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哲学家、翻译家、教育家朱光潜先生的散文选集。

朱光潜先生潜心美学、文艺学研究的同时，把一些思考所得、人生感悟演变成浅白清新的文字，融情感与智慧于一炉，读之令人回味无穷。

本书从朱光潜先生的“通俗读物”和“短篇习作”中挑选了六十来篇佳作，编辑成册。全书共分五辑。

第一辑“作者自叙”。这一辑的《作者自传》、《致周扬》、《致方东美》和《老而不僵》最值得注意。

第二辑“美文汇翠”。这一辑的《慈慧殿三号——北平杂写之一》、《后门大街——北平杂写之二》、《露宿》和《花会》最值得吟咏。

第三辑“教育箴言”。这一辑分量最重的是朱先生写给青年的信及给大学生作的演讲。

第四辑“艺文杂谈”。这一辑汇集朱先生有关文艺鉴赏和评论的文章，以及文学刊物的“发刊词”和“卷头语”。

第五辑“评论小辑”。这一辑里的每篇文章都值得细读。

全书文字像行云流水，自在极了。

辑一 作者自叙

 作者自传

 《文艺心理学》作者自白

　我与文学

　致周扬

　致方东美

　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

　生命

　自我检讨

　老而不僵

辑二 美文汇翠

　悼夏孟刚

　旅英杂谈

　爱丁堡大学中国学生生活概况

　慈慧殿三号——北平杂写之一

　后门大街——北平杂写之二

　露宿

　花会

　回忆二十五年前的香港大学

　敬悼朱佩弦先生

　缅怀丰子恺老友

　以出世的精神，做人世的事业——纪念弘一法师

　回忆上海立达学园和开明书店

辑三 教育箴言

　谈动

　谈静

　谈作文

　谈出洋留学

　《谈美》开场话

　“慢慢走，欣赏啊!”人生的艺术化

　谈趣味

　谈书评

　在四川大学总理纪念周上的讲演

　国难期中我们应有的自信与自省

　说校风

　谈立志

　谈英雄崇拜

　谈交友

　谈青年与恋爱结婚

　谈谦虚

辑四 艺文杂谈

　无言之美

　《雨天的书》

　两种美

　读《委曲求全》

　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答夏丐尊先生

　王静安的《浣溪沙》

　读李义山的《锦瑟》

　我在《春天》里所见到的——鲍蒂切利杰作《春天》之欣赏

　“舍不得分手”

　眼泪文学

　理想的文艺刊物

　《望舒诗稿》

　读《论骂人文章》

　《桥》

　丰子恺先生的人品与画品一一为嘉定丰子恺画展作

　论自然画与人物画——凌叔华作《小哥儿俩》序

　文学与人生

　《文学杂志》复刊卷头语

　现代中国文学

　谈中西爱情诗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

　《凤凰》序

辑五 评论小辑

　立达学园旨趣

　中国思想的危机

　再论周作人事件

　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

　五四运动的意义和影响

　刊物消毒

　旧书之灾

　学术会议与实际研究工作

编后记

自我检讨

中国人民革命这个大运动转变了整个世界，也转变了我个人。我个人的转变不过是大海波浪中的一点小浪纹，渺小到值不得注意，可是它也是受大潮流的推动，并非出于偶然。

我的父祖都是清寒的教书人。我从小所受的就是半封建式的教育，形成了一些陈腐的思想，也养成了一种温和而拘谨的心理习惯。由于机缘的凑合，我在几个英法大学里做了十余年的学生，在资本主义形态的文学、历史和哲学里兜了一些圈子。就在这个时期的开始，中国文化思想上发生了一个空前的变动——五四运动。这样大的一次变动掠我而过，而我却茫然若无其事。这是我生平的大不幸，历史向前走了一长段路，而我还停滞在变动的出发点。我脱离了中国现实时代。

