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血诚VS诚信
曾国藩：竭尽血诚者，必有所成就
竭尽血诚者，必有所成就。肯为国家竭尽血诚者，必将为人景仰。
曾国藩是个书生，来自农村，全无背景，却能官居极品，统兵三十万，号令天下人才，成功镇压太平天国，靠的就是他的一片血诚。
他是在为谁尽那一片血诚？说高一些，是他的人生理想。儒家培养的就是竭尽血诚之人，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做人生理想。湖南农村至今保持着耕读传家的传统，仍然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所不同的是，君字已经改为国字。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儒家的一种人生态度，曾国藩早年就发达了，所以他要兼济天下，而非独善其身。
曾国藩出生在偏僻的农村，如果不是大清朝廷的科举考试，无论他多么聪明，无论他怎么奋斗，都不可能在十年间爬上二品高官。27岁考中进士，37岁做大官，这样顺遂的官场道路，一般书生想都莫想。正是清政府给了他机会，所以他拥护清政府，感谢清政府，主动站在清政府一边，自觉报答它。他自己也说：“我一个穷人出身，却摄居高位，如果还不知足，连鬼神都不会答应了。”“从此以后，我定要竭尽血诚，精忠报国，决不顾个人私利。”同样的利益立场决定了，他所要竭尽血诚的对象，必然是大清朝廷。这是他的阶级性所决定的。
但他对大清朝廷又不满意。满清经过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几朝，社会矛盾被盛世掩盖了，鸦片战争则像掀锅盖一样，把清朝的腐朽揭露开来。曾国藩来自社会底层，知道老百姓的苦，做官以后，又看到官场的糜烂贪暴，所以他跟一般官僚不同。他痛恨官场的黑暗腐败，正是官吏的贪暴和压榨，逼迫百姓造反。所以他用“不爱财、不怕死”来要求自己，想整顿吏治，革除弊政，维护和更新大清朝廷的统治，希望出现像唐朝、宋朝那样的中兴局面。但是，除了成功镇压太平天国，让大清朝廷多延续了五十年之外，中兴局面始终没有出现，因为那是一种幻想，他不可能实现。
尽管他对大清有不同的看法，又无野心推翻它自己做皇帝，所以他别无选择，只能把自己的血诚奉献给大清，希望整顿朝纲，兴利除弊，维系大清王朝的统治。
他能看到大清的腐败和危机，是由他的家庭背景和他所交往的一群书生决定的。他来自农村，了解农民的疾苦，也多少感觉到他们的反抗情绪。而湖南地方的一些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他们一直生活在农村，早已察觉到某种斗争风暴，并在谋划准备。
他体气本弱，为了做一个圣贤，学成文武艺，卖给帝王家，天天搞理学家那一套静坐修身工夫，结果吐起血来，最后不得不放弃，从此觉也睡不好了。那时他身在官场，知道学问有成，才能做大官、获大福、享大名。他的理想还在三者之外，想做一个圣贤。什么是圣贤？为国为民，不计个人得失，这就是真圣贤。圣贤未必能够富贵双全，孔子不曾富贵，他的几个著名学生，也不曾富贵，朱熹也没有当什么大官，但儒家理想已经流淌在曾国藩的血液里。
曾国藩一直跟家乡的朋友有书信往来，讨论学术问题，也交流对时局的看法。他们深受儒家影响，家庭环境和政治理想也相近，惟独曾国藩官运亨通，但他们“位卑未敢忘忧国”，渴望把农村的意见传递给曾国藩，上达天听，曾国藩也渴望从他们那里了解情况，筹思对策。往来最为频繁的是刘蓉、郭嵩焘、江忠源、欧阳兆熊、罗泽南等人。
正是在这些充满书生血诚的好朋友的鼓动下，当咸丰皇帝下令征言时，曾国藩连上十四封奏章，希望整顿吏治、革除时弊、培养人才、训练军队，为国家做万一之想。最后一封奏章，更是直接批评咸丰帝的三大缺点，惹得龙颜大怒，差点获罪。 曾国藩惹恼皇帝，既是他个人的书生血诚，也是他身后那一群人的书生血诚。他知道自己是在冒险，又不能不做：“官至二品，不为不尊，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刘蓉鼓励他说，你说了却不见效，不能以此来推卸责任，你是国家大臣，“不爱钱，不怕死"可表明你的志向，却不能尽大臣报国的忠心。罗泽南则说，有所畏惧，就不敢说，这是大臣贪恋权位的私心。在他们的鼓动下，曾国藩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大胆呈上了批评信。事后他自己也感到恐惧，过了一个月，跟咸丰皇帝表明心迹说，我“无朱云之廉正，徒学其狂；乏汲黯之忠诚，但师其憨”。
