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一位蜚声海内外的大学者、大名人。易竹贤、陈国恩编著的《图本胡适传》通过细密的观察，着意描绘出一个真实、鲜活的胡适，向读者呈示其起伏跌宕的一生及生动丰富的气质个性。

该书文笔细腻，广泛征引了传主的相关研究资料，特别注重最新出版资料的研究，是目前国内一部面向大众读者的了解胡适一生的优秀读物。

易竹贤、陈国恩编著的《图本胡适传》以文学笔法记叙了中国现代作家胡适的一生。

《图本胡适传》图文并茂，以丰富的文字资料和珍贵图片为基础，从一位专业研究者的视角出发，生动而细致地描述了胡适的人生经历和创作生涯，也探寻了胡适的学术思想与政治理念。

引子 真假博士？

第一章 发蒙与求学

 一、县太爷的小儿子很聪明

 二、到上海求“新学”

 三、留学美国弃农从文

第二章 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

 一、加盟新文化运动

 二、教“中国哲学史”

 三、发起文学革命

 四、与守旧派较量

第三章 “但开风气不为师”

 一、做年轻人的朋友

 二、整理国故和考证小说

 三、提倡科学的实证方法

第四章 包办婚姻与恋爱风波

 一、娶了一位小脚太太

 二、异国的缥缈恋情

 三、烟霞洞上神仙侣

第五章 “歧路上迟回瞻顾”

 一、“问题与主义”之争

 二、二进宫

 三、对孙中山的态度

 四、女师大风潮前后

第六章 欧美之行与人权讨论

 一、西游欧美

 二、重整新月社接长中公校

 三、“人权运动”始末

 四、当“独立”的诤臣

 五、与民权保障同盟分手

第七章 “低调抗日”到书生大使

 一、对日唱不抵抗“低调”

 二、再批文化保守主义

 三、南游惹风波

 四、从“低调”到抗战

 五、出任驻美大使

第八章 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

 一、劝共产党放弃武力

 二、执长北大拒做官

 三、差点儿当了总统

第九章 飘零的晚年

 一、纽约寓公与“国大主席”

 二、《自由中国》事件

 三、热闹背后的寂寞

 四、在“围剿”与欢会中倒下

尾声：斜晖脉脉水悠悠

后记

教完一年的课，《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讲义也编印出来了。这是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加以扩充而成，总计12篇，十余万字，蔡元培作序，1919年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

蔡元培在序文中说：

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

蔡先生给胡适这部著作很高的评价，指出它有四种特长：第一是证明的方法，即是说他的《大纲》用汉学家的方法，考实哲学家生存的时代、遗著的真伪及所用的辩证的方法，“为后来的学者开无数的法门”。第二是扼要的手段，即是所谓“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第三是平等的眼光，即摒除正统与非正统的观念，既不是儒非墨，也不是墨非儒，而是认为“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是很平等的”。第四是系统的方法，即是用发展的观点，系统的方法，研究哲学流派，使其“一一显出变迁的痕迹”，“递次演进的脉络”。

不久，在《答林君琴南函》里，蔡先生又说：

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

蔡元培这样高度赞扬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当时学术界的情况来看，并非溢美之词。蔡元培以前清翰林出身和北大校长的地位，对胡适著作的这种热情肯定和赞扬，既是对胡适的极大支持，也是对学术界新思想和新成果的极大支持。

据冯友兰后来回忆，胡适的这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当时看来，还有很特别的一点：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无论有没有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用注释古代经典的形式表达出来，所以都把经典的原文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胡适的这部书，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这表明，封建时代的著作，是以古人为主。而五四时期的著作是以自己为主。这也是五四时代的革命精神在无意中的流露。

蔡元培、冯友兰两位先生的见解，很有道理。除此之外，《中国哲学史大纲》其实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它是用白话和新式标点写成的。这在中国学术史上，应该是一个创举。当时正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守旧的文人们以为提倡白话者，大约都是不会写文言、不能读古书的人。不料《中国哲学史大纲》竟全用白话和新式标点，提倡白话的胡适竟能读古书，而且“了解古书的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这不啻是对守旧派国故家们的一种示威，更增强了白话文运动的声势。

