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依依柳岸》这部作品中，作者谢冕以深沉的笔调、精美的语言，叙述着自身对北京城的深厚感情，并将这城市融入自身生命中；追忆着北大的传统精神及丰富的人文景观，缅怀老一代人文知识分子的人文风骨与严谨治学精神，并追寻着“不朽之盛事”。

在《依依柳岸》这部作品中，作者从人文知识分子的角度对北京城、北大的文化价值进行了重新挖掘与评估。《东安旧话》、《天安门的眷念》、《有关北京城墙的话题》侧重于对北京城的文化价值的坚守与怀念，充溢着人文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大情怀。《百年的青春》、《北大遗事》、《北大的传统精神》等篇侧重于对北大在近现代社会发展历程中的文化价值的崇高评价。

本书是一部既具丰富人文内涵又有较高文化价值的优美散文。

《依依柳岸》是一部以“北京城”“北大”为主题的精美散文集。《依依柳岸》共分三辑：第一辑“家住京城”侧重于表现作者谢冕对北京城的感受以及北京城前后的变化，第二辑“一百年的青春”侧重于展现北大的传统精神以及优美的校园环境和丰富的人文景观，第三辑“不朽之盛事”侧重于对北大老一代人文知识分子的怀念和追忆。

序 张志忠

第一辑：家住京城

这城市已融人我的生命

家住京城

东安旧话

北京的花季

北京的春天

北京的风沙

西郊夜话

天安门的眷念

非常的春天

颐和园西堤东望

绿色的掩埋

电话亭上的招贴

有关北京城墙的话题

第二辑：一百年的青春

一百年的青春

北大遗事

北大的传统精神

百年诗心

初进燕园

多情最是此湖水

年年此夜

依依柳岸

湖畔的雪泥鸿爪

相聚在新时代

永远的校园

这圣地的魅力

恒久的光明

青春、理想、进步

我所知道的北大中文系的传统

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

那些日子里的欢乐和痛苦

怀念林昭

每年这一天

无言面对死亡

第三辑：不朽之盛事

八十岁依然青年

昨日的记忆

遥远的怀念

追求学养与人格的统一

这颗心燃烧了一百年

在朗润园静静的一隅

陌生而又熟悉的镜春园七十六号

垂花门前的追念

那素朴和平易让人敬畏

金克木先生的风采

所有的赞辞对他都不过分

那颗心还在跳动

钟整个大陆的爱在一只苦瓜

我所认识的高准先生

北京的风沙

接连不断的沙尘暴已经牵动中国全社会的神经。至少在北京，它已是与人们的生活实际息息相关的事情。人们过去出门问阴晴，现在则加上问几级风沙，问今天的大气污染是什么级别。阴晴是无碍于人们一般的社交活动的，而后二者的程度则决定着今日是否宜于出行。风沙在北京早已不是防范的问题，而是悬置于人们心中的切实而具体的块垒。

风沙是北京的习以为常。从最初一场霜降开始，这座古老的京城，故宫的屋顶，天坛的穹隆，它的红墙白塔，所有华美庄严的一切，都置身于断断续续的、几乎少有间隙的沙尘的笼罩中。从口外吹来的风，夹带着疯狂的沙砾，肆无忌惮地、无所阻挡地跨越漫长的冬日，浸漫了整个的春季。

原本应是由花开草绿、草长莺飞发出的春来的信息，在北京，却是无情的风沙的警示。远的不说了，去年，也就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北京的居民是在沙尘暴的惊恐中度过的。中关村的街道上游弋着黄沙，似波浪般地层层向前推进。黄沙袭击着并摇撼着那些精美的电子广告牌，而后，如千万游蛇搅动着腾空而上，那真是永远也难以忘怀的让人惊心动魄的经历。

