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的振兴，为何关乎天下兴亡？“延安道路”为何像“关陇府兵制度”一样，为大国崛起奠定基础？为什么说李鸿章等“捐西守东”、“重南轻北”的战略，造成了清朝的崩溃？以康乾盛世所代表的中国发展模式，对中西部发展战略的重大意义……

韩毓海所著的《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以全新历史构造，描绘了九世纪以降，包纳“内陆中国”、“边疆中国”和“四夷番邦”的“天下中国观”。从多民族视角，总结了汉、北魏、唐、宋、辽、金、清历朝，对祖国统一、多民族融和、区域协调发展作出的贡献，取得的历史经验。

《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揭示了包纳“内陆”、“边疆”和“四夷番邦”的“天下中国观”，描述了中国长期历史运动的构造：以诸夏辅京师，以四夷辅诸夏。《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作者韩毓海以慷慨苍劲的笔触，从多民族视角，总结了北魏以来历朝，对祖国统一、多民族融和、区域协调发展作出的贡献，取得的宝贵历史经验。

修订版自序

海国图志

 重新开眼看日本

 曼哈顿的秘密

 无穷花开鸟致院

北国风光

 卢舍那

 自远方

 西北旺

 日出西天

 大雨落幽燕

亚细亚的心脏

 这美丽的香格里拉

 香巴拉的中国

 消逝的冰川

风雨下江南

 几度风雨海上花

 叹江南

 白银之死

原版后记：历史的构造

重新开眼看日本

当我们说日本右翼不肯正视、反省其历史之阴暗的时候，我们自己其实也对日本的历史——特别是其中哪些是“阴暗面”不甚了了。于是，日本的“不反省历史”与我们的“不了解日本历史”相遇，构成了难以克服的死结，而这种死结，只有通过对于日本社会“内在矛盾之研究”才能逐步打开。

明治维新在“现代化”和“富强”的意义上．长期被美化了，它从日本的现代史中被孤立出来，受到不加分析的讴歌。这绝不是说日本右派乃至日本在关化自己的历史，而是说在所谓“现代化意识形态”主导下，整个19世纪以来的残暴历史几乎没有被反思过。在这个意义上，美化和拒绝反思日本近代历史的．当然一直就包括某些自诩为“精英”的中国人。

中国的皇权专制毕竞是有形的专制，而日本的天皇专制却是无形的、精神和法统的专制，中国的皇帝称“天子”，皇帝的上面毕竟还有“天”，因此天子是可以被取代的，但是，日本的天皇竟然自称“天”，而天是不可以被取代的。历代的幕府将军虽然将天皇虚位，但却没有取代天皇，原因就是如此。中国的革命可以打“替天行道”的旗号，但是，由于日本的天皇就是“天”，所以与中国相比，“革命”和改革，在日本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合法性——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日本当然有比中国更强烈的专制传统。

近代以来，日本出于种种目的，将中国置于显微镜下反复研究解剖，日积月累，逐渐深入透彻——现代中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首推郭沫若，而郭沫若对于甲骨文、金文和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主要竟是在日本作出的，对日本“京都史学派”的巨大学术成就，郭沫若是很肯定的。与郭沫若并肩的历史学家是陈寅恪，所谓“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子羞欲死”，陈先生对国人之于自己历史的研究反不及日本人这一点，认识更是很痛切的。

古人常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近代以来，中国经常吃日本的亏，恰恰就是由于对日本准备、估计不足，研究了解不够所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宫崎市定曾这样说：

这就是中国人的性格，总之，即是所谓“愚蠢莫过于轻敌”这种态度。其后明朝灭亡、中国被另一个民族满洲征服时，当然不能说中国没有过抵抗，但大体上，抵抗是无力的，其中有种种原因，而在根本上是充满了这样的想法：对手不过是极为愚昧落后的夷狄罢了。最近，当日本向中国大陆扩张之际，最初中国所采取的态度，当然也是把日本当成了大傻瓜。

历史证明：那些将日本当成了“小日本”、“大傻瓜”的人，所有的不过是自以为是的小聪明罢了，如此下去，中国也只好继续吃亏。因此，重新认识日本，重新开眼看日本，或者说大一点——建立我们自己的日本观，乃是当务之急。

当我们说日本右翼不肯正视、反省其历史的阴暗的时候，我们自己其实对日本的历史——特别是其中哪些是“阴暗面”也不甚了了。于是，日本的“不反省历史”与我们的“不了解日本历史”相遇，从而构成了难以克服的死结，而这种死结，也只有通过中国对于日本社会“内在矛盾之研究”才能逐步打开。而这些所谓“日本内部研究”的课题包括：从日本历史上看，它内部的基本矛盾何在？这种矛盾如何铸造了日本的传统？今天的日本社会内部又面临着何种基本矛盾？这些矛盾的走向、可能性后果怎样？——我认为只有这种深入的研究，才真正有利于我们正确判断形势。

而所谓从日本制度的内在矛盾出发，建立“中国的日本观”，这里的基本方法，说句某些人也许不爱听的——还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得最为明了。他这样说：“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事物的外部而是事物的内部，在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看待日本问题，我觉得就能比较好地认识到：一，从历史上看，正是因为日本内部的社会结构、基本社会矛盾与中国完全不同，才使得接受了不少中国文化的日本，必然走上了与中国南辕北辙的道路；二，日本自近代以来发动一系列侵略战争，首先乃是为了缓解和转嫁其内部严重的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即对外侵略，首先是由其国内矛盾所决定、促发的；三，所谓外因不过是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基础，今天的日本如何处理和应对其内部深刻的经济社会矛盾，从根本上决定了中日关系的走向，而中日之间的诸问题如何解决，关键还是要看日本朋友们治理内部危机的能力如何——历史的教训告诉人们：一旦日本内部问题失控，则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中国则不得不未雨绸缪。  一、从奈良到京都：幕府之前的古代日本

从8世纪起延续近百年的奈良时代，以及持续了400年的平安朝时代，这500余年，被称为日本的古代史。

P3-5

1945年7月，访问延安的黄炎培，曾经向毛泽东提出“天下兴亡周期率”的问题。

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淳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据黄炎培的回忆，毛泽东对黄所征询的“新路”的回答，似乎异常地简略：这便是“民主”。