《中国哲学史大纲》一出版，便轰动一时，不过两个月就再版了。胡适因此“暴得大名”，不仅在北大讲坛上站稳了脚跟，而且在中国学术史上也占得了一个重要地位。

围绕《中国哲学史大纲》，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记。1922年3月4日，梁启超应北京大学哲学社的邀请去演讲，他的题目是《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用梁启超自己的话，就是“把我认为欠缺或不对的地方，老实说出。”这有点打上门来的意思，连一向宽容的胡适后来也在日记里抱怨说：“这是他梁启超不通情理的表示。”

怎样打上门来？又怎样不通情理呢？这恐怕得从梁氏的为人说起。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又是文学家和学者，是胡适从年少时代起就崇拜的文化名人。

梁启超为人直率，词锋犀利。他应邀为徐志摩与陆小曼证婚，说了一段空前绝后的“证婚”词：“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什么成就；陆小曼，你要认真做人，要尽妇道之职，你今后不可以妨碍徐志摩的事业！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离过婚又重新结婚，都是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说得一对“新人”无地自容。

1921年，梁启超写成《墨经校释》，送请胡适作序。胡适认为这是梁任公高抬自己，便认真拜读一过，对其中自己认为有疑问的地方进行了辛苦的考证，写了一篇近3000字的序言。胡适充分肯定了《墨经校释》的优点，又以商量的口吻，指出其中的白璧微瑕。梁启超读过胡序后，觉得胡适“籍此商榷”所指出的“微瑕”不对。他反过来写了一篇长长的针锋相对的“答辩”，将其作为《墨经校释》的“序言”，而请胡适作的序言，却放到了末尾“垫底”！

这么一位特行独立的梁任公要来北大公开演讲，评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自然引起了轰动。

梁启超开门见山地说：“胡先生观察中国古代哲学，全从‘知识论’方面下手……我所要商量的，是论中国古代哲学，是否应以此为唯一之观察点？”他认为《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第一个缺点，是把思想的来源抹杀得太过了，好像老子、孔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第二个缺点，是写时代太不对了。只相信一部《诗经》，拿《采薇》《大东》《伐檀》《硕鼠》，指为忧时的孔墨、厌世的庄周、纵欲的杨朱、愤世的许行，简直像是说辛幼安的《摸鱼儿》、姜白石的《暗香》《疏影》和胡适之的哲学大纲有什么关系一样可笑。

梁启超没有讲完，第二天继续讲。头天，胡适因有公务没有到场，他的同事张竞生劝他第二天去听一下，他就来了。梁启超并没有因为胡适在场而讲客气，他接着头天的话题说这部书讲墨子荀子最好，讲孔子庄子最不好。一言以蔽之，凡知识论方面，多有石破天惊的宏论，凡宇宙观人生观方面，十之八九很浅薄，甚至谬误。

胡适听得心里有些别扭，但临了还不得不首先表达对梁启超批评的谢意。当然，他也作了一点辩解，说梁先生常说我的时代观念太分明了，这一点我不但不讳，还常常自夸。最后他表示，梁先生今天的教训，使我们知道了哲学史上有学派，是可以有种种不同的观点的。

这一次演讲，充分展现了梁启超和胡适的个性。梁启超率真，为学问而不顾及人情世故。胡适有雅量，他对梁启超的演讲心里有非议，可是能顾全大局，随堂听讲，不失君子风度。

P42-45

真假博士？

胡适是中国现代文化名人。他一生共获得36个博士头衔（其中35个是荣誉博士），这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称得上是为数不多的一个奇迹：“胡博士”的称号在文化界差不多尽人皆知。可是1977年，台北《传记文学》连续刊出了唐德刚撰写的《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这组文章的第三篇，题为《七分传统，三分洋货》，首次向新闻媒体爆料，说胡适的哲学博士头衔是哥伦比亚大学后来补授给他的，他这样写道：

胡先生在哥大当学生时……，按理他那时应该规规矩矩搞“哲学”，把个“哲学博士”读完再说。他不此之图，却丢下正当“庄稼”不搞，而去和陈独秀、蔡元培“捞鱼摸虾”。捞得热闹了，他就甩下哥大这个烂摊子不要，跑回北大做教授去了。一时名声赫赫，《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版的封面上也印出了“胡适博士著”的头衔。其实那时他在哥大的注册记录上仍然只是个“博士候选人”，或如今日很多人的名片上所用的“待赠博士”（Ph.D.candidate）。离正式学位尚差一大截。胡先生这个“待赠”阶段一直维持了十年。到1927年他再到纽约时才携来一百本1922年在上海印刷出版的博士论文。由杜威玉成，经过补交手续，始由校方正式颁予“哲学博士”学位的。胡氏哥大注册时的英文名字是Shu Hu，拿学位的名字则是Hu Shih，二名分用，在哥大校史上可能也是没有前例的。

