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澜文丛》是一套最新问世的中国传统学术随笔书系。

在象征国学庄严与文史浩瀚的满底黑色中，以一纸书签式标示书名、作者与出版者，一帧意境辽阔的国画和一枚红色印章，在点缀中显示了中国艺文的深邃底蕴，加上作者均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界坐拥书城、学有成就的知名学者，并为全书穿插学者人像、著作书影等图片数十幅，使本书系成为形神俱佳、图文并茂之作。

本书为书系之一。作者马嘶是河北知名学人、作家。本书文笔生动，富有掌故性和可读性，生动记述了作者所知见的老一辈学者名师的讲学风采、治学道路和学术著述。

这些围绕着书人书事随意而谈的闲文短章，是作者承受传统文化哺育和国学熏陶的人生轨迹中一些零星的记忆与情思。

这本随笔选集，写作的时间跨度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本世纪最初几年，这正是作者从岗位上退下为自己制定的治学与著述三个“五年计划”的头两个“五年”。这些或短或长的文字，是作者在撰写几部专著的间隙写出的。

自序

卷一 学人书情

 鲁迅情系琉璃厂

 郑振铎抢救珍籍

 郁达夫卖文买书

 顾颉刚江浙收购杂书

 陈寅恪散尽千金为买书

 朱胡子名震古旧书界

 北大教授伦明开办古旧书店

 罗振玉力护文渊阁残书

 胡适的藏书

 钱穆五年购书五万册

 邓之诚购书博而返约

 李大钊藏书归何处

 朱自清与旧书店

 柳诒徵舍命护旧书

 张中行的杂收与杂览

 何其芳谈旧书的几封信

 孙犁津门聚书

 北大卯字号名人朱希祖

 己卯年说“卯字号”名人

 陈独秀绝笔书稿今何在

 蔡元培的保定之行

 周作人的两次保定之行

 近看汤用彤

 冯友兰沉潜得最久的两个书斋

 燕南园66号

 编辑家、出版家叶圣陶

 刘半农之死

 魏建功与台湾国语运动

 魏建功手书《鲁迅先生诗存》

 朱偰先生的爱国情怀

 圆梦燕南园

 燕东园之忆

 我的几位业师

 张中行的博、雅、朴

 夕阳篱下语如丝——当今文坛一大景观

 听川岛(章廷谦)讲鲁迅

 忆浦江清师

 旷世奇才金克木

 书缘：一个长长的故事

 孙犁作品中的书香

 艾青：深刻的幽默

 孙竹篱论画和作画

 管桦的乡土情结

 与韦君宜《思痛录》有关的一段回忆

 学人交游多论学一读《积微居友朋书札》感言

 “遗少”与使者

 《北大风》引起的忆念

 廖静文在北大的日子

 追寻《红楼》诗

卷二 书厄谈往

 我和《1937年中国知识界》——答《新世界》周刊记者欧阳海燕问

 日寇侵华，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

 寻觅精神家园的文化流民

 学人文士毁失藏书的大劫难

 与大屠杀同步的南京“文献扫荡”

 图书馆与出版业遭日寇摧折

 振兴中华的文化机缘在战乱中丧失

卷三 书香漫笔

 偷藏禁书

 恋书情结与学人立业

 书到用时方恨少

 聚书与散书

 书商与书香

 文人的书斋

 书斋雅名拾趣

 洞察自然的明澈眼睛

 读名人书札

 我所珍视的文人日记

 毛边本，我的钟爱

 喜获毛边本旧书

 开卷益得谈

 雨天看闲书

 “预谋”读书

 著作等身与虚怀若谷

 “《开卷》精神”与书香社会

 《空间的驰想》线装本出版感言

50年代负笈燕园，给我留下许多美好回忆，可与燕南园相媲美的地方，要算是燕东园了。

同燕南园、朗润园、镜春园、蔚秀园、畅春园、承泽园、中关园、燕北园一样，燕东园是北京大学的教师住宅区。在人们的心目中，燕东园的规格似乎仅亚于燕南园。“名教授不一定住在燕南园，燕南园住的必然是名教授”，人们常说的这句话也适用于燕东园。小巧玲珑的燕南园住着几位大师级的学界耆宿，如马寅初、汤用彤、冯友兰、朱光潜、周培源、魏建功、王力等，燕东园住的人多些，亦皆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我所熟悉的杨晦、游国恩、浦江清、翦伯赞、冯至、何其芳等名家都住在这里。听人说，30年代执教于燕京大学的许地山、邓之诚、顾颉刚、郭绍虞、陆侃如、冯沅君等也曾在这里居住。

