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方孝孺评传》是《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中一。宋濂是明太祖顾问、皇太子师、翰林院“首臣”、明朝“开国文臣之首”。《宋濂方孝孺评传》作者王春南和赵映林对他一生经历、功业及思想渊源、特点、价值等，作了扼要介绍和深入剖析，是迄今为止有关宋濂的第一部评传体学术专著。方孝孺是明朝初期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本书将其生平、事功和思想放入历史长河和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纵横联系、以纵为主的全面考察，探赜索微，运用文化学的理论与方法，使宏观综论与具体剖折榫卯相扣，在此基础上作了客观阐释和评析，展示传主的思想风貌，揭示其思想真谛，探求其思想的文化底蕴。

《宋濂方孝孺评传》：宋濂(1310一1381)是明太祖顾问、皇太子师、翰林院“首臣”、明朝“开国文臣之首”。在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文学理论研究及创作、明初思想文化建设等方面，均卓有建树。他对理学思想多所阐发，有独到见地；并极力用理学影响明太祖的思想和施政，颇著成效。他推进了宋元以来儒、释、道“三教归一”的趋势。他的很多思想在同时代人中是领先的。与刘基一样，其著作足以代表元明兴代之际整个社会思想学术水平和特征。以往有的著述涉及宋濂时，对他的思想、事功、诗文创作，似没有予以充分的肯定，甚至还有一些误解。本书力求对宋濂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对他一生经历、功业及思想渊源、特点、价值等，作了扼要介绍和深入剖析，是迄今为止有关宋濂的第一部评传体学术专著。

方孝孺是明朝初期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近6个世纪来，学术界对方孝孺的研究几呈空白。《宋濂方孝孺评传》作者王春南和赵映林将传主的生平、事功和思想放入历史长河和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纵横联系、以纵为主的全面考察，探赜索微，运用文化学的理论与方法，使宏观综论与具体剖折榫卯相扣，在此基础上作了客观阐释和评析，展示传主的思想风貌，揭示其思想真谛，探求其思想的文化底蕴。不仅厘定了方孝孺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同时生动具体地叙述了在那个风云变幻的特定历史时代悲剧的出现。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宋濂评传

第一章 元明兴代与艰难成才

一 元末社会及其对宋濂的影响

二 明初社会及其对宋濂的影响

三 清贫的耕读之家

四 转益多师

五 力学砥砺

第二章 归隐与人仕

一 不仕于元

二 应朱元璋之召

第三章 教学生涯与教育主张

一 讲经授徒

二 对方孝孺的影响

第四章 太子师帝师

一 忠心辅导太子

二 向朱元璋讲授“帝王之学”

第五章 开国文巨之首

一 起草文告

二 主修《元史》

三 编修几部重要典册

四 参预制订礼乐、典章制度

五 撰作名公巨卿墓铭

第六章 宠遇与劫难

一 明太祖表彰的忠臣、贤士

二 致仕返乡和明哲保身

三 谪贬和自杀

四 从宋濂的大起大落看明太祖的士人政策

第七章 一代文章大家

一 文章之道

二 记叙文、传记文成就

三 诗歌成就

四 与八股文、台阁体的关系

第八章 重“民本”、主“仁政”的政治思想

一 “君权民授”说

二 “设官为民”说

三 整肃吏治的主张

四 以“仁政”致治的主张

五 告诫功臣慎始善终

第九章 公正选士、贤人治国的人才观

一 强调贤人治国

二 探寻人才成长规律

三 呼吁以公正标准拔用人才

四 批评埋没人才      

第十章 以程朱为宗、融会诸家的理学思想

一 宗尚程朱融会理学诸派

二 “性命”说

三 修身与治国的结合

四 “神气”说

五 “主静”、“持敬”的涵养方法”

六 “天人合一”观念

七 “理欲”说

第十一章 以儒为本≮合一三教的宗教思想”

