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学之父》这本书为我们详尽地讲述了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司法病理学家伯纳德·斯皮尔斯伯里爵士引人人胜的故事。作者把我们带回到了斯皮尔斯伯里所在的时代，向我们展示了他传奇的人生以及他所调查过的一些最著名的案件——从他所勘验的第一具被埋藏的尸体，到他的最后一次出庭作证。在本书中，斯皮尔斯伯里的人生经历与真实的案例交织融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又一个在司法证据科学尚处于萌芽阶段的时代背景下所发生的经典的谋杀案侦破故事。

早在现代犯罪现场调查技术诞生之前，有一个人就透过犯罪看到了刑事侦查学的未来……

他的名字是伯纳德·斯皮尔斯伯里，通过使用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他独自一人将刑事侦查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20世纪初，年轻而充满魅力的斯皮尔斯伯里作为一名病理学家开始了其职业生涯。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他像重磅炸弹一样不断轰炸英国司法系统以及报纸头版头条，从而为自己赢得了“现实生活版福尔摩斯”的声誉。他总是能够发现别人所忽略的证据，他在犯罪情景复原领域技艺超群，他无情地揭露证人证言与事实证据之间的矛盾之处，并且最为重要的是，他用脚踏实地的科学证据将数十名谋杀犯送上了绞架。

本书讲述了有关伯纳德·斯皮尔斯伯里这位历史上最伟大的医学侦探的生活、工作，以及有关他所破获的一些案件的引人入胜的故事。这些案件不仅使他成为赫赫有名的人物，而且还促成了我们这个时代令人惊叹的刑事侦查科学。

序

导言

第一章 初露锋芒

第二章 战争中的病理学家

第三章 索霍的屠夫

第四章 杂草中的砒霜

第五章 人体拼图

第六章 自杀还是他杀

第七章 受到围攻

第八章 几乎完美的谋杀

第九章 装着尸体的行李箱

第十章 黑暗的十年

后记

第一章 初露锋芒

1910年7月的一个阴冷的上午，两名男子穿过伦敦新牛津街上拥挤的人群，来到了阿尔比恩大厦前面。这两个人的体格和举止透露出长期从事警察工作的人所特有的那种让人略感畏惧的权威。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他们是警察。这两位神情严肃的男子核对了一下那座大楼的地址，然后走了进去。在楼内墙上所贴的一个机构指南的引导下，他们来到了一处由两位美国人开设的、名为“耶鲁齿科专家”的牙医诊所。进入诊所之后，那位年龄稍长、个子较高的来访者自我介绍说，他是苏格兰场的首席审查官沃尔特·迪尤。他要找这个诊所的合伙人之一霍利·哈维·克里平谈话。

当克里平出现的时候，迪尤和他的助手阿瑟·米切尔的脸上都没有显示出一丝表情，但暗地里他们都在怀疑自己是不是找错了人。有关克里平的丑闻性的指控暗示，他应该是一个像意大利冒险作家卡萨诺瓦一样的风流浪子。但是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个来自密歇根的48岁的克里平却是一个头部谢顶，留着可笑的海象式胡子，长着一双从金边眼镜里向外张望的浮肿、昏花的近视眼的矮个子小男人。但是进一步观察改变了他们对克里平的第一印象：他矫揉造作的外表远远补偿了他在体貌方面的缺陷。他穿着花哨的衣服，看上去简直就像一只热带鹦鹉：双排扣宽下摆的礼服大衣、淡黄色的领带、海军蓝的衬衣、漆皮皮鞋。除此之外，他还有着一副来自大西洋彼岸的悠然自得、和蔼可亲的态度。这种态度在爱德华时代拘谨的英国社会中并不多见，因此很容易解除人们的戒备之心。