唐德刚所说的胡适没拿到学位就跑回国内，是指他因在留美期间曾给《新青年》投过稿，结识了陈独秀，两人共同倡导文学革命，出尽了风头。主持《新青年》的陈独秀，后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文科学长，他就力荐胡适担任北大教授，获得蔡元培的支持后立即打电报给胡适。胡适得知消息，顾不得博士论文的出版，也不管博士学位还没有拿到手，便决定回国了。1919年2月，他的博士论文A study 0f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经过扩充修改，以《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为名出版，初版的封面上赫然印着“胡适博士著”。

这大名鼎鼎的胡博士，其博士头衔居然有问题，这宛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即引发了海外和台岛疑胡派和卫胡派的一场笔墨大战。纽约的中文报纸《星岛日报》首先发难，刊出潘维疆、胡祖强写的三篇文章，配上特大号字体的标题“胡适非真博士”，作为头条新闻推出。与晚年胡适关系密切的唐德刚，本意决非要让胡适难堪，而是说的一点掌故，没想到产生意外的反响。此事因他而起，他不得不投书《星岛日报》提出批评，澄清事实，肯定胡适是真博士。接着，台北《传记文学》也发表了汤晏、夏志清等人的文章，支持“胡适是真博士”。其中夏志清的文章主要还是针对唐德刚、汤晏两人的，批驳他们所谓胡适晚十年才拿到学位是因为考试“砸锅”、“规定住校年限不足”，或“捞鱼摸虾”搞文学革命乃至谈恋爱、不务正业等等说法，认为胡适晚拿博士学位只是个“手续问题”。他请已经退休的哥大丁龙讲座教授富路德先生出来作证，富路德在1978年8月15日答复夏志清的信中说：

事实很简单。数日前我已将全部事实真相提供给唐德刚。缘于胡适攻读博士学位时，曾有一项规定，要求每位博士候选人要向学校当局呈送论文副本一百份。我想胡适当时认为，对他来说，在中国同侪中展露才华，远比集中精力去出版他的论文更重要。因之，1919年他撰写并出版了他的第一卷《中国哲学史大纲》。至1922年，他又出版了《先秦名学史》（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但他当时没有想到将副本呈送给哥大当局。迨至英国政府聘他和丁文江博士担任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工作时，他又要去美国。于是，他电请他的出版商将他所需要的论文副本一百份寄往哥大。

当我获悉胡适将返美时，即征得教务长武德布立奇的同意，约请他在哥大作九次演讲（六次对中文系，三次对一般听众），他接受了约请。到那年毕业典礼时，他顺理成章的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我也有幸，陪他一同走上讲台。当时我认为，迄今我仍如此认为，胡适觉得哥大这项规定至为幼稚，他毕竟已经展露了才华，何必为此而烦心呢。不过，后来当他晓得他要返回母校时，他又改变了他的想法。

富路德先生是胡适1927年取得学位、领取文凭的见证人，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

其实，胡适的博士资历问题，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人注意到了。1952年，哥大东亚图书馆馆长林顿先生为庆祝1954年哥大建校200周年，编了一本《哥伦比亚大学有关亚洲研究的博士硕士论文目录》，于1957年出版，里面没有大名鼎鼎的胡适博士的名字。后来，袁同礼先生编《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据哥大提供的正式名单，胡适是1927年的博士，比他自称的晚了10年。袁便托当年在哥大留学的唐德刚先生复查。唐德刚感到奇怪，跑到哥大校史图书馆彻查，发现胡适的“正式学位纪录确是1927而非1917”。于是，袁同礼只好将胡适获得博士学位的年份同时列在1917年和1927年，含混了过去。

从今天旁观的人看来。所谓胡适的博士问题，其实不是什么“真假”的问题。他只是晚拿了十年，决非“拍拍肩膀，握握手”取得的，也不是简单地由杜威“玉成”，而是写出了论文，通过了考试，到他按规定向学校上交了一百本论文副本后，校方审查合格，正式授予他的。