今年开春至今，短短的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沙尘暴已是五次横扫京城。就在我写这篇文字的此刻，风沙还在窗外肆虐着早春的烂漫。3月21日新华社记者在电文中写道，“沙尘暴再袭正处于春分时节的北京城”，“从位于宣武门的新华社新闻大厦上向北望去，数百米外的民族饭店已朦朦胧胧隐没在黄沙之中，再远就什么也看不到了。”

今年开初，有关部门终于坐不住了。就在前几天，两支由专家组成的科考队伍分别从北京和兰州出发，考察沙尘暴的生成和它的运动形态。北京出发的这一支，第一站是河北的丰宁。此地距北京仅百余里，在北京的正北方向，有一座云雾山做北京和河北的分界。由此往北是土城子、上黄旗、红石砬、干沟门，直抵内蒙的多伦。这是一个喇叭形的大风口，从塞外刮来的风沙，就从这里向着北京这只大口袋猛灌。

科考队出发的第二天，就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电视台的记者手持话筒，站在一位村民即将被沙掩埋的屋顶边上说，“去年朱总理视察时站在这里，现在已经被沙淹没。”据科考人员实地考察，沙漠正以每年三公里半到五公里的速度向北京逼近。根据这样的估计，大约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沙漠就要抵达天安门。这并非故作惊人之语，这是事实。

本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充满浪漫激情的年代，那时，诗人们曾说，“沙漠不会吃掉北京。”现在看来，那只是诗人们幻想的语言，并不代表无情的事实，而事实却是——沙漠正在固执地向着北京挺进。如果北京不再防范，它就将在今后的数十年内被黄沙所掩埋！如果我们不再警觉，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北京将成为另一座庞贝！  北京的风沙由来已久，过去就很有名。灰色的城墙衬着黄色的天空，驼队敲打着寂寞的铃声，缓慢地步过高高的城墙下满是尘沙的街道。这是旧日北京典型的景色。但那时的风沙只是季节的象征，冬天到来的时候，就有风沙做伴，那风沙也较现在温和得多，很少够得上是“暴”的级别。在我的记忆中，好像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如今频繁使用的“沙尘暴”这样的字样。再说，那时在春天到来的季节里，即使也时有风沙来袭，却从来也不见现在这样步步紧逼的昏天黑地！

从丰宁传来的报道说，那一带居民靠砍伐山上和丘陵的灌木当烧柴，这是当地自古而今的习惯。居民们先砍村子周围的树木，渐渐向着远处砍去，直到把四周砍成了一片荒秃。一棵当烧柴的树木一般要长十几年，砍了之后当然也没有人想着再种。退一步说，即使有人种树，种树的速度也赶不上砍树的速度。那么剩下来的问题只能是，在砍光了树的地方，长出了杂草，杂草之后是裸露的石头，石头风化之后，就只有沙，也只能是沙了！

这里我们还没有讲到牲畜，所谓生产的发展，其实是讲人多了相应的需求也在增添，要靠生产更多的农牧产品来养活人自己。人养牲畜是为了养活自己，牲畜多了，草场就因不堪重负而荒废，人和牲畜争夺草场的结果，是草原生态的彻底破坏。我们能责怪那些砍树当柴烧的村民吗？能责怪他们不爱惜自己的家园吗？试问，他们若是不砍那些近的和远的树木，他们用什么来做饭！

说到底，是人太多了，人向着生养它的土地要求太多了。那么，谁来养活这不断被压榨和掠夺的土地呢！人们现在不得不承认，土地的不堪重负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而土地的超负荷的根本性的原因，却是人口无节制的繁殖，最后是现如今这样的大爆炸。面对当今环境的恶化，大家似乎都在谴责人对环境的不负责，什么乱砍滥伐了，什么不爱惜有限的资源了……人们很少去想想，人类为什么不对自身的生产进行负责任的自我约束？人类为什么要无节制地“发展”自己？