在学生时代，我受了欧洲经院的“为学问而学问”那个老观念的传染，整天抱着书本子过活，对于大世界中种种现实问题失去了接触，也就失去了兴趣。实际政治尤其使我望而生畏，仿佛它是一种污糟的东西。二十二年回国，我就在北大外文系任教。当时我的简单的志愿是谨守岗位，把书教好一点，再多读一些书，多写一些书。假如说我有些微政治意识的话，那只是一种模糊的欧美式的民主自由主义。二十六年抗日战事起，我转到四川大学。校长是一位北大哲学系的旧同事，倒是规规矩矩地办学，可是因为不会逢迎教育部长陈立夫，过了一年就被撤了职，换了他的党羽程天放。当时我以一个自由思想者的立场，掀起风潮去反对。反对不成，我就辞了职离开四川大学。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到反动政府的压迫而起反抗。这消息传出去了，一位在延安做文化工作的先生曾经写信邀我去延安，我很想趁这个机会去看看我能否参加比较积极的工作。由于认识的不够和意志的薄弱，我终于辜负了这位先生的好意，转到武汉大学去继续教书。

在武大待了三四年，学校内部发生人事冲突，教务长没有人干，学校硬要拉我去干。干了不过一年，反动政治的压迫又来了！陈立夫责备王星拱校长，说我反对过程天放，思想不稳，学校不应该让我担任要职。王校长想息事宁人，苦劝我加入国民党，说这只是一个名义，一个幌子，为着学校的安全，为着我和他私人的友谊，我都得帮他这一个忙。当时我也并非留恋这个教务长，可是假如我丢了不干，学校确实难免动摇。因此，我隐忍妥协，加入了国民党。我向王校长的声明是只居名义，不参加任何活动。这是我始终引为内疚的一件事。参加一个政党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我所感到惭愧的是我以一个主张思想自由者，为了一时的方便，取这种敷衍的态度，参加了我不愿意参加的一个政党。

抗战胜利后我回到北大，就怀了一个戒心，想不要再转入党的漩涡，想再抱定十余年前初到北大时那个简单的志愿，谨守岗位，把书教好一点，再多读一些书，多写一些书。可是事与愿违，一则国民党政府越弄越糟，逼得像我这样无心于政治的人也不得不焦虑忧惧；二则我向来胡乱写些文章，报章杂志的朋友们常来拉稿，逼得我写了一些于今看来是见解错误的文章，甚至签名附和旁人写的反动的文章。在这里我可以约略说一说过去几年中我的政治态度。像每个望中国好的国民一样，我对于国民党政府是极端不满意的；不过它是一个我所接触到的政府，我幻想要中国好，必须要这个政府好；它不好，我们总还要希望它好。我所发表的言论大半是采取这个态度，就当时的毛病加以指责。由于过去的教育，我是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者，当然没有革命的意识。我的错误已经由事实充分证明，这里也无须详说。

在解放以前，我对于共产党的主张和作风的认识极端模糊隐约，所看到的只是国民党官方的杂志报纸，所接触到的只是和我年龄见解差不多的人物，一向处在恶意宣传的蒙蔽里。自从北京解放以后，我才开始了解共产党。首先使我感动的是共产党干部的刻苦耐劳，认真做事的作风，谦虚谨慎的态度，真正要为人民服务的热忱，以及迎头克服困难那种大无畏的精神。我才恍然大悟从前所听到的共产党满不是那么一回事。从国民党的作风到共产党的作风简直是由黑暗到光明，真正是换了一个世界。这里不再有因循敷衍，贪污腐败，骄奢淫逸，以及种种假公济私卖国便己的罪行。任何人都会感觉到这是一种新兴的气象。从辛亥革命以来，我们绕了许多弯子，总是希望之后继以失望，现在我们才算走上大路，得到生机。这是我最感觉兴奋的景象。

其次，我跟着同事同学们学习，开始读到一些共产党的书籍，像《共产党宣言》、《联共党史》、《毛泽东选集》以及关于唯物论辩证法的著作之类。在这方面我还是一个初级小学生，不敢说有完全正确的了解，但在大纲要旨上我已经抓住了共产主义所根据的哲学，苏联革命奋斗的经过，以及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我认为共产党所走的是世界在理论上所应走而在事实上所必走的一条大路。

从对于共产党的新了解来检讨我自己，我的基本的毛病倒不在我过去是一个国民党员，而在我的过去教育把我养成一个个人自由主义者，一个脱离现实的见解褊狭而意志不坚定的知识分子。我愿意继续努力学习，努力纠正我的毛病，努力赶上时代与群众，使我在新社会中不至成为一个完全无用的人。我的性格中也有一些优点，勤奋，虚心，遇事不悲观，这些优点也许可以做我的新生的萌芽。