而上述著名的问答，当然是根据黄炎培个人的回忆，却并未见诸于毛泽东的文稿。

今天，鉴于“民主”非常的普适、永远地正确，而又绝对的抽象，时贤纷纷然以“黄金周期率”相标榜，此固不能说是借黄老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但也恰恰表明：正是根据黄炎培老人这著名的回忆，从此之后，所谓“民主”，便成为跳出“天下兴亡周期率”的万金油，成为“普天下最好的东西”，似乎只要一朝“民主”，从此后便天下太平，万事大吉了。

其实，在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上述“天下兴亡周期率”的问题，做了极其著名的解释和回答，这就见诸于毛泽东那篇著名的讲话：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之所以能够兴旺发达，这就是因为它对现状和自己有所不满，而所谓“不满”者，也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将批评和自我批评日常化，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方才会埋头苦干、奋斗不息；同理，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之所以会停滞不前、“政怠宦成”、乃至“人亡政息”，那就是由于它骄傲自满，如此，就必然会丧失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伟大的武器，从而也就会失掉了艰苦奋斗、埋头苦干的意志：

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毛主席语录，我以为比一切民主教条都更为具体，比一切“普适价值”都更为切中文明的积弊，它直指人心的深处，简明扼要地回应了“天下兴亡周期率”这个问题。

“不满”是一国、一族、一人、一家前进的动力，而“自大”则是其堕落的开始，鲁迅也说过类似的话，但他以为更加不幸的却是：由于中国开化最早，号称文明天下第一，自满、自负、自足便是我们文明的常态，而所谓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某些中国聪明人的眼睛里，经常反倒是无事生非、乃至犯上作乱了。

宫崎市定教授曾经说过：“人类所抱的‘不满之感’，显著地表现于三个方面：一是野蛮民族接触文明社会时所产生的、对己对人的不满之感；其次是贫困者接触富裕者时所抱的不满之感；第三是年少者目睹成年人的现状而感到的不满之感”。

他的言下之意是说：夷狄、年轻人和穷人(无产阶级)，乃是人间“不满”的三大源泉，因此，他们也便是历史进步的动力。

而这似乎又不甚适合于中国历史的情况：我们自古便是一长幼有序的社会，德行以“忠孝”为先，而儒家学说的厉害，便在它自源头上就剥夺了年轻人“不满”的资格。加之我们长期又是一发展较均衡之社会，“不患寡而患不均”，贫富的差距相对较小，以至于1 800年欧洲三分之二的人口都已是无产阶级的时候，中国无产阶级还占不到人口的10％。

何况阶级、阶层一经长期固定，贫困者也只能认命而已，所谓“不满”亦无法泄露，比如今日之中国，所谓“仇富”，竟被视为天字第一号的原罪，其根底大抵就在于此。

如此一来，上述“三大动力”中，便也就只剩下周边存在的夷狄，或者可以多少提醒和唤起文明社会被麻痹了的“不满之感”了。

自周代起，中原文明核心区的人民，便按照方向，以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来称呼周围的部落(当然，这种称呼不是固定不变的，亦有西狄和北胡这样的说法)。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夷狄们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对自己表示“不满”一一即进行“自我批评”，这自然就是因为他们的落后，现实迫使他们正视自己的落后，而希望文明化。而更为重要的却是：在接触和观察中原文明、与之往来角逐之际，夷狄们亦善于分析、观察、透视中原文明的弱点，特别是发现其迷信教条、华而不实、倚强凌弱、好说不练(即今人所谓“谁打我我便骂谁”的嘴硬)等深刻缺陷一一而这恰恰是“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的文明核心区成员们，自己所最难以觉察得到的事实。

当着夷狄进入华夏、成为华夏的一部分，他们对于华夏的批评，于是就变成了华夏文明的自我批评、成为华夏自我更新的动力，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华夏文明倘若能够包纳夷狄的视野，从而对自己展开不留情面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那便会兴旺发达，推陈出新；而如果仅将夷狄们看作野蛮人、大傻瓜和跳梁小丑，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就不免要陷入“求荣取辱”、“政怠宦成”，乃至“人亡政息”的循环。

这可谓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华夏文明第一次系统、深刻地进行自我批评、从而展开一场文明自我更新的思想大解放运动，这主要就体现在战国时代墨家和法家的思想中。墨法学说，可谓此后一切中国改革、变法思想的源泉。

墨法两家，成于魏、流于楚，墨翟、孟胜、卫鞅、韩非这些人之所以艰．辛辗转，四处碰壁，这主要就是由于当时“魏康楚富，齐淫吴巧”，即发达地区民风奢华，文明积习太深，听不进批评意见，更不愿展开自我批评，特别是墨子所倡导的“艰苦奋斗”(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这一条，在文明发达的地区，非但难行，而且难听(极不悦耳)；而这便是庄周对于墨子命运的感叹：“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墨子虽独任，奈天下何！”

能够接受墨法思想的，最终证明是被文明核心区视为“戎狄”的秦。正因为秦在七国之中开化最迟，尚不存在六国那样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贵族世家集团，因此，墨法“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为则上，无能则下”的平等政治主张，方才能够在秦地得以实行。正因为贵族、世家的力量还没有形成，正因为“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乃是秦的民风，以至“王亦不爱其家”，故“上同而下不周比”、“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户籍一连坐制度，亦方才能够在秦地顺利推进；而更为重要的是：正因为秦开化最迟，百姓极其不善言辞文饰，不存在一个靠巧言令色、舞文弄墨发达起来的智识阶级，故商鞅那一套以“农战”立国的思想，方唯独在秦地能够大受欢迎。

墨家子弟自魏赴楚，又去楚入秦，而商鞅亦自中原最发达的魏亡命人秦，他们所献出的强国之策，首先就是对华而不实、只说不练的中原文明弊端的诊断和分析，在文明反思的基础上，他们方才转而倡导一种埋头苦干、只练不说的新文化品质一一于是，开化最迟、民风纯朴的戎狄秦地，便这样成为他们培植新文明的试验田。

这便是秦入艰苦奋斗精神的起源，这更是秦走向富强的动力。

商鞅在《商君书·农战》中，曾这样比较“境外”的秦地，与“境内”的中原文明说：

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民见上利之从壹孔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利；多利，则国强。今境内之民皆曰：“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具备，国之危也。民以此为教者，其国必削。

