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启蒙教育
我不幸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我有一个过着寄生生活的父亲。据说，我们的祖家原来本是书香门第，传到了我祖母和父亲这两代就不行了。我祖母中年守寡，不知从哪儿学会了抽鸦片烟。好像是“有其母必有其子”，我父亲也逐渐染上了这一恶习，而且还学会了赌博。他倒好，32岁就“仙逝”了，也解脱了，可是他欠下了沉重的债务(800元大洋)，丢下了我们兄妹五人，最大的不过10岁，妹妹还在娘胎里，害苦了我母亲——他年轻漂亮的妻子。
那时她才不到30岁啊！
但我很幸运，有一个善良、慈祥和勤劳的母亲——谢锦云。她知书达理，会刺绣、绘画，写得一手好字，而且还懂一些诗词歌赋。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外有逼债，内有逼嫁(伯父是个伪保长，图谋在我母亲改嫁后夺取我家的田地房产)。我母亲坚决不改嫁，含辛茹苦，一步一步，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还清了债务，并把我们抚养成人。她呕心沥血，牺牲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上天对她却很不公平。她的两个儿子——我的兄弟在抗日战争时期死了。我的大哥，虽说是县里公认的进步分子，后来竟然成了“右派”，病死在劳改中。母亲1959年逝世时，只有我妹妹在她身边。她闭目之前，嘴里不断念着我的名字，她最心爱的儿子的名字，希望能见我一面，为我祝福。可这时我远在驻锡兰大使馆工作。当我得知她去世的消息时，已来不及满足她的最后愿望，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也不便去做“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赶回国内为她奔丧。我母亲如地下有知，定会原谅她这个儿子的“不孝”，同时也定会为她的儿子没有辜负她的希望，为人勤恳、正直，并成为新中国的外交官而含笑九泉。
我是含着眼泪写这篇“启蒙教育”的。在那个历史时期，我母亲是当地社会上公认的女中强人，她的一生充分体现了伟大的母爱和自我牺牲精神。她对我的教育使我终生难忘。她既是我的慈母，也是我的启蒙老师。
我四五岁时，母亲就给我讲“狼来了”的故事，要我千万不要做撒谎的孩子，说那个一再喊“狼来了，快来救我”戏弄人的孩子，后来真的狼来了，他喊破了嗓子，也没人去救他，因为大家都认为他又在撒谎。结果这个孩子被狼吃了。
我五六岁的时候，母亲又给我讲“孔融让梨”的故事。她虽然特别疼爱我，甚至有些偏爱，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首先要给我留一份，但仍经常教育我，不要太贪，不要只想着自己，要经常想着自己周围的亲人，尤其是自己的兄妹，要注意谦让。她还结合实际教育我牢记古训，念古诗。印象最深的是“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那时候，我们吃饭时，是不准掉饭粒的，掉在桌上的饭粒，一定要拾起来吃掉。当我再大一点的时候，她又进一步教我背诵白居易和杜甫诗歌中的名句，如“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并且像说故事一样给我解释，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撒下了极其珍贵的种子。在我上学以后，母亲经常含泪向我诉苦，说她年轻守寡，受尽家族的欺侮，活下去全是为了我们兄妹，希望我们好好念书，做个正直的人，有本事的人，长大了为她争一口气。母亲的哭诉和对我的期盼深深震撼着我，影响着我，鞭策着我，使我比较早地开始懂事，开始感到自己有一种责任：一切为了我可怜的母亲！那时候，我发奋学习，念私塾期间，可以一字不漏地背诵《论语》和《孟子》；在小学和初中，语文和数学成绩始终保持满分，在班上总是名列第一，偶尔第二，要是落到第三名，就要痛哭流涕(现在想起来，颇觉可笑)。