(载1949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

P37-39

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哲学家、翻译家、教育家朱光潜先生(1897—1986)在攻坚挫锐，潜心做大学问，写作《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诗论》、《西方美学史》，翻译柏拉图《文艺对话集》、黑格尔《美学》、莱辛《拉奥孔》、爱克曼辑的《歌德谈话录》和维柯《新科学》的同时，也抽空写了《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谈文学》、《谈修养》等“通俗读物”；在潜心撰写长篇大论的同时也即兴挥毫撰写“短篇习作”。江苏文艺出版社嘱我编一本朱先生的散文集，我便从朱先生的“通俗读物”和“短篇习作”中挑选了六十来篇佳作，编成这本《无言之美》，全书共分五辑。

第一辑“作者自叙”。这一辑的《作者自传》、《致周扬》、《致方东美》和《老而不僵》最值得注意。《作者自传》写于一九八O年九月，从中可看到朱先生一生的业绩和奋进的历程。《致周扬》写于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日，朱先生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间曾有过去延安的念头，这是一般读者想象不到的。《致方东美》写于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日，信中说：

弟自入蜀以来，人事多扰，所学几尽废，而每日必读诗，惟不敢轻尝试，以自揣力不能追古人也。尝以诗词为中土文艺之精髓，近日士子方竞鹜于支离破碎之学，此道或送终绝命……

“人蜀以来”指的是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朱先生应邀到成都四川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史学系主任，后又到乐山武汉大学任教务长，“人事多扰，所学几尽废，而每日必读诗”，朱先生致力于学术的精神着实令人感佩。中国是个“诗”国，“诗歌”是中国文学的“正宗”，“一切纯文学都有诗的特质”，学习和研究文艺都得从“诗”人手。有鉴于此，朱先生多次谈到“研究诗学似尤刻不容缓”。为了写好《诗论》，使“诗学”得以传承，即便在烽烟四起的战乱年头，朱先生也还是“每日必读诗”，真不愧是“纯正的学者”。从《老而不僵》一文可看到朱先生是活到老、学到老，“头脑常醒”，“不断地更新”。“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的“脑筋和身体一样经常处于锻炼状态”，不断地用学习和工作来充实自己，清澈的心灵深处和繁茂的“思想园地”总有“源头活水”。

第二辑“美文汇翠”。这一辑的《慈慧殿三号——北平杂写之一》、《后门大街——北平杂写之二》、《露宿》和《花会》最值得吟咏。也许是我曾经参加过朱先生“全集”的编辑工作吧，好多朋友读了这四篇散文不解渴，来电话问我朱先生这类散文还有没有。遗憾的是朱先生的这类散文就这四篇。位于地安门(后门)大街的“慈慧殿三号”，原本是诗人梁宗岱的住所，是个高大空阔的四合院，宽敞的院落，相当幽静，百年老柏的浓荫“布满了一个小院子，还分润到三间厢房。柏树以外，最多的是枣树，最稀奇的是楸树。北平城里人家有三棵两棵楸树的便视为珍宝。这里的楸树一数就可以数上十来棵，沿后院东墙脚的一排七棵俨然形成一段天然的墙。”院子里树木杂乱，草都长得有腰深，房东是破落的旗人，生活没有着落，房子急着佃出去，因此租金不算贵。梁宗岱租了一半，朱先生喜欢这个院子的荒凉和冷清，“颇类似《聊斋志异》中所常见的故家第宅”，就租了另一半，在这里住了三年，“京派作家”的“读诗会”就是在这里举行的。读这篇散文不仅可以想象当年的北平，还可以欣赏到朱先生的生活情调和审美情趣。他在写到“慈慧殿三号”院内“荒凉凄惨”的情境时说：

我欢喜一切生物和无生物尽量地维持它们的本来面目，我欢喜自然的粗率和芜乱，所以我始终不能真正地欣赏一个很整齐有秩序，路像棋盘，长青树剪成几何形体的园子，这正如我不喜欢赵子昂的字，仇英的画，或是一个中年妇女的油头粉面。……

