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洙作为历史的见证者,用深情、细腻的笔触生动地描写了她与梁思成、林徽因交往的经历,大量的图片和照片丰富了《梁思成林徽因与我》的内容。让读者更加感同身受地看到梁思成和林徽因这对中国最有名的夫妇,他们青春洋溢的青年、颠沛困顿的中年、孤勇坚韧的晚年。以及林洙作为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陪伴梁思成走过人生最为坎坷和孤寂的晚年。大量逼真的细节,传达了那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生命痛感。
本书从20世纪40年代写到梁思成先生去世的70年代,图文并茂,全书计有插图200余幅,其中许多关于梁思成及林徽因的照片及古建筑结构图等,都是第一次与读者见面,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梁思成、林徽因与我》一书,出自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的遗孀林洙女士之手。她以女性特有叙述角度和方式,回顾了自己40年来所目睹的梁思成个人和家庭的各种遭遇,忠实记录了她与梁思成相识、相知、相恋并一同走过的苦难岁月的过程。在从学生、同事、助手到伴侣的角色转换中,作者也完成了从妻子到梁思成建筑思想坚定的捍卫者的飞跃。因为作者对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多年近距离的接触,因而,其笔下梁、林两位的形象真实、生动,使读者有机会了解到一个有别于荧屏、小说之外的梁思成、林徽因,极具可读性。
《梁思成、林徽因与我》行文流畅,饱湛情感,作者从自己与林徽因、梁思成的交往谈起,穿插着对梁、林关于中国古建筑史研究的理解,又在叙述自身经历的同时,记录下了“反右”、“文革”等特殊时期的点滴史实,跳出了狭小的家庭圈子,以自身的经历见证了宏大的历史变迁。因而,本书不是名人琐事的堆砌,更非关于名人的猎奇之作,而是如《往事并不如烟》一样以一人、一家经历见证历史的严肃作品。
三 归来
1913年,思成随父母回国,先住在天津,后来到北京,他曾在北京汇文学校及崇德高小读书。1914年开始,梁启超逐渐脱离政界,应清华校长的聘请到清华讲学。现在清华大学北院住宅区西北角,一栋小小的二层楼房便是梁启超当年在清华讲学时的住处。
1915年,梁思成进入清华学校(清华学校是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校当时的留美预备班,学制8年)。他除了学业优秀外,兴趣十分广泛,爱好体育运动,并擅长音乐及美术。
梁公常带笑对学生们说:
“别看我现在又驼又瘸,可当年是马约翰(清华大学体育教授)先生的好学生,有名的足球健将,在全校运动会上得过跳高第一名,单双杠和爬绳的技巧也是呱呱叫的。
“好了,好了,好汉不提当年勇。不过说真的,我非常感谢马约翰。想当年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怎么搞野外调查。在学校中单双杠和爬绳的训练,使我后来在测绘古建筑时,爬梁上柱攀登自如。
“我很感谢母校对我的培养,那时学校在生活上对我们管得很严。清华有不少大官阔佬的子弟,但是不管家里寄多少钱来,都由斋务处掌管,学生花钱要记账,周末交斋务处检查,乱花钱不记账要记过的。但另一方面学校提倡各种社团活动,对培养学生的民主精神,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很有好处,只是学制太长了些,我看不用八年,最多五年就够了。”
他的老同学陈植先生回忆说:
“在清华的八年中,思成兄显示出多方面的才能,善于钢笔画,构思简洁,用笔潇洒。曾在清华年报(1922年~1923年)任美术编辑。他酷爱音乐,与其弟思永及黄自等四五人向张蔼贞女士学钢琴,他还向菲律宾人范鲁索学小提琴。在课余孜孜不倦地学奏两种乐器是相当艰苦的,他却引以为乐。约在1918年,清华成立管弦乐队,由荷兰人海门斯指挥,1919年思成兄任队长,他吹第一小号,亦擅长短笛……此外,思成还与同班的吴文藻、徐宗漱等四人,将威尔斯的《世界史纲》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清华校史组的黄延复先生撰文说:
“学生时期的梁思成的另一与众不同处,就是他具有冷静而敏锐的政治头脑,同学们称他为‘一个有政治头脑的艺术家’。1919年‘五四’运动中,他是清华学生中的小领袖之一,是‘爱国十人团’和义勇军中的中坚分子。”
为什么这个“有政治头脑的艺术家”,在1924年至1949年没有走上政治活动家的道路,不问政治却专心于学术研究?也许是在梁思成的天平上,政治与艺术相比,还是艺术要重得多。
梁启超十分担心孩子们在清华接受了西方文化,而丢了国学。于是他每在假期为子女讲学,先讲《国学源流》后讲《孟子》《墨子》《前清一代学术》等。梁思成回忆说:“父亲的观点很明确,而且信心极强,似乎觉得全世界都应当同意他的观点。”清华八年的教育和梁启超的影响,对梁思成形成乐观开朗的性格、不断进取的精神、坚定的自信心、学术上严谨的作风、广泛的兴趣与爱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使梁思成成为一个炽热的爱国主义者,对祖国、对民族文化的热爱胜过了一切。张锐老先生用“自强不息”四个字来概括清华对梁思成的影响。
