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开埠以来，一场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虫局“打将军”开始了。现场除了老赵头的神情有些安然外，大多数人都显得十分激动和亢奋。做人做事，有如此投入的精神，就没有过不去的关，解不了的难！虫斗还不如说是人斗！

——望着站在父亲身后，穿着十分性感的于是玉，金存之色迷迷地讲：“哟，干小姐可是越来越漂亮了，不愧是上海滩头牌美女！”“你呀，连讨好话也讲不好，越来越漂亮？难道我从前就不漂亮了？”于是玉故作不快地讲，见金存之有些尴尬，马上“嗨、嗨”一笑，“头牌美女有什么用，哪及得上你金大少爷风光，斗虫斗遍上海无敌手。”

——然而此时奇迹却在“黄花头”身上出现了，它用六爪拼死托举着“铁砂青”，“铁砂青”为了下口咬杀，头拼命往下压。当“铁砂青”颈与身的相连软组织处完全暴露在“黄仡头”的牙下时，“黄花头”猛一张牙，一口咬断了铁砂青的脖颈。这一斩首之夹使铁砂青的头几乎脱落下来，色浆水瞬间喷射了出来，一命呜呼。这一惨状使全场看客看得目瞪口呆，“黄花头”则一跃而起，亮翅奏凯。

——只见此时的老赵头将双手合沉于腹下的丹田处，运气收缓提胸，再将两手缓缓地舒展开，划出一个漂亮的圆弧，最后将手合罩在蟋蟀盆上，左右上下反复摩挲，像无形中手抱圆球，即手中无物而心中有物。老赵头整个人似颠似痴、似醉似醒、似疯似狂。卢嘉杰从未见过这种场景，看得他一愣一愣的，甚至有些恐惧。卢汉兴似乎也被老赵头功力给镇住了，他压低声音讲：“看到了吗？做人做事，有如此投入的精神，就没有过不去的关，解不了的难！虫斗还不如说是人斗！”

——上海开埠以来，一场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虫局“打将军”开始了。现场除了老赵头的神情有些安然外，大多数人都显得十分激动和亢奋。也正是这种并不激烈的牙钳移动，“茄皮紫黄”牙钳中的尖锥才找准了角度，对着“灶锅黑”弯齿的缺口狠且准地刺了进去。因为刺到了牙板内的神经，只见“灶锅黑”像被抽筋似地一阵颤抖，马上松口扭头便逃，“茄皮紫黄”穷追不舍，随即猛虎扑食，一个抱腰啃，将“灶锅黑”的一只大腿咬下。

一、立秋初斗

二、夜留乞丐

三、秋兴宴上

四、虫选将军

五、暗流涌动

六、皇家秘技

七、黑帮拼杀

八、鸣金联盟

九、虫坛遗事

十、宋盆惊显

十一、上栅前夜

十二、秋分斗局

十三、杏花楼会

十四、龙虎之斗

十五、驯斗试口

十六、情为何物

十七、书寓夜宴

十八、贴蛉失事

十九、寒露鏖战

二十、风诡云谲

二十一、面对危机

二十二、“打将军”选

二十三、跪地相求

二十四、虫师失踪

二十五、被绑归来

二十六、风云汇聚

二十七、生死搏杀

二十八、虫师之死

二十九、大结局

后记：只缘生在都市中

金鹏坤出生于景色秀丽的江南鱼米之乡金家镇。早在明代，该镇就以“湖丝”而闻名天下。金家的祖上就以做“湖丝”生意而发了家，在镇上开了丝绸庄，并远销日本及东南亚。上海在道光23年(即1843年)开埠后，金家就以雄厚的资本进入上海商界，除了继续营销丝绸外，还进入了房产界，在新闸路、马当路一带批地造房，营建新式石库门里弄房，并以“金”字头命名，如“金昌里”、“金鑫里”、“金祥里”、“金山里”、“金宝里”等。金家有个私家传统，就是从祖上起就喜欢在秋季玩虫、斗虫，并以此作为一种社交手段。因为当时在江南商界老板圈子中，斗虫之风盛行，但金家祖上亦有家规，即斗虫不得以家产为押花(赌注)，仅是助兴式的输赢，就如请客吃饭、唱次堂会、邀其游玩、赠匹丝绸、送些名茶等。金家在上海虫界也算是名流，成为儒雅虫家。

