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没有进历史博物馆,但现代海权不是对传统海权的简单复制,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不同战略意识的国家演绎着的海权,有同,也有异,也就是说,海权的国家烙印十分鲜明。今天,倘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海洋里,新型船舰的科学技术彰显人类智慧的力量,被赋予新内涵的海权可能导引更加美好的人类社会。这也是我们想通过这本书介绍给读者的新知识、新信息、新感悟。当然,以霸权主义为特征的西方传统海权仍旧存在,海权领域的思想理论博弈仍旧十分尖锐。
21世纪,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应当怎样对待海洋,怎样对待海权,国家不可等闲,国民亦不可等闲。
国家为着自身经济、政治利益的实现而运用海上力量(主要是海军)去控制海洋,称之谓海权。
古希腊、古罗马曾率先创造了以海权为核心的蓝色文明,它们的木桨风帆曾驰骋于地中海的水域,促进了欧、亚、非三大洲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而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刚刚从中世纪的沉沉暗夜中醒来的欧洲国家更是凭借着风帆火炮对海洋的探索与征服迅速地走上了近现代化的道路;而随着工业革命所带动起的动力革命,西欧诸国更用大舰巨炮开启了一个辉煌的蓝色文明时代,把资本主义的体系输送到了全球,海运与海权成为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最关键因素,尤其以二次大战各海权国家的主力战斗舰更达到巅峰,但随着空权时代的来临,超大钢铁巨舰慢慢地弹出了历史的舞台,对海权的争夺进入了一个信息化时代。
本书以生动的笔法,精彩的图片资料,演绎了一段围绕着制海权的船舰演进与发展的宏大历史。某种意义上,它就是一部大国崛起的历史,海权与文明演进、历史发展、国运兴衰的内在关系引人深思。
3.两河流域的造船航海天才
亚洲西南部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被称为两河。这两条河都发源于今土耳其亚美尼亚高原的东托罗斯山,从西北缓缓流向东南,最后合流注入波斯湾。希腊文的美索不达米亚意即两河之间,两河流域由此而来。两河流域居于古代西亚的中心,东接伊朗,西连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南达阿拉伯与巴勒斯坦,并成为一个总体上被里海、黑海、地中海和波斯湾所包围的地域。
两河流域与西亚文明的关系,与尼罗河之与埃及有相似之处,其早期文明按照时间顺序,从苏美尔文明开始,其次是阿卡德,再次是巴比伦,最后是亚述,由南而北循河而上,显示出大河文明的典型特征。但也有不同之处,古埃及文明由于沙漠的阻隔相对独立,而西亚地处亚、非、欧三洲连接处,与陆上联系比较方便,自新石器时代便是民族迁徙和信息交换的热点,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接触频繁,交互作用,王朝更替和民族变异使西亚历史格局更为动荡。
苏美尔和阿卡德时期(公元前3600-前2100),两河流域便有了利用芦苇造船和渔猎的文化,先民们在波斯湾捕鱼,与波斯湾费拉卡岛及印度半岛的印度河流域居民进行商业往来。公元前3000年前后,苏美尔人开始用木料造船,不但有十进位的计算方法,而且创造了六十位进位法,将其用于数理天文计算,形成今天仍在沿用的时间和圆周计算方法。据记载,苏美尔人已采用岸上的篝火来为夜间返航的渔船指引方向,这是已知人类历史上最早为船只设置引航灯塔的雏形。