一 出入佛经归于儒典

二 老易相互为用

第十二章 书画鉴识与书画思想

一 强调气势、真趣、神韵的书法思想

二 注重社会功能的绘画思想

结语

方孝孺评传

第一章 方孝孺的时代

一 明初国势日盛

二 明太祖诛戮功臣造成嗣君孤立无援

三 明太祖分封诸王导致日后强藩威胁新君

四 明太祖“法用重典”使人人危惧

第二章 方孝孺的家世与生平

一 方孝孺的家世

(一) 周代方叔之后

(二) 先世谱系

二 方孝孺的生平

(一) 生于名儒之家

(二) 随父赴济宁，遍寻孔门遗迹

(三) 晴天霹雳，“空印案”祸及方家

(四) 投师宋濂之门．

(五) 闲居田园，潜心著述

(六) 师友交往

(七) 任职汉中，兼蜀王世子师

(八) 辅佐建文帝，对洪武政制改弦易辙

(九) 回天乏力

(十) “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第三章 方孝孺的政治思想

一 以民本思想为指导的君职观

二 “诚以格君”以实现君职

三 “视民如伤”，倡人道主义

四 以仁义治国的政治主张

第四章 方孝孺的法思想

一 主张立法以利民

二 反对严刑峻法，主张“先教后诛”

三 “见物见人”的两点论

四 任人任法，二者并重

五 “推仁义而寓之于法”

第五章 方孝孺的经济思想

一 行井田，遏制贫富两极分化

二 轻徭薄赋，节财俭用

三 “宁余于民，无藏府库”的富民思想

第六章 方孝孺的理学思想

一 “天人合一”的天道观

二 主敬立诚和主静

三 格物致知

四 良知与良能

五 舍利取义的义利观

六 “孝以继志，忠以尽职”的伦理思想

第七章 方孝孺的文学主张、成就与风格

一 文以载道、文道合一的文统论

二 道明气昌和因时而变的创作论

三 “出入东坡、龙川之间”的文学成就与风格

四 人人“爱诵之”的诗歌创作

结语 方孝孺思想综述

附录 宋濂年表

方孝孺年表

索引 重要文献索引

重要词语索引

重要人名索引

后记

朱元璋认为元失在宽，为防重蹈覆辙，须行猛政：“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但他在与群臣议论这个问颢时。有时说法似有所不同。

洪武元年(1368)正月，朱元璋与刘基等讨论用法轻重问题，他说，自淮右起兵以来，见横罹锋镝者多，常恻然于怀。“今民丧乱，犹出膏火之中，非宽恤以惠养之，无以尽生息之道”。刘基说：“自元氏法度纵弛，上下相蒙，遂至于乱，今当维新之治，非振以法令不可。”朱元璋否定了刘基的观点，说道：“夫经丧乱之民，思治如饥渴之望饮食。创残困苦之余，休养生息犹恐未苏，若更殴之以法令，譬以药疗疾，而加以鸩，将欲救之，乃反害之。……”朱元璋与刘基的观点看似有分歧，好像一个主轻法，一个主严法，实际上只是谈论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朱元璋自始至终讲的是“治民”，主张恤民、安民。刘基讲的是“治官”，认为要吸取元朝因纪纲废弛、官吏上下相蒙导致天下大乱的教训，用重法整肃吏治。只有对官吏严加管束、整饬，才能保护民众，以利安养生息。所以刘基、朱元璋两人所言并不矛盾。在这之后，洪武元年八月，刘基还说：“宋元宽纵失天下，今宜肃纪纲。”可见他并不认为自己的观点错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

朱元璋在另外的场合也讲过与刘基的观点大体相同的话。他对皇太孙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故《明史》云：“始太祖惩元纵弛之后，刑用重典”。