金鹏坤就在这种家庭氛围中长大，除了继承经商的能力外，亦喜好玩虫、斗虫。有一年，他觅到一只红头紫虫，上栅数次，场场凯旋。这样一来，使其冲昏头脑，忘乎所以，认为做生意挣钱太吃力而耗时，哪有上栅来得痛快及时，一场虫局少则数百，多则成千上万，于是早将金家祖上的遗训忘得一干二净，开始在虫局上“大斗”、“恶斗”，尽管开始时也战果颇丰，甚至赢回了别墅、古画、名玉。但金鹏坤的父亲对此却竭力反对，对他讲：“花无百日红，人无干日好。你这样玩虫，总有一天会输得倾家荡产。强中还有强中手。”果然，那一年从安徽亳州来了一个号称“虫八仙”的玩家，毫州的蟋蟀以青虫为主，名虫有“紫花青”、“正色青”、“淡黑青”、“墨青”等，不仅凶狠而且善斗。特别是“虫八仙”在养虫上有祖传之阴阳调理法，秘不示人，因此凡是名虫将虫到“虫八仙”之手后，更是威猛无比，如虎添翼。哪怕是进公养房养过数天后，其威力依旧。立秋初上栅，金鹏坤仍以“红头紫虫”上栅，而“虫八仙”出局的则是亳州的“青头黑翅”，从虫型上看，两虫除虫色有差别外，其他则旗鼓相当。但一开闸对口相交则不对了，“青头黑翅”牙咬身攻，四面出击，八面威风，把“红头紫”打得无处躲藏。这一次上栅，金鹏坤名下的三条里弄房中的“金昌里”被易了主人。金鹏坤心中不服，也不顾老父的责骂，到处觅虫，终于在绍兴东湖边找到了一只百年一见的奇虫：“红笃麻头炭牙虫。”其虫头红如枣，前额中隐有麻线，牙钳墨黑如炭，泛出阴冷的杀气。秋分时节再度上栅，“虫八仙”出手的是宁津名虫：“斧刀牙紫白虫。”此虫体形较大，但反应迟钝，有些呆头呆脑。金鹏坤此次看来是稳操胜券了。一开始“炭牙虫”的确攻势迅猛，“紫白虫”只能招架应付。第一局打平。第二局“炭牙虫”显得有些体力不足，而“紫白虫”却越斗越勇，后劲十足，最后是一个毒口，咬断了“炭牙虫”的大腿，“紫白虫”鸣金收兵。此虫实际上是异虫，外表木讷、呆滞，实际上是大巧若拙、大智若愚，开斗后常常是以守为攻，然后会越战越勇。金鹏坤名下的“金鑫里”、“金祥里”被一只小小“紫白虫”一口咬掉。这在当时成了很大的社会新闻：一位房产商小开一夜斗虫输掉两条石库门里弄房。

这一夜金鹏坤不敢回家，在朋友处借了一宿。第二天即买了一张火车票来到了杭州，长久地徘徊在碧波荡漾的西湖边上。夕阳西下时，一位身材矮小、穿着黑麻纱衣衫的老者主动地和他打招呼：“这位小兄弟，我见你在湖边来来回回走了多次，并时常叹气，想必有什么难以排遣之事？”望着老者的脸虽然布满了皱纹，但眉慈目善。人与人的相处，有时就是这样不可理解、难以说清：有的人相处了一生，依然形同陌路，心灵阻断。有的人哪怕是仅仅一个对视，就仿佛早就相识，可以交心。于是金鹏坤就与老者在湖边的长椅上坐下，金把自己的家世及近日斗虫的败局都讲了出来，最后无奈地叹道：“唉，想不到我堂堂五尺男儿，竟被枣栗小虫搞得身败名裂、走投无路！如今我有何脸面再回家，我老父亲也不会轻易放过我！”老者十分耐心地听完金鹏坤的倾诉后，从腰间取下一个酒葫芦，拔去塞子喝了两口，一股清醇的酒香沁人心脾。老者随后将酒葫芦递给金鹏坤，金也喝了两口，十分醒脑提神。