但是直觉告诉迪尤必须保持警惕。通过背景调查，他知道克里平喜欢以“大夫”自称，但实际上他在医学方面仅具有一些皮毛的知识；自从1897年来到伦敦之后，他一直靠以邮购的方式卖假药勉强度日。据说克里平在经济方面是个冒险家。来自各方面的消息都显示，他现在正面临着被一场债务海啸所吞没的危险。

迪尤说明了他的来意。克里平的妻子是一个外表邋遢、事业上极为失败，但却陶醉于自己艺名——贝尔·埃尔摩尔——的杂耍歌手。最近她的朋友与苏格兰场取得了联系，因为他们对她的神秘失踪感到非常担心。在1月底到现在的5个月中，再也没有人见到过她。最初克里平安慰他们说，她已经回到了她的家乡美国。然后在3月份，克里平眼含着泪水，用哽咽的声音告诉了他们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噩耗：贝尔已经死于双重胸膜肺炎。听到这个消息后，贝尔的朋友最初的反应是震惊和难以置信。但是当得知克里平刚刚丧妻就将一个小自己20岁的女人带回家中的时候，他们都感到气愤不已，并且开始对克里平所讲的故事产生了怀疑。在那个年代，人们远不如今天这么宽容。克里平的打字员埃塞尔·勒尼夫摇身一变就成为他的姘妇，其速度之快让他们无法接受。更让他们感到难以忍受的是，她还经常厚颜无耻地穿戴着那个失踪女人的首饰和毛皮衣服到处炫耀。

当迪尤以枯燥的语调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以上这些情况的时候，克里平不安地挪动着身体。他沉默了一段时间，似乎正在衡量摆在自己面前的各种选择，然后叹了口气说道：“我想最好还是跟你说实话。”迪尤严肃地点了点头。克里平继续说道：“我所讲述的有关我妻子去世的消息是假的。据我所知，她目前还活着。”他坦白说，他所编造的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烟幕弹，其目的是掩盖一个令自己感到十分尴尬的丑闻：他的妻子是一个酒鬼，并且在他们麻烦不断的婚姻关系中一直在与别的男人通奸。这次她与她的最后一个情人一名前职业拳击手私奔到了芝加哥。

迪尤认真地倾听着克里平所讲述的这个漫长而又俗丽的家庭传奇故事。长期被老婆戴绿帽子的克里平因为懦弱而不敢承认事实——这听起来非常可信。迪尤后来承认，他当时对于这个满脸羞愧、站在自己面前不安地挪动着身体的小男人充满了同情。即使贝尔最亲密的朋友也承认，贝尔在喝醉酒之后，她的舌头会变得像水母一样恶毒，而她几乎总是喝得醉醺醺的。她恶毒的言语主要是由事业上的挫折所引起的——无数次失败的面试是会对一个人的灵魂产生这样的影响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她把怒火发泄到了她那可怜的像虾米一样缩头缩尾的丈夫身上，尤其是她的丈夫在经过多年默默的忍受之后终于奋起反抗，开始了自己的一段婚外恋情。

尽管对克里平非常同情，但迪尤仍然是一个头脑冷静的警察。他严厉地警告克里平，今后不许再向他人重复这种愚蠢的谎言。羞愧而又悔恨的克里平低声下气地承认自己的行为是愚蠢的。讯问在非常轻松的气氛中结束了。他们到附近的一家餐馆共进了一顿午餐，很显然克里平在享用他的那份牛排的时候胃口极佳。然后迪尤和克里平一起来到了后者位于西尔德洛普月牙街39号的住宅，那是位于卡姆登的一座毫无特色的别墅。迪尤在这所房子的各个房问和柜子里查看了一番，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于是就离开了。在临走时他警告克里平说，这个案子只有在贝尔的下落得到证实之后才算了结。但是私下里他并没有对此抱有太大的希望，也并不太在意。这个案件明显是一场家庭风波，虽然对当事人来说是一场悲剧，但并不是警察所关心的事情。迪尤在脑子里将这个案子放进了贴有“浪费时间”这一标签的档案柜中，然后就回到了苏格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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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代，我们正受到司法证据科学的进展和刑事调查高科技世界前所未有的狂轰滥炸。如今的社会已被先进的技术所吞没，以至于人们已经忘记了那个尚未出现这些技术的年代。而我们这两个被毫无头绪地推入这一领域中的人也忘记了，司法证据学曾经有过如此卑微的初始阶段。如果没有当年那些真正的现代司法证据学先锋，我们现在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子？

