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谭飞程编著的《鏖兵江汉(武汉会战)》讲述了,武汉会战是抗战中日军战略进攻的终结,是抗战中双方战略相持的开始,是抗战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中国军队位于广济以东的第29集团军和第48军继续出击黄梅至宿松一线。
由谭飞程编著的《鏖兵江汉(武汉会战)》内容介绍:武汉会战(中国称为武汉保卫战,日本称为武汉攻略战)是抗日战争中一场大规模战役,超过一百万名国民革命军在蒋介石的领导下防守武汉,以抗击由畑俊六指挥的日本帝国陆军,战场在长江南岸及北岸,横跨安徽省、河南省、浙江省及湖北省,该战役共进行了四个半月,是整个抗日战争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庞大和最出名的战役。一起跟随《鏖兵江汉(武汉会战)》重温那段特殊的历史和战役吧!
作为国民政府,更是积极树立坚持抗战的形象。在12月的国防最高会议上,面对淞沪会战失利后的人心浮动,蒋介石明确表示拒绝与日本媾和,并在次日的谈话中讲道:“抗战方略,不可变更。此种大难大节所关之事,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今日最危之点,在停战言和耳!”1938年1月,蒋介石在开封召开军事会议,逮捕了在津浦路作战中擅自不战而逃,放弃大片国土的山东省主席、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上将。1月24日,韩复榘被枪毙。他是抗战以来被军法处置的最高军事将领。此举震动国人,不啻给予消极抵抗的军人们一个严重的警告,振奋了中国军队的士气。为了统一部队思想,蒋介石还在武昌珞珈山组织军官训练团,对各部队高级军官进行轮训。
同时,在国民政府的积极接洽下,1937年11月,苏联志愿航空队先遣人员抵达武汉。随后后续人员和飞机不断抵达。1938年五六月,苏联总顾问团也抵达武汉,诸如后来在哈勒欣河战役中成名的朱可夫,在卫国战争中成名的崔可夫、巴季茨基都曾经作为苏联军事顾问到过武汉。这些使得当时在外交和外援上面临重大困境的国民政府为之一振。
1938年2月,国民政府任命周恩来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为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主持抗日宣传工作。3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系统而全面地阐述了抗战时期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教育等各项基本方针,明确指出“此抗战之目的,在于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以救国家民族于垂亡”。4月,又在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上拟订并通过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期望以此“在国民大会未召集之时,设一国民参政之机关,得以集中全国才智,共谋国是”。国民参政会吸收了相当一部分中共、第三党派、爱国组织以及社会名流人士。如毛泽东等7名中共人士就名列参政员。7月6日,参政会召开了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审议了125项提案。此外,国民政府还继续对管理机构进行精简和调整,以适应抗战的需要。
不仅在政治方面,在战时经济上武汉也曾经风云一时。早在1937年8月,当时四大银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就联合成立四行联合贴放委员会,委员会成立后随即迁往武汉,并更名为四行联合办事总处。而且从1937年8月10日起,国民政府就由资源委员会、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联合组织成立了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负责工厂的内迁工作。当时委员会规定:“迁移的目的地为武昌,如有相当理由,经监督委员会核准,亦得迁入其他内地。”由于组织仓促,心理和物资准备不足,实际迁出100多家,到1938年4月在武汉复工66家。
民众的抗日热情也分外高涨。汉口火车站拥挤着前来参军的热血青年,抗日募捐台前围满了群众。尤其令人感动的是,除了政要名人、商贾富户和普通市民之外,连妓女、乞丐都纷纷解囊捐款。当时的报纸为此感叹:“商女也知亡国恨!”而当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到武汉,几十万武汉市民上街举行盛大的火炬游行。这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不屈的民族精神。
此外,列强虽然对卷入中国抗战并不热心,但对日本人的扩张十分警惕。英、美、法纷纷增加武汉租界防卫力量,举行防务演习。一时间,租界内热闹非凡。甚至出现了平和洋行外侨克劳克司招募约200人,筹组所谓“特警团”。该团宣称:“不仅保护外侨生命财产,亦将予中国人以切实之保障。”这也算当时武汉的一道独特的风景了。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