1923年,梁思成正准备毕业考试,并在做赴美留学的准备。5月7日那天,他和思永乘一辆摩托车去天安门广场参加北京学生举行的“国耻日”纪念活动,车到南长街口,被军阀金永炎的汽车撞伤。思成右腿骨折、脊椎受伤,思永面部受伤满脸是血。因为是梁启超的两位公子被撞伤,北京各报都大加渲染。李夫人见金某不来赔礼,直找到总统府去闹了一场。
梁思成受伤后,被送入协和医院治疗。但是腿没有接好,致使右腿比左腿略短一厘米。过去他的鞋子要专门定做,后来为了省事,只在左脚的鞋后跟处加一个小垫子。
他对自己推迟一年赴美、比同学落后一年感到焦急。但父亲认为利用这一年时间,多读些国学是有用的。父亲信中说:“吾欲汝在院两月中取《论语》《孟子》,温习暗诵,各能略举其辞,尤于其中有益修身之句,可益神智,且助文采也。更有余日读《荀子》则益善。《荀子》颇有训古难通者,宜读王先谦《荀子集解》。”
这一年他确实对国学下了工夫。梁思成说:
“我非常感谢父亲对我在国学研习方面的督促和培养,这为我后来研究建筑史打下了基础。”
没想到在协和养伤期间,他的婚姻成了恼人的问题。1920年他初识林徽因是她刚随父从英国回来时,她的父亲林长民,是任公的挚友,两家有意结成儿女亲家。因此梁思成初次对林徽因的拜访就不是一般的访问,而是以一个求婚者的身份去的。但是李夫人不大喜欢林徽因,她讨厌“现代女性”。但一开始她没有表示明显的反对。
在梁思成住院期间,林徽因常去看他,那时正是炎热的夏天,梁思成有时热得只穿一件背心,林徽因去了就坐在床边,有时还为梁思成拧手巾擦汗。李夫人知道后简直就不能容忍,在她看来,他们正是应当回避的时候。她激烈地反对这桩婚事。后来李夫人去世了,梁思成和林徽因也到了美国,他们才举行订婚仪式,那是由双方家长在北京举行的。
1924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同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但是那时建筑系不招女生,林徽因也和一些美国女学生一样报的是美术系,但选修建筑系的课程。她是我国第一位女建筑师。
宾夕法尼亚大学教建筑设计的是斯敦凡尔特和Paul—Cret两位著名教授。他们都曾在巴黎美院深造,是当时欧美最有影响的“学院派”的主流人物,很受学生崇拜。
20世纪20年代,整个美国建筑界在建筑设计方面还是折衷主义的(折衷主义建筑是19世纪~20世纪在欧美流行的一种建筑风格。它在建筑外形上模仿历史上各时代的建筑风格,注重纯形式美。由于建筑师没有考虑到当时不断出现的新建筑材料和新技术去创造与之相适应的新的建筑形式,因而总的来说折衷主义建筑思潮是保守的),一切建筑外形的设计必须采用古代的一种建筑形式,不得有多大改动,所谓设计也就是在平面上重新划分。梁思成对这种功能与形式脱节、外形只能死板地去模仿古代建筑的学习方法产生了怀疑,觉得长此下去自己也许会变成一个画匠,而不是建筑师,他把这种担心告诉了父亲,父亲回信说:
“你觉得自己天才不能符你的理想,又觉得这几年专做呆板工夫,生怕会变成画匠。你有这种感觉,便是你的学业在这时期内将发生进步的象征,我听到欢喜极了。孟子说: ‘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凡学校所教与所学不外规矩方面的事,若巧则要离开了学校才能发现。规矩不过是求巧的一种工具,然而终不能以此为教,以此为学,正以能巧之人,习熟规矩后,乃愈其巧耳。况且一位大文学家、大美术家之成就,常常还要许多环境及附带学问的帮助。中国先辈说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将来你学成之后,常常找机会转变自己的环境,扩大自己的眼界和胸襟,到那时候或者天才会爆发出来,今尚非其时也。
“关于学业,我有点意见。思成你所学太专门了,我愿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稍微多用点工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过于单调。
“……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职有成皆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我这两年来对我的思成,不知何故常常会有异兆的感觉,怕他会走入孤峭冷僻一路去。我希望你回来见我时,还我一个三四年前活泼有春气的孩子,我就心满意足了。这种境界,固然关系人格修养之全部,但学业上之熏染陶熔,影响亦非小。因为我们做学问的人,学业便占却全生活之主要部分。学业内容之充实扩大,与生命内容之充实扩大成正比例。……这些话许久要和你讲,因为你没有毕业以前,要注意你的专门,不愿你分心,现在机会到了,不能不慎重和你说。你看了这信意见如何,无论校课如何忙迫,必要回我一封稍长的信,令我安心。”
P35-45
当我今天又翻阅这本书的时候,梁思成、林徽因又回到了我的心中。梁公走了已经四十年了,但他仍然活在我的心中。从1991年的《大匠的困惑》出版到《建筑师梁思成》再到《梁思成、林徽因与我》至今已有十多个年头了,我为什么要不断地写他们,因为我不断地在解读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一生。这就是我要将这本书重新增补的原因。梁公在我心中永远不是一个固定的形象,而是不停地在变幻着,我总在捕捉他那变幻的一刻,将它记录下来。如今我已经是八十开外的老人了,看来这个题材对我来说应是最后的了,但愿我奉献给读者的是最真实的梁思成。
林洙 2010年于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