这就是说：由于中原地区文明发达，方才养成了盘根错节的贵族世家势力，方才铸成了导致阶级分化的富豪大贾集团，正因为文明发达，方才重用巧言令色、只说不练的智识阶层，而此三者具备，固可谓文明之成就，但也却正是“求荣取辱”、“政怠宦成”的开端，是“人亡政息”一一即国家危亡的征兆，是文明走向异化的开始。

作为“戎狄”的秦，之所以能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最终统摄四海，扫荡群雄，这就是秦人的生活朴素、务实使然，秦人正是以朴素的“又战斗来又生产”、以南泥湾开荒般的“农战”精神，最终战胜了中原文明之骄奢淫逸。

秦的改革蓝图，其实就来自中原精英对于自身文明弊端的自我批评，这种自我批评，最终演化成“西戎”之秦对于中原文明所进行的“武器的批判”。

秦王扫六合，乃是中国文明的第一次思想解放、中华民族第一次自我更新。

《荀子·疆国》亦曾赞美秦的朴素民风说：

应侯(范睢)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

孙卿子日：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谷川秀，天才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术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归其家，无有私事也；不周比，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

文中所谓“四世”者，是指秦献公以来百年，而那正是墨法之徒入秦推行新政的时代。苟子所观察到的，恰是百年之后，中华文明在秦的甦生，这个新文明，就是墨法政治理想的高度实现。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武帝弃“农战”而重“商战”，终使国库足而帝室富，且帝室的财富尤胜于国库，然而，不幸亦接踵而至：皇帝家产愈大、宫廷愈富，外戚、宦官的力量则愈强，如此一来，国家势必要以宫延为中心，形成一个奢侈腐败的渊薮，外戚与宦官之间的混战只是表现，汉文明重新陷入“文明与腐败循环”的辩证法，不可抑止地走向“自己反对自己”的文明异化——这却是历史的必然。

汉废秦法，剖海内而立宗子，郡守之下，又实行自治。立宗国便是裂土封疆，而“地方自治”的实质，则是听任豪族兼并土地。故终其两汉，中央“贵族”与地方“豪族”这两大势力纷争不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土地分封制度，就在于“土地私有制”的恶性发展。

故柳宗元《封建论》抨击封建土地所有制说：“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非公之大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也。”

这就是说：封建制是土地私有制的极端，土地私有化乃是天下之大私；相反，秦的土地国有制，则是天下之大公。

汉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也便是土地问题。贵族、豪族圈占土地，造成农民流离失所，于是，谁掌握了失地流民，谁就能够实现霸业、掌握政权，而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便是汉末的豪族曹操。

西晋贵族，可谓将中原文明“只说不练”的积弊发展至登峰造极地步，此即所谓“清谈”。因此，将西晋的灭亡，归之于所谓“五胡乱华”，这其实便是古往今来最大的扯淡：自晋惠帝以来，司马氏王族，同胞兄弟凡二十五人，自相残杀的结果，仅剩下了三人，西晋二世而亡，不闻延祚，这就是因为文明日益发达，精英和统治者的欲望便日益膨胀，为了争夺“私有产权”，最终竟连自己的亲兄弟都要杀绝，这便是典型的“求荣取辱”、文明异化之惨剧；而起身于今山西长治武乡县的后赵羯族统治者石勒，只不过是个胡人奴隶，但他却如此鄙视司马氏王朝说：“大丈夫行事，当光明磊落，如日月之皎然。不应如曹操、司马懿父子，欺孤儿寡母而取天下”。

君子爱才，取之有道，坚持这一底线的是夷狄一方的“小胡”石勒，而不是华夏一方的大贵族司马氏。

“天子失政，道在四夷”这句话，正好可以用在魏晋南北朝时代。

汉代的乱源，便是贵族和豪族，而构成门阀集团的贵族和豪族，便是一个“官产学一体化”的强大利益集团，而其中的“产”一一即大土地庄园，又是其世代把持文化教育和官场资源的基础，因此，救天下苍生于水火、挽华夏文明于既倒的唯一途径，便是实行“土地改革”。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肩负起土地改革大业的皇帝，便是北魏的孝文帝拓跋宏，而他就是那个迁都洛阳，修建了龙门石窟的鲜卑族皇帝。魏孝文帝拓跋宏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均田法，此法的核心，便是中央直接统治土地，它一方面默认富民的土地所有权，但另一方面则按照土地国有的原则，不分贫富，皆课以相同的国税，正是这项法令，成为唐代均田制的依据。

将两汉和魏晋文明推向高峰的，固然是贵族和豪族，而毁灭了这个文明的，同样是贵族和豪族，他们尔虞我诈、骄奢淫佚一一自己打败了自己，而这就叫做“文明异化”的道理。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唐太宗李世民方才将均田制与府兵制结合起来，使唐代制度的基础，得以重新建立在“农战”一一即朴素的农民士兵身上，隋唐两个王朝都脱胎于鲜卑西魏，相对于中原贵族制度而言，北国的制度显然更为平民化，夷狄的生活显然更为朴素，夷狄的人格显然更为自然、健全，汉以来日益贵族化的中国社会，正是因为夷狄的加入，方才获得了伟大复兴。

宋代建国，始终面临着辽、金、西夏的强大压力，而这就不能不迫使中原的精英们，对于自身文明的文弱、享乐、滥情痛加反省，在宋人所作的自我批评中，以王安石、叶适为最深刻。王安石曾指出：人皆以为夷狄愚昧迷信，不知中原文明的迷信，实则比夷狄尤甚，夷狄不过迷信鬼神，而中原则迷信文词，正是这种对于文饰、文词的形式主义迷信，使得科举考试成为制造大量废物的荒谬仪式，而宋人竟以为凭借口诵经文，妙手文章，便可退辽金十万铁骑一一这与其说是文明，倒不如说是天大的愚昧。