自从该隐决定结束他的兄弟亚伯的生命以来，人类社会就一直为各种谋杀行为所困扰。而世纪之交的英国社会也不例外。各种令人发指的暴力犯罪层出不穷，除非凶手在实施犯罪的时候恰好被执法者撞了个正着，否则这些案件大多数都无法破获。在那时，犯罪现场调查只不过是停尸房中尸体的一张粗陋的照片或者对案发地点的一次匆忙的查看。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很幸运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因为一个人探索事实真相的雄心而开始发生变化。这个人就是伯纳德·斯皮尔斯伯里爵士。

《法医学之父》这本书为我们详尽地讲述了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司法病理学家伯纳德·斯皮尔斯伯里爵士引人人胜的故事。作者把我们带回到了斯皮尔斯伯里所在的时代，向我们展示了他传奇的人生以及他所调查过的一些最著名的案件——从他所勘验的第一具被埋藏的尸体，到他的最后一次出庭作证。在本书中，斯皮尔斯伯里的人生经历与真实的案例交织融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又一个在司法证据科学尚处于萌芽阶段的时代背景下所发生的经典的谋杀案侦破故事。

如今的犯罪现场调查人员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可以去全国司法证据学院这样的地方去学习调查艺术之外的科学知识。而斯皮尔斯伯里则没有这种优越的条件。他必须依靠自己，不断创新，在犯罪现场调查领域引入了革命性的科学研究概念，从而为未来的犯罪现场调查人员奠定了工作基础，并且为司法证据科学世界留下了一份不可估量的遗产。

《法医学之父》是犯罪现场调查人员以及那些希望从事犯罪现场调查工作的人所必读的一本书。

贾勒特·霍尔考克斯和埃米·韦尔什

国家司法证据科学研究所

斯皮尔斯伯里在死后所留下的真空被证明是无法填补的。这倒不是因为当时缺乏司法病理学家——恰恰相反，战后的伦敦涌现出了大批一流的验尸官——而是因为舰队街转移了它的关注焦点。当斯皮尔斯伯里刚刚开始从事这一职业的时候，那些想方设法提高发行量的报纸编辑们还从来没有想到过每天刊登长达一万字的有关最新的轰动性审判报道。这种深入的报道使全国人民的关注焦点集中在与这一法律程序有关的每个人的身上，并且使“斯皮尔斯伯里”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到了他去世的时候，媒体关注的焦点发生了变化。现在有关犯罪的报道必须与“冷战”所带来的可怕的毁灭性前景争夺报纸版面；报纸上有关好莱坞的消息越来越多；成为名人的不再是法律界人士，而是体育运动员和时髦女郎。从这个意义上看，斯皮尔斯伯里可以说是生逢其时。他带来了一个犯罪报道的黄金时代，成为这一时代的主要受益人，然后在他离开人世的时候，这一黄金时代也随之结束了。