从北大小东门出去，走过一条狭长的街巷，转入一片开阔地，便见一个由矮墙围起的园林，园子里林木森森，错落着一幢幢形式各异的灰砖两层楼的小洋房，那便是燕东园了。燕东园给我留下的美好记忆，多半来自我去过的几位我尊崇敬仰的学者之家，在他们那里，我了解了学者们课堂以外的书斋生活，得到了在课堂上难以听到的知识，也看到了名人又作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点滴。

最早是到游国恩先生家中去，那是在入学开课后不久的一天下午。

游国恩先生担任我们的“中国文学史”课程，主讲先秦两汉文学。他是著名的先秦文学专家，对《楚辞》尤有精湛研究，早年有《先秦文学》、《楚辞概论》等著述行于世，在学术界影响甚巨。他根底深厚，治学严谨，是学界公认的大学问家。

班上几个同学相邀，去拜访游先生。他住在燕东园的一幢独户小楼里，满院是花木翠竹，宛如世外桃源。他的书斋掩映在花木丛中，百叶窗上摇曳着扶疏的树影，虽是在白昼，却使我想起归有光描写的“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那种美好情致。进了书斋，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古色古香，朴厚典雅。靠墙矗立着几个精致的玻璃门书橱，橱里是一函函一摞摞古旧的线装书，也有不少洋装书，镌刻着绿色隶书的箱装古籍尤显古雅清逸。墙上有一两帧字画，桌上有文房四宝。书斋也像它的主人那样，温柔敦厚，严谨整洁，又玲珑剔透。

那日，游先生穿着浅素色中式对襟小褂，中式裤子，脚上是黑布鞋，随意又潇洒，这与在课堂上那衣冠楚楚的严肃模样大相径庭，我们面前纯然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温厚长者。我们坐在他的周围，听他侃侃而谈。他谈的是读书之法，治学之道，是如何学习古典文学，闯过估屈聱牙的文字难关，打好国学的根底。他绝不谈其他事情，如在课堂上一样。我感觉出，他是一位纯而又纯的学者，他的脑子里只装着学问，其他事情全无立足之地。他向我们这些初学者阐述了博观约取、厚积薄发的含义，这是我懂得做学问的严肃与坚韧之始。

一个星期天，我邀请了几个同学又去燕东园访问何其芳先生。

那时，北大有个文学研究所，后来才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由郑振铎兼任，副所长是何其芳。何其芳是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和文艺理论家，他刚刚40岁出头，名气已是相当大了。我喜欢他的诗和散文，尤喜他早期那些感情浓烈、文字精致的小诗和散文。我常常在校园里看见他。他，个子不高，白白胖胖的，戴着近视眼镜，拎着一个黑色公文包，仰起脸走路，总是若有所思的样子，轻盈地走进文学研究所那栋陈旧的灰楼里。

他居住的宅院小楼被花木环绕，一片生机盎然的样子。他那简朴的客厅，没有游先生家里那样的雅致和整洁，也缺乏宁静的氛围。

根据我们的要求和提问，他极其认真地讲述着他写诗和从事文学工作的经历。他谈得很坦率，很具体，很详尽，从他开始在上海受到新月派的影响写豆腐干式的诗，到进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之后，与卞之琳、李广田共同出版了《汉园集》，还有早期的诗集《预言》和散文集《画梦录》，说到经历了一番生活磨炼，写出了《夜歌》，直到抗战爆发后，同卞之琳、沙汀等去了延安。他讲的是一口浓重的四川万县方音，毫不隐晦地向我们几个一年级大学生袒露出他的心路历程。我感觉出，他的心是真诚的，坦率的。我想着他的那些浓艳绮丽又哀怨凄婉的早期诗文，同眼前这个谦逊坦荡的学者相较，真是判若两人。

