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之师的辉煌庆典，纳粹党魁的睡死挣扎，波希米亚下士的生命终结，法西斯狂人的必然下场！

本书讲述了纳粹的没落，战争，人们遭受的迫害与毁灭，解放之年——也就是“第三帝国”的溃败之年。这段岁月虽然已成历史，其中却充满了发人深省的故事……

这本《希特勒末日记》(The Last Days of Hitler)，作者为H.R.特雷弗·罗珀(H.R.Trevor-Roper)原为英国情报官，曾受命揭露希特勒末日所犯罪行的任务，因此接触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书中，他采用了活的材料来书写历史，内容翔实、文笔生动，不仅对于史学家研究末日中的希特勒是十分珍贵的史料，而且对于广大读者来说，也是非常有趣的历史读物。

导言 英国空军元帅戴德尔勋爵

第一章 希特勒和其王朝

 纳粹政府和纳粹主义的真正性质/东方政策/政党和陆军/继承权的竞

 争/赫斯的逃亡/博尔曼/戈林/希姆莱/舍伦贝格和其野心/德国情报处/1944

 年7月20日的阴谋和其影响/希姆莱的衰微和博尔曼的兴起/博尔曼和戈培

 尔/希特勒仍旧是所有人无可争执的主人

第二章 失败中的希特勒

 面对失败中纳粹领袖的政策/组织和纪律的崩溃/“抵抗运动”/“狼人”/

 戈培尔的干预/理想上的虚无主义/阴谋后的希特勒/希特勒的日记/希特勒

 的医生/莫勒尔教授和其药丸/希特勒健康衰退/医生间的危机/莫勒尔敌手

 被辞退/希特勒的催眠术和杀人欲

第三章 失败中的王朝

 施佩尔和虚无主义/技术主义者的哲学和其限度/施佩尔脱离希特勒/希

 姆莱和舍伦贝格/舍伦贝格销蚀希姆莱对于希特勒的忠诚/舍伦贝格建议清算

 希特勒/希姆莱犹豫不决/希特勒对于继承的失望/希特勒在柏林/爱娃·布劳

 恩/施威林·冯·克罗西克伯爵和其日记/罗斯福的死亡/纯粹主义的愚人天

 堂/里宾特洛甫/舍伦贝格、施威林·冯·克罗西克和希姆莱/舍伦贝格的自欺

第四章 危机与决定(4月20—24日)

 希特勒56岁生日/地下室/生日迎宾和会议/希特勒留在柏林/戈林离

 柏林南去/施佩尔的计划和演说/希姆莱和伯纳多特伯爵/斯特内攻势和其失

 败/4月22日的会议/希特勒精神虚脱/希特勒和戈培尔计划自杀/“留给戈

 林来处理”/无用的规劝/约德尔和凯特尔离去/希姆莱接到了消息/希姆莱计

 划和菲格莱因会晤/格布哈特往访地下室/从柏林向南方的大撤退/科勒尔把

 消息带给戈林/戈林召集会议/戈林给希特勒的电报/希姆莱和伯纳多特最后

 一次会谈/舍伦贝格的误解/施佩尔最后一次往访地下室/希特勒仍旧拒不离

 开/地下室中接到了戈林的电报/博尔曼的机会/戈林的撤职和被捕/戈林事

 件的解释/施佩尔和里宾特洛甫离去/再一次无效地劝诱希特勒/柏林被围

第五章 重围中的地下室(4月25—28日)

 总理府中留着的人/地下室和外界隔断/格莱姆和科勒尔奉召来地下

 室/格莱姆的旅程/格莱姆受命为戈林继任人/炮轰总理府/地下室中的离奇

 生活/菲格莱因的失踪和被捕及他的降职/自杀会议/希特勒指望着温克大

 军/叛变的疑虑/希姆莱与伯纳多特会议的第一个消息

第六章 “你也叛变了吗？”(4月28—29日)

 舍伦贝格在丹麦/伯纳多特交涉失败/星相家的外交/希姆莱仍自认为

 是希特勒的继承人/希姆莱议和对于地下室的影响/地下室内秘密会议/菲格

 莱因的执行/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的婚礼/希特勒的两个遗嘱/博尔曼和戈

 培尔/戈培尔对希特勒政治遗嘱的附录/将遗嘱派送到柏林外去/3个携送人

 和其旅程/冯·贝洛中校/魏德林将军的报告/冯·贝洛离开地下室/冯·贝

 洛的任务和旅程

第七章 希特勒之死(4月30—5月1日)