“小兄弟，可怨不得虫呀，虫是天地之精灵，是人玩虫，还是虫玩人，全靠自己的造化。输赢得失，乃人生常事，你千万别想不开。此次你输得是很惨，但若从中悟出道道来，就是最大的‘得’。我们尽管萍水相逢，但承你的交心，我有一书相赠。”老者声音很轻，但字字清晰、句句到位。说到此，他从身后的黑布包袱中取出一本已很陈旧的线装书，只见书签上写着《虫中谲》。“小兄弟，此书你带回去家细读之，就会领略虫中奥秘。”“啊，多谢老翁指点之恩、赠书之情。”金鹏坤激动地捧着书向老者鞠躬。老者却摆了摆手，转眼消失在游人群中。要不是金鹏坤亲身所历，他真不会相信天下竟有如此奇遇。

回上海后，他把自己反锁在房中，任父亲怎样发怒责骂，他一概不理，埋头看《虫中谲》，这可是一本明代虫中密谱，特别是重在阐述养虫的阴阳五行提调之功，他终于明白“虫八仙”为何会每战必胜，就是有高人指点其养虫五行功。同时，他也仿佛悟出了玩虫之道，是人玩虫，就必须品虫为上、自我节制。是虫玩人，则是滥养、恶斗、忘乎所以。自从金鹏坤得谱悟道后，在虫界又再度崛起，而且几乎是常胜不败。而今他的儿子金存之也到了他当时的年龄，他也想让儿子通过斗虫上栅来历练人生，在虫界能拼善打，今后在商界才能迎风搏浪。

儿子也果然有些能耐，在今秋初期斗虫上栅以来，已经打了几个漂亮的胜仗，不仅财物进门，而且为金家在上海滩也争了面子。如今他手下房产公司的推销员都对顾客讲：“买我们鹏坤公司的房产，今后一定发财。你看连我们董事长的少爷斗虫上栅，都场场赢！”凭着多年玩虫的经验，他知道今年是虫事大年，在虫局上大有文章可做。当时从立秋之日到处暑期，流行秋兴宴。于是，金鹏坤今晚专门在金门大酒店八楼摆了秋兴宴，以宴请社会各界头面人物，为日后的虫局上栅之事做好铺垫。

豪华套房内的西洋落地座钟“当、当、当……”地敲了五下。“哟，我的于大小姐，现在已五点了，你去梳理一下，换下衣服，我们可以下去了。”金鹏坤听到钟声后，即站起身，一边催促着于是玉，自己也一边走进卧室去换上西装。P20-22

只缘生在都市中

——关于三十年代上海题材的创作思考

王琪森

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我有着深深的地域情结。

崛起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曾经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气象万千；曾经的风花雪月、都市霓虹、传奇逸事。在历史概念上形成了“上海现象”，在城市观念上形成了“上海形态”，在社会理念上形成了“上海图像”。

上海现象——上海形态——上海图像，都打造了这一东方大都市独特的物化空间、精神意识、人文形制和生活方式，由此形成了极有解读和诠释意义的“上海链”及“三十年代现象”。一位英国人哈莉特．萨琼特在《上海》一书中曾这样感叹道：“二、三十年代，上海成为传奇都市、环球航行如果没有到过上海，便不能算完。”有这样一个瞬间的小镜头：1930年版的劳斯莱斯、凯迪拉克、雪铁龙小车，不出两个月。就会在上海街头潇洒地驰过。正是这种上海的时尚与魅力，使不少煮字鬻文的怍家与这座城市结下了挥之不去的文字缘。