朱元璋用重典，打击的重点对象是贪赃枉法的官吏。他起自社会下层，了解民间疾苦，对贪墨之吏害民，异常痛恨，决心“以极刑处之”。同时，他又深知贪吏是元末社会一大祸害，元朝就亡于吏治腐败，所以即位之初就向贪吏开刀。

洪武元年正月，天下州县官来朝，朱元璋告诫他们：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要实行安养生息的政策。他说：“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天下始定，才力俱困，夫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希望他们做清廉的官员，“约己而利人”；不要做贪官，“？人而厚己”。

洪武四年(1371)十一月，朱元璋下令：“自今官吏犯赃罪者无贷。”关于下达这道命令的背景，《明实录》有如下一段话：“初，元末政弊，仕进者多赂遗权(要)，邀买名爵，下至州县簿书小吏，非财赂亦莫得而进。及至临事，辄蠹政鬻狱，大为民害。上深知其弊，尝日：‘此弊不革，欲成善治，终不可得。’故有是令。”朱元璋以法律手段“重绳赃吏”。他要求将各衙门犯贪赃罪的官员的名字书于“申明亭”，以警戒众吏。又命刑部：“凡官吏有犯，宥罪复职，书过榜其门，使自省；不悛，论如律。”犯了贪污罪，免于处分并复职的，要将他们的犯罪事实书于门上，使其警省。如若再犯，则按律严惩。

从以下几例，可以看出朱元璋是怎样用严刑峻法惩治贪吏的。明律规定：贪污银子60两以上者，枭首示众，还要“剥皮实草”；受贿枉法者，1贯以下杖70，每5贯加一等；20贯杖60，徒1年；45贯杖100，流2000里；满80贯处绞刑；监守自盗，1贯以下杖80；7贯500文杖60，徒1年；20贯杖100，流2000里；满40贯处斩。又规定，官吏外出，乘坐官府的车、船、马匹等，携带私人物品不得超过一定数量。如乘官船、官车者，私载物不得过30斤，违者治罪。轻则笞10下，重则杖70。

明初对贪吏的惩治是雷厉风行的。朱元璋不手软，不徇情，不瞻前顾后、畏首畏尾，不担心清出贪吏会“损害”朝廷形象。一批又一批的赃官被绳之以法。如洪武九年(1376)，“官吏有罪者，笞以上悉谪屯凤阳，至万数”。可见被查出并置于法的贪吏数量之大。

明初惩治贪吏，对其余的官员起到了很大的惩戒作用。《明史》云，“其时吏治多可纪述”，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朱元璋在惩办贪赃奸吏的同时，还注意选用良吏、廉吏。“每旌举贤能，以示劝勉，不专任法也。”洪武元年(1368)闰七月，征天下贤才为知府、知州、知县等，敕命厚加赏赐以“励其廉耻”。当时天下府、州、县官廉能正直者，朱元璋必派遣使者持敕命前往慰劳，增秩、赐金。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仁宗、宣宗时代。……P16-19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伺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介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劣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寸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 《丛书》所以用“华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启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索。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奔，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_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_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_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一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足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本书传主宋濂、方孝孺平生著述繁富，全集、文集流传至今的版本较多。研究传主的生平、事功、思想、学术，资料并不匮乏。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宋、方二人的研究甚是薄弱，足资参考、借鉴的专著、论文较少。加之传主知识博通，他们的学问涉及文史哲、儒(理学)释道及艺术等诸多专业和领域，故撰作本书，难度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只能一边学习，一边研究。

当本书问世时，时时关心本书撰写和出版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主编匡亚明教授已看不到它了，为此不胜伤悼。谨以此书寄托对匡亚明教授的哀思。

本书是在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指导下写成的。蒋广学、陈振、范金民教授等精细审阅了全稿，指出了稿中的舛错疏失，多所匡正，并提出了独具卓见的修改意见。茅家琦教授也给予本书作者很多帮助。趁本书出版之机，特对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及以上诸位先生，表示感铭之情。

1997年12月1日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