 希特勒听到墨索里尼之死/爱犬被杀/希特勒向干部告别/干部中普遍

 感到的轻松/4月30日/葬礼的准备/希特勒向要员告别/希特勒和爱娃·布

 劳恩的自杀/尸体被移至花园/焚尸/残迹的秘密处分/地下室中的松弛和吸

 烟/博尔曼将任命通知邓尼茨但掩饰希特勒的死讯/博尔曼的动机与计划/博

 尔曼企图与苏军议和/克雷布斯被派去见朱可夫元帅/克雷布斯的任务失败/

 戈培尔将希特勒死讯告诉邓尼茨/邓尼茨公布希特勒死亡/戈培尔家属自杀/

 集团出走和其失败/博尔曼的命运/希特勒遗嘱的命运/希姆莱和邓尼茨/希

 姆莱的犹豫不决/希姆莱的最后会议/邓尼茨罢免纳粹党人/希姆莱自杀

后记

资料来源考

附录

第一章 希特勒和其王朝

现在新秩序已经过去，“千年长治久安的德意志帝国”已在10年之内崩溃，我们终于能在烟雾缭绕的瓦砾之中，发现关于这离奇而悲剧式插曲的真相。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也是深有意义的研究，因为我们不但发现了事实的真相，并且发现了我们自己错误的程度。如果我们要明了希特勒末日的非常故事和领会纳粹政治的真正性质，我们必须首先除去这些错误。我们必须承认希特勒不只是一个工具；纳粹国家不只是(照字面意义所表示的)一个极权国家；同时它主要的政治人物不是一个政府，而只是一个王朝——正像东方任何苏丹领土中王朝中的朝臣一样，虽只有不重要的统治权，却有着极大的阴谋诡计才能。我们必须知道纳粹理论真正的政治意义，以及它在这些末日中保存其纯正和决定事务的程度；还必须知道的是希特勒和陆军参谋本部竞争的性质——陆军参谋本部是一个和他意见格格不入的集团，他既无法加以解散，又不能加以消灭，有一段时间，他自己反而险些给他们所消灭。除非能够明了这类政治上的事实和关系，否则1945年4月中所发生的种种，便无法理会。大量繁复的证据，纵加收集整理，在某种意义上，结果仍然徒劳，因为事实的神秘虽可因此而解决，但解释的神秘，可能因之而增加。

这些说法似乎是难以索解的。在过去几年中，多少人在不知不觉中给纳粹的宣传所诱惑，以为纳粹的德国在组织上是一个“极权”国家——全然完整、全部动员，并由中央控制着的！如果真是如此，德国也许已经打胜，因为它在时间上、资源上和准备上，都有着巨大的优势；但事实上德国的极权主义全非如此。由中央有效控制着的只是政策而不是行政。纳粹党所理解的全面战争，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也许只有我们认为的)，将一切努力集中于作战，将一切无关的工业予以停顿，因为在德国，许多不重要的奢侈品的生产，仍旧继续。它的意思，是指利用一切方法和手段实施不分青红皂白的战争。在纳粹的德国，战时生产、人力、行政、情报，都不经过合理的集中。里宾特洛甫(Joachim v．Ribbentrop)在纽伦堡(Nuremberg)法庭上声辩说，所有外国的情报并不是由外交部而是由30个各不相涉、互相竞争的机关供给的，这个申辩大体无误。德国政治和行政结构，并不像纳粹党所主张的“金字塔式的”和“整块的”，它是许多杂乱无章的私人帝国、私人军队和私人情报所拼凑而成。事实上，不负责任的专制政治和极权行政是不能并存的，因为政治不稳，有随时发生变更的危险，加上私人报复的恐惧，使每一个人——不论其地位使他有权无权，都会想方设法由公共的赌注中保留他所能拿得到的一部分权力，以保护自己，来对付意外。结果，公共的赌注便荡然以尽。统治者的不负责任，引起了人民的不负责任；国家政治这个观念，在宣传之外便不复存在；政治便成为封建无政府的政治，这种情形，在一个其地位无可争执的暴君的个人权势之下，固能使它隐而不见，但他决不能使它的本质有所变更。