母亲对我的谆谆教诲，是对我最好的启蒙教育，为我尔后的健康成长打下了坚实的、良好的基础。后来，由于先进社会文化和教育的影响，我“一切为了母亲”的思想逐步演变为“一切为了祖国”。对母亲的“责任感”也发展为对国家的“使命感”。这种演变和发展并不是对前者的否定，而是在原有基础上的一种进步。1957年，在我到锡兰工作之前，我曾有幸把我母亲接到祖国首都北京小住一月。她那时已年近花甲，仍深情地对我说，希望我注意，不要老惦着她，要努力工作，好好报效国家。这说明，她不是一个自私的母亲，她有着广阔的胸怀，期盼我不仅要为了她，更要为了祖国而发愤图强。
二、未见过面的老师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变。人，当然也不例外。至于如何变，向什么方向变，变好还是变坏，总是同社会和社会发展，以及本人的实践和努力分不开的。人的一生往往要经受各种影响，有些影响可能是关键性的，方向性的。
我从小就幻想做一名科学家。上中学的时候，开始阅读大量小说。当时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是巴金的“爱情三部曲”——《家》、《春》、《秋》。我如饥似渴地读着，并开始幻想成为“觉慧式”的人物。那时我还不懂什么是革命，巴金先生也没有告诉我。但他书中关于“一个人的幸福不应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名言却给予我有益的启示。从这时起，我开始喜欢起文学来了，渴望成为一个文学家。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时，我已经是16岁的青年了，我目睹周边的一些地主亲戚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以及国民党政府欺压百姓的大量恶劣行径，对照母亲教我少年时背诵过的杜甫和白居易有名诗句，对照社会现实，深有感受，认为社会上少数人的“幸福”和糜烂生活正是建立在普通老百姓的痛苦之上的，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用我的笔写下人间的不平。
巴金先生是继我母亲之后社会上第一个对我影响最深、最大的人。他通过他笔下的人物，用生动的故事和语言，把我带人了一个新的境地，追求一个当时我还并不十分清楚的理想。它虽然还比较朦胧，但毕竟是崇高的，美好的，主持正义的，反对旧社会的邪恶，鼓舞着人们向上和奋斗。正因为如此，我始终把巴金先生看成是我尊敬的“未见过面的老师”。
人有时是有缘分的。三十多年以后，1978年秋天，我陪同西班牙国王随团记者到上海访问。上海市领导举行盛大晚宴。在晚宴上，我忽然发现巴金先生就坐在我右边的一桌，同桌的还有张乐平、秦怡、孙道临、丁善德和王丹凤。于是我情不自禁地拿着精制的菜单，冒昧地走过去自我介绍，并恳请他们为我签名留念。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未见过面的老师”，并得到他的签名，我的喜悦之情可想而知。几乎忘记了当时我有外交活动任务。这张签名菜单至今我仍珍藏着，作为永久的纪念。
我的另一位“未见过面的老师”是一位从事光学研究的科学家。阅读各种报刊杂志是我生平一大爱好和乐趣。有一天，我偶然在一份小报上读到一篇采访报道。记者问这位科学家“成功的秘诀”何在，他回答说，他根本没有什么秘诀。如果说有，那就是“炸油饼精神”。记者听后感到茫然。这位科学家回忆说，“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勒令他去炸油饼。让一位科学家去炸油饼，实在是荒唐可笑，浪费人才。可是在那个非常时期，争辩是无济于事的，反抗可能招致更坏的结果。他只好面对现实。他说，既然让我炸油饼，那我就一定要想方设法把油饼炸好，要让我炸出的油饼比谁炸得都好，更香更脆。他说，后来又让我去扫厕所，我本着同样的精神，总是把厕所扫得特别干净，可以说比谁扫得都干净。这位科学家所说的“炸油饼精神”或者“扫厕所精神”，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敬业精神”，是高度责任感在特定形势下的一种表现，发人深思。
我需要的就是这种精神。这位“未见过面的老师”给了我这种精神。我十分感谢他。我在长期外交工作中，一直就按照这种精神去交朋友和努力开创新局面。遇到过许多的困难和问题，也是本着这种精神去解决的。在我担任大使期间，我还经常同青年外交官谈这种精神的意义和作用，鼓励学习这种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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