他似乎是轻而易举地就把自己前期的创作给否定了。他说，他那时的思想是消沉的，悲观的，脱离现实的，诗写不下去了，就写散文，《画梦录》中的那些散文，便是在没有东西可写的时候写的，整日沉湎于幻想中，找不出积极的因素。虽然他是这样毫不留情地否定着自己，但我对他那些诗文的挚爱之情却丝毫未减。

他谈话时，两个梳辫子的小女孩跑进跑出，要这个要那个，见来的人多了，更有些逞强，爬上桌子，摸摸这个，捅捅那个。这是何先生的孩子，他想支走她们，她们却不走开，他招架不了，便大声呵斥她们。两个天真烂熳的孩子却满不在乎，仍是嬉笑玩耍，直到妈妈进来把她们领走。我倒觉得这很好玩，这便使这个严肃的学者之家充溢着自由活跃的居常气息。

P134-136

这些围绕着书人书事随意而谈的闲文短章，是我承受传统文化哺育和国学熏陶的人生轨迹中一些零星的记忆与情思。这种芜杂又欠完备的述说，表现的不过是对长期濡染了我的心态、铸造了我的灵魂的某些书和人的深切眷恋之情。或者也可以说，这是我对心向往之的“书香”(或可拓展为“书香社会”)点滴的浅薄思索和粗笨解读，充其量不过是说出了自己的一点经历和心得而已。

这本随笔选集，写作的时间跨度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本世纪最初几年，这正是我从岗位上退下为自己制定的治学与著述三个“五年计划”的头两个“五年”。这些或短或长的文字，是我在撰写几部专著的间隙写出的。除了几篇需要查阅、使用大量文献资料并需进行较深入思考的长文，这些小品短章多是匆促成篇，论述也多是浅尝辄止的(这也许是由报纸专栏文字急迫的时间要求和字数的严格限制使然)。虽然文字是近十余年间写出的，但一些文章所讲的内容和使用的资料，却已有长长的几十年历史了。

我生长在洋溢着淡淡文化氛围的家庭环境中，自幼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较早地闻到了古老文化扑鼻的芳香，初步养成了崇尚高雅文化、追求清纯朴淡生活情趣的习惯。但这不过是根柢并不深厚的普通耕读之家的人生成长环境。而真正接受系统的国学基础教育，较深度地吸纳博大精深的中国古老传统文化的精髓，从而走进修炼学人之身的门径，还是1950年代初、中期就读于北大中文系之后。

1953年秋，我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这对我是至关重要的，是我一生事业发展的重要关口和基础，由此定位了我的人生之旅。

这一年，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肇始之年，全国高等学校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尚未完全结束，北大、清华、燕京三所名校合并为二，三校的文、理、法学院各系并入北大，工科并入清华。北大成为中国最大的综合性大学，清华成为多科性工业大学，燕京大学撤消，北大从沙滩红楼等地迁入燕京大学校址燕园。次年，以王力(了一)教授为系主任的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师生并入北大中文系。此时，北大中文系已成为人文荟萃、大师云集、令海内外学界瞩目的人文学科的学术圣殿。这是北大中文系百年历史中最令人艳羡也最值得称道的时期之一。

在北大的四年中，我有幸受业于20世纪下半叶中国第一流的著名学者(有多位是堪称国学大师的)，亲聆他们的谆谆教诲，他们的深厚学养和高尚的人格力量，给予莘莘学子的惠泽，足以让我们受用终生，由此打下了做学问和文学创作的扎实根基。