对于这个暴君，我们中问也有许多人是如何地认识错误！他常被认为只是一个工具，而实在的情形却是他个人的权势能使其在自己所创造的混乱上驰骋到底，并掩藏其真正的性质——甚至在纽伦堡的罪人席上，他还能从其坟墓中支配着他柔弱和卑劣的属员。这种专制政治，如果没有外来的力量加以阻遏、控制，想来加以纠正的内在抵抗决不可能发生。权力一到绝对，谁都不能避免腐化。所有的抑制、谨慎、自省，只有在权力不安全或有竞争中，才能影响权力的行使，但权力已臻绝对，这些限制便不能存在。在希特勒的最后几年中，我们已找不到他在较早时期所有的外交手腕和让步，或《我的奋斗》(Mein Kampf)中所描述的有所保留和偶然谦虚了。

其次是纳粹主义本身。这个德国革命的宗教使德国革命得到了暂时但有声有色地成功的基础和原动力，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引起以前一次大变乱的加尔文主义(法国神学者约翰·加尔文的教义——译者)。许多著名学者，曾检讨这个野蛮的北欧的荒谬制度，分析了其组成分子，发现了其遥远根源，释明了其意义，并解决了其错误；但对于这个使人丧气的问题，所有的著作中，最好、最有启发性、最有价值的，在我看起来，并不是那些严谨的学者，也不是这运动下善良的牺牲者所著的作品，而是一个失望的纳粹党员的作品(因为失败常常是比勤恳或德行更好的一种政治教育)。赫尔曼·劳希宁(Hermann Rauschning)是一个东普鲁士(East Prussia)显贵，他是很早就参加运动的军事贵族之一，希望可以利用这种运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虽然他们的贡献使运动成功了，但结果仍受尽欺骗而未得酬偿，在1944年的清算中，又看到了其阶级最后的瓦解。劳希宁比其他人聪明，他及早从这个他既不能控制又不能阻止的运动中逃了出来，写了两本书，暴露了纳粹运动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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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随着希特勒的饮弹身亡，由他所领导的整个德国纳粹王朝就此覆灭，世界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距离希特勒死亡虽已六十余年，但他带给所有爱好和平、向往美好生活的人们无尽余痛，至今仍如梦魇一般。虽然二战已成为历史，但古史可为今鉴，历史上的教训值得记取。因此，今天的我们有必要了解那段历史，有必要深入透析希特勒这个历史人物。

这本《希特勒末日记》(The Last Days of Hitler)，作者为H.R.特雷弗·罗珀(H.R.Trevor-Roper)原为英国情报官，曾受命揭露希特勒末日所犯罪行的任务，因此接触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书中，他采用了活的材料来书写历史，内容翔实、文笔生动，不仅对于史学家研究末日中的希特勒是十分珍贵的史料，而且对于广大读者来说，也是非常有趣的历史读物。

本书于1949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译者为沈大鲑、张子美，出版至今已超过半个世纪。今天，我们从众多馆藏的书籍文献中将它挖掘出来重新出版，以飨读者。

此次出版，我们将原来章末注释转化为当页注释，将旧有人名、地名等改为今天通行译法，将竖排繁体转化为横排简体，另外，还新增了一些插图，使本书内容更为丰富。

这本书写作的原意，是要建立希特勒已死的事实，从而防止一种神话的兴起。的确，希特勒本人在政治上利用神话，已为这世界造成足够的惨痛，不可任其再度重演。现在事实已经显明，如果神话也和真理一样是以证据为基础，我们已可以高枕无忧。但神话并不和真理一样，而是轻信战胜证据的凯歌。诚然，神话的外形也受事实的局限，如能流传，至少也必须具备最小限度的证据，但一旦敷衍过这种不可否认的最小限度后，人类的心意便自由发挥其自欺的能力。当我们考虑到许多无稽之谈能很容易被千百人所接受，而其所根据的证据，又都是如何的可笑时，那我们在宣称任何故事为绝难置信之前，实不得不加以三思。

