关舍恩造假的专题采访。《美国科学家》认为本书对当今最大的造假事件及其意义提供了令人信服的、颇为及时的、文笔流畅的剖析。“《华尔街日报》则指出，科学研究也有前台与后台，就像饭店有着亮堂整洁的餐厅和油烟充斥的厨房，本书所体现的主要价值，就是让人们透视了科研成果出产之地的“厨房”，并“让人们偶尔窥视了一些见不得亮光的东西”。《金融时报》则评价本书具有“侦探小说的风格”，是“研究学术造假的杰作”。所以，有读者就认为，本书是“步入科学研究殿堂的必读书”。

在2009年5～12月，我也为瑞驰所秉持的科学精神所感染，利用了所有可以利用的节假日和空闲时间，一轮一轮持续不断地翻译和校改，坚持推进了八轮。在书稿翻译过程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知识管理研究所的刘晓莹、夏梅芳、潘琳、何登健、孙大平、黄尧、吴俊杰、张浈、鄂雁祺等研究生参与了部分书稿内容的初译，并全程参与了研讨；正是他们积极、主动、认真和细致的工作，使得本书中文翻译工作在较短的时间里顺利完成。

在谢栋老师的指导下，王宇和杨元龙设计开发了协同式在线翻译平台。利用这样一个在线翻译平台，利用每周的例会，我们有机会从网上搜集相关的资料(包括舍恩已被撤销的论文)，有机会分析每一个术语、句子或者段落的内涵，有机会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和科学原理，更重要的是，有机会探讨每个句子的各种译法，从而力求中文译稿“信、达、雅”。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量子物理与量子信息研究部潘建伟教授、理论与计算科学研究部潘必才教授在百忙中审阅了译稿，并分别提出了一系列宝贵的建议和意见。在交谈中，潘建伟教授用浅显易懂、生动活泼的言语向我解释了相关学科的很多核心概念，并通过对翻译文字的比较，让我注重中西文化上的差异，希望我用心去翻译；考虑到科普图书要通俗易懂，潘必才教授建议更换书名，在他的实验室里，我们一起推敲了老半天，他在厚厚的英汉词典里查找“plastic”的延伸含义，终于联想到“妖”，于是有了“科学之妖”的新书名！舍恩在学术造假事件中确实有着一股“妖气”，凭借实验数据造假，竟能蒙蔽科学界五年之久！书名从原来指向科研成果的“塑胶幻想”转为指向当事人的“科学之妖”，相信读者最终会有不同的感悟。在此，衷心感谢两位潘教授，你们严谨的治学态度、锐意创新的精神以及对科普事业的热心支持，让我受益匪浅，也让译稿有了质的飞跃！

最后，感谢妻子史亚英、女儿周诗涵对我工作一如既往的支持！

周荣庭

2010年1月28日于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专家（名人）推荐语：“瑞驰深度调研此事……在舍恩事件的真相揭露上精彩绝伦！”

——马丁·布卢姆，《自然》杂志

“瑞驰对当今学术造假事件酣畅淋漓的描述，其主要价值就是让大家看到了‘厨房’——科研成果的出产之地，也让人们偶尔窥视了一些见不得亮光的东西。”

——约翰·德比夏尔，《华尔街日报》

“尤吉尼·瑞驰调查了世界上最大的学术造假案，曝光了科研的全过程，故事引人入胜、令人震惊、可读性强。如果你认为科学研究清清白白，那就来一次震撼之旅吧！”

——贾斯汀·穆林斯，《新科学家》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