这些支持者，多数成为湘军集团的骨干分子。书生血诚是这个集团的一个重要特征，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官逼民反，他痛恨这个东西，所以想整顿吏治，想为国为民，咸丰帝却不听，他们的一片血诚算是白费了。
就在这个时候，洪秀全造反了，他获得了新的机会。在湖南办团练，他不顾舆论，大肆杀人，就是为了治国平天下的血诚。在长沙练兵，不顾旁人指责，不管职权侵越，结果遭到士兵追杀。咸丰帝要他赶快出兵，去救援安徽，他三次都拒绝了，搞得皇帝大为不满。凡此种种，就是因为他的一片血诚，要报效国家，要感激朝廷，不怕负恶名，不怕担骂名，也不计个人利害得失。他还把这种血诚灌输给那些朴实的农民，开创了为私人武装做政治思想教育的先例。
咸丰八年（1858），他从老家复出，仿佛变了一个人，做人、做事、做官都有了很大改变，处处忍让，委曲求全，完全不似先前的激进、暴躁。但他对清政府的看法，以及要竭尽自己一片血诚，都没有改变，因此能在六年之后，攻陷南京，使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宣告失败。
太平天国失败之后一个月，即同治三年（1864）七月二十九日，他给皇上写了一个奏章，《遵旨查办道员禀讦知县讯明定议折》，全文八千三百字，是曾国藩传世的所有文章中最长的一篇。
他遵旨查办的，是一起以权谋私、公报私仇、官员内部相互倾轧的严重案件，涉案官吏多达数十人。一年前由沈葆桢报告朝廷，朝廷命令曾国藩复审，要他亲自提调人证卷宗，秉公办理。他用了一年的时间，才了结该案。
由于案情复杂，涉案人员较多，都是官差，他不得不谨慎。正是为了把案件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把对涉案人员的处分及处分理由奏报明白，所以才花了一年时间，用八千三百字，对每一个涉案人员，如何处分，为何那么处分，都写得详实明白，有条有理。这么长的奏章，谁读着都会发晕，也可知他所付出的心血。
那是攻打南京城的最后一年，本来已经倾注了他的全部精力，却肯拨出时间来处理这个案子，正表明了他的人局精神，在其位，谋其政，竭尽一片血诚。
太平天国和捻军都失败了，曾国藩又想为清朝中兴竭尽血诚，但他无法成功。吏治已经腐败，大清朝廷也奄奄一息，走在了没落的最后一层楼上。幕僚赵烈文说，不过五十年，清朝将要灭亡，他不信；当他去北京当直隶总督，了解各方面情况，尤其亲眼目睹了把持朝政的各等人物的才具之后，听了慈禧太后不痛不痒的政治见解之后，终于相信了赵烈文的预言，彻底放弃了中兴幻想。
天津教案是他的末日。天津教案事涉洋人命案，以他的圣明，不会不知道其中的麻烦，可他还是要去淌那道浑水。事情原委是这样的：
同治九年（1870）五月，法国天主教堂收养的婴孩突然死亡三四十人，死因非常可疑。天津周边又连续丢失多个婴孩，根据被抓获的人贩子口供，多与教堂牵连。这引起了天津人民的极大关注。
有一天，人们当场抓获了一个人贩子，据他供认，是教民王三给了他迷药，迷拐一个婴孩，可得五块银洋。
王三是中国人，因为人了天主教，有教民的身份，就跑进教堂躲了起来。
由于群情激愤，天津衙门不敢轻视此案，就带人去跟教堂交涉，要他们交出人犯王三，教堂拒不交人。衙门的人先走了，围观的群众一时没散，就与教堂的人发生了口角，结果双方大打出手。
天津的通商大臣叫崇厚，法国领事丰大业两次要他派兵镇压，崇厚只派了两个士兵过去。丰大业要士兵抓人，士兵不听，丰大业抓起他们的辫子，一路倒拖，怒气冲冲找崇厚算账来了。到了衙门，丰大业两次朝崇厚开枪，都没有打中。如此横行霸道，洋人在中国真是作威作福惯了。
枪声传出来，在衙门外围观的群众以为里面打起来了，一传十，十传百，就传成中法开战了。民众敲锣打鼓，纷纷聚集拢来，要来帮打。
崇厚见情况不妙，怕闹出乱子，劝丰大业不要出去，等群众散了再走。丰大业像一头鲁莽而愚蠢的洋猪，高声咆哮着，气势汹汹跑出来。民众见洋人出来了，主动后撤，让出一条道路。丰大业上了浮桥，正好迎面走来天津知县刘杰。丰大业二话不说，提起枪来就朝刘杰射击，打伤了他的随从。围观的群众怒不可遏，忍无可忍，一起冲上来，把丰大业一顿暴打，当场就打死了。
天津人民愤怒了，压抑多年的怒火潮水一般涌出来，集体冲向法国天主教堂，还有其他洋人机构，搜出罪犯王三，救出中国儿童，也打死了二十几个洋人。
这就是著名的天津教案。法、英、美、俄等七国串通起来，一面出动军舰，一面向清朝施加压力，形势一度紧张起来。
曾国藩本来在南京做两江总督，跟天津隔着三千里。偏偏朝廷要削夺他的兵权，同治七年（1868）七月，捻军失败一个月后，曾国藩被调到北京当直隶总督。活该曾国藩倒霉，他是直隶总督，自然该他来处理天津教案。那时，他任直隶总督还不满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