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有的人说过的那样,对于一个常常读书,他的生活与书本关系密切的人来说,这个人的“阅读史”,其实也可以说就是他的生命史。在这本《我的阅读史》里,作者洪子诚的“精神史”印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那些在他的成长岁月里,对他的精神生活影响深远的阅读,这里包括对契诃夫、加缪的《鼠疫》、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黑塞的《园圃之乐》等作家作品的阅读;一个是作者对他身边或前辈的其他学者的观察与评判,比如对巴金、郭小川、丸山升、乐黛云、黄子平、戴锦华等人的描述,其实作者描述的不仅是他们各自的性格与写作、做学问的方式,也是在描述文学界、学术界的整体生态环境和不同精神面向;再一个是作者对他的生命历程中若干“大事”的回忆,这些“大事”并非私人私事,但却具有“触及灵魂”的力量,同时作者的回忆性叙述也是一份个人精神印迹的整理。
《我的阅读史》是作者洪子诚对自己多年来阅读经历的回想与叙述。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等著作的作者,在这本《我的阅读史》里,他摆脱了学术体例与框架的约束,穿行于个人体验,情感流脉和时代细节,展示了自身性格和学术思想的形成过程。这种“个人小叙事”是对“文学史大叙事”的补充和阐释,也可以说是另一种更具生命感的文学史叙述。
序
语文课外的书
我的“巴金阅读史”
附记:巴金的《法斯特的悲剧》
巴金的精神遗产
历史承担的意义——“我的阅读史”之《郭小川全集》
“怀疑”的智慧和文体——“我的阅读史”之契诃夫
批评的尊严——“我的阅读史”之丸山升
“幸存者”的证言——“我的阅读史”之《鼠疫》
有生命热度的学术——“我的阅读史”之乐黛云
“边缘”阅读和写作——“我的阅读史”之黄子平
在不确定中寻找位置——“我的阅读史”之戴锦华
一部小说的延伸阅读——“我的阅读史”之《日瓦戈医生》
思想、语言的化约与清理——“我的阅读史”之《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附记:一封来信
“一体化”论述及其他——几份质疑、批评的材料
“限度”的意识
关于《切·格瓦拉》的通信
附记一
附记二
“组织部”里的当代文学问题——“我的阅读史”之一个当代短篇
90年代:在责任与焦虑之间——《90年代学者散文选‘导言》
文学的焦虑症
“树木的礼赞”——“我的阅读史”之《牛汉诗文集》
“为赞颂一切我所焚毁的…”——“我的阅读史”之结束语
穿越当代的文学史写作——洪子诚先生访谈录
代后记:读书的心情
有朋友要我为她编的“我与语文课”的书写点文字。在她看来,我们做与文学有关系的工作的人,上学的时候,应该对语文课很感兴趣,有许多的感触。其实不然。上初小的时候,我并不爱学习,经常逃学。虽然也翻了一点杂书,但语文课(那时应该叫国文)没有留给我什么印象。用的是什么教材,有哪些课文,是哪位老师讲课,现在一点都记不起来。只记得那时经常和同学到河里游泳,河很深,我游泳的本领很不行,却居然敢往远处去冒险。再就是偷烟摊上的香烟。我不敢去偷,但偷到了我会跟着抽。还有是跑到断垣残壁间找蜗牛壳,然后比赛谁的坚硬。这样,我上课常背不出书来,经常挨老师打掌心。期末考试,好几门不及格。家长对我这样胡作非为十分恼怒,终于把我转到另一所学校。这所学校是基督教会办的,冠以“真理”的校名(49年后,这个校名被取消了,但在80年代后期却又恢复)。听说,我从此变了一个人,变得“老实”了,循规蹈矩了,一副“好学生”的模样,成绩也“突飞猛进”起来。对这些“改邪归正”的转变,我倒是没有一点记忆;这些,都是家里人后来告诉我的。他们讲起这件事,总说是神听了他们的祷告,才有这样的“神迹”发生。