这是典型的“纯任自然”，尊重万物的“生存权”。“后门大街”是离“慈慧殿”最近的一条街，“旧为旗人区域，旗人破落了，后门也就随之破落。但是那些破落户的破铜破铁还不断地送到后门的古玩铺和荒货摊。”朱先生常来这里“钓鱼”(看古玩铺和荒货摊)，“对于一个怕周旋而又不甘寂寞的人”，“后门大街”“是多么亲切的一个朋友”(《后门大街——北平杂写之二》)，把“后门大街”喻为“情趣相投的朋友”，也可看出朱先生的“生性”。《露宿》堪称最形象的“抗战史实”。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朱先生按教育部秘密通知，扮作商人离开北平，和杨振声、沈从文、梅贻琦等同行，经天津、烟台、济南、南京到武汉。由北平到天津的车本来只要走两三点钟头就可到达，可他们那天“整整地走了十八个钟头”。朱先生在文章中写到车站犹如“恐怖窟”，以及日本兵的残暴、租界禁卫的狰狞，逃难的第一夜就“露宿”在街头。《露宿》让我们看到当时平津一带的“阴森恐怖”。《花会》写于一九三八年春天。阳春三月，成都的风光特别明媚，男女老幼成群结队出城游春，花会盛极一时。细心的读者如能留意日本飞机轰炸成都，以及大批难民涌人成都后有关成都的描写，当不难体会朱先生这篇《花会》的意义。《悼夏孟刚》、《敬悼朱佩弦先生》、《缅怀丰子恺老友》、《以出世的精神，做人世的事业——纪念弘一法师》等四篇怀念学生和朋友的散文，写得相当厚重，从一个侧面透露出了朱先生在一九二O、一九四O和一九八O年代的思想情感。

第三辑“教育箴言”。这一辑分量最重的是朱先生写给青年的信及给大学生作的演讲。一九二三年夏天，朱先生自香港大学毕业后，到上海中国公学任教，后又执教于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一九二五年春与匡互生、丰子恺等在上海筹建立达学园。是年秋，朱先生赴英留学，但他仍关心中学教育，写了风行一时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赢得了“青年导师”的美誉。夏丐尊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序》中称朱先生“实是一个终身愿与青年为友的斗士”，“他那笃热的情感，温文的态度，丰富的学殖，无一不使和他接近的青年感服。”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朱先生指出现代青年的毛病是“太贪容易，太浮浅粗疏，太不能深入，太不能耐苦”。他要青年人“谈谈笑笑，跑跑跳跳！”(《谈动》)他把阿尔卑斯山路标语牌上劝告游人的标语奉赠给青年，希望青年对于“人生”和“艺术”都要“慢慢走，欣赏啊！”虽说无所不谈，但谈得最多的还是“人格修养”。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日，朱先生在四川大学“总理纪念周”上谈到他从北平到四川的经过及感想时，有一段话特别感人：

有的人以为这次便是最后的战争了，实则并不是这样。我们还是要作长久的计划，极力培养中国文化之生命与元气，只要文明生命尚在，我们中国还不会遽然灭亡的。所以我们现在极当注意的，第一是物质方面，我们的体格；第二是精神方面，我们的人格。就是以这次平津失守来说，也并非兵不能打，也不仅是武器不能用，实在是因为汉奸太多。平津一带的汉奸，在过去一年就很活动，暗中与日本通消息……甚至晚上日本飞机来轰炸的时候，汉奸用手电指示轰炸地点，所以结果竞使首都这次受了偌大的损失。据说当汉奸的人们，受过大学、中学、小学的教育的都有。这当然算是我们中国的教育，至少有一部分遭失败。由此可知救国之道，不只是在注意物质方面，就可以了事的，还要特别注意精神方面的修养。在战争中交战两国所互相抗衡的不仅是枪炮，尤其是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

“在战争中交战两国所互相抗衡的不仅是枪炮，尤其是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朱先生这番沉痛的话语，今天听来仍让人心颤。在同年十二月作的题为《国难期中我们应有的自信与自省》的演讲中，朱先生语重心长地说：

