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撼法律(摇滚巨星惹上的法律纠纷)》作者斯坦·苏克是美国资深的音乐法律评论员，描写了九个美国知名摇滚歌手和乐团（包括猫王、迈克尔·杰克逊等）打官司的故事。通过诉讼的细节，让人们了解音乐界许多不为人知的商业事件。艺人以及他们的遗产管理人涉及的这些法律问题和诉讼甚至可以影响我们所听到的音乐。作者希望本书能引导读者从一个新的视角欣赏音乐，并能深入地体会到音乐人的艰辛，这种艰辛不仅包括音乐创作，还包括音乐受到的法律的攻击。

糟糕的唱片合同、不理智的乐迷、贪婪自私的经纪人和会计师……凡此种种，均给摇滚艺人带来了难缠的法律问题。《对撼法律(摇滚巨星惹上的法律纠纷)》作者斯坦·苏克根据向直接相关人士进行的采访以及对庭审记录和卷宗等第一手资料的研究，角度新颖地记述了摇滚艺人亲历的法律纠纷，揭开了摇滚乐世界的面纱，展示了这个光鲜行当的阴暗面。

第一章 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用他自己的肖像

第二章 比利·乔：“诚实是多么孤独啊”

第三章 乔治·迈克尔：不要让合同落在我的头上

第四章 谢利斯合唱团：明天你是否会付我钱

第五章 披头乐队：“我因该更明白”

第六章 迈克尔杰克逊:“危险”的相视

第七章 鲜活组合：对淫秽的指控

第八章 圣徒犹大：自杀风波

第九章 鲜活组合：最高和最低

“疯了，真是疯了。”’

埃尔维斯·普雷斯利逝世20周年的纪念日那天，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娱乐公司(EPE)的CEO杰克·索登(Jack Soden)沿着车道走向格雷斯兰庄园的大门。门外，3万多名歌迷拥在林荫道上等待。在8月里这个潮湿的夜晚，他们将像往年一样，手持蜡烛，朝圣般地走到这位摇滚之王的墓前。但索登并不关心那些越聚越多的崇拜者，他关心的是年初英格兰法院的判决，根据那个判决：由于猫王太有名了，以至于EPE公司不能将他的名字注册为商标。

“判决把猫王还给了公众，他本就属于他们。”西德·肖(Sid Shaw)说。这个经销猫王纪念品的商人曾与EPE公司争夺在英国的商标权。索登对肖不以为然，他不认为此人有能力影响到他的利益，在他看来这位对手只不过比街头摆摊的小贩稍强些。但令EPE没想到的是，公司苦苦捍卫了十年的猫王的肖像权却在一年内丢了。尽管曾有判例允许公司享有这个举世闻名的肖像权，但在这之后，EPE还是输了一场官司。虽然公司提出上诉，但休斯顿联邦地区法院判决一家酒馆仍可使用“天鹅绒埃尔维斯”(the Velvet Elvis)这个名字。

在这个重视名人效应的时代，对艺人们的名字或其他类似标识的商业利用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通过主张公开权、商标权和其他相关权利，名人们也越来越懂得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这些重要财产。讽刺的是，公开权就是由隐私权(fight of privacy)派生出来的。直到197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才判决公开权是一项独立的权利。就在那一年，猫王去世。自他死后，这位伟大的艺人的遗产就被架在了刀刃上，而这把刀就是如何界定他所遗留的公开权的归属和使用。

埃尔维斯的律师们在他生前都挺清闲的，到他死后却开始为他的遗产奔波劳顿。像同时期的其他艺人一样，他不雇用综合法律顾问，而今天的艺人大都这么做。埃尔维斯依赖他的经纪人——汤姆·帕克“上校”帮他处理商业合同的细节问题。帕克以前是个嘉年华会的工作人员。他在1963年的一次访谈中夸耀了自己的谈判技巧。这次访谈是围绕普雷斯利的电影《亲吻老朋友》(Kissin’Cousins)而进行的。“有一天，一个制作人跑来跟我说埃尔维斯的状态有些下滑。我说：‘这我知道。’这个制作人紧接着问：‘那你现在开价多少？’我说：‘好吧，我再涨十万(每部影片)。’他很惊讶地再次向我强调埃尔维斯状态下滑，我说，‘正因如此才要提高价码，我们可能会需要它。’你猜怎么着？制片方最终付了50万，外加50％的票房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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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猫王的本名)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个“商业白痴”，在重大商业决策上，他总是听从专横的经纪人——汤姆·帕克“上校”(Colonel Tom Parker)的意见。自从有了娱乐业，人们就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埃尔维斯那些糟糕的财产状况到底应该归咎于他本人还是帕克？