于是，他创办学校，命学生全部寄宿其中，以观其才德，并于校内建立操场，供学生练习骑射。又制订保甲、保马之法，叫农民学习马术武艺，先以自卫，终以服役宫府，以期逐步恢复唐的“府兵”、秦的“农战”。但是，宋代的疆域处于中原和江南最为富裕地区，宋更是历史上商品、市场经济最发达的朝代，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任职江南东路的见闻，使他认识到“举国奢靡，全民腐败”的现实，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文明，几乎彻底丧失了自我批评和自我改造的能力，王安石之所以感慨宋代最大的失败在教育，叹息“变成法易，变世风难”，这就是因为在“文明发达到了糜烂程度”的地区实行变法和改革，他遇到了当年商鞅在魏时所遭遇的同样的问题：改革者不仅需要改造制度，而且还需再造文明。而王安石的命运，自然也就难免要重复墨子式的悲剧：“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一一虽独任，奈天下何！”

中原文明令人向往，但也使人堕落，正是对这种文明／野蛮辩证法的洞悉，正是对“文明异化”的自觉，方才使得辽朝设立了“南面”和“北面”两种制度，它既不要求中原人契丹化，也不鼓励契丹人中原化，而这种措施的用意所在，就是唯恐契丹民族沾染了中原的腐败，从而消磨了英勇斗争的志气，而这里的深意，则是史家不可不知的。

明代的思想家，同样是从铁木真子孙的堕落中，看到了对文明的迷信，于人心诱惑之甚，他们对于中原文明弊端的自我批评，尤其集中于对言辞、文饰的迷信这一点上，口诵莲花的士大夫，绝对不可能打得过不善言辞、甚至没有文字的夷狄。文饰是虚伪的渊薮，实干才是诚实的品格。而华夏文明的悲剧，正可概括为“只说不练”、眼高手低的悲剧。张居正《陈六事疏》，其首在“省议论”，其次在“核名实”；王阳明《传习录》：“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这些痛切反省都表明：陷入束缚人的斗争意志、行动意志的所谓“文明”，等于堕入“温水煮青蛙”的惨境，而那正是一种天大的愚昧。

王朝中国最后一个伟大的夷狄政治家，便是清圣祖康熙皇帝，他深刻地指出：“打天下”固然是残酷的斗争，而“坐天下”则是更为残酷、更为艰苦、更为持久的斗争，政治作为一项空前艰苦的事业，它绝非一般人所能承受得起。在去世之前留下的政治遗嘱中，康熙皇帝这样感慨道：

古帝王享年不永，书生每致讥评。不知天下事烦，不胜其劳虑也。人臣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仕而归，犹得抱子弄孙，优游自适。帝王仔户无可旁委，舜殁苍梧，禹殂会稽，不遑宁处，终鲜止息。洪范五福，终于考终命，以寿考之难得也。易遁六爻，不及君主，人君无退藏之地也。岂当与臣民较安逸哉！

康熙是伟大的政治家，更因为他懂得政治的实质就是权力，甚至就是武力，政治说穿了，便是如何正确、合法地使用武力。可惜，在他的身后不久，八旗精兵却不可遏制地退化了，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被列强的武力所击溃，而这就再一次、然而却并非最后一次说明：古老而灿烂的华夏文明，她的长处是“文治”，而作为一个伟大的文明，它的政治神经却不够发达。因为所谓政治，最终也就是武力，也就是专政，而文明的中国人却经常忘怀“愚蠢的夷狄”也明白的那个简单道理一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之所以能够宰制中国，又是由于它所发明的资本一金融体制，正是这个发明决定了：即使列强人口稀少、万般匮乏，但唯有“钱”和资本这一条，他们从来就是“天然过剩”的，而对于华夏文明中最短视的那一部分人来说，“过好日子”乃人生唯一追求，而钱之幻象便是过好日子的唯一基础，而他们对所谓“西方文明”之向往，无非就是对于钱的向往而已。

但是，他们又总是忘记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所谓招商引资，无非等于给自己招来个债主，因为犹太人的钱，那从来就不是好拿的。

丢掉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那就等于把自己的生死底线抵押给了别人，使人可“不战而分吾国，定约而制中华”。

戊戌变法之际，严复在《上皇帝万言书中》曾这样感慨说：

国之富强，民之智勇，臣愚不知忌讳，不敢徒以悦耳之言欺陛下，窃以为无一事及外洋者。而之所以获全至今者，往者以外人不知虚实故耳。故中国今日之大患，在使外人决知我之不能有为，而阴相约，以不战而分吾国。使其约既定，虽有圣者，不能为陛下谋也。

宝爱和平，珍惜生命，享受生活，热衷消费，这是文明之花繁盛的基础；但是，这也就是武将畏死、文臣贪财、见利忘义、醉生梦死、举国腐败的渊薮，而这便是极其残酷的文明辩证法，是文明异化的残酷逻辑：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下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

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而所谓“艰苦奋斗”，无非是说：“文明”绝非表面的文饰，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真正的文明起源于不言不语，伟大的文明，就是埋藏在行动中的朴素精神。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血的教训，是医治文明衰败症的苦药，是撬动“天下兴亡周期率”的杠杆。

而现代科学的精神的实质，也就是批判。一人、一家、一社团、一国家，在其生存的道路上，欲求得不断之进步，那就需不断自省，就必须一面自省，一面批判，如此方才能不断地进步。

在漫长的历史上，华夏文明的进步和生存，往往是通过对照夷狄，进行不断地批评和自我批评而达到的，历史上的夷狄，便是中原文明的镜子，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没有夷狄，不成天下。

而近代以来，我们更有了科学这面镜子，发扬科学的精神，就是坚持批判的精神，而科学发展观的落实，首先就需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日常化。  本书各篇，虽游历所记，实忧患之作也。比年疆忿日炽，海警再起，书生报国，唯有笔墨；念我列祖列宗，创业艰难，不考终寿；励我后辈子孙，行己有耻，居安思危，发愤图强。尚定学长不弃浅陋，尝以“勿悔少作”加勉，承其美意，重将原稿粗加删减，成此新编，再供读者诸君批判。

原书初版之前，仰仗李二民兄所主持之《书城》杂志逐期刊载，再版之际，又赖郑闯琦兄奔走于寒风之间，校订于继晷之时；二兄笃行朴素之志，诲我尤深。

追怀先贤创业之艰辛，深感后来者之幸运，我感谢造化中存在的一切机缘，感谢所有的友人与敌人。

谨以圣王先贤之教诲，与尊敬的读者诸君相勉：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若以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