我们如果要抗战到底，一定要有真正的自信，真正的自信要根据彻底的自知。要自知必须能自省。能自省才能知耻。……从前人说“知耻近乎勇”，又说“明耻教战”。不知耻的人不会有勇气，不“知耻”也决不能教战。我们现在要确实感觉到日本人对于我们的烧杀淫掳，是我们的极大的耻辱，在这种耻辱之下，我们如果不能真正的觉悟，下极大的决心，去脚踏实地同心协力地去洗清我们的国耻，这是我们更大的耻辱。  朱先生在解放前有过曲折的历程，以至在解放一直到“文革”的二十多年间，他的名字总是与“反动”二字连在一起的，读读类似的演讲，追忆民族的灾难和斗争的历史，我们也能更深切地体会到作为教育家的朱先生的教育理念和爱国的情怀。朱先生真不愧是一位爱国志士，是一位终身愿与青年学生为伍的“青年的导师”。

第四辑“艺文杂谈”。这一辑汇集朱先生有关文艺鉴赏和评论的文章，以及文学刊物的“发刊词”和“卷头语”。作为一位学养深厚的西方美学史家和文艺理论家，朱先生阐述的审美直觉说、移情说和距离说，都从审美心理学的层面为京派文学铺设了理论基石。他把周作人、俞平伯、废名等人以相对零散的说理随笔和小品文彰显出来的京派趣味，以及沈从文创作中的审美追求汇合起来，加以理论的升华和系统化，并且与西方近代文论接轨。比如他由“审美距离说”推导出文学以“静穆”为最高境界，在《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答夏丐尊先生》一文中说：

艺术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热烈。……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可以明白古希腊人何以把和平静穆看作诗的极境，把诗神亚波罗摆在蔚蓝的山巅，俯瞰众生扰攘，而眉宇间却常如作甜蜜梦，不露一丝被扰动的神色。这里所谓“静穆”(Serenity)自然只是一种最高理想，不是一般诗里所能找得到的，古希腊——尤其是古希腊的造型艺术——常使我们觉到这种“静穆”的风味。“静穆”是一种豁然大悟，得到皈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观音大士，超一切忧喜，同时你也可说它泯化一切忧喜。这种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朱先生是把“政治”与“文学”分离开来的。他虽在“政治”层面提倡“爱国”和“抗战”，可在文艺上却宣扬“艺术至尊”，拒绝“载道”，排斥“主义”。二、朱先生注重中西文艺的交汇融合，既取西方理论，又不忘中国趣味，从诗神亚波罗谈到观音大士，从古希腊造型艺术谈到陶渊明。他赞颂陶渊明能够融合平常与高妙为一体的本领，推崇他那种不平不奇、亦平亦奇，不枯不腴、亦枯亦腴，不质不绮、亦质亦绮的诗风，称之为冲淡自然、质朴而浑厚的典型。这同“海派”某些作家一味崇洋，脱离中国传统趣味，紧紧追弗洛伊德和日本新感觉派的单向审美取向，是迥异其趣的。朱先生在《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一文中，对他的文艺观有这样的描述：“我从许多哲人和诗人方面借得一副眼睛看世界，有时能学屈原、杜甫的执着，有时能学庄周、列御寇的徜徉凌虚，莎士比亚教会我在悲痛中见出庄严，莫里哀教会我在乖讹丑陋中见出隽妙，陶潜和华兹华斯引我到自然的胜境，近代小说家引我到人心的曲径幽室。我能感伤也能冷静，能认真也能超脱。能应俗随时，也能潜藏非尘世的丘壑。文艺的珍贵的雨露浸润到我的灵魂至深处，我是一个再造过的人，创造主就是我自己。”在文艺园地里，朱先生强调的是“创造”，“创造主就是我自己”。他的这一理念在亟需“匕首”和“投枪”的一九三。年代，是会被主流意识形态视为“异类”的。诚如鲁迅所批评的“徘徊有无生灭之间”，“失去锋棱和光泽”，“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

不过，朱先生的本意是要创造“永恒”的艺术，要创作“伟大的作品”。在他看来，一个伟大的民族总是与“伟大的作品”联系在一起的，因而致力于“引领文学潮流”。在他身上确有“渊博”、“执着”、“热忱”的一面，这从他的《理想的文艺刊物》、《(文学杂志>复刊卷头语》，以及批评《日出》的《“舍不得分手”》、批评巴金的《眼泪文学》中，也可以揣摩得出来。一九八O年代，朱先生为沈从文“翻案”，成了“精神污染”的典型，受到批判。不过，只要心平气和地读一读他的《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和《(凤凰)序》，我们仍然会被他对朋友和对文艺的热忱所感动。