过去在中国，侈谈“地大物博”，侈谈“人多是好事”成风。接连不断的北京的风沙，使人心意难平。从风沙而想起生态的危机，从生态的危机而想起造成这危机的人类。想起人类的自私，更想起中国曾经有过的暗淡的日子，想起批“人口论”那一场“愚昧战胜智慧”的闹剧，想起横在中国人心间的那道永难平复的“20世纪伤痕”。

P28-31

张志忠

本世纪初，有一个冬日的下午，黄子平、季红真和我，在毕业离校多年以后，再一次聚会在谢冕老师家。畅春园的书房里，堆积得到处都是的书刊报纸，抢夺着有限的空间，却也让氛围更为紧凑。温馨的灯光，融融的暖气，师生数人促膝而谈，时间和空间的阻隔（黄子平此番是从香港而来，而我们从先生门下毕业已经20年），全无踪影。那天都说了些什么，我几乎都忘记了。师母陈素琰说的一句话，却让我怦然心动——这还是你们当年跟着谢老9币读书时的样子啊。是的，回想起来，1982年的春天，我和季红真，在黄子平师兄的带领下，出北大西门，作为新入门的弟子，到蔚秀园拜见先生，陈老师亲自主厨，设家宴招待我们。其中一道菜，是把一大盘小河虾去壳，烹制而成，陈老师租季红真两个人操持了很长时间，也让我这个北方佬大吃一惊，做菜也有这样费时费力，这样精细的。时光荏苒，谢老师的爽朗依旧，洪亮的笑声依旧，我们几个弟子，对谢老师和陈师母的爱戴依旧。

遗憾的是，我们几个弟子，后来都没有在北大落足。子平走得更远，先是北美，后是香港。于是，我们对北大的依恋之情，更多的是从先生那里感染到的，也折射到先生身上。百年北大，先生亲历其半，落在笔下，有50年代中期那短暂的春暖时节，有历经沧桑的先辈学人，有作为后生晚辈的诗人海子，有未名湖和依依垂柳，有百年庆典的祝词和回望，也有一次次的中文系55级同学相会的现场，有对北京大学与中国新诗萌生成长的关系的热情阐释。地处三湘，草木犹香。诚如先生所言，“燕园其实不大，未名不过一勺水，水边一塔，并不可登，水中一岛，绕岛仅可百余步；另有楼台百十座，仅此而已。但这小小校园却让所有在这里住过的人终生梦绕魂牵。”但是，与眼前的具象相比照，还有一座精神的校园，或者直接称之为“精神家园”更为合适：“其实北大人说到校园，潜意识中并不单指眼下的西郊燕园。他们大都无意问扩展了北大特有的校园的观念；从未名湖到红楼，从蔡元培先生铜像到民主广场。或者说，北大人的校园观念既是现实的存在，也是历史的和精神的存在。在北大人的心目中，校园既具体又抽象，他们似乎更乐于承认象征性的校园的精魂”。《永远的校园》等作为散文名篇，入选中学语文课本，不但是给中学生们提供了一篇文情并茂的散文，更会激起多少年轻的心灵对北大这片学术圣地的向往啊。