对于许多人来说，斯皮尔斯伯里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在学术方面缺乏成就。他没有编写伟大的教科书，在他的膝下没有几个对他顶礼膜拜的学生，他也没有留下可供后人思考和消化的著作。这一缺憾主要是由于工作的压力所造成的。在区域性内政部司法证据科学实验室网络形成以前，斯皮尔斯伯里每年要旅行数千公里，调查每一起谋杀、自杀以及有任何不寻常之处的可疑死亡事件。现代的病理学家往往只是证据的收集者，他们所收集的证据会被交给专门的人员进行分析，而斯皮尔斯伯里则是真正的一个人的团队。人们指望他一个人完成所有的工作，这意味着有时他必须跪在犯罪现场爬来爬去寻找痕迹证据。这种艰苦的工作日程使他根本没有时间去从事对于一本完整和全面的教科书来说必不可少的案例记录整理工作。他一生都在为编写一本伟大的教科书收集数据，而司法病理学界也肯定会从只有他才有资格提供的独特见识中获益匪浅。但是当编写教科书的时机成熟的时候，他已经精疲力竭了。随后他又不得不面对自己出现老年性痴呆症早期症状的残酷现实。他留给后人的遗产不在学术领域，而是在别的地方。法庭是他的课堂，陪审团是他的学生。没有任何其他人能够以比他更好的方式作证，并且在将近40年的时间中，他一直是陪审团所信赖的声音。在他之前的专家证人总是以居高临下的方式与陪审团说话，就像教训准备考试的学生一样教训他们。而他则从不如此，也从不使用行话或者其他晦涩难懂的词语，而总是用简单、地道的英语来提供他的意见。为此陪审团都很喜欢他。他所得到的奖赏是在法庭上的一连串的胜利，这些胜利巩固了他作为英国司法系统中最了不起的人物的地位。在阿姆斯特朗案的审判中，达林法官曾经对陪审团说：“你们还记得斯皮尔斯伯里大夫吗？还记得他是如何站在那里，如何作证的吗？……你们见过像他那样完全毫无偏倚、绝对公正、绝对不在乎自己的证据对哪一方有利的证人吗？”他所说的这些话只不过反映了当时全体人民的一种情绪。

像这样的赞美之词以及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必然会引起某些人的嫉妒。出于某种原因，法医学界总是各种宿怨和长期争斗的温床。在那里，一个人的声誉会像一具用于教学解剖的尸体一样遭到无情的宰割。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中，斯皮尔斯伯里不断地遭到其对手暗中和公开的攻击。首先是勃朗特；然后是对斯皮尔斯伯里表现出毫无节制的敌意的基斯·辛普森教授，他从来不放过任何一个对这位内政部荣誉病理学家狠咬一口的机会。(有一次他甚至突发奇想，对斯皮尔斯伯里在劳斯案中的证言提出了质疑。他在一本书中声称，当时被害人是被扔在了“汽车的后备箱中”，是被人用木槌打死的，并且被害人是一位女性！)

斯皮尔斯伯里对所有这些攻击所做出的一成不变的回应就是沉默。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与他一起工作过的人——精明能干的侦探、对他充满敬畏的地方医生以及总是受到他的慷慨对待的停尸房工作人员——从来没有说过他一句坏话。曾担任康沃尔县病理学家半个世纪之久的丹尼斯·霍金大夫曾经满怀深情地回忆自己在马津路停尸房度过的那段学生时光。在那里，他“对司法证据科学界的老前辈伯纳德·斯皮尔斯伯里爵士崇拜得五体投地。他把我置于他的庇护之下，给了我很多宝贵的建议，并且尽他的一切努力鼓励我”。但是在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那就是霍金从来没有在法庭上与斯皮尔斯伯里交过锋。

在其温文尔雅的外表下面，他有着像钉子一样坚强的性格，并且他知道在这个法律的斗兽场如何保护自己。在职业生涯的早期未遭到任何反对的多年成功经历使他对自己产生了极强的自信心，再加上他那牢不可破的名声，这一切都足以使他的对手感到胆战心惊。那些修正主义者经常提到他的迂腐和他狭隘的自信，这毫无疑问是他的两大缺点，但是他们却往往对他的其他品格视而不见。在这些品格中最重要的是正直。在他长达40年的职业生涯中，任何人，甚至包括勃朗特，都从来没有对他的诚实提出过疑问。正直就像一条生命线一样贯穿他的每一个行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为自己所设定的奥林匹亚准则同样也适用于其他人，并且他决不会违背这些准则。他极强的公平竞争观念甚至在一些看上去不太可能的领域中也表现了出来。当许多男人对妇女进入法医学领域感到震惊和愤怒的时候，斯皮尔斯伯里却主动担任了伦敦女子医学院司法病理学讲师的职务，以消除人们的歧视。紧张不安的女学员们很快就学会在她们具有传奇色彩的导师面前放下焦虑，专心学习。