所以，虽然这本书内叙述的事实都可以确信，而我对本书的原旨能否成功，却不敢遽加臆测。许多人都看见尼禄死去，但一年以内，出来了许多假尼禄，还被人信以为真。本国史上，明明王子们已在伦敦塔上被人暗杀，而后来还有很多人很便利地发现了其存在。我们可以由这些令人沮丧的例证向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的故事寻求一些安慰。恩培多克勒为了顾惜自身的声誉，偷偷地没入埃特纳火山口内，深信他市内懊丧的民众，想起他本人的明哲预言，必将推定他已升入天国。但是吉尔根蒂(Girgenti)的市民并没有得到这种结论。发现这位哲人被火山偶然喷出的一双破鞋，他们的好奇心，不必求助奇迹，已得满足。这个寓言如果真实，的确给我们不少鼓励，但我们必须说明，西西里的希腊人所以能如此坚决的否定怪诞，得力于怀疑教育和高级生活程度为多。德国人久已失去前者，而在相当时间内，也不似能享受到后者。

但我相信，本书中所述的事实，是属于不可否认的最小限度之类的，虽是极荒诞的神话，也不能不加以顾虑。纳粹主义可能复活，德国史诗的流毒，在希特勒之前便已毒化了德国的政治思想，很可能再有一次的发挥。一个新党可能以希特勒的神话作为号召，但果真如此，也只是死希特勒，而不是活希特勒的神话。这也许是很小的安慰，不过事实所能为力者已尽于此。防止政治神话的兴起，原不是历史研究而是实际政治的职责。

所以，撇开控制将来的不适宜工作不谈，我们现在可以考虑一下，这一页特殊历史所能给予我们的教训是些什么。有些教训在记述的过程中已经显露，但在这篇后记中，还有再加一次概述的价值。因为我想，每个人读了这篇猴笼生活的记载，至少都有两个问题要提出并希望得到解答：第一，这些猴子如何能攫夺并保持其权力？第二，他们在战争中为何能几乎获胜？第一问题使我们考虑到独裁权力的性质。

托马斯·卡莱尔假定权力应无条件地付托给伟大人物，那些以自身便是法律而无须对渺小人物的制度或成见负责的英雄们。一个民族侥幸而产生一个伟人(他想)便不应将他伟大的表现妄加限制，而应以他能推近其计划为幸。这种理论，对于正在忧郁挫败时期，对政治制度和运用制度的能力都已失望的德国人，听来自甚悦耳。希特勒也愿接受，他在柏林的地下室中，还以夜郎自大的神情听人读着卡莱尔的《腓特烈大帝史》。希特勒和卡莱尔一样，也相信“历史伟人”，在他看来，比人民的幸福和生存还更重要，而他自视是个伟人——关于这点，他倒的确没错，因为要说一个拔山盖世的人物只是常人，自然不免荒谬。德国人认他为他们所期待的救世主，在他已显然成功的时刻，他们将他们的政治制度向他贡献牺牲，因为他们不信制度而信他个人。

纳粹历史为卡莱尔理论演出了很好的实例。这种理论以两个可疑的前提为基础。第一，所谓“伟大”或其他任何纯属抽象的概念是可喜的；第二，人类性格是不变的——因为伟人必须保持其“伟大”的性格才可以付以绝对的权力。这一理论的反面理论，可以阿克顿勋爵的箴言来作概述，“权力引起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其理论是：权力不但是一种固定性格的有效表现，而且能影响并改变其行使者的性格。纳粹的历史说明这一理论是正确的。

在纳粹主义初期，希特勒所表现的政治天才，我们现在很有忘却的危险，但我们应当切记。他的最终目的，在不愿自欺的人们看来，的确已很明显。他的目的是要以一个中欧的野蛮帝国来毁灭欧洲文明——一个较新较永久的成吉斯汗的可怕霸权。丘吉尔所称为“一个新黑暗时代，因误用科学的进步而更形邪恶，也许更能持久”，但我们在承认了他兽性的野心后，也必须承认他是以政治天才来求其实现的。他发现并利用了一切酷虐的冲动、无理性的信仰、遗传的成见和受挫民族的回忆及恐惧，他发明了一种新的利用技巧，而机巧果敢地用以推进其最后目的。他的宗旨是明显的，政策是一贯的，方法是多方适应而有效的。假如德国人民所需要的正与他所需要的结果相同，又假如卡莱尔理论是正确的话，他们可以合理地假定(已有太多人如此假定了)元首已发现了政治的秘密。一切限制希特勒这个凡世之神的绝对正确的权力的机构，只不过是被抛弃的信仰的偶像，只配作祭品。