不过,事情总是有利也有弊。从此,我好像换了一种性格,变得不怎么爱活动,不喜欢热闹。与人交往就心存害怕,开口说话总不怎么利索。特别是对于内心的东西,从本能上就不愿意、也畏惧讲出来。要不是有这样的改变,我现在肯定不会在学校教书,做什么“学问”。我会选择去当兵,去野外考察,去做生意什么的。总之,上初中以后,我生活的圈子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乱翻书成了我打发时间的最主要的事情。我觉得书本为我提供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比起我见到的,每天所过的日子来,要有趣得多。我在生活中不能实现的事,多少总能在书里得到弥补。
因为这样的缘故,在我开始认真学习时,我便很自然地喜欢语文课。不过,教材里的课文,老师对这些课文的讲解,依然没有留给我深刻的印象。选人的肯定有许多名篇佳作,但50年代的语文课已变得有些枯燥。上课时总是千篇一律地划分段落,归纳段落大意,背诵一字都不让改动的“中心思想”,总结出几条“写作技巧”。久而久之,就很厌烦。但语文老师是好老师。除了这些例行的课程安排外,常常会向我们谈到一些作家、诗人的事迹,介绍我们不知道的书籍。高兴起来,便朗朗地读起课本之外的诗文。也举办文学讲座,组织“文学社”讨论作品。也要我们写诗和散文。有一次,我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写了一篇抒情散文,总有六七千字吧。里面用了许多抒情排比句,来歌颂北自黑龙江,南到海南岛的祖国新貌。我很得意,在“文学社”讨论时,紧张地等待赞赏;还提醒自己,不要太“喜形于色”。想不到的是老师言辞冷峻的批评:“空泛,夸张,还是写你有体会的东西吧。”我想我当时的表情一定凝固了。后来甚至心存怨恨。但从此,我对夸张、空泛,总是十分警惕。这个告诫,是我当时未能真正领会的财富。
虽然喜欢乱翻书,但我们那个地方,书并不好找。读高小是40年代后期,新中国还未成立。我住在南方的一个县城里,当时大概有几万人口。每天上下学,沿着两边有“骑楼”的街道,会走过饭铺、杂货铺、药店的门口,也常常在青果行、米行、竹器行外面停下来观望:对新上市的香蕉、洋桃垂涎欲滴,或者愣愣地看怎样用竹篾做斗笠、箩筐。但是,记忆里这个县城并无专门的书店,也没有公共图书馆,虽然韩愈当剌史的潮州离我们那里不远,而县城中心就有据说是建于宋代、供奉着“大成至圣先师”牌位的“学宫”。县里只有几家也兼售不多书籍的文具店。当然,也有藏书颇丰的人家,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事情。我的家不是“书香门第”,父亲是个学徒出身的医生。家里有一些医书,一些基督教的书籍,上海广学会发行的刊物。那时,能得到一本喜爱的书,在生活里是一件重大的事情。 50年代上中学以后,读书的条件有了改善。县里开办了文化馆,我就读学校的图书馆的藏书也慢慢多起来。我的一个同学,家里有不少三四十年代开明书店、良友图书公司、生活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新文学书籍。能读到好书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尽管如此,对于书籍仍产生近于“神圣”的感觉,这种感觉保留了很长的时间。当我从语文老师那里借到几本20年代的《小说月报》时,当我终于有零花钱可以订阅《文艺报》、《文艺学习》杂志时,我清楚地记得那种不夸张的“幸福感”。这是现在得到书籍如此容易的时代所无法想象的。
小时候,语文课外的书中,我读得最多的,其实不是最容易得到的武侠和言情小说。我的邻居就有许多这样的小说。但我并不喜欢。现在找起原因来,大概是我太缺乏想象力,对飞檐走壁、腾云驾雾总不能神会,使我现在对武侠这类小说,仍是不感兴趣。这好像是我的一大“损失”,不能有生活中我不熟悉的另一种乐趣。因为我的外祖母和父母亲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高小上的是教会学校,所以,读(和听别人读)得最多的,是《圣经》。星期日到教堂做礼拜,听牧师布道,参加学校、家庭里宗教性质的活动,都离不开《圣经》。小时候对教义什么的,并不能理解,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些故事。神创造世界的经过。亚当夏娃偷吃禁果。洪水和诺亚的方舟。罪恶的所多玛城的毁灭。罗得妻子变为盐柱。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西奈山上的十诫。——当然,《新约》福音书中有关耶稣言行的记载,就更熟悉。《圣经》中的许多句子,在我脑子里,比后来读的任何书留下的印象都要深。“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现在斧子己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P1-4