一、“上海图像”谱系：从茅盾到施蛰存等

写上海：写什么和怎么写？最具话语权威或带有经典意义的无疑是茅盾的《子夜》。他以华丽而洒脱的笔触，跌宕而起伏的情节，众多而各异的人物，严谨而完整的叙事结构，展示了上海工商业者的经济搏弈，其中也交织着灯红酒绿和舞伴情妇的生活场景，使吴荪甫的形象具有“30”式上海老板的标本意义。而不时从字里行间所弥散出的对上海摩登和海派风情的描写，倒也验证了初版时的一个副标题“1930年，一个中国罗曼史”。

才子郁达夫的《沉沦》和《春风沉醉的晚上》等小说，以忧郁而伤感的基调，披露了都市低层平民生活的落魄和性欲的压抑，但郁达夫这类小说毕竟数量有限，难以形成一定的规模。而在二三十年的海上文坛，以写上海而形成一定影响的应当是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叶灵凤和张爱玲。而在这个作家群中，张爱玲最具代表性。

施蛰存的小说具有现代文学的实验文本性质，正是由于上海的摩登时尚与炫动传奇，使他的笔下展示了荒诞、魔幻的色彩，并不时纠缠着性欲与骚动。如《在巴黎大戏院》、《梅雨之夕》等。刘呐鸥与穆时英的小说在风格上比较接近，都市的欲望与风情，使他们的小说呈现了一种奢靡的底色与香艳的骚动。1930年，有着台湾出生背景、日本生活成长体验，后到上海震旦大学求学的刘呐鸥创办了“新感觉派”的刊物《新文艺》，并先后写出了小说《游戏》、《风景》、《流》、《方程式》等，集辑成了摩登的都会女郎群像系列小说集《都市风景线》。由于刘呐鸥后来投靠汪伪集团而死于非命，就个人而言他的人生并不光彩，但他在小说中却把都市欲望表现得十分具体。

穆时英成名于刘呐鸥办的《新文艺》，他重笔浓彩所要表现的场景是舞厅，而聚焦的却是女性的肉体，也就是说他感到只有舞厅声色迷离的铺垫和节奏旋律的烘托，才能充分凸显女性作为尤物的魄力，而男女间常常又是以一种偶然的邂逅方式相遇而擦出欲望之火和情性揶揄。在《骆驼·尼采主义与女人》、《五月》、《被当作消遣的男子》、《黑牡丹》、《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中，都作了淋漓的展示。应当说这是那个时期都市生活情色谱系的佐证，否则的话就无法解释三十年代上海妓女、舞女的数量之多这个社会现象。而穆时英在内心深处有一种女性肉体崇拜欲，他对女性肉体的观察、描写、体验之独特似乎是先天的，最具象征指代意义的就是《白金女体塑像》。一个医生对一个裸露女子的性诱惑及性亢奋，到了如痴如癫、如梦如幻的程度。这种文学图像的出现，坦率地说也唯有在大都市的氛围中才能产生并容纳体验。但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情色的描写并不直露和粗俗，而是一种“穆氏意识流法”。应当说穆时英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是《上海的狐步舞》，这个对都市舞厅情有独钟的作家，他也许是把舞厅看作是人生场景的平台和都市生活的展示，使舞厅具有社会承载意义，诱惑与沉湎、欲望与渲泄、沦落与享受，都形成了一种都市景观。穆时英在写《上海的狐步舞》时，还有一个副标题即“一个断片”，即是他准备写《中国一九三一》中的一个“断片”。三十年代，上海的三十年代，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存在。而在作家的眼中，究竟又是怎样的一个断片。穆时英留下的就是这样一个“断片”的“断片”。