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

世界上一切事业及文明，固无不起于抵抗而决胜也。

韩毓海，2010年12月12日，于北京。

历史的构造

1．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东方不亮西方亮，灭了南方有北方。中国历史是个动力结构。

有春去就有秋来，有潮来也便有了潮往。地球它是圆的。

《桃花扇》里唱道：“江南江北事如麻，半倚刘家半阮家，三面和棋休打算，西南一子怕争差”，说的其实是个均势道理，更唱出了天下兴亡的契机。所谓借男女之情，写的其实是“兴亡之事”；不过《桃花扇》唱得好是好，只可惜了作者乃是事后的诸葛亮——或许这便是康熙欣赏孔尚任，但同时又有些可怜他的缘由之所在。

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多少年之后，当陈寅恪瞩目于“西南”这“一子”，而将“中古史”编织进西北、西南和东北互动之“结构”中时，他也获得了超出书生和乡愿的战略洞见：说到天下大势，无非螳螂捕蝉，忌惮的其实是黄雀在后——正因为隋炀帝忙于高丽之战，李渊方才得以在西北乘隙起兵，而唐朝极盛之时也难以征服东北，亦主要是由于西南地区，主要是吐蕃对于它的牵制使然。

此即他脍炙人口的中古史提纲之论：

“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强盛延及200年之久。故当唐代中国强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现状之消极政略，而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统治中央亚细亚，籍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也。又唐资太宗、高宗两朝全盛之势，历经艰困，始克高丽；既克之后，复不能守，虽天时地势之艰阻有以致之，而吐蕃之强盛使唐无余力顾及东北，要为最大原因。此东北消极政策不独有关李唐一代之大局，即五代、赵宋数朝之国势亦因以构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

换句话说，如果从结构互动的角度看：“东北”的命运，其实一直栓在“西南”、“西北”的裤腰上。非但如此，陈氏观察中国历史，一谈“阶级统治关系”，二论“政治革命”，三尤着力于所谓“外族盛衰之连环性”，三管齐下，这三板斧砍出了中古历史一片新天地。特别是第三点，寥寥数语，即将吐蕃(西藏)、南诏(云南)、西域(新疆)、西北(甘陕晋)、蒙古各部与遥远之高丽(东北)一线穿起，将关陇之地与西南、西北、东北边疆置于同一互动之结构中。一旦获得这一历史构造视野，他便有能力将所谓“江南江北事如麻”这笔糊涂账，逐一解破；进一步，更可谓发两千年历史运动之机窍，自汉唐至大清，天下兴亡多少事，成败尽在此“结构互动”之中矣。

从西凉遗事到“关陇府兵”，自“则天改制”到“安史之乱”，历史乃是循环前进的。作为“从资产阶级史学到马克思主义史学过渡的关键桥梁”(万绳楠语)，陈寅恪值得我们今天好好学习的，正包括这一结构互动的历史观。这其中洋溢着中华民族继往开来、从四分五裂走向辉煌之盛唐的高度自信和乐观；陈寅恪并非像民国版“中国文化”代言人余英时先生所谓，是“兴灭国、继绝世”的所谓“世家托命人”、“前朝遗老”，而是有继往开来视野的战略家，实际上，他对于国民党统治和旧中国社会的态度，恐怕也是与余英时等“民国遗民”截然不同的。故宫博物院的创始人之一吴瀛先生(吴祖光的父亲)在1949年大军进城时写下的大横幅：“秦皇汉武皆旧事，开天辟地毛泽东”，其实正是那一代饱受战乱之苦，盼望天下清明的知识分子共同心声。陈氏对于中国学术的重要贡献之一，在于多民族互动的战略视野中，重新发现并抒写了中国西北和西南，此与中共建政以来的“大三线”建设理念无悖，更不必说“关陇府兵”与延安政治之间不谋而合的历史暗喻了。可惜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某种刻意的宣传播弄，陈寅恪毕生的学术贡献，只剩下了可怜见的“最后的20年”；他皓首穷经的学问，在某些人眼里，仿佛也统统不过是对新政权“破坏文化中国”的托物牢骚而已——曲解乃至误解陈寅恪，实以当今为最，所谓“大山临盆下了群耗子”，陈寅恪先生天上地下有知，八成会跟这些谬托知己者没完。

如果中国是一盘棋的话，那么自古以来，将关键一个筹码落在哪个“子”上，那就十分地要紧。19世纪中期以降，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已是山穷水尽、江河日下，于东南和西北之间，痛苦地选择了西北，于海防与边防之间，不得不选择了“筹边”；1828年道光指挥平定了英国人支持的西北张格尔叛乱，1908年光绪拼尽最后一口气处理了西藏问题——大势已去，孤注一掷，看起来这无论如何下的都像是一步死棋。也正是因此，一味“筹边”的大清在东南沿海一败涂地，至今还惹得中外无数事后诸葛亮们嘲骂、鸹噪不休。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站着说话的自然都是不嫌腰疼的；而在某些“与时俱进”者眼里，仿佛连魏源以“筹边”带动“筹海”、“引夷”入内陆决战、“志西南洋所以志西洋”的战略视野，估计也早已属于封建糟粕，不在“海洋文明论者”话下了。

但是，一旦考虑到自18世纪中期以降，中国西边的远近邻居们——奥斯曼帝国、波斯、印度——如同多米诺骨牌，纷纷被英、法、俄分割解体，再考虑到早于鸦片战争之前约半个世纪，中国之西大门就已经面临着被帝国主义列强洞开的凶险，假设再进一步，考虑到咱们西门所面向的是今天中国发展的命根子——石油资源，那你若还说清朝在山穷水尽之际把战略重点压在西南、西北，而不是东南沿海，叫做鼠目寸光，闭关自守，压宝压错了地方，那就只能说明你眼睛长期只顾盯着“海洋文明”，难免小便宜赚尽，到头来吃大亏的没准还是自己。