“阅读史”这个夸张的题目,却是起于有点消极的念头。2002年从北大中文系退休之后,明显感到缺乏前些年教学、研究的情绪和精力,便常常想自己还能做些什么。2001年,我给“曾经北大书系”写过一个书评,因为是面对年轻人(也可以说是我的学生辈)的作品,其中便有这样一段话:
像我们这些过了六十岁的人,见面会被人称为“先生”……参加什么研讨会、首发式,按照官职、知名度、年龄大小等因素综合考虑,会被安排在前排或靠近前排的地方就座。会让先发言。会让先举筷。会让先退席。然而,除了一些学养深厚、精力旺盛者(这样的人当然不少)外,我们己经在或明或暗地走向衰败。词就是那几个词,句子总是那些句子。内心的喜悦、怨恨、缠绵、悲伤都己十分淡薄。“回忆”也因为没有鲜活体验的激发而落满灰尘。许多书,己经没有精力去读。许多路,己经无法去走。也去旅游,却难有这样的期待:“有许多我从未见过的风景,有我所不曾认识的人在等待着我,那才是岁月赐给我的圣餐。”那些说不出名字的事物己经不能让我们“疼痛”。面对壮丽的景色我们也会静默,但己分不清是内心的震撼,还是内心的毫无反应。
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多少带有调侃的意味。但随着岁月不断流逝,这些感觉也变得更加真实起来。“阅读史”的写作念头,便是在这样的心情中浮现的:寻找一种不过分费心查找资料,不必为说出的话的“正确性”紧张思虑的写作。自然,从另外的方面想,这种选择也包含“积极”的成分。以前,不管是上课,还是确定研究课题,注重的是对象的性质、价值。这回,或许可以将重点略略转移到写作者自身的问题上来,更多地从自己的感受、经验上来选择题材和方法。
从目前已经完成的部分看,论题仍与当代史(当代文学史)紧密相关——这几乎是没有办法挣脱的老套子。与以前不同的是,它们以侧重个人的方式、角度来进入。因为设定是“个人”,就有可能给过去干涩的文字添加一点水分,一点情感,也有可能收缩评价的尺度,将它降低到个别的感受和认知的范围。个人的感受的价值当然不能和那种代言式的叙述,那些宏大叙事相提并论,但也可以为一些有差异的,有的看来是无关紧要的小碎片留出表达的空间。
恰好北大出版社的编辑张雅秋正在策划一套个人阅读史的丛书,我的想法便与她的计划不谋而合。据我所知,当初她同时向几位学者、诗人组稿,他们也都慨然允诺。几年过去,好像只有我当成一件事去做,其他的都没有动笔。这也是很自然的:他们正值盛年,前景广阔,迫切的事情应接不暇,犯不着回过头去搜寻这些陈谷子烂芝麻。
说是“阅读史”,谈及的应该是这几十年中感触最深,最影响人生道路的那些书籍。其实不全是。可以看到,这里写到的,是与这些年从事的工作相关的书,还有就是多少能说出一些话来的那部分。我也读过不少不大能清楚说出许多道理的书,它们有的我可能更加喜欢,感触也更多。
集子里的文章,不少已在报刊上刊登过。感谢《中华读书报》、《南方文坛》、《文艺争鸣》、《上海文学》、《天涯》、《海南师大学报》、《鲁迅研究月刊》、《文景》等为它们提供了宝贵的篇幅。贺桂梅2009年对我做的访谈,也说到一些读书的事情。因此,这篇访谈作为附录也收进这个集子中。
洪子诚 2011年3月
2010年4月,应《人民日报》副刊刘琼女士之约,为“读书日”写了一篇千字文,题目是《读书的心情》,全文如下:
虽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图象化的时代,广告、影视让人眼花缭乱,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但是,我却是更钟情于阅读,也更多从阅读中得到乐趣。就像有的人说过的那样,对于一个常常读书,他的生活与书本关系密切的人来说,这个人的“阅读史”,其实也可以说就是他的生命史。