《(凤凰)序》原题为《关于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刊《湘江文学》一九八三年第一期，文章中说：

……从文坦白地承认自己只要求“作者有本领把道理包含在现象中”，“接近人生时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我自己也一向坚持这种看法，所以对从文难免阿其所好，因此我也很欣赏他明确说出的下列理想：

“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上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我相信从文在他的工作范围内实现了这个理想，我特别看出他有勇气提出“人性”这个别扭倒霉的字眼，可能引起“批判”，好在我们仍坚持双百方针，就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在真理的长河中，是非就终究会弄明白的。

于今文学批评家们爱替作家们戴些空洞的帽子，这人是现实主义者，那人是浪漫主义者，这人是喜剧家，那人是悲剧家，如此等等。我感觉到这些相反的帽子安在从文头上都很合适，这种辩证的统一正足以证明从文不是一个平凡的作家，在世界文学史中终会有他的一席地。据我所接触到的世界文学情报，目前在全世界得到公认的中国新文学家也只有从文和老舍，我相信公是公非，因此有把握地预言从文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而他在历史文物考古方面的卓越成就，也只会提高而不会淹没或降低他的文学成就。

等到刊入沈从文的《凤凰》一书时(该书由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月出版)，序文被迫作了修改，请看修改过后的序文：

……从文坦白地承认自己只要求“作者有本领把道理包含在现象中”，“接近人生时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我自己也一向坚持这种看法，所以对从文难免阿其所好，因此我也很欣赏他明确说出的下列理想：

“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上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删：“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我相信从文在他的工作范围内实现了这个理想。r删：“我特别看出他有勇气提出‘人性’这个别扭倒霉的字眼，可能引起‘批判’，好在我们仍坚持双百方针，就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在真理的长河中，是非就终究会弄明白的。”

于今文学批评家们爱替作家们戴些空洞的帽子，这人是现实主义者，那人是浪漫主义者，这人是喜剧家，那人是悲剧家，如此等等。我感觉到这些相反的帽子安在从文头上都很合适，这种辩证的统一正足以证明从文不是一个平凡的作家，在世界文学史中终会有他的一席地。[删：“据我所接触到的世界文学情报，目前在全世界得到公认的中国新文学家也只有从文和老舍”。]我相信公是公非，因此有把握地预言从文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而他在历史文物考古方面的卓越成就，也只会提高而不会淹没或降低他的文学成就。

被迫删除的“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等处，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闲笔。对于文艺，朱先生坚持三点：一是要求“作者有本领把道理包含在现象中”，二是“接近人生时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三是要写“人”，写“人性”，这是朱先生文艺观的核心思想。

第五辑“评论小辑”。这一辑里的每篇文章都值得细读。这里说说《再论周作人事件》。北平沦陷后，文化人纷纷南下，而周作人却不顾劝告，以“舍间人多，又实无地可避，故只苦住”、“寒家系累甚重，交通又不便，只好暂苦住于此，绍兴亦无老屋可居，故无从作归计也”，以及“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之类的话作搪塞，优悠自在地呆在北平。像周作人这样“寝食不忘的是他们个人身家的安全”的人，即便是洁身自好，也是老舍所叱斥的“半汉奸”，留在北平本身就有“误国之罪”。但朱先生则过于信任周作人，以为教育是超然的事业，在北平继续教书，似乎不能与汉奸一例视之，思想“清澈”的周作人哪会背叛民族呢？

一九三八年二月九日，周作人到北京饭店出席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每日新闻社召开这个座谈会是为了鼓吹中日两国文化提携，实现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用心极其险恶。出席人员日本方面有大使馆参事森岛守人、新民学院教授泷川政次郎、陆军特务部成田贡、武田熙。中国方面有伪华北临时政府议政委员长兼教育总督汤尔和、新民会副会长张燕卿、清华大学教授钱稻孙等“要员”。周作人在会上说自己“长期从事于东洋文学及日本文学系的工作”，致力于“研究日本”云云。由于这次会议有日本军方的背景，出席会议本身即表示了与日本军方合作的姿态。大阪《每日新闻》刊载会议消息时，也毫不含糊地将其与伪政权的建立联系起来，说“中日两国的文化提携这问题，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机构之扩充及其活泼的推动上，是具有促进底作用的”，并刊登了会议的照片：周作人长袍马褂，跻身于戎装的日本特务头子与华服、西装的汉奸文人中间，露出一副潇然自得的神态。这是周作人附逆投敌的起始。这则消息震惊了当时中国的文坛。