众所周知，17世纪的中后期是世界历史发生重要转换的时期，但与在这一时期英国通过“光荣革命”发明了君主议会制度相比，意义更为深远、重大的政治制度创新，乃是在亚洲的腹地所发生的新制度形式。正是依据这些新的制度形式，一个多民族和谐共处的帝国才得以奠定。这些新的制度形式主要包括：1691年，康熙为了调解喀尔喀蒙古各部纠纷而创立的民族协商制度——多伦会盟制度；1709年，康熙为了调解蒙藏纠纷而确立的中央仲裁机制——达赖、班禅与中央驻藏大臣共治西藏的“驻藏大臣制度”；随着削平地方军阀“三藩”势力而形成的西南地区“土流并举”和“改土归流”制度等等。

如果说1688年以降的英国“光荣革命”创立的议会君主制度，其贡献是在单一民族国家中形成了各社会阶层互动的制度形式，从而为“现代性”奠定了基础，那么，17世纪中后期发生在亚洲中部的这些制度创新，则为在一个极其辽阔的大陆上，多民族庞大人口之间的和谐共处，奠定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多元政治制度基础。这一制度形式，不仅是大清在19世纪的风声鹤唳中得以基本稳定西部版图的根本，而且，在今天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它更为我们重新理解“中国的现代性”提供了深刻的政治资源。进一步说，对于当前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维护祖国统一大业的我辈而言，如果眼睛仅仅盯着17世纪后期以降西方现代性的政治遗产，却忽视同时发生在亚洲中部的伟大制度创新对今天的启示，那么，这样的历史视野、这样的“政治观”就将是单一的、狭隘的和片面的。

而中国的活力与动力，其实更多来源于其内部不同地域结构之间的互动与和谐。自古以来所谓“正统”，指的也无非是洞悉这一结构的互动与和谐之道，而并非指一家一姓、一门一派的独占。因此，从“论十大关系”到东西部统筹、协调发展的构想，正因为体现了此种“天下观”，方才合乎圣人道。

西村纺花东港撒网，北疆播种南国打场。长城内外是故乡——此所谓：举天下之力，行万世之法，中华民族江山有思，圣者混一天下，然后为正统。

2．“安得倚天抽宝剑，将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世界历史也是一个互动的结构。

正是按照这“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贡德·弗兰克(Gunder Frank)等经济史学家方将全球经济体视为一个“多边多角”的结构。所谓“天时、地利”，也就是说某一国家、某一阵营在历史进程中、在结构运动中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世界霸权的升降转移。19世纪伊始，世界历史最关键的变化就是：中国和亚洲丧失了它在资本主义世界结构中的“地利”，方才不断走向衰落；而在新的全球地缘政治结构中，占尽了“地利”的英国，则因此走向世界霸权。

19世纪以来之“地利”(英文叫做location)变迁，是指19世纪标志着一个新的世界政治一经济结构的形成。而1804年则是个确切的分界线，从那时候起，英国利用印度殖民地的产品，扭转了它在中英贸易中的长期劣势。从此，中国一印度一英国之间的多边三角贸易结构，源源不断为英国的发展积累了资本。而欧洲一北美殖民地一亚洲之间更大的三角贸易结构，则形成了现代世界经济结构的主要框架。正是这种结构的多边互动，在某一历史时刻使得某个利益集团处于“顶尖”或者“角”的位置，这个位置意味着收益将集中于一角，而代价却扩散到整个体系。这其实也就是中国人所谓的“天时地利”。

19世纪的英国正好处在这样的天时地利“位置”(location)，而这就是它之所以成为“大不列颠”的原因。当我们将英国的兴起置于这种结构运动中去观察的时候，英国产业之超前，乃至文化、国民性之优越，都将变得不值得一提。而说白了，中国之衰落，天时、地利之丧失其实是根本，“人心瓦解”则是条件。此即南海康有为所谓：

窃见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翦，将及腹心。比者日谋高丽，而伺吉林于东；英启卫藏，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教民、会党遍江楚河陇间，将乱于内。臣到京师来，见兵弱财穷，节颓俗败，纪散纲乱，人情偷惰，上兴土木之工，下习宴游之乐，晏安欢娱，若贺太平。

正是在这样的视野中，我们才会有所谓“时来天地皆协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的洞彻和醒悟；这种境界的醒悟，我以为当然要比空谈什么“和平民主新阶段”、“自由市场全球化”要高明一些。

当然还有一条也的确是个事实：19世纪的英国武装走私贸易集团，是以“武力”改写了全球政治经济结构，而中国则是被人家的船坚炮利，从“地利”的地位给打了下来。既然打不过人家，自然也就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因为胳膊根子粗这一条当然也是个“硬道理”。

换句话说：从16世纪到19世纪，西方列强在欧洲内部分裂所导致的长期军阀混战中，终于锻炼出了一个法宝——船坚炮利，而中国在经历康乾盛世之后，在蕞尔小国的穷兵黩武面前被打得满地找牙，仿佛一霎那就盛极而衰，这一切也不过说明了一个极为简单的道理：欧洲是以它内部的分崩离析、军阀混战为代价，收获了富国强兵的进化论，练就了胳膊根子粗才是硬道理的发展观；而中国则因为维持内部大一统的长期和平发展，到头来反而陷入了屈辱挨打、四面楚歌。

19世纪以降，科学、民主、自由、市场，看起来中国仿佛样样都缺，但是说到底，在那个适者生存的虎狼世界上，中国最缺的也不过就是枪杆子罢了。

而漫长的20世纪，中国绝大多数时间一穷二白，吃不上馒头穿不上裤子。20世纪的中国仿佛什么都缺，但是我们却拥有了两弹一星。如果说区别，这才是根本的区别，这也才是导致18世纪以来的世界结构，在20世纪发生了大翻盘的硬道理。

说到底，正是20世纪的三场战争，最终扭转了19世纪帝国主义的全球政治一经济结构。抗日战争将日本皇军请回老家，抗美援朝打出了中国第一个工业基地东北，越南战争逼迫美国从太平洋的那一端向中国伸出和平的手掌。20世纪100年，成千上万的中华优秀儿女在我们的前面英勇地牺牲了，人死不能复生，“翻盘”的代价举世无双，换来的那就是中国人民站起来。而所谓“站起来”，就是指20世纪后期以来的中国重新获得她丧失了近200年的“天时、地利与人和”。这种“天时、地利、人和”，是指从上世纪70年代起，在西方世界不得不与中国平等相处的同时，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影响与地位更非任何西方国家可比，而这更吸引了有着共同传统价值的亚洲周边国家的眼球。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才使得在19世纪解体的“大中华”经济圈得以在21世纪重构，“中国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正是指这个互动的新结构的形成，或日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产生。