虽然他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司法病理学家，并且是一位一流的诊断家，但是像有些理想化传记作者那样声称斯皮尔斯伯里永远也不会犯错误的做法是愚蠢的，福克斯案就是他永远无法摆脱的一个沉重的负担。而另一方面，那些有关他只是公诉方的一个傀儡，是英国司法系统的一把杀人刀子的说法是根本禁不起推敲的。事实上他的证言曾经挽救过很多被告人的生命。詹姆士·博格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30年8月10日，这位伦敦木匠因为在酒吧斗殴并导致50岁的杰克·希尔死亡而被逮捕。目击证人们都证实是希尔首先挑起了争斗，而博格几乎没有动手。但真正救了博格的还是斯皮尔斯伯里。他发现希尔的真正死因是在他颅腔中的一个破裂的肿瘤，这种肿瘤随时都可能导致死亡。最终博格被法庭无罪释放。

在1935年发生了一件同样令人感到疑惑的案件。当时人们在伦敦的一个酒吧地下室中发现了8岁男孩威廉·埃利斯已经成为木乃伊的尸体。嫌疑很快就落到了酒吧服务生塞西尔·约翰逊的身上。他承认在12个月前发现了这个男孩的尸体并将其藏匿起来，并声称埃利斯是从地下室台阶上意外摔倒死亡的。如果不是斯皮尔斯伯里出来作证说，他的尸检结果与约翰逊的说法并无矛盾之处，那么约翰逊很可能会被送上绞架。

10年前的1924年11月，斯皮尔斯伯里的介入还挽救了32岁的弗里德里克·摩根和他23岁的情人内利·卡特勒的生命。当内利的女婴多丽丝被发现死在他们的活动住房中的时候，这对来自卢顿的情人面临着非常黑暗的前景。但是斯皮尔斯伯里的解剖揭示，婴儿的脾脏和肝脏均已破裂。当他们于1925年1月因谋杀罪共同受审的时候，斯皮尔斯伯里作证说，这种伤害可能是由于一个成年人在睡梦中翻身时不小心压在孩子的身上所造成的。这两个被告因此而被宣布无罪。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它们揭示了斯皮尔斯伯里很容易被人们忽略的一面。但是最终让我们记住他的还是他的那些具有开创性的丰功伟绩。当他第一次出现在这一领域的时候，英国的司法证据科学还是一个被大多数陪审员所看不起的“欧洲病夫”。10年之后一切都改变了。通过应用最新的技术并将它们转化为如今我们已经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刑事侦破武器，斯皮尔斯伯里将司法证据学从《福尔摩斯探案》这本书中搬到了现实生活之中。如果没有斯皮尔斯伯里这位伟人，法医学家们也许还需要再苦苦挣扎几十年才能够使他们的证据得到英国法庭的承认。这真是一个惊人的成就。对于那几十个眼看着自己活命的最后一线希望被他的证言压得粉碎的杀人凶手来说，这个身材高大、戴着眼镜、穿着一尘不染的细条斜纹装，并且在他所出席的任何一个法庭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人物一定像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大审判官托奎马达一样浑身散发着令他们不寒而栗的恐怖气息。这些倒霉的家伙以对他们来说最残酷的方式发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具有举世无双的推理天才以及神奇的重建和描述犯罪现场能力的伯纳德·斯皮尔斯伯里爵士不仅仅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病理学家，他还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医学侦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