在三十年代写上海的作家群中，有一位作家是被忽略或是遗忘的，他就是叶灵凤。可能是当年他曾以画“莎乐美”而出名的比亚斯莱自誉而受到鲁迅先生的批评和讽刺，因而被划入另册。也可能是抗战后，他就迁居香港，从此终老此地。然而，他作为一名作家，在三十年代初期的现代出版公司参与编辑了《现代小说》，与施蛰存、穆时英相熟，并开始收藏西方文学名著，这种生活圈子和文化铺垫，使他的小说展示了一种浮纨和颓废。当然，从思想性、社会性层面来讲，浮纨与颓废是一种没落的、消极的意识，但作为当时的一种现实存在，作家对此进行文学的反映，也是未尝不可。就像俄罗斯作家当年表现多余的人那样。叶灵凤颇具代表性的小说是《禁地》，他以一种缠绵柔软的笔墨描写了年轻的主角和两个女子的情感纠葛，呈现了当时常见的三角恋结构，其中还含蓄地涉及了同性恋的隐地。应当说叶灵凤的文本风格和故事叙述，是带有女性化的细腻与婉约，从而加深了这种“浮纨与颓废”的气息。叶灵凤所生活的是一个霓虹闪烁、纸醉金迷、渔艳猎色的现代都市，而他的小说基本结构是“才子”加“美人”式的，不同的是故事的发生场景都是在“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的上海。诚如他在《灵凤小说集·前记》中所言，当时他的读者就是喜欢这种“才子会佳人”的罗曼史及“极强烈的性的挑拨，或极伤感的恋爱故事”。而把这种“叶氏颓废和浮纨”发挥到极致的是他的两部长篇小说《时代姑娘》、《未完的忏悔》。《时代姑娘》的主角是一位香港年轻的富家女，她到十里洋场的上海以后，成为一个“时代姑娘”，并和一个已婚的上海富家子相好，尔后她当时在香港的男友到上海来寻找她，却在报上看到了她的绯闻愤而自杀。《未完的忏悔》是作者以叙述人的方式讲述了自己和一个上海名交际花从邂逅、相恋、同居到分离的情感流程。那种伤感的颓废，哀怨的浮纨、奢华的摩登、无奈的情感，为不少市民读者展示了亦算真实的生活场景。唯其如此，叶灵凤的小说在当时十分畅销，甚至有人写信告诉他，曾看到他《时代姑娘》中的女主角丽丽和为丽丽而殉情的萧先生从中国饭店出来。

二、“上海叙事”场景：张爱玲笔下的市井

一九四三年一个嫩寒春晓的时节，二十三岁的张爱玲在其亲戚、园艺家黄岳渊的介绍下，带着她新近完成的两部中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诚惶诚恐地去拜见《紫罗兰》的主编周瘦鹃。这位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对张的小说大为赞赏，当即拍板两篇皆用。自此，张爱玲如新星横空出世于四十年代的海上文坛，并由此开始了她的传奇生涯。性格内向而颇有主见的张爱玲虽然出身名门，但她却总是以上海“小市民”自诩，并毫不掩饰地宣称“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这就奠定了她小说的平易和世俗，从而把上海的都会市井描写得细腻而传神，把日常市民在石库门、公寓及老洋房的生活反映得真实而自然，特别是在《半生缘》中对弄堂风土人情的展示，堪称上海描写的经典文本和城市场景的标本图式，视听效应生动而语境十分丰富。“这弄堂在很热闹的地段，沿马路的一面全是些店面房子，店家卸下来的板门，一扇一扇倚在后门外面。一群娘姨大姐聚焦在公共自来水龙头旁边淘米洗衣裳，把水门汀地下溅得湿漉漉的。内中有一个小大姐，却在自来水龙头下洗脚——脚趾甲全是鲜红的，涂着蔻丹。”这样的叙述多么有声有色而凸显生活的质感和城市的细节。

张爱玲的小说基本上也是以爱情为主，其表现的方式并不是才子佳人或颓废奢靡的，而是采用了通俗小说“悲欢离合”的常规范式，但在布局谋篇上却跌宕起伏，在人物塑造上却细腻委婉，在细节刻画上却精致维妙。她小说中的人物都似乎陷于一种爱的宿命与轮回，无望无助的爱和不幸无奈的婚姻。其代表作就是《倾城之恋》和《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中流苏的离婚与再婚，反映了都市乱世中情感的苍凉与姻缘的世俗。《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振保与妻子、情人间的周旋、调情、无奈，是那么的似曾相识，日常琐屑，将都市生活场中的男欢女爱写得如此平易自然而畅达可信，的确是高手。因此，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在出版后的第四天便销售一空。诚然，张爱玲写上海的小说是最通俗、最琐屑、最家常的，但那种弥漫性的海上生活气息和市井性的上海叙事图式都是体现着相当的文学景观和市民景象。