汉唐以降，中国逐渐完成内地与西南、西北之混同；而自宋至清，又历千年艰辛，方完成内地与东北混同之局面，故经历两干余年筚路蓝缕，方有中华之版图大定。而自鸦片战事骤起，东南沿海从此成为“新边疆”，故自《海国图志》之《筹海篇》以来，如何应对西洋资本帝国之挑战，则为近两百年来之战略新课题。

然而，这一课题的关键却是：中国必须以“整体”而不是内部分裂的方式加入世界秩序。因为近代以来，欧洲恰恰是以内部的分裂、“民族国家”群雄并起，才开始了它们的近代。于是，19世纪以来，中国人仿佛什么都必须向欧洲学，也仿佛什么都能够向西方学，但是只有内部解体、分裂这一条，要学它，那却是万万也不能够。两个世纪以来，救亡不但必须压倒启蒙，而且救亡、维护中国的统一，实际上也应该、必须压倒一切。发展当然是个硬道理，但是在这个道理之上，还有更硬的道理：那就是分裂与统一。不能以分裂为代价去换取发展，造成分裂还不仅仅是个“千古骂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即使中国发生某个地区性的、局部的“分裂”，它也绝不仅仅意味着在中国这个总体结构上分出一块那么“简单”，因为从结构互动的视野看，它意味着“天下”塌下一角，随之而来的必然就是结构整体的失衡，从而产生不可收拾的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效应。而这就是当年康熙所看到的，如果听任噶尔丹分裂蒙古一小部，那么整个蒙古、新疆和西藏都会随之分裂。

两个世纪过去了，中国被证明是惟一一个没有通过内部分裂的方式，而是将原来的帝国版图带进了“现代”的国家。若没有这样的版图，谈何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如此庞大的人口被挤压在极其狭小的空间里，那将是一种怎样的灾难性局面，这恐怕是我们今天所不敢想像的。而今日的欧洲竭尽全力，却还没有莞成它的“统一梦”，因此，中国与“西方”这两百年来的恩恩怨怨、成败得失、代价收益，也就不是一句话、一种“硬道理”就能说得清的。

何必如此斤斤两两、患得息失，还是放开些视野为好。祖宗留下一句话：“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为的无非是让我们彼此扶持，纵是干难万险，那也“一个都不能少”。中国最终能以统一的方式度过了18—20世纪这一劫，正是由于中国不是哪一家、哪一姓、哪一个人的中国，中国是56个民族56朵花，56个兄弟是一家。如同年轻时听侯德健的歌：“天地之间，五千多年，花谢花儿开，放过五千遍。太阳下山，太阳上山，日日夜夜，黑白了多少年。多少黑白夜，多少岁岁年，我们老祖先，经营到今天。不变的天，一样大地，天和地之间，我们永永远远。”

慷慨悲凉，思之令人泪落。

“天地之间”，也就是“天下”。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是公的世界，便也是“易”的世界，或者说是面向“天时、地利、人和”不懈运动的结构，此为前人所开拓之“天下观”之真知灼见，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全新的形式展开之原因。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尤为今天我辈须臾不敢忘记、亦不能忘记。

1935年10月，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诗人毛泽东曾经这样描绘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里面的中国：“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融，江河横溢，入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行已有耻，博学于文。“君子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

1962年，毛泽东在修改《实践论》时曾经感慨：有人想留名，有人想留财，我这辈子，只要能给人民留下点“文”就很知足了。

“中国有哲学吗？”“有所谓中国现代思想吗？”=一这就是今天某些邯郸学步者的梦话，只是他们从来也没去想一想，今天“先进理论家们”顶礼膜拜的福柯、德里达们究竟是谁的学生。没有《实践论》《矛盾论》，哪来的“结构”、“后结构”？没有“三个世界的理论”，何来沃勒斯坦、萨依德？没有《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何来卡尔·施米特的新政治观、新主权论？

“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形象思维第一流，文章经纬贯千秋”。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3．天时、地利之外。那就是人和。

近代以来，中国天塌地陷，仁人志士呼天抢地，求告无门，而大概也只有那当年被我校(北京大学)才俊们视为“临时工”的毛润之，才想到了平头百姓的力量。当一切都丧失了的时候，他说：世界上万事万物中，只有人是最可宝贵的。没有枪，没有炮，没有吃，没有穿，但只要咱们中国人还在，则心就不死——这道理听起来并不难，难的只是像他那样如是说，也便如此践仃。

天时、地利是硬资源，而人心则是软实力。能将人心凝聚在一起的，那就是“文化”——“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尽管文化究竟是什么，中外说法莫衷一是，但无论是英国人将其理解为“心灵的栽培”，还是德国人将其理解为“凝聚人心为制度”，以及当今欧美贤达所谓“文化政治”、“文化认同”，所指的其实都是凝聚人心的那个文化力量。

然而，中国之“文化”，并非是指定于一尊之“文化霸权”，而其基础在于历史冲突中形成的“人心向背”。庄周所谓：“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中国者”，大意显然在：“文化”并非尽出于中国，而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不过视其有无于文化、典章制度上继往开来、融会创造新制度、新文明之能力。若丧失此创造新制度、新文明之能力，则“中国亦新夷狄也”。故与王朝帝国的“中国”相应，尚有一文化典章制度之“中国”在。不断开创凝聚世道人心、社会和谐的制度形式，此文化中国、“礼仪”中国之谓也，文化中国、礼仪之邦，即指此融会创造新制度文明之能力。

因此，“天下”不仅仅是指天时与地利，而且就更加是指“人和”，指将人心凝聚起来的文化、典章制度。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丧失了文化创造力，也就失去了凝聚人心的办法。也正是从天下人心的角度出发，将文化建设提高到凝聚世道人心的高度去理解，故庄周叹日：“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此千古之叹，非仅就春秋战国而适用。