古巴比伦王国(公元前1894-前1595)统一了苏美尔和阿卡德时期各自分立的诸小国,成为两河流域的大一统国家。古巴比伦王国以后,先后有亚述帝国和新巴比伦王国(公元前859-前538)的兴盛,这大约1400多年,是西亚文明发展的重要时期,创造了辉煌的科学技术。古巴比伦完全继承了苏美尔文明的天文历算,并将其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古巴比伦人对五大行星(火、水、木、金、土)的运行轨道观测得已经相当准确,并将肉眼能够看到的星辰划分为十二星座;他们测定的太阴月持续时间为29日12小时44分又1/3秒,比现代测定的数据只多3秒;他们根据对月亮盈亏规律的掌握,制订了太阴历,发明了测定时间的日晷和水钟。到亚述帝国和新巴比伦时期,人们还根据月相周期变化把一个月分为4周,每周7天,分别用日、月、火、水、木、金、土7个星神的名称来命名。古巴比伦的数学家不仅掌握了算术的四则运算和分数的演算,而且还是代数学的奠基者,能求出平方根和立方根,能解出有3个未知数的方程式。在古巴比伦的碑石中曾发现过乘法表、平方表和立方表。在几何学方面,他们已能运用商高定理(勾2+股2=弦2)。古巴比伦在物理学、化学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就,手工业也很发达。在巴比伦第六位国王汉谟拉比(公元前1792-前1750)制定的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中,曾提到当时的制陶、织布、冶金、木作、皮革、造船、制砖、建筑等10种手工业行业,其中造船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行业,占据重要地位。
从古巴比伦到新巴比伦王国的十多个世纪里,小亚西亚、叙利亚、巴勒斯坦还出现了众多具有较大影响国家,如赫梯、腓尼基、以色列等。其中,位于叙利亚和黎巴嫩沿海的腓尼基城邦国家,成为西亚海洋文明的先驱者。
公元前3000年前后,腓尼基地区先后出现一些奴隶制小国,采取城邦形式,每个国家都以一个港埠为行政和经济中心,彼此相连却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王国。腓尼基所处的地理位置东通巴比伦,西临地中海,南连埃及,北接小亚,在海上扼西亚、北非、南欧航运枢纽;腓尼基地区的山区盛产雪松等珍贵木材,沿岸平川适于种植橄榄、葡萄,特别是海产中有一种当地独有的、可提取名贵紫红色染料的海贝,“腓尼基”是希腊人的称呼,意即“紫色之国”,就是从这一特产的染料演绎而来的(还有一说是对长期航海、皮肤黑红的腓尼基人的戏称)。得天独厚的客观条件,使腓尼基人成为一个独特的海上民族和商业民族。他们能造当时世界上最好的船,他们最早走出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他们经营于沿地中海周边的亚、非、欧广大地区,进入了黑海,成为时间最早、覆盖范围最大的海商。到公元前1000年,腓尼基已经造成了船首、中、尾、底部都呈圆形的船(图1-11),有粗大的龙骨、肋骨和艏、艉柱,装单桅方帆,主要推进动力是风帆,配有辅助划桨。P18-20
世界历史在今天的中国占据什么位置?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从理论上说,中国属于世界,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中国要了解世界,也应该了解世界的历史。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对中国更显得重要。世界历史对中国人来说,是他们了解和理解世界的一扇窗,也是他们走向世界的一个指路牌。然而在现实中,世界历史并没有起这样的作用,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还不够,对世界历史的了解更加贫乏,这已经影响到改革开放、影响到中国发挥世界性的作用了。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多,但不重视历史,尤其是不重视世界史,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后,中国在许多方面取得进步,但在重视历史这一点上,却是退步了。中国本来有极好的历史传统,中国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文化,历史在中国话语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在这几十年里,历史却突然受到冷落,被很多人淡忘了,其中世界史尤其受到冷落,当人们知道一个人以世界史为专业方向时,其惊讶的程度,就仿佛他来自一千年以前的天外星球!