先生对燕园的咏赞，见出其生命的投入。不过，谢老师只是突出了北大的一个侧面。北大从来都是多元的混合体，有多副面相。从当年的“一堂两院”的恶名，到“文革”风云中的示范作用，再到市场化时代对本来就不平静的校园的冲击，都历历在目。有一年春节到先生家拜年，我愤愤然地说，北大的教授们都成什么样了，睁着眼睛说胡话，有人说中国人到了一套房加一套度假房的时代了；有的不顾脸皮力挺某个老板，不料那个老板很快就因为经济犯罪成为“阶下囚”……先生默然不语。或许是他看到的此类事情，比我要多得多；也还可以说，先生有洁癖，不愿意谈论那些为他所不齿的人和事。即便把话题缩小到学术领域，中国当代文学学科，似乎也是难免遭受别的学科歧视和排斥的“弱势群体”。先生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创建者之一，在国内众多高校中，参与建立第一个当代文学教研室，第一批担任中国当代文学的硕士生导师，主建第一个当代文学博士点，第一个被批准为本学科的博士生导师，有着许多的“第一个”的记录，谢老师应该是足以自豪的。但是，有一次我和他说起一些学人感受到的学科歧视，先生也坦陈，这种压力，他也未曾幸免。其实，那些自以为比现当代文学学科“有学问”、“级别高”的学人们，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是秦人不自哀，而后人哀之。先生是个有心人，他注意过每逢高考招生时，北大招收的各省市高考状元的专业选择，中文系怎样从学生们的首选逐渐黯然隐退，为那些高分考生纷纷流向经济、法律类专业感到心痛，他认为第一流的人才，应该从事人类精神的宝塔尖的人文科学的探索和创造。这在当下，显然会被看作是不识时务，不过，精神的追求，当然不应该是随波逐流，任意变换的。而且，现实越是变异，越是看得出他对北大精神的坚执和反复强调，越是看得出他对现当代文学、现当代诗歌研究的念兹在兹。

先生对北大精神的赞扬，主要集中在三个阶段：作为戊成变法唯一保留下来的成果和命脉余存而建立的京师大学堂：“五四”时期作为新文化的主要推动者的、蔡元培主政时期的北京大学；1955年入学至1957年初夏，马寅初校长治下的宽松而良好的学习氛围、校园情景。前两者是对未曾经历的既往的追思，后者是谢老师的亲历。人世与治学，社会使命与术业专攻，两者兼顾，在实用技能和精神探寻的两难中则取舍分明。先生说：

北大人是人世的，他们读书思考，却始终不曾须臾脱离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他们坚定地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作为知识者，他们有一种能力，可以把现世关怀和焦虑转化而为文化和学术的革新和建设。五四新文化运动即是一例，那时北大师生为抗议丧权辱国的怒吼有如雷电，但最终转化而为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划时代的变革，却更为显示出北大人的胆识和才智。当日新文化革命的前驱者中，北大师生齐刷刷站成了雄壮的队列。而《新青年》和《新潮》这两面飘扬在中国上空的崭新的文化旗帜，依然是北大师生所高举。

这里见得出先生的一种智慧。北京大学，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也曾经有过振臂一呼、天下响应的豪迈，拍案而起、舍身成仁的英勇，但是，在更多的时候，有能力运用自己的学识和决断能力，“把现世关怀和焦虑转化而为文化和学术的革新和建设”，和那种直斥时弊、奋力呐喊的热血文字，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是更加富有历史的和现实的意义的话。而且，先生自己的作为，就证明了这一点。新时期之初，正是一个思想解放潮流奔涌、众声喧哗的时代，痛诉各自经过的苦难和惨痛，成为时风；敢于挺身而出，以为民请命的姿态，揭露和批判“文革”遗留下来的和新出现的丑陋和不公，以大无畏精神挑战势力庞大的极“左”思潮，都是受到时人的尊重的。先生有那么丰富的阅历，有那么多的思考，他的选择却是以对文学的言说为度，并不直接去“干预现实”、“干预政治”，而是凭借敏锐的审美感悟力，为诗歌的突破僵化模式的创新精神，为艺术的多元化的价值取向鼓吹呐喊。这又不仅仅是为艺术而艺术。在那个迅速转型、高度过敏的时期，艺术问题往往被视作政治问题，艺术领域的论争往往被来自政治的超强力量所左右。反过来，对艺术成规的冒犯，也变成了对社会成规、政治成规的冒犯。它同样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良知。我也曾经目睹过在时势骤变中先生所承受的巨大压力。时光流逝，先生对新诗潮的推助和张目，其积极的建设性意义日渐彰显，用自己充满艰辛的实践，证明了北大精神的魅力。经过了雨雪霏霏，才更能领略依依柳岸的风骨吧。

201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