在1938—1941年中，希特勒得到了他最显著的成功。每一次成功后，德国人民就都敬他一分，到1941年，他认为自己永远正确是不容置疑的。他的军队去莫斯科不过数里，他本人被称为空前未有的军事天才，他已不再感到政治技术的需要、忍耐和柔轫，终究不过是对可能弱点或错误的承认。1941年秋，他复员了40师的兵力，命令工业恢复消费品的生产。1941年12月轻率地对美宣战，以为另一个受害者可以增加他必胜的光辉，显然他已不再准备承认有任何弱点或错误的可能。政治技巧已不需要，可以废弃，而本可在他错误时用来矫正他的制度，也已早遭废弃。

我们在观察本书所述的末日时，应当同时回忆这篇过去的历史。从中我们可以见到卡莱尔迷梦最后的必然结果。自1944年7月20日后，陆军的反对，德国国内最后和唯一的反对，已被压倒。纳粹权力现在已经绝对，制度全遭破坏，与政治技巧完全脱离，我们看到一种新的局势，在此局势中，政治已不是精确的势力估计，而成为不负责任权力的直接表现。

这种不负责任的后果是明显的。不但是一个腐化的人可使其个人的放荡行为在政治上发生不可抗御的影响，如希特勒“世界霸权或毁灭”的公式可以成为实际政策，而他在外界态度坚决时，可将其破坏力在德国国内尽量发挥。即在个人性格以外，也还有其他后果。虽然独裁政治有时以效率较高见称，而在相当条件下，也可能有较高的效率，但真正的独裁在定义上便是无条件的，也是内在无效率的。不负责任的权力，没有繁杂的制度，虽是人中之神，也无法集中行使，势必分裂为若干便于管制的帝国，各归于他同样不负责任的部属掌握。并且，这种人神，既然是人终必有死，于是有继承问题。继承大统的候选人不可避免的必是一班在他死时能够设法保持最大部分或最有实效权力的人。即便是那些没有继承希望的也必设法自保以求在继任手中还能继续生存。在全体一致的表面下，所有独裁政治大部分是离心的，互相忌嫉的封建诸侯拥有私人军队，把持公共资源，私相争较或竟公开战斗，以互争势力之消长。事实上，宫廷和封建主义都不是开明政治的养育之地，所以野心家往往很滑稽地因他们的野心而失败。克伦威尔的总督们经过争斗后变成了传统政权的内应。希特勒的僧侣们计划了许多荒谬的阴谋，只为了争夺一个无法继承的大统。现代独裁的特点——竭力地寻求自足，蓄意地隔离知识——更使国内政治开明的可能减少，而直接引导政治和知识界进入愚人的天堂，使一般如戈林、戈培尔和希姆莱之流得以其药物与香粉，虚无主义与神秘主义，弄臣与星士来决定政策，蠢汉如里宾特洛甫、舍伦贝格和施威林·冯·克罗西克之徒，皆得被称为外交专家。这使我们想到罗马的宫内寄生虫，正如玉外纳(Juvenal)所说：命运的恶谑一一昨日之乡村优伶，今日操生杀大权，明日又掌理公库。  绝对权力制度下的缺少批评，不仅窒息了政治智慧，即是技术进步，不论其目的与政治如何无关，也同样依赖于思想和方法的自由对立，而此种对立正为恩威普及的独裁者所不能允许。现在德国的一切秘密均已暴露，纳粹制度下德国科学的低落已至显明。本书中曾说明了一个例证，如学术的指导、器材资源的分配、成绩的评判、职位的升迁，均取决于一般江湖医生如莫勒尔和康蒂以及近于痴癫的狂徒如黑衫卫队之流，医药如何能有进步？即在军事科学上，同样的没落也很显著。希特勒以一群在全世界最伟大军事传统中训练成效率齐一的将军们开始其战争；而在结束时，只有几名奉命维谨的无名小卒和他自己。将来的军事史学家对于贝克和哈尔德，埃里希·冯·曼施坦因和龙德施泰特也许有评述，但对凯特尔和克雷布斯或者连对凯塞林和舍尔纳决不肯浪费笔墨。但他们对于希特勒本身会有如何的评价呢？