不过这两年情况又有变化,人们重新发现了历史。人们发现历史并不是百无聊赖中可以拿出来偶尔打发一下时间的调味剂,也不是傻头傻脑的书呆子找错门路自讨苦吃坐上去的冷板凳。人们意识到:历史是记忆,是智慧,是训诫,是指引;历史指引国家,也指引个人。人们意识到:历史其实是现实的老师,昨天其实是今天的镜子。有历史素养的人,比他的同行更富有理解力,也更具备处理问题的创造性。以历史为借鉴的国家,也会比其他国家走得更稳,发展得更好。
然而在当今时代,历史借鉴远超出了本国的历史,因为中国已经是世界的中国。中国人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在他们眼前是一个世界。世界的概念在中国人的脑子里一向不强,而世界历史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则更加淡薄。但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时代已经把我们推进了世界,我们如何能不融进世界历史的记忆中?所以,加强对国人的世界史教育,已经是不可回避的责任,这是一个时代的话题。在许多国家,包括我们的近邻,世界历史的教育已经超过了本国历史的教育,外国历史课程占百分之六十甚至更多,本国历史课程只占百分之四十或更少。外国史教育是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教育,中国的公民也应该是世界的公民。
遗憾的是,目前的学校教育离这个要求还很远,所以我们有必要在社会大众中普及世界历史知识。我们编写这套书,就是希望它为更多的人打开一扇窗,让他们看到更多的世界,从而了解更多的世界。我们希望这套书是生动的,可读的,真实地讲述世界的历史,让读者思索人类的足迹;我们希望这套书是清新的,震撼的,指点人间的正义与邪恶,让读者体验历史的力量。
大约半个世纪前,商务印书馆曾推出过一套“外国历史小丛书”,其中每一本篇幅都很小,一般是两三万字。那套书曾经有过很大的影响,至今还会有很多人说:那是他们世界史知识的来源。“文化大革命”中,“小丛书”受到无端的批判,许多作者受株连,主编吴晗则因为更复杂的原因而遭遇不测。但这套书没有被人忘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吴晗被平反,小丛书又继续出版,人们仍旧如饥似渴地阅读它,直至它出版近500种之多。
又是三十年过去了,时至今日,时代发展了,知识也发展了,“外国历史小丛书”的时代使命已经完成,它不再能满足今天读者的需要。今天,人们需要更多的世界历史知识和更多的世界历史思考,“小丛书”终究小了一点,而且有一点陈旧。我们编辑这一套“轻松阅读·外国史丛书”,是希望它能继承“外国历史小丛书”的思想精髓,把传播世界历史知识的工作继续向前推进。
2008年12月于北京
2003年4、5月间,正是北大出版社“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丛书”热销阶段,一位著名的大学社社长问我,现在你最想做的书是什么?当时,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历史系列丛书。”这位社长眼睛一亮,然后又接着问我,“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我几乎不假思索地说:“历史大部分是人物,是事件,可以说历史就是故事(内在地说,历史就是人生),所以历史系列丛书具有天然的大众性。另一方面,同个人要进步、要发展一定要吸取自己走过的路的经验教训,同时要借鉴他人的经验教训一样,我们的民族要进步,国家要发展一定要反省自己的历史,一定要睁眼看世界;消除我们封闭的民族心理和缺乏自省的国民性,有赖于读史。”记得当时他赞同地点了点头。
北大出版社年轻的一代领导者,摒弃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以出版家的眼光和文化担当意识,于2005年决定成立综合室,于学术著作、教材出版之外,确定学术普及的出版新路向,以期在新时期文化建设中尽北大出版人的一点力量。这样,我的这个想法有了实现的可能性。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其时,社长任命我为综合室的主任,制定综合室的市场战略、十年规划、规章制度,带队伍,日常管理,催稿、看稿、复审等等事务,使我无暇去实现这个选题设想。综合室的编辑都是非常敬业、积极上进的。闵艳芸是其中的一位,作为新编辑,她可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不成熟的地方,但是我欣赏她的出版理念和勇于开拓的精神。于是,我把“历史系列丛书”的执行任务交给她,她从选定编委会主任、组织编委会议到与作者沟通、编辑书稿,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说没有她的辛勤工作,这套选题计划不可能如期实现。
钱乘旦老师是外国史领域的著名专家,让我惊异的是他对出版业又是那样的内行,他为我们选择了一批如他一样有着文化情怀及历史责任感的优秀学者作为编委,并与编委一起确定了具体选题及作者,同时他还依照出版规律对编委和作者提出要求。钱老师不愧是整个编委会的灵魂。
各位编委及作者在教学、科研、组织和参加会议等大量的工作之外,又挤时间指导和写作这套旨在提高国民素质的小书,并且在短短的一年中就推出了首批图书,效率之高令我惊异,尤令我感动。
编辑出版“轻松阅读·外国史丛书”是愉快、激动的心路历程。我想这是一批理想主义者自我实现的一次实践,相信丛书带给国民的是清凉的甘泉,会滋润这个古老民族的久已干涸的心田……
杨书澜
2008年12月7日于学思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