四月底，上海出版的《文摘·战时旬刊》第十九期上，全文译载了大阪《每日新闻》所发的关于“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的报道，并转发了照片，抨击周作人“甘为倭寇奴狗，认贼作父，大演傀儡戏”的汉奸丑行。五月五日，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通电全国文化界，严厉谴责周作人“不惜葬送过去之清名，公然附和倭寇，出卖人格”，并“请鸣鼓而攻之，声明周作人、钱稻孙及其他参与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诸汉奸，应即驱逐我文化界之外，藉示精神制裁”。五月六日，武汉《新华日报》发表短评，指出：“周的晚节不忠实非偶然”，是他“把自己的生活和现社会脱离得远远的”够必然结果。五月八日，成都报纸刊出了《周作人等竟附逆》、《周作人做了汉奸》的消息。五月十一日，何其芳写了《论周作人事件》一文，愤怒挞伐周氏的“附逆”，文章刊登在五月十六日出版的《工作》半月刊第五期上。

可朱先生说什么也不相信周作人会当汉奸，于是“力排众议”，在《工作》半月刊第六期上发表了题为《再论周作人事件》一文，与何其芳“叫板”。他在文章中说：

我个人和周作人先生在北京大学同事四年，平时虽常晤谈，但说不上有什么很深的友谊。我对于他固无站在私交方面替他包办辩护的必要，但是跟着旁人去“投井下石”或是“知而不言”，于心亦有未安。我所知道的周作人，说好一点是一个炉火纯青的趣味主义者，说坏一点是一个老于世故怕粘惹是非者。他向来怕谈政治。“附逆”“做汉奸”，他没有那种野心，也没有那种勇气。他是已过中年的人，除读书写文章之外，对事不免因循。以他在日本知识界中的声望，日本人到了北平，决定包围他，利用他，这是他应该预料到的。到现在他还滞居北平，这种不明智实在是很可惋惜。他滞居北平的原因我想很多，贪舒适，怕走动，或许是最重要的一个。要说是他在北平，准备做汉奸，恐怕是近于捕风捉影。

“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的谈话与照片是日本报纸披露出来的。其中有无歪曲事相借以宣传的用意，尚待考证。……

接着，朱先生又谈到周氏“附逆”的消息有可能是日本人陷害他的“冤案”，不要“皂白不分”将“汉奸”这种恶毒罪状加于无辜者的身上，并出示北平朋友的两封来信，作为“周氏尚未附逆的铁证”。文章最后说：

有人借这次大阪《每日新闻》的传言，攻击到周氏的私生活，骂他吃苦茶，妒忌鲁迅，街上遇人不打招呼。世间完全人恐怕很少，我相信周氏也难免有凡人所常有的毛病。但是这另是一问题，似不应和他是否附逆相提并论。我们对自己尽可谨严，对旁人不妨宽厚一些。明末东林名士逼阮大铖走上附逆的路。周作人尚非阮大铖可比。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应该把自家的人推出去，深中敌人的毒计。

这番话也全是冲着何其芳说的，因为何其芳在《论周作人事件》中说到周氏吃苦茶，妒忌鲁迅，在街上遇人不打招呼。朱先生敬仰和崇拜周作人，早在一九二六年他就在《雨天的书》一文中说：“在现代中国作者中，周先生而外，很难找得第二个人能够做得清淡的小品文字”。一九三七年五月，朱先生在《文学杂志》创刊号的《编辑后记》中说：“‘知堂’、‘谈笔记’，这两个名字似乎是天造地设联在一起的，它们联在一起却还是第一次。‘在文词可观之外再加思想宽大，见识明达，趣味渊雅，懂得人情物理，对于人生与自然能巨细都谈，虫鱼之小，谣俗之琐屑，与生死大事同样看待，却又当作家常话的说给大家听。这是知堂先生的笔记理想，而他自己的作品恰好可以安上这几句评语。”