三、“上海回眸”展示：印象与感觉的亦真亦幻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上海题材在既定的意识形态范围内，变得相当的谨慎乃至规范。在主题思想、典型人物、社会意义等的左右下，上海本体化的叙述及都市形态化的特征已不再重要，其中的代表作无疑是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即使是这样一部作品，在“文革”中也遭到了彻底的批判和全盘的否定。至此，对上海的历史记忆和往事叙述已成为一种被批判的对象而废弃荒芜。与之相应的是上海这座城市也变得日见衰老而沉重。文学的城市和城市的文学，实际上都处于失语状态。

改革开放后，随着上海作为东方大都市的再度崛起和城市本体能量的再度焕发，上海题材热又再度兴起，并形成了勃发的势态。无论是历史的追忆或是都市的怀旧，人们所要寻觅的似乎是这座城市曾有过的精神渊薮和人文家底，成为一种文学语码的“回眸凝视”。也许由于历史的失衡和时间的漫长，而今上海题材的小说创作更多地是注重一种印象、感觉和体验，乃至是依附、寓言、借代，其文本的内核已不讲究叙述的真实、细节的精到、氛围的意味和场景的准确，有时甚至上海仅是一个“象征”，都会仅是一个“隐喻”，一切都可以亦真亦幻，移形换位。当然，这种创作方式也未尝不可，写上海可以有多种的视角，多元的方法，多维的取材。王安忆的《长恨歌》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

我作为上海土著，我的父辈、我的家族与这块土地有着深深的血脉关系，这就决定了我写上海也应当有自己的视角和诉求，否则的话就对不起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这不是文学的崇高，而是本土的企望。也就是说，矛盾、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叶灵凤、张爱玲等人笔下的上海是“即时”性的，而今再写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却是“隔时”性的，存在着距离。然而，按照美学的观点，距离产生美，产生积淀、产生思考、产生阐释，当然也产生难度和疑问。但好在有老人的口述历史，有物质的遗存传承，有史料的记录佐证，有建筑的时空陈述等。特别是我出生于五十年代初，那个时候的上海基本上还保持着固有的城市形制，老一辈的亲属也大都生活在一起，这一切都留存于我的记忆中。正是凭借着这一些，使我写老上海有了相应的“根基”和必需的“原料”。同时，我在写作时，也考虑到既要展示二三十年代上海的浮华奢靡，也要表现它的开创活力，既展示其风花雪月，也表现其风骨底气。即如何赋予“旧时华都”以新的品味解读？如何还原比较真实的“都会生活空间”？如何塑造曾被异化或涂饰的人物群像？如何再现曾被误读或混乱的社会形态？这些问题实际上形成一个聚焦，即当代上海作家如何来写他们父辈曾经生活过的这块热土，无论是在历史意义还是在文学意义上，还原于一个真实的“上海三十年代”。  三十年代的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的“城市现象”和“都会标本”，具有突出的三种优势：都市经济集中优势、都市建设发展优势及都市市民意识优势。当时的上海，在金融、工业、商贸、文化、艺术、出版、新闻、娱乐乃至建筑、餐饮、服饰等方面，不仅在全中国，即使在东南亚也是处于领先地位。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永安、大新、新新、先施公司已成为繁华的都市地标，而外滩万国建筑博览中的汇丰银行(现浦东发展银行)，不仅是“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最讲究的一个建筑”，而且其汇率已成为东南亚的标杆。上海总会(后为东风饭店)亦有当时世界上“最长的酒吧”。沙逊家族的华懋饭店，也赢得了“远东第一楼”之称，这些都在打造当时上海最新的“都会生活”概念。而刘鸿生、荣宗敬、荣德生、郭琳爽、严裕棠等人为代表的民族实业家的崛起，正合力打造上海本土的“都市工商”。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上，我选择了斗虫作为中心事件，叙述发生在那个年代的惊心动魄而又扑朔迷离的传奇故事。