希特勒的战略天才为德国招来了惨祸，固常为人所讪笑，但在这里，也不应仅就最后的结局观察而应顾全到造成结局的各个阶段。在职业将领们自高身价和一般官吏们奴颜婢膝的烟幕之后，可以看出希特勒的军事天才，实也未可厚非。他知识的广泛，对于细节的把握，已为一般人所不得不勉强承认。他的毅力，虽终于造成德国的劫运，有时也能造成一种职业将领们纯恃军事调遣学所认为绝不可能的效果。而他的作战计划，是非成败，至少也还有争论的价值。但是希特勒的思想和方法都很偏激。凭他的直觉，在政治方面选用了施佩尔和里宾特洛甫，在军事方面选用了古德里安和凯特尔。纠正的批评、对立的思想和事实都是这位杰出天才所不可少的。他的战略终于造成和政治方面同样的惨败，实由于批评的绝迹，而不在于思想上内在的错误。曾经参加他最初两年干部会议的人，曾述及他初期比较耐心的方法：他默然静坐，偶然发问或阐述己见，审慎的前进，向他所希望能鄙视而仍私衷敬畏的专家们学习他所能学习到的一切。但是，成功逐渐的养成了自信。戈培尔的宣传、凯特尔的阿谀，养成了无敌权威的自我蒙蔽。任何思想、任何事实，都不许与战略天才的理论抗辩，到了最后，会议席上竞变成何等景象！希特勒还在那里，仍旧是中心人物，仍旧是最后权威，但在他与外界现实之间阻隔了一道万里长城。他听不到其他的声音，只有自己的回声，因为现存的侍从，无人敢于发言，甚至还不明究竟。他仍旧亲自布置细节，仍旧一团一营的分拨调遣，但他是置身在幻想的战场之中，他正发动着不可能的斯特内攻势，或是指挥着温克大军的幻影。

因此，在阅读希特勒帝国的末日史时，我们须切记，这是他的末日，与初期不同；否则我们将忘记了它所说明的教训。但是我们要记着，末日胚胎于初期。历史上许多独裁都经过类似的阶段。他们以革命的权力开端，所倚靠的是象征当时民众心情的革命思想，既而变成依靠武功的军事权力。他们既背弃了革命的诺言，武功也有时而穷，便不得不乞求于政治策略和秘密警察来作为其赤裸权力的基础。但在长时期中，这种势力终难持久，于是制度崩溃或被推翻。当然在理论上，革命权力也可能如罗马帝国，循着常轨发展，成为得人敬服合乎传统的权力，但大半的现代大独裁者——克伦威尔、拿破仑、希特勒、墨索里尼——都反其道而行之。我认为，原因在于独裁政权是无能的，终将毁灭所取得的成绩。

这些解释，或者可以解答第一问题，说明权力如何会落在这一群猴子之手，但此一解答，迫使我们又发生另一问题。如果这是权力与应当包含这种权力的制度相互分离后的自然结果，在这实际而非理论的世界中，又有何种力量能使这种纯理论的后果得以演成？何以在这种后果的演成，在理论上已显然不可避免时，并没有有效的叛变或反抗？固然，抵抗的制度，已被牺牲，而在现世界中，政府方面总占着优势。固然，戈培尔所允诺的奇迹和胜境，秘密武器和外交手腕还诓骗着德国的民众。固然，独裁政治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政治智慧一齐扼杀，但人类究竟不是盲目的机械，终究还有一些不可磨灭的常识余存，人类终究是政府的受害人也同时是政府的构成人，8000万民众对于显然以恶意趋使他们走入浩劫的党派能如此服从，至少应当有相当的解释。

有些人说，联军坚持“无条件投降”使德国人民因惧怕而继续服从，但如果这句话的含义是，否则他们便会叛变，我想是不正确的。在那些宁受纳粹统治不肯无条件投降的德人中，有几人会因联军能保证宽大便起而叛变？条件只能向当权的人或可以代替当权的人提出，否则便不是条件而是诺言；在戈培尔20年的宣传后，哪个德人会为诺言所摇动？关于替代当权的人，或许陆军领袖可以准备谈判，但是包括毁灭德国陆军的条件，对他们不能成为条件，且无论如何，陆军在政治上已经失败。至于道德高尚的新闻家所发明的“民主反对党”和麒麟凤凰一样是神话中的动物。的确，有许多德国人曾对纳粹窃窃私议，并自居为纳粹的敌人，但在战时，谈判只可能对实际的政治势力，而不能对虚无飘渺的阴影提出。在这些“民主家”中，谁曾共同议订出一个政纲或以具体的提议向联军进行接洽？几个有心的贵族、一两个失望的政客和落魄的教士，他们真能比舍伦贝格和冯·克罗西克之流更有希望吗？如果我们想解释德国人民的驯服，必须另求解释，而这种解释也许可以在使人沮丧的德人性格——对政治绝望中的性格中—一求得。