埃尔维斯也不总是低头默许、不问是非。他很少写信，但1959年2月正在德国服兵役的他给好莱坞制片人哈尔·沃利斯(Hal Wallis)写了封信。沃利斯是普雷斯利九部电影的监制。他在信中写道：“关于我和你的电影公司的商业往来，我的记录一团糟。请把你们相关的财务记录寄给我，这样或许能解决我的账簿中出现的问题。”沃利斯把信的副本转交给了帕克“上校”，并附上这样的提示：“我们的记录更是一团糟，有鉴于此，我不知道该告诉埃尔维斯什么，或许他可以把他的财务记录寄给我们，这可能能帮我们理出个头绪。”

埃尔维斯的信之所以惊人，是因为他早已知道沃利斯对帕克的忠诚。在自传《造星人》(Starmaker)中，沃利斯写道，他没在社交场合遇见过埃尔维斯，二人也未曾互访。但是，他收到了普雷斯利的经纪人的来信。在信中，此人戏称自己为“士兵帕克”，他后来还成了沃利斯在棕榈泉的邻居。此外，“上校”还使沃利斯成为他的“美国雪人联盟”(Snowmen’s League of America)的一员，并赠送给电影制作人一面光荣的雪人旗帜。

埃尔维斯写给哈尔·沃利斯的信是否是想摆脱帕克“上校”控制的初次尝试呢？(普雷斯利所有的财务问题都必须先由帕克经手。)尽管埃尔维斯之后几乎没再做过类似尝试，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帕克哀叹道他正在失去控制其委托人的能力。

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有在埃尔维斯死后，他的遗产管理人才能得到对其所有遗产的真正控制。他的遗产管理人诉诸法律，并在一系列重要案件中获得了胜利。

这就是本书要讲述的：通过诉讼细节，音乐界许多不为人知的商业事件浮出水面。艺人以及他们的遗产管理人涉及的这些法律问题和诉讼甚至可以影响我们所听到的音乐，同时，它们也同样影响了作曲家与歌手的合作，以及他们选择录制的歌曲。通常，在无穷无尽的指控中，一个诉讼往往会引起其他诉讼。

像埃尔维斯一样，比利·乔(Billy Joel)沉浸于音乐之中，而无暇顾及自己事业上复杂的生意，只是和自己的经纪人兼前妻的哥哥、自己的前任会计师和律师们打过几场官司。乔治·迈克尔(George Micheal)为自己的商业头脑感到骄傲，他希望运用法律手段完成自己从青少年偶像到成熟歌手的转型，但他与索尼音乐公司的官司却使自己的事业每况愈下。

另外，著名音乐人B．J．托马斯(B．J．Thomas)、吉恩·皮特尼(Gene Pimey)和谢利斯组合(the Shirelles)为了追讨长期以来一直被拖欠的版税，对他们的唱片公司展开了调查。莫·莱特尔(Moe Lytle)——他们所调查的唱片公司老板——也有自己的麻烦，他得对付对他公司唱片的大量盗版。披头士乐队为版税起诉了EMI旗下的国会唱片公司(Capital Records)，并获得了有史以来最丰厚的和解协议。但是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很快因金钱问题卷入了与他常务经纪人的官司之中。

就连音乐也不能幸免于法律的攻击。对如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等著名艺人提出的侵犯版权的指控频频发生，这让音乐界成了惊弓之鸟。由于害怕应对侵权诉讼，它对那些充满激情的原创音乐人关上了大门。乐队也是麻烦多多，例如，重金属摇滚乐队圣徒犹大(Judas Priest)和说唱团体鲜活组合(The 2 Live Crew)。由于他们的歌词内容，前者陷入歌迷自杀风波，后者则要面对涉嫌淫秽的指控。这两个案子都凸显了音乐与表达自由之间的关系，并且事关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强化与削弱。

