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朱迪丝两人十几岁的时候成为基督徒。早在信仰生活的初期，我们就有一个愿望，要把关于耶稣的福音告诉那些从未听说过的人。在4年的时间里，我们参加了三个宣教机构的例会，也在我们教会听了许多宣教士的演讲。其中最吸引我们的是有关圣经翻译的话题。
1967年，在维多利亚的一次奋兴会上，我们听了威克利夫圣经翻译会的澳大利亚理事大卫·卡明斯的演讲。这次演讲的主题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4章8节：“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
“假如士兵正等着上战场，需要号手吹响进军的号声。”他说，“如果号手吹出来的声音不够清晰，士兵就不会明白官长的意图。人们看到用自己不能理解的语言写成的圣经时，情况也差不多。因为他们也是只闻其声，却不知其意。”
大卫的这一席话打动了我们，促使我们思考这对我们有何启示。我们喜欢读圣经，并且理所当然地认为圣经就是用英文写的。可是，倘若圣经只能用另外一种我们不了解的语言来写，那我们怎能明白它呢？同样的，对于许许多多不懂英语的人来说，要理解英文圣经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啊！假如我们能帮助那些人把圣经用他们自己的语言翻译出来，那他们就有机会知道，上帝对他们也同样有特别的话语。至此，我们俩都明白了上帝要我们做什么。
我和朱迪丝1968年结婚，1969年在维多利亚圣经学院开始为期三年的圣经学习，其间我们有了头两个孩子：大卫和伊丽莎白。之后我们参加了暑期语言学院(简称SIL)，学习未成文语言的分析和翻译。
在圣经学院的那几年里，我们常常祷告：“主啊，你要我们去哪里服侍你？”我们当时想，可能要去巴布亚新几内亚，不是所有澳大利亚人都去那里吗？可是，我们就是感觉不是那么回事。后来到了暑期语言学院，给我们上第一堂课的老师是罗斯玛丽·罗德，她曾在菲律宾做翻译。于是，第二天我们就问她：“能跟我们讲讲菲律宾吗？”
罗斯玛丽笑了一下，深呼了一口气，讲了起来。在接下来的10个星期里，她给我们讲菲律宾的风土人情，也讲到那里正急需大量的译员。到课程结束的时候，我们不但明确了去哪个国家，甚至更具体地确定了我们将要学习的语种——南菲律宾邦吉部落的语言。
我们向威克利夫圣经翻译协会提交了申请，并于1972年3月成为会员。在被分派到菲律宾工作之前的16个月里，我们先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参加了一个太平洋地区环境适应性课程，然后又学习了一个高级语言课程，最后组建了一支信仰坚定且有足够经济资助的团队。之后，我们就飞往马尼拉，盼望着尽快去邦吉开展工作。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我们一到马尼拉，就听说所有新到成员必须先学习菲律宾的国语——塔加路语。这要花9个月的时间啊！邦吉怎么办？我们还想去那里开展工作呢！
但是，如此安排的好处是，我们在这9个月的时间里可以很好地了解菲律宾的文化、风土人情，还能有一个课堂环境来学习菲律宾语言的简单运用。
所以，我们没有乘船去南菲律宾，而是乘公交车到了马尼拉南部80公里的利巴市，在那里租了一处房子，打算好好利用这9个月的“延误”。不过，我们很快又发现，课程要一个月之后才会开始，延期就从9个月就变成了10个月。我们决定先去马尼拉北部山区拜访几个译员，借此大致了解一下我们后面的安排。
我们北上的第一站是镶嵌在闻名遐迩的巴拿威梯田上的阿玛甘村。巴拿威梯田据说已有3000年的历史，被当地人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我们的美国同事安妮·韦斯特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好几年。
漫步村中，我们被映入眼帘的一个骷髅人头吓了一跳。安妮指着房子周围一捆捆用布打成的包裹介绍说，阿玛甘人将保留先人遗骨视为对祖先的尊敬。他们每年都会将遗骨拿出来清洗、晾干、仔细包好，然后再放回到房子下面的某个特殊位置。面对这些骷髅，村民习以为常，但是对我们来说，却总觉得有点阴森怪异。
高耸的群山上，层层叠叠地镶刻着无数的田地，看上去就像是铺了翡翠地毯的巨大楼梯台阶。我们禁不住感慨：“这真是安居的仙境啊！”
这里的山区景色宜人，但不是为我们预备的。令人心旷神怡的山间暮色也好，热情好客的村民也罢，当地引人留恋的一切都不能诱使我们偏离方向。我们的目标是南方那个热带小岛，纵使那里白天热浪逼人，夜里暑气难消，我们也义无反顾！
第二天，我们搭乘一架小型飞机向北，去距离阿玛甘10分钟航程的巴兰高拜访另一个美国翻译员乔安妮·薛勒。乔安妮在那里工作了10年。当飞机降落在一个长度比航母上的飞机跑道还要短的狭窄斜坡上时，我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梯田边的山路又窄又陡，然而山区的景色却是美得让人惊叹，甚至比阿玛甘还要略胜一筹。我们就这样沿着山路小心翼翼地来到了乔安妮的住所。
五个钟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其间，乔安妮和她巴兰高的朋友向我们讲述了当地教会创立时期的故事。几个信徒的见证表明了圣经译文对他们生命的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建安——个巴兰高教会的长者。
建安与乔安妮情同父女。大约在10年前，乔安妮同她的第一个同事安妮·费泽尔来到巴兰高时，着实让建安吃了一惊。他们期盼着前来与他们朝夕相处的美国语言学家竟然是两位女士。建安对她们说：“你们不晓得女人来这里是很危险的吗？我们可都是会猎取人头的粗蛮之人！”
她们何尝不知呢！只是建安对她们的态度让她们始料未及。建安说：“你们需要有人保护。既然你们的父亲不在身边，就让我来做你们在这里的父亲吧。”一种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就此形成，后来安妮因为结婚离开，建安与乔安妮继续维持着这种关系，直到20年后建安去世。
那天，在我们起身要走的时候，建安指着近处的一个山脉肯定地说：“我要向上帝祷告，求他差你们去南卡林加地区。”
“谢谢您的好意，”我们说，“我们的目的地是距此2000公里的菲律宾南部。那才是我们该去的地方，什么也不能改变我们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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