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故宫看大门》作者维一初中肄业后先到内蒙古农村种庄稼，又到西双版纳农场砍树种橡胶。后来回到北京闭门读书，到故宫博物院看大门。本书收录了作者“发掘”自己记忆残片的一组文章，除了“我在故宫看大门”，还有淘旧书的荒唐事、王世襄的“锡庆门行走”、冯爷的外语和学问等。

该书讲述的一些事让人忍俊不禁；另一些事则令人心酸叹息。时间、地点、人物的记忆都会出现残缺、偏差，以致颠倒和混乱，但这不应该是忘却记忆甚或抹杀记忆的借口。如今这个鼓励遗忘、愿意遗忘的年代，对于发掘记忆、坚持记忆的人，我们应该有一份特别的尊敬。

《我在故宫看大门》作者维一自幼居北京，初中肄业后先到内蒙古农村种庄稼，又到西双版纳农场砍树种橡胶。后来，回到北京闭门读书，到故宫博物院看大门。“文革”结束后，先在北京的研究所和科隆的大学读考古，又到哈佛大学及法兰克福大学访学。《我在故宫看大门》是作者“发掘”自己记忆残片的一组文章，不光是“我在故宫看大门”：“拎在手中的家”因“外事”需要而添置了大衣柜，手摇唱机和好友慷慨相借的唱片，自己组装“无线电”（收音机）的门道，知识青年“扒车”（今天叫“蹭火车”）的道道儿，云南吃马肉的学问，“文革”刚结束时的“内部电影”，淘旧书的荒唐事；还有北京四中的“先生”称谓的讲究，儿时的朋友，王世襄先生的“锡庆门行走”，和张光直先生一起回忆母校的老师，冯爷的外语和学问……一些事，让你喷饭，另一些事，令人心酸。

写在前面

湖南与上海

拎在手中的家

老章和小章

柳雯姐

蛮仔

冬至日读《湘潭黎氏家谱》

北京四中的“先生”

扒车

吃马肉的经验

我不怪门合同志

我在故宫看大门

再忆“锡庆门行走”

诫器

6V6

派克金笔

“安能吾得”——兼忆京城的“委托行”

我的“灵格风”

前后“点绛唇”

淘书最忆是荒唐

“内部电影”

旧事重提：“废除高考制度”

忆光直先生

忆冯爷

樊洋人

风雨如晦忆故人——我所知道的俞伟超先生

望之先生二三事

洋镜头里看中国

开封犹太教“脱拉”的流散——有感中国

 开封犹太人聚落的凋零

总把新桃换旧符一初访荫余堂

湖南与上海

我是上海出生的北京人，祖籍湖南。对湖南和上海两地有着不多的一点乡党情结。

湖南人的乡党情结是有名的。我在很小的时候就体验过，发现湖南人爱惜“乡党”已经到了不讲原则的地步。

那是在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有次过旧历年的前夕，母亲带我在西单菜市场排队买菜。因为当时食品极端缺乏，为了过年，购物的队伍排得像个长蛇阵，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大家都是清晨四五点钟起床摸黑来的，很不容易。而且每一类食品，无论是鱼肉，还是蔬菜，都要单排一队。像我们这种人丁不兴旺的家庭，只好由我和母亲在几个队伍中游走，分别占上位置。但是这种活动要时时刻刻让前后左右的人认可并不十分容易，需要永不停止地在各个队伍里周旋，反复认证自己的合法地位。

果然很快我就在一条队伍里遇到麻烦。这是一条买带鱼的队，尽管湖南人过去并不喜欢这类蹩脚的海鱼，但“形势比人强”，也就只好将就。谁知道就是买这样的带鱼，后面一个人也开始怀疑我在队伍中的合法位置。他冲我大喝一声道：“这个小鬼没有排队！”可以想见，他是想先声夺人，而且听得出来，他的口音里有很浓重的长沙腔。

正好我的母亲就在身边，便耐心向他解释说，我们是在各个队伍里来回排队，所以有的时候不在，但绝对没有“加塞儿”的企图，母亲还特意将“塞儿”的儿化音念得尽量平顺一些。排在队伍里的其他人这时也都纷纷挺身出来证明我的合法性。那人自知理亏，然而却冒出一句我至今记忆犹新的辩词，他对母亲说：“听得你讲长沙话，都是湖南人，冒得哦里(意为：没有什么)，算得咯，算得咯。”

回家的路上，母亲对我发起她的感慨：“这算什么话！都是湖南人就可以不排队么？！要不是湖南人难道排了队也是白排了不成？！”

我倒并不完全同意母亲的话。尽管那个湖南同乡冤枉了我，但我想他一定是认为在京城里湖南人是少数，所以大家要精诚团结，共度时艰。不过从此之后，我便认为守望相助乃是湖南人的习俗，而且为了“乡谊”可以妥协到完全没有原则的地步。

然而后来我又发现，在湖南人自己的圈子里也并不一定是完全没有原则的团结。

那是“文革”结束后，湖南考古所的熊先生到北京来出差，在研究所里碰到我。同事给熊先生介绍说，以我的籍贯而论，也算得上是湖南人。熊先生听说我这个一口京腔的人居然也是湖南人，来了兴致，就跟我说出一件他信以为真的旧事。据说“文化大革命”之后，一些劫后佘生、大难不死的湖南名流在长沙迁京的湖南餐馆曲园里聚会。当“三家村”硕果仅存的人物廖沫沙先生步入正厅，看到许多同乡故友仍旧健在，便故作惊讶地调侃道：“哦，还有这么多的湖南人，看来还可以再搞得一场文化大革命！”