对鲜活组合来说，《噢，美人》(Oh，Pretty Woman)案在联邦最高法院引起了激烈辩论。案件的争议焦点是：乐队对罗伊·奥比森(Roy Orbison)的名曲——《噢，美人》的滑稽模仿是基于其言论自由的合理使用还是非法侵犯了《噢，美人》的版权。就像本书记载的其他案件一样，结果是第一修正案发挥了作用。

本书以埃尔维斯·普雷斯利作为起始有很多原因。在我上一年级时，埃尔维斯达到了他早期事业的巅峰。小时候，我常常抱着祖父给我买的吉他，跟着埃尔维斯的唱片对口型。这个小爱好使我有幸应邀参加一年级派对，并成为其中唯一的男孩。伴着普雷斯利的唱片，我撅起嘴唇，一边对口型，一边假装弹吉他。女孩子们开始尖叫，她们追着我出了门，并在院子里和我追逐。我很快感受到了埃尔维斯的快乐。

1977年8月16日，那天埃尔维斯去世，而我也早已把对他的热情抛在脑后。我对他60年代的电影和70年代的跳伞服一点儿也不感兴趣。那天，我正和查理·丹尼斯乐队位于纳什维尔的办公室打电话，计划写一个关于乔治亚州梅肯市数字录音棚的封面故事。当时丹尼斯的代理人告诉我，她听说埃尔维斯去世了。凭着一股冲动，我打消了去梅肯市采访的念头，决定离开南佛罗里达——那是我成长、写作、制作和为摇滚样带打鼓的地方——去纽约做一名音乐记者。在听到埃尔维斯的死讯后不到24小时，我已坐在我的车里，北上谋生。对于我来说，埃尔维斯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戏剧性的转折。

到纽约后不久，我就在摇滚爱好者杂志《马戏团》(Circus)谋得了一份助理编辑的工作，并有幸与许多优秀的音乐记者和评论人一起工作。他们中的很多人至今仍然是业内的佼佼者。1980年，我中断在那里的工作，进入法学院学习，开始研究法律问题对音乐进程的潜在影响。

我写的第一篇关于音乐和法律的交叉领域的文章取材于一个刑事案件，为此我跑遍了联邦上诉法院。这篇文章最终发表在《国家法律杂志》(The National Law．10urnal)上，内容是围绕谋杀约翰·列侬(John Lennon)的凶手马克·戴维·查普曼(Mark David Chapman)的法律问题。

十年后，我不定期为《音乐人》(Musician)杂志写了一系列文章，从如何寻找音乐律师开始写起，希望以此帮助音乐人了解他们的法律权利。1983年8月，考完纽约律师资格后的一天，在位于皇后区的公寓里，我创办了一本名为《娱乐法律新闻》(Entertainment Legal News)的新闻通讯。1985年，此刊更名为《娱乐法律与金融》(Entertainment Law & Finance)。

通过这份刊物，音乐愈加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我几乎每周都要听最爱的冬青树乐队(Hollies)的歌，特别是他们60年代的专辑。听歌也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就像在写作这本书一样。

例如，在纳什维尔联邦法院，我得到了上千页关于音乐发行商阿卡夫一罗斯公司与罗伊·奥比森遗产管理人之间的官司的诉讼文件。在最后一个文件夹的最后一页，我发现了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一张收录了十首歌的样带。这是奥比森最后的非官方唱片之一，与其合作者比尔·迪斯(Billy Dees)共同完成。

在格雷斯兰庄园的庭院里，我站在一棵树下，驻足观看为埃尔维斯举行的第二十次烛光纪念会。格雷斯兰庄园大门上的轻便喇叭里传出情歌《我将记得你》(I’ll Remember You)的旋律，普雷斯利动人的声音飘扬过整个草坪。时隔三十多年，我又一次和埃尔维斯的音乐联系在了一起。虽然这三十年来除了他的经典老歌，我已对他一无所知。

我希望这本书能引导读者从一个新的视角欣赏所喜爱的音乐，并能更深入地感受到音乐人的艰辛，这种艰辛不仅来自音乐创作，即使音乐完成后也得格外小心。如果读者能读出这些，那么此作就不辱使命了。

斯坦·苏克(Stan Sooc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