然而。胡适的博士头衔毕竟又早用了十年。即使像富路德、夏志清所说的只是个“手续问题”，胡适本人也应该明白，博士学位还没有到手，不加澄清，反而自称博士，并且白纸黑字印在书上，这就涉及读书人的“诚实”品格了，所以难怪连他自己也有点底气不足。曾有朱经农等一些朋友在当时就写信劝他要出来澄清事实，免得谣言流布，他却一直保持沉默，说明他确有难言之隐吧。更有意思的是，胡适觉得当北大教授、在国内新文化运动中出人头地，要比在哥大拿博士学位更重要，以致留了不小的遗憾，这不也隐隐透露出了他早年急于成名、爱出风头的性格特点吗？

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先驱者中，胡适是坚守民主自由理念而行动又较为温和敦厚的一位。他的温和敦厚，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文化性格。这使他在激进的政治革命时代，常常受到“革命”态度不够坚决彻底的指责，然而我们不得不说，这种不坚决和不彻底性，恰恰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重要思想特征。这些知识分子后来试图走一条温和的社会革新之路，而胡适以他的中道姿态，成了这批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

在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缺乏生存土壤，胡适的坚守西方自由民主理想，并要把这种理想贯彻到政治革新实践中去，这注定了他要与不同的政治力量发生摩擦，有时甚至是激烈的冲突。当然，他在不同的政治力量之间，并非是完全中立的。相比较而言，他更倾向于三民主义，而不赞同马克思主义。可是他倾向三民主义，却与标榜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政府存在着矛盾，他不赞同马克思主义，却与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保持了长久的个人友谊。这种复杂性，又使胡适成了现代中国政治史上一个具有争议的标志性人物。

胡适相貌英俊，风度翩翩，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可是却娶了一位大字不识几个的小脚夫人。他后来移情别恋，闹出了爱情风波，然而在小脚太太的威吓下，又悬崖勒马，不仅与夫人白头偕老，还创造了一种理应怕老婆的理论。这又使他在五四新派人物中成了一个另类，几乎可以看做是一个调和了新文化与旧道德矛盾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符码。

对于这样一个重要而复杂的人物，毫无疑问，需要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研究他的思想，研究其思想与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革新的关系，研究他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地位，当然也要研究他这个人。而研究人的一种重要方式，就是传记。

关于胡适的传记，迄今已有十几部，可以说各有千秋。本书的作者之一易竹贤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就研究胡适，他撰写的《胡适传》于1987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出版时所遭遇的情形，在该书1994年修订版的序中曾有记载：“犹记1987年4月，一万部精装本《胡适传》已整整齐齐，静静地躺在了书库里，却不得与广大读者见面。几经周折，终于这年10月21日获准发行。至年底2个月零10天便销售一空。反响也颇为强烈，有北京、香港、澳门、台北、纽约等地共40余家中外报刊发表评论或介绍文字。”出版一本胡适的传记，要遭遇这样的周折，这种感慨现在当然不会再有了，这说明时代有了巨大的进步。

这一次，北京大学中文系温儒敏教授主持编写一套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名人传，这是让学术走向普及和大众化的一个好的提议。承他的约请，我们撰写了这部《图本胡适传》。易竹贤负责提供一些现有的材料和少量图片，而根据丛书的编辑设想，提出以胡适生平主要事件为重点的新思路，增加许多能突出传主个性的新材料，再配以大量新的图片，内容涉及与胡适相关的各种人物照片、图书杂志的书影，以及记录了重大政治事件的日记手迹等，加上相应的文字说明，以收图文并茂互动的效果，增加读者的视觉效应和可读性，这些则主要由陈国恩一手操办，易竹贤只是对文稿讨论校读一过。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可以说主要是陈国恩同志辛劳的一个成果。

我们需要开发胡适的思想矿藏，批判地吸收其中具有现实意义的因素，从历史的回顾中借鉴民主实践失败和成功的经验，把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推向新阶段。我们期望这本《图本胡适传》，能使读者在增强了解胡适这个人的兴趣的同时，也能更深入地通过胡适的思想来反思中国现代的历史，思考21世纪中国所面临的问题。

我们由此想到，学术的普及和大众化，有其重要的文化思想意义。学者不应该老关在书斋里，仅偏向于严肃高雅的学术事业。然而，趋向普及和大众化，又必须有严肃高雅的学术创新为基础，并在其指导下进行，非如此不能保证方向正确，并收到好的效果。因此，打好学术的基础，还是学者的本质，绝对不可偏废，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陈国恩于2007年获得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研究”，立项号07JA751008，本书为该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2008年8月15日记于珞珈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