我的业师们多是出生于19世纪最后几年和20世纪最初几年，他们是“五四”新思潮的直接承受者，是世纪之交西学东渐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汇互补的受益者，他们中有不少是在西方或东洋留过学或访过学的。他们，不仅有着深湛的国学修养，而且深谙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和治学方法。这些学贯中西的世纪学人，那时多正处于四五十岁的壮盛之年，但他们早已是驰名海内外的大师级学者，乃至在治学上臻于炉火纯青之境的学界耆宿了。杨晦(系主任)、俞平伯、魏建功、王力、游国恩、余冠英、浦江清、吴组缃、林庚、周祖谟、高名凯、章廷谦(川岛)、袁家骅、岑麒祥、王瑶、季镇淮、朱德熙、林焘、孙楷第、梁启雄、蒋荫恩、罗列、甘惜分、阴法鲁、阎简弼、杨伯峻、郭良夫、冯钟芸、姚殿芳、彭兰、吴小如、乐黛云、梁东汉、吕德申、陈贻欣、唐作藩……

单是这一长串耳熟能详的名字，就足以使熟悉现当代学术史的人赞叹咂舌的。外系教授给我们讲课的，则有历史系的邓广铭、周一良，西语系的冯至、李赋宁，俄语系的曹靖华、李毓珍(余振)，东语系的季羡林、金克木，文学研究所的何其芳、蔡仪、陈涌；外校著名学者刘大杰、钟敬文、夏承焘、王季思等也来讲过课。还听过文艺界著名人士周扬、冯雪峰、冰心、丁玲、艾青、田间、臧克家、张光年、力扬、王亚平、李季、阮章兢、贺敬之、公木、沙鸥、徐迟、贾芝、牛汉、蓝曼、白桦等人的讲座和讲课。名师们的传道、授业、解惑，以及这些知识精英们智慧的点拔、熏染，使我们的知识结构日趋合理，学养渐进丰富，治学渐入门径，学术视野逐步宽阔。

在负笈燕园的日子里，我的志趣和努力方向一直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这两者之间徘徊着。当作家，这是我自中学时就选定了的志向，我始终在为实现这个梦想而努力着。来到北大，我写了不少诗和散文，在各地报刊上发表了一些作品，成为当时小有诗名的北大校园诗人。

然而，由于我受到了那么多堪称一代宗师的著名学者的学术熏陶，接触到了图书馆中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我又时时渴望着能够像我的业师们那样，成为一个有着深湛文化素养的学者。我为此而认真地在课堂上听讲，在图书馆里涉猎众多的参考典籍，大量摘抄各种文献资料。我做了许多必要的笨拙的为学术打基础的工作。

由于不断动摇于两种不同的志愿之间，就不可避免地浪费了一些时间和精力。但我所下的这些功夫，又理所当然地使我成了一个两栖类的学人。这正如说“开卷有益”或“开卷有得”一样，我所下的工夫总归是有所得的，不是虚掷的。如今，朋友们称我为“学者型的作家”，或者“作家型的学者”，这大概是说，作为作家，我的作品比某些作家多了一些文化内涵和学术含量；作为学者，我的著述又少有板滞的学究气和学院派常有的拘谨。我想，这可能是由大学读书期间的那种志趣摇摆所造成的一个特点吧！这个特点，是优长耶？抑或缺陷耶？

当然，我也有自知之明：我所缺乏的，正是如我的一些终生教书做学问的学友们那种刻苦钻研、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也缺少如我的一些作家朋友们那样，能够深刻地剖析现实生活、有着纵横开阖的丰富想象与情感的起落激荡。我终究是个两栖的文化人。

不过，我历来倒是很为重视各种资料的收集、积累、收藏和使用的，这是做学问和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良好习惯。在受业于燕园时，我不仅注意吸收老师们的学术滋养，也注意观察、研究、学习他们的治学方法、处世做人乃至生活情趣。