一些年以后，我在朋友家中碰到廖先生的女公子，本想向她求证这段佳话，但一时匆忙竟然忘掉了。不过我想，至少这位湖南来的熊先生非常认同此说，也可见湖南人真是相当好斗且以斗为荣，“文革”不也肇始于湖南人斗湖南人么？

为了寻找自己身上湖南人的秉性，就需要追溯我的籍贯，但是祖父死得早，这使我上溯祖籍和家世遇到了不少的困难。至今留在我手头有关先祖的证据仅仅是一张坟茔的照片。从照片上看，墓地周围的环境不算太差，墓碑似乎也还有些气派，大致有三四公尺宽，一人多高，中间起拱，碑文分作三部分，中间的文字是“十八世黄公履卿大人”，右侧是立碑的时间为“民国十五年夏历丙寅……”，以下的字被草遮掩，无法看到；左侧是“男仁浩、仁杰、仁淦、仁澍、仁衍；孙厚培、厚基、厚载、厚垣、厚坚、厚均、厚圻、厚堃……”，以下的字也同样被墓前的草丛遮掩。

遗憾的是，我根本不知道祖父的名字，所以无法知道他是其中的哪一位。在这些名字当中我也没有发现父亲的名字。好在我知道父亲是以字行，他名字里面辈分排序的中间一个字正是“厚”，而在民国十五年他只有八九岁，按照长幼有序的规矩，他应该排在较后的孙辈位置上，所以我推测他的名字是掩在草丛中了。如果这推断不错的话，我的祖父应该是墓主儿辈里那五个人之一，但究竟是哪位我无法得知。幸运的是由此得知我的曾祖名讳为黄履卿，其他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关于我的祖父，如今我能够见到他的唯一遗物是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在汉口一家照相馆里拍摄的照片。照片装帧是按照当时普遍的做法，嵌在一页半分厚夹纸板做成的相框中。相框质地相当结实，也算讲究，在中间开一椭圆形窗口露出照片，而照片显然有意将色调加工成淡棕色，这也是那个时代的风尚。拍摄的确切日期和地点都很清楚，因为在相框的背面有毛笔写的几行小楷，这看来是出自祖父的笔迹：“中华民国十七年阳历五月廿壹，阴历四月初叁摄于汉口振亚照像馆。”

我曾听祖母说过，我的祖父曾经在北伐军中当过一名职位不高的军需官，后来在军旅中患病殁于途中，遗体运回家乡埋葬。祖母还提到过祖父是因脖子上生疮而亡的。祖父这张照片上的样子看来约莫有三十几岁，果然还可以见到他脖子上裹着白布，面部也似乎多少有忍受着痛苦、勉强克制的表情。可见当初祖母的话还是有迹可循的。

P5-8

一九八一年，我还在考古研究所读书。那年的初春，我曾有过一次参加考古田野考察的机会。如今差不多整整过去了三十年，当年考察的细节几乎已经全然忘记，只有踏访仰韶村那两日的印象一直记在心里。

仰韶村在河南省渑池县境内，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小村落。仰韶村爆得大名完全是出于一九二一年一位瑞典人所作的一次田野考察，比我们此行早了六十年。

这个瑞典人名叫安特生，是当年北洋政府延聘来华的矿业专家。在一次例行的田野考察中，安特生在仰韶村村外的台地上意外发现了一种以红陶为代表的远古人类遗存，从而以有形的文化遗存将中国的远古记忆“固化”了下来。他把这种考古遗存命名为“仰韶文化”。正是因为这处考古遗址的发现，中国史前历史才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尽管与眼下发现的许多仰韶文化遗存相比，仰韶村的考古堆积算不得理想：文化内涵并不单纯，不但遗物零散，而且地层也遭到后世的严重扰动和破坏。但这并不影响至今我们仍旧沿用仰韶文化这个考古文化名称。道理十分简单：在此之前，对远古的认识只是一种朦胧不清、似是而非的记忆：“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没有时间，没有地域，更没有文化的细节。是仰韶村的发现开创了对远古历史的具体记忆。于是也就难怪仰韶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庄会与紫禁城、兵马俑一样，并列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远古记忆如此，现代记忆又何尝不是如此。随着时光的流逝，加上人为的扭曲，时间、地点、人物的记忆都会出现残缺、偏差、颠倒以至混乱。但这不应该是忘却记忆甚或抹杀记忆的借口。在如今这个鼓励遗忘、愿意遗忘的年代，对于发掘记忆、坚持记忆的人，我总有着一份特别的尊敬，就像尊敬发现仰韶文化的安特生先生一样。

姑且就说是见贤思齐吧。幸好年轻的时候我受过一段难得的考古训练，难免对这几十年来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旧事也要下一番发掘考据的功夫。无论是在故宫看大门，还是在西双版纳吃死马肉，自从踏察了仰韶村，我就执迷于发掘这些记忆、坚持这些记忆。心里当然再明白不过，这无非只是一些记忆的残片，一些被扰动、被破坏了的记忆残片而已。

维一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