四、“上海原味”凸显：展示崭新的形态

中国的斗虫，就像西班牙的斗牛、日本的相扑那样，是一种体育竞技，然而由于古国文明数千年的涵养、历代文人的研究和无数虫家的驯养斗口，已成为一门独特的虫文化谱系。而在三十年代，上海作为全国斗虫最大的集中地，位于西藏路上的东方饭店(现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系上海市中心商业圈中著名的高档宾馆，以此作为全国最大的堂口，可见其海上气派与顶级规模。如果没有雄厚的“都会经济”作后盾，没有强劲的“都市娱乐”作平台，要达到这种规格是不可能的。

上海的斗虫从立秋初斗到霜降最高级别的“打将军”，由此形成了一个“蟋蟀经济社会产业链”。作为上海最大的养虫户，卢家与金家的较量，不仅是一种都市经济、产业的竞争，也是一个城市中不同社会集团力量的搏弈。斗虫直观的经济表现是高额的押花，而潜隐在背后的是更大的产业驱动，如斗虫上栅的一方鸣金得胜后，那么他所属的产业将成为“旺市”，从金融、工业、商贸、房产、股票、娱乐乃至餐饮、服饰等，都直接牵动都市经济的神经。唯其如此，那么多人趋之若鹜、乐此不疲乃至深陷其中，吸引了像上海法租界严督办、上海总商会理事长黄显之、上海大东银行董事长欧阳仲杰、环亚洋行董事长石峰等名绅巨贾的参与，形成海上大都市新的景观与风情。当时的上海蟋蟀研究会已具有现代社会协会的功能，成为全国虫坛的盟主。

长期来，由于我们一直把斗虫简单地与赌博等同起来，因而不提倡、不研究、不反映。实际上，不少体育竞技项目，如不正确对待，都可能成为一种赌博的工具，如踢足球、打台球等都可以赌球，国际象棋、围棋可以赌棋，那么是否就可取消呢？同样，斗虫也是如此，无论是追溯历史还是考察现实，其内在的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丰裕的人文精神，是值得深入研究发掘的。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斗虫为何会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兴起，是有着其内在的深层原因与地域成因的。斗虫过程中的冒险、惊险、博弈乃至刺激，是和这座城市的精神相通的，它比跑马、跑狗的竞赌不仅更激烈，而且更富有内涵和魅力。

“虫界须弥地，盆中乾坤大”。从品虫、养虫、驯虫、斗虫乃至贴蛉、打草、疗伤、上栅等，都有一套严格的程序、深奥的原理和莫测的玄机。如上公养房前的最后一功：打草功、辟谷功等，这其中尽管是有相当的技术操作要求，但更高层次的是一种心智秉性的较量。可见虫性通人性，虫斗背后是人斗。因而卢汉兴与金鹏坤都希望通过斗虫的过程，来历练自己的儿子，增强他们的魄力、智力、能力和拼搏精神。虫师老赵头那种坚韧、执著的职业精神和行业操守，正体现着一种人格魅力，对卢嘉杰更有典范作用。而卢汉兴对老赵头的尊重、包容、礼遇，正从本质上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城市精神。而上海也为老赵头“皇家虫技”的施展提供了舞台，最终在上海成就了一代虫王的英名。

卢汉兴与金鹏坤他们从本质上讲都是实业家，都具有相当的开创精神和实干能力，他们的斗虫，实际上是纳入了他们的产业链和实业圈，并非单纯的是为玩虫而斗虫，实际上是通过“斗虫”来代偿双方的搏弈，这就使上海滩上的斗虫具有了一个相当广阔的社会背景和相当紧迫的经济成因。卢嘉杰和金存之作为上海实业家的新生代，他们也正是通过虫斗来感悟人斗，通过虫战来体验商战，通过虫局来理解世局。上栅斗虫中的残酷、凶险、奇谲、韬略、谋算使他们面对现实，承受挑战、担当责任。