在王力教授的书斋里，我惊奇地看到了卡片橱里那难以数计的墨色不同的资料卡片，知道了他在开讲这门首创的《汉语史》时，曾经下了多少笨重的苦功夫，从而体会到了做学问的艰辛。在游国恩和林庚教授的小客厅里，我感受到了学富五车的大学者，过的是怎样一种素朴、淡雅、清纯的全天候的学人生活。这里是一片圣洁的净土，闻不到一丝污秽的空气。在汤用彤副校长燕南园58号寓所的书斋里，我走进那如长长的小巷似的一排排书架间，眼前只觉书浪翻滚，犹如跳进由中外典籍铺陈而成的浩瀚大海。在这里，我感到了自己的无知、浅薄和渺小。在燕东园37号中文系主任杨晦先生的接待室里，没有一点豪华的陈设，也没有沙发软椅，只有几件冷硬的木制家具，令人有家徒四壁的感觉。唯有迎面靠墙的一件高及屋顶的宽大木橱，里面装的全是书。在魏建功先生讲课时临时居住在燕园未名湖边的一间公寓里，我听到了他热情、坦率、毫无遮拦的谈话，在学生面前，这位德高望重的国学大师袒露的是一颗坦诚的赤子之心。

所有这些，都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里。离开北大以后，我又始终不懈地追寻、关注着业师们的学行业绩，一点一滴地记录着他们的每一项成就。正是由于这样的细心观察、长期积累，我以后才写出了《燕园师友记》、《负笈燕园》、《学人往事》、《百年冷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况》、《一代宗师魏建功》、《林庚评传》和其他几部为著名学人立传的著作。

我是1957年那个特殊的年份从北大毕业的。那一年，一场“引蛇出洞”的“阳谋”使众多的知识分子遭到屈辱，在那样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许多青年学子的才华与个性发展自然也受到挫折，他们由此而产生的精神创伤是严重而深远的，从此便无奈地向着“臭老九”的荒秽野径陷落。难怪学友们感慨地说：“难道我们是中国末代知识分子吗？”毕业分配的不理想也就是必然的了。

离开北大后，我转换过数种职业，做了四年中专教师后就调到文化战线，做过专业戏曲剧团编剧，文化局创作员和研究员，文学刊物主编，文艺单位业务与行政领导，等等。这些工作大多与我心向往之的书斋生活只有咫尺之遥，因而我也一直坚持读书、治学与写作，仍然是在义无返顾地(哪怕是相当缓慢，有时甚至是停顿的)在为我青年时代立下的志向努力着，前行着。即使是在崇尚“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成为主流思想的“十年浩劫”时期，我也想方设法解决极度的精神饥渴，偷偷地或寻找种种理由名正言顺地读书。

“文革”初期，我在保定地区文化局戏研室工作，每天除了例行的“早请示，晚汇报”，上了班大家便坐在一起念“语录”，背诵“老三篇”。日复一日，没有改变。我忍受不住这单调乏味的所谓“认真读书”，便谋划出了一个拓展读书范围又使之合法化的方法。我买来了刚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又搬来了《辞海》、《词源》、《诗词格律》等工具书，边读诗边翻词典，查词义，做注解，研究格律，在书页的天头地脚写释义，加眉批，作艺术分析，把一本诗词集涂抹得墨迹斑驳，几无素洁之地。

就这样，我读毛主席诗词，又读词典，借机翻阅了大量有关和无关的文字，聊以消解眼前的知识焦渴。我的这种办法竞被许多同事所借鉴，成为一时之盛，而且从没有人怀疑我这个始作俑者是对那种生活的厌倦和不满。在两派武斗升级、杀伐之声不绝于耳的日子里，我躲在租住的市郊一间农家老屋里偷读那些所谓“封、资、修”的禁书，着实地过了一把“雪夜闭门读禁书”的雅瘾，大大地满足了我饕餮的文化知识胃口。 在“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时，我买来了英文版和俄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带来英汉字典和俄华字典，对照着读，这样，我便可以堂而皇之、理直气壮地读外语了。后来，我把我的这种行为称之为“预谋读书”，本集子里的《偷藏禁书》、《预谋读书》等篇写的就是这些情况。当然，在那些年中，我也不可避免地虚掷了很多宝贵的时间。

直到从岗位上退休以后，我才过上了纯而又纯的书斋生活。从此，我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全天候地为实现青年时代的梦想而努力着。

为了抢回半生中浪费掉的那些大好时光，我甚至比在职时更加珍惜时间。这个集子中的文字，都是在这个时间里写出的。而我用以治学、著述和收藏的大量图书文献，也多是这些年中积聚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