不管是不是意识到,读书的时候,我们就和书本建立起一种独特、奇妙的关系。决定这种关系性质的,部分来源于阅读对象——书本。读一本理论书和读一本诗集,一本小说,相信心情、态度都会不同。新书和旧书,选本和全集,自己的书和借来的书,已经被公认为经典的和尚未进入经典系列的,精装本和平装本,横排和竖排……这种种都会影响阅读者的心情和态度。前些日子,为了写“阅读史”,我托学生从北大中文系资料室借来1 986年漓江版的《日瓦戈医生》(帕斯捷尔纳克著,力冈、冀刚译),竟是我二十多年前初读时的同一本书。书页已经有点残破,书裂成两半,封面褪色,“医生”两字几乎不可辨认。我拿在手中,有一种时间被压缩的感觉:不仅重现当年初读的情境,而且想象着众多不知名姓的读者在读同一本书时的反应。
当然,阅读的心情、态度,更重要来自读者。我们都读《红楼梦》,读《杜甫诗选》,会以为在读同一本书。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读的是不同的《红楼梦》,不同的《杜甫诗选》。所以,就会发生“一个熟读《论语》的人把另一个熟读《论语》的人驳得体无完肤”,“杜甫得到太多的赞誉,所以另一个杜甫肯定一无所获”(诗人西川语)的现象。影响我们的书籍选择和阅读感受的,有很多复杂、甚至琐碎的原因。年龄,出身经历,所属阶层、文化素养、趣味、阅读动机,以及时代风尚等等,都是可以考虑的方面。心情和态度的不同,其实也和读书的具体情境有关。在地铁里,在安静的书桌前,在阅览室,在假日的湖边,在清晨或在傍晚,读书时的心情,从书中读出来的东西,常会发生微妙的变化;相信这是很多人都经验过的。
在很多的情况下,我们的阅读不可避免地具有明确的功利意识,准备考试,进行学术研究,获得实用知识,等等。除此之外,我想我们也可以,而且应该有一种平和的,放松的,不预设过多功利目标的阅读。我将它称为“邀请”的阅读。这种阅读,有时候会带来你意料不到的发现和心境,犹如华兹华斯在《丁登寺》诗中描述的:
……我感到
有物令我惊起,它带来了
崇高思想的欢乐,一种超脱之感,
像是由高度融合的东西,
来自落日的余晖……
北京大学出版社这些年,出版了“学科邀请丛书”:《政治学的邀请》、《经济学的邀请》、《伦理学的邀请》等等。这是书籍对读者的邀请。我这里说的却是读者对书的“邀请”。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在《他山的石头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的自序里,说学术论文也可以采取一种快乐的、散文式的写作。他说,英文有一个词组“entertain an idea”,可以直译为“娱思”。我理解他说的“娱思”,在书籍,论著与读者的关系上,也就是一种快乐的、邀请的态度。宇文所安说的是论文以邀请的态度接待读者,我说的是读者以热情款待访客般的态度对待所读的书本。同情地倾听其中的高谈阔论,将它看做是一种可能性,而后决定是否接受、呼应,抑或拒绝、辩驳或修正。但是,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面对书本,只是面对“一种令人感到好奇与着迷的可能”。
我想,具有这种心情的读者,他就是一个欢迎书本来访的“接待站”;因为有了这样的心情,读书对他来说将是快乐的,由是他也将是幸福的。
在结束名为“我的阅读史”的这组文章的编排之后,我将《阅读的心情》这篇短文作为后记,是想说,回顾这几十年的读书,感到我是过早进入具有更多“实用”目标的那种阅读。因此,我在很多情况下,失去了那种放松的心情,失去面对书本只是面对“一种令人感到好奇与着迷的可能”的境界。这样,也便失去另一种意义的快乐与幸福。李零先生说的可能是对的:“学者的命就是替人读书,因而常常无法享受阅读的愉快。如果他受毕生之苦,甘之如饴,非要别人和他一起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而不是替人分劳省力,那是不仁之至也。”(《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前言》)。
201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