人心散则天下散，人心合则天下安，人心所向，则文化制度立。两千余年来，如诸子百家之于春秋，史传之于秦汉，佛陀石窟之于平城、河洛，诗歌之于盛唐，词赋之于两宋，大曲之于蒙元，小说之于明清，“东方红”之于新中国——此礼仪融会、文化典章制度创造更新，历历在目，无不是人心所向之造物。故《庄子·天下》日：“《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中国者，百家之学或称而道之。”

从人心向背去理解“天下”，将文化建设提高到凝聚世道人心——即文化认同和文化政治的高度。这种“礼仪中国”、文化中国的信念，既是王朝帝国合法性之保证，亦是对历史上王朝帝国政治的批判，在重要的历史关头，更为中国历史上之改革提供强大动力。所谓社会革命，绝非单纯的物质和经济改革，而是文化的推陈出新，是文明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否则，一切的改革不过是偏至，所谓的“发展”终将落入自设的陷阱。陈寅恪先生既指“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而又于“文化建设”孜孜以求，力图发扬光大者，正如其著作整理人万绳楠先生所谓：实出于此“文化政治”、“阶级政治”之目的。

而从“天下”的角度去理解文化，文化必定是多元的、平等的，它绝非特指汉文化或者儒家文化，更非“传统”二字所能概括。所谓“从民族国家到文明国家”者，追根溯源，论亦出于此。因为方今之时，以“人心向背”为指归的“天下”观，与近世以来，按边境和人口划分之“民族国家”观，以及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以来按“世界市场”和“国际法”划分之“主(霸)权国家”论，区别甚大，尺度更是不同；也正是这种不同，方才为现代中国之“主权形式”提供了文化的、人心的，而非单纯是种族的、市场的前提。而无此文化与人心之内在前提，所谓“现代中国”、所谓“56个民族大团结”、所谓“大中华经济圈”均亦无从谈起——由此可见，“礼乐之制”并非仅存“虚名”，“天下”构想并非皆是空想，“大势所趋”从来植根于“人心所向”，这就是与我辈须臾不能分离之文化生活现实。

从这样的历史回到现实，21世纪正在走向复兴的中华民族，正面临三个发展的瓶颈：一、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自然资源的短缺；二、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的风云变幻；三、东西之间、城乡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发展的不协调和差距的拉大。而后者之险尤其险于前者，因为它正潜移默化地瓦解着中华民族的内在凝聚力，威胁着世道人心，从而为中国文化建设提出了严峻的课题。

伊懋可(Mark Elvin)、彭慕兰(Pomeranz)、杉原熏(Sugihara)、王国宾、黄宗智等海外学者的研究已经表明：18世纪后期，中国之所以从“康乾盛世”突然衰败，发生了雪崩一般的衰败效应，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高速的经济发展受到了自然资源和全球霸权结构调整的限制，长期经济领先的中国，反而落人经济和市场“高度平衡陷阱”——用今天的话就是：18世纪后期中国的衰落，恰恰是由于片面发展经济，而忽视了国家凝聚力的问题所致。

按照麦迪逊(Maddison)等学者的统计和研究，1830年中国经济的总量仍占世界1／3，大大超过了今天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但在1840年它却被GNP不足自己1／10的英国打败了。在这个意义上，清后期发展的是个人财富，而不是国家能力和社会凝聚力，大清不是不富，而是不强。

中国之所以能够在19世纪至20世纪挣脱这一陷阱，实现复兴，除了国际政治经济结构的运动之外，文化复兴在其中起了特别关键的作用。以新文化运动和中国革命为标志的伟大的社会改造运动，极大地调动和发挥了中国入力资源和社会组织资源的优势，将一盘散沙的中国成功组织起来。中国现代新文化调动人的因素，即高度的凝聚力，不仅仅导致了杉原熏(sugihara)所谓经济上的“勤劳革命”，而且它也是保持中国统一，并建成一个强大国家的基础。正是靠着这一切，中国最终改变了在近代以来的世界政治经济结构中落后挨打的地位。

回首漫长无际、山穷水尽、艰难后死的20世纪，在天时、地利皆失的状况下，幸而中国人心不死，而据此文化方得以再造重生。决定天下兴亡的是人心向背，决定人心向背的是文化创造。作为中国人，对此我们更应该感同身受。

我的朋友黄纪苏曾经写过这样一首歌：“陆地淹没了，你就在海上飞翔／海洋干涸了，你就在天上飞翔／天雷滚动了，你就在火里飞翔／火焰熄灭了，你就在苦难中飞翔／过去倒下了，你就在未来飞翔／未来退却了，你就在现在飞翔／现在迟疑了，你就在心灵中飞翔／心灵败坏了，你就在创造中飞翔！”——我以为，这是对新世纪痛楚的歌唱，也是献给逝去的19～20世纪的很好的一首赞歌。这歌词令人感奋，使得我时常不得不在懈怠中奋起，去写那些令某些“正人君子”们深恶痛绝的文字。

“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此时此刻，一个伟大的中国人在整整60年前说过的这些话，如同磅礴的力量，正从大地的深处缓缓地升起。

当编辑这一系列文章时，我也想起许多像纪苏这样的朋友们：李零、汪晖、张承志，颜海平、李玲和林春，她(他)们以感人肺腑的歌唱、暴风骤雨般的思想和浩然正气的文字为汉语增光，作为他们的读者，我受益良多。

中国社会科学院黄平先生、普林斯顿大学严海蓉女士于此书出版前就部分篇目提出批判意见，二位浸润我所关切的问题既久，躬行实践之志尤令世人感佩。黄平先生领我走进大地和民众的深处，教我认识祖国山河之壮美；而在普林斯顿，海蓉帮我打开世界的视野，学习一种崭新的“中国观”。没有他们的启发及讨论，本书的思考恐将无以成型。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诗人感时之辞也；“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旷古慷慨悲歌也。“有亡国，有亡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_——呜呼，吾不闻此忧患文明之心声，久矣！

倘承博学君子不误会此文笔之本旨，而于讹谬之处多有纠正，笔者不胜荣幸之至。

丁超、包妍二君为出版、编辑此书作了大量的工作，“笙歌管弦说何事，烟雨山河换谁家”，淡雅俊逸的气质为江南所特有，他们唯美的情调，使拙作不至如北国砂砾般粗暴——这是特别值得感谢的。

韩毓海

200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