我们既然单独提出了德人的性格，当然不可以再蹈种族主义的错误。德人性格并非肇源于德国的血统或气候，而源于德国人民所偶然稔熟的思想习惯和政府传统。德国历史的特征既是一连串政治失败的记录，其连续性已使其成为一种传统——这种传统，在外貌上更造成一种现象，好像这种记录将不可避免的延续下去。德国人民也许自问：德国政治家中，有谁曾经成功？他的答案将为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麦。同时，何种自由式民众运动曾在德国成功？是1815—1830年还未成熟便在各省大学内闹得乌烟瘴气的浪漫自由主义吗？是1848年在法兰克福郑重讲道的律师和商人吗？是被布吕宁(Bruening)悄悄地从中破坏后来连革命形式都没有便被纳粹勒令消灭的魏玛共和国吗？具有这种回忆的德国人，很容易便会受人劝诱，认为不论理智于他人如何，在他们是只有武力才能成功的。德皇固然失败了，但至少他有一度的成功，和魏玛共和国不同，也许他的失败纯是由于技术原因——错误的是他的个人政策，不是他的基本原则。这至少是希特勒的见解，他提起“1914—1918年间的笨货”并允诺作进一步的成功。现在他已更悲惨地失败了。但是有一时期，他几乎成功，而假如后来的“自由”政府很显明的失败，则德国人对希特勒的回忆很可能不是他的惨败，而是他短时期的繁荣和将近达到的成功。

德国政治失败的一贯传统，除了造成对理智的灰心，对武力的倚靠外，还有其他的后果，其中之一便是将政治抬高到神秘的领域。一个德国人会说，如果德国人在政治上成功的如此之少，显然政治不是常人所不及，他们可以更有利更快乐地从事他们已经被人公认的农工商业和军事组织。因此，政治舞台便被空留起来，任何自称能了解政治神秘的小丑都可以登场来一显身手。德国政治，久已在这种真空内进行，德国人民的真正能力均集中于工业和军队，而工业和军队的指挥则无论在平时或战时，都让给了一般被人忽视的政治舞台的冒险分子。为了挽救他们的良心，德国人还发明了一些安慰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一切政治只不过是社会关系非物质的反映，以及技术主义者的哲学，说政治是无关重要的。这些哲学错误得如何可怕，这次大战的德国史说明，一个充分发展，因而为祸更烈的独裁，以其疯狂的政治，不但统制了德国的工业和军队，并加以误用，终至将其毁灭。所以，对于纳粹何以几乎在战争中获胜一问题的答案是，他们在战争中并未获胜，也没有几乎获胜。在战争中几乎获胜的是德国工业和德国陆军，在战争初期，在政治技巧时期，他们确曾得到独裁的培养，使战争失败的是独裁政体通行无阻的发展，而德国人民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致命的政治传统而默认到底。

这种传统是如何地具有致命性，由本书所记的一个个人历史中可以看出。在本书所描述的各种腐化和疯狂的人物中，有一个人很特别地孑然孤立。不论其判断是如何的错误，良心是如何的湮没，才使他能获得并保持现代史中最酷虐暴君的私人友谊，但阿尔贝特·施佩尔在希特勒王朝中，显然在道义上和智慧上都是孤立的，他有能力了解政治的势力，有勇气抵抗他人都认为不能抗拒的主人。无疑，他具有行政天才。他的志愿是和平的建设。他要重建柏林和纽伦堡，拟就计划“以不超过两个月的战费”(他曾在纽伦堡被告席悲惨地辩说)使他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不过，在政治意义上，他是纳粹德国的真正罪人，因为他比任何人更能代表毁灭德国并几乎沉没世界的致命哲学。10年来他高坐在政治势力的中心，以他敏锐的智力诊断纳粹政府和政策的性质并观察其演变，他注意并鄙视他身旁的各种人物，他听到他们蛮横的命令，他了解他们狂妄的野心，但他寂然不动，假定政治是无关重要的，他转而修桥筑路，建立工厂，任凭疯人政府演出了自然的后果。终于，这种演变竟使他本身的工作也将同遭毁灭，他才接受了这种后果而开始行动。但为时已晚，德国已经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