可事实毕竟是事实。朱先生认识了周氏的真面目之后，于一九四二年十月写了《谈羞恶之心》，文中谈到我们民族英勇的抗战时说：“目前我们民族正遇着空前的大难，国耻一重一重地压来，抗战的英勇将士固可令人起敬，而此外卖国求荣，贪污误国和醉生梦死者还大有人在，原因正在羞恶之心的缺乏。我们应该记着‘明耻教战，的古训，极力培养人皆有之的一点羞恶之心。我们须知道做奴隶可耻，自己睁着眼睛往做奴隶的路上走更可耻。罪过如果在自己，应该忏悔；如果在旁人，也应深恶痛绝，设法加以裁制。”朱先生“深恶痛绝”、主张“加以裁制”的可耻之徒，正是周作人那样“自己睁着眼睛往做奴隶的路上走”的汉奸。可见朱先生并非没有是非之心，他原先为周氏辩解，纯粹出自他的天真和单纯。

散文是作家最诚实的“自叙传”，从散文中可以看到一个作家的出身、学养、思想和性情，这本《无言之美》同样也可以看作朱先生的“自叙传”。朱先生是“京派”的理论家，可他治学却“兼有京派与海派之长”，既有“京派”的严谨，又有“海派”的灵动。他的文章渊博、从容、亲切、潇洒，是地地道道的美文。朱自清在一九三二年四月为他的《文艺心理学》写的《序》中说：

全书文字像行云流水，自在极了。他像谈话似的，一层一层领着你走进高深和复杂里去。他这里给你来一个比喻，那里给你来一段故事，有时正经，有时诙谐；你不知不觉的跟着他去，不知不觉的“到了家”。他的句子，译名，译文都痛痛快快的，不扭捏一下子，也不尽绕弯子。这种“能近取譬”、“深入显出”的本领是孟实先生的特长。……他让你念这部书只觉得他是你自己的朋友，不是长面孔的教师，宽袍大袖的学者，也不是海角天涯的外国人。书里有不少的中国例子，其中有不少有趣的新颖的解释……你想得知识固可读它，你想得一些情趣或谈资也可读它；如入宝山，你决不会空手回去的。

叶圣陶在一九四三年七月为他的《我与文学及其他》写的《序》中说：

这里的十来篇文字，我大多读过；现在重读，好像初尝时鲜似的，还是觉得甘关。

寻常说话作文，各人有各人的派头，讨论文艺也一样。有些人把理论认作数学的定理，一阵子“因为”“所以”，就达到结论：这必须如此，不能如彼。这样的讨论往往带着命令的意味，言外仿佛说，你们得跟我一样的想。另外一派可不然。他们不把理论看作金科玉律，无论现成的或是独得的，都给它作详悉的疏解；就是结论也不以为“天下之道尽在是”，仿佛说，我是这么想，愿与你们商量。如果让我站在读者的地位，我喜欢读后一派的文字；因为这时候我有自由细细的想，这自由是作者给我的，其中流荡着诚挚的友谊。孟实先生的文字，一贯的属于后一派；他能得到众多的读者，这是一个原因。  我想，同样说话作文，照前一派的办法比较容易……后一派的办法可就难些。给理论作详悉的疏解，得有深入的学力；把语言说得亲切有味，有见地而不是成见，有取舍而不流于固执，得有开廓的襟怀。孟实先生这些文字是深入的学力跟开廓的襟怀交织而成的。他的《文艺心理学》，评论者认为是一部“醺醺有味的谈美的书”，这些文字的大部分写于写《文艺心理学》那个时期，正如作画似的，既有挥洒巨画的魄力，画些尺页小品，自能行所无事，而精妙不二。我们读《文艺心理学》，宛如听孟实先生讲学，可决不是学校里常遇的让学生们倒头欲睡的那种讲学。我们读这个集子，宛如跟孟实先生促膝而坐，听他娓娓清谈，他说他怎样跟文学打过交道，一些甘苦，一些心得，一些愉悦，都无拘无束的倾吐出来。他并不教训我们；我们也没有义务必须受他的教训。可是，不知不觉之间，我们让他薰染了，至少对文学见得深广了。

朱自清和叶圣陶都是朱先生的挚友，他们的评说绝非寻常的“敷衍”和“谀词”，而是最真切的评论，是会和被评介的作品“共垂久远”的，因而抄录在这里与读者朋友们共享。

商金林

2009年7月18日于北大畅春园寓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