由斗虫而衍生的文化谱系是相当丰富的，如“玩虫玩一秋，玩盆玩一世”。南宋蟋蟀宰相贾似道的“半闲堂盆”，传世的仅是孤品。而北方的赵子玉盆，传世的也已不多，这种虫界博物现象，具有相当重要的研究价值。又如贴蛉，是斗虫的重要一功，对三尾雌虫“细、糯、肥”的标准，“元雌”虫的需求，贴蛉时段的掌握等，都直接影响到斗虫的输赢。由此而引发了严督办与桂兰的“采阴补阳”，这正是都会生活畸形发展的反映。而金鹏坤、金存之等人在会乐里的渔色猎艳、销魂作乐，也正是一种都市风月奢靡的折射。而作为“鸣金联盟”重要成员的日本三江株式会社上海分社的总买办周复初，尽管外表低调平易，但他潜在的阴谋时刻在威胁着上海都市的发展，他对卢家八仙桥地块的窥视，正是帝国野心和战略的凸显，从中反映了民族实业家和外来入侵势力的较量。

从“秋兴宴”到“打将军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宾馆酒家业的发达和美食流派群的兴盛。自上海1843年开埠至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餐饮业的发展充分体现了“广采博取、南北相融”的特征，“食在上海”已A为这座城市的亮点。当时的上海汇集了各帮菜肴和各派名厨，如扬帮、川帮、广帮及本帮、京帮、甬帮、杭帮、潮帮、鲁帮、湘帮、锡帮、苏帮等，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国的厨房”。由此打造成了“都会生活概念”。因此，我在小说中写到了老半斋、上海老饭店、杏花楼、知味观、金门大酒店八楼宴(号称“金八”)等，这代表着上海美食文化的鼎盛期，这也从整体上展现了一个城市的文明。

我在自己的小说集《上海六记》的《自序》中曾写道：“上海镌刻在历史长廊中的画卷是恢宏多姿的，留在岁月深处里的记忆是瑰丽多彩的。关于老上海的怀旧话题已成为一种史绪文脉，成为一种大众的怀旧文本和叙事的追忆载体，并进而演绎成为颇受社会关注的人文形态和极有解读意义的历史语境。”从茅盾、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叶灵凤、张爱玲笔下的上海，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作家笔下的上海，都已成为叙述文本的阶段性存在。“俱往矣”，而今在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个历史制高点上，如何来把上海题材的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体现一种新的取向？展示一种新的形态？如何更深刻细致而多元独到地反映三十年代上海的都会生活？应当讲这不仅是上海、同时也代表着中国真正融入国际性的大循环和大交流的时代，是有开拓性及挑战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的这部长篇小说，仅是这方面的一块铺路石。

应当讲，我们这代人是有幸的，我们生逢的一个崭新时代垫高了我们，开放的社会环境拓展了我们的观念，使我们对三十年代上海的城市图像和都会形制有了新的认识和评判。唯其如此，我想我们这一代作家为上海留下的小说文本和叙事话语，应当是有独特意义的。即在真正意义上将“上海元素、“上海史脉”表现得真实生动而意蕴隽永，酣畅淋漓而味之无极。

此部小说作为上海市作家协会第六届签约作家作品，得到了上海市作家协会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也体现了作协对本土文化资源和都市历史人文的重视。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资深编辑修晓林、编辑室主任陈先法、副总编魏心宏给予了大力支持。上海著名书法家周慧珺欣然为本书题写书名，上海著名画家戴敦邦作画以贺。画家桑麟康为这部小说精心作了插图。我的作家朋友瞿新华、姚扣根、杨晓晖、沈善增、胡晓军等人也提出了不少修改建议。我的太太朱敏不仅为我收集了不少老上海的史料，并打印成文，提供了很大的技术帮助。特在此一并致谢！

2008年8月8日奥运开幕之夜于海上禅风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