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改革为何雷声大、雨点小？“许霆案”能否担当法治教化的“活化石”？乡土中国到底要什么样的现代化……

读者看到的这套《改革要情参阅》，直面社会发展转型和改革所面临的挑战与危机，融汇百家意见、纠正理论误区，是决策者的参阅材料，也是探索改革新思路的理论平台。思想的解放是没有止境的，制度的创新也是没有穷期的。改革不会终止，改革才刚刚上路。

本册为第2辑。

《改革要情参阅》直面社会发展转型和改革所面临的挑战与危机，提供全面、实用的国内外政治、经济资讯，挖掘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探讨改革过程中隐藏或者可能爆发的种种重大问题。

《改革要情参阅》关注改革热点与难点，汇集各阶层对改革的诉求，借鉴海外启示，梳理改革经验，探讨改革路径，讲真话、切时弊、出对策、为各级决策者和产官学媒搭建起信息交流以及探索和推动改革的平台。

《改革要情参阅》以中央权威研究机构和宏观决策部门的一流专家学者、高级智囊和政府官员为作者群，这也是决定了其内容的权威性、科学性和广泛性。

出版说明

代前言 后危机时代的中国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走小步、不停步

 时代呼唤民主政治发展

 行政为何难“问责”

 公车改革：我国改革的又一面镜子

 行政强制执行中的主要问题

 “交易成本”理论的滥用与误用

民主是陀螺，要抽才会转

 中国公民社会素描图

 政府要学会问计于民

 选举是民主第一要义

 反思“强人改革”模式

 领导民主将是对党的最大考验

 干部考察中的失真问题

立法与法治不能划等号

 政府应该“算着账”立法

 反对“立法中心主义”的法治观

 被行政系统吞没的检察权

 用案例指导审判 实现司法公正

 判决书上网倒逼精密化司法

 “许霆案”能否担当法治教化的“活化石”

“几乎没有部门不收费”

 行政收费的新动向

 行政收费：立法规范还是基本取消

 彻底切断行政收费与部门利益的纽带

经济政策急需长远思维和全球眼光

 中国经济的千年表现

 2010年，中国经济将进入新一轮扩张阶段

 交利替代收租掩盖了国企行政性垄断

 对中小企业应区别对待《劳动合同法》

 警惕外资水务公司并购狂潮

 建立石油战略储备的建议

 当前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什么

谨防中国式“次贷危机”

 中国银行业的风险评估

 证券监管部门悄然进行了制度创新？

 增加财产性收入 呼唤金融创新

 公民基本收入账户制度与非常时期金融政策波

农村政策的底线是不搞土地私有化

 解决“三农”问题要走出三个认识误区

 应调整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思路

 农村问题根在基层政府“制度化”过低

 农业形势严峻“口号农业”亟需改变

 土地“三集中”对农民权利的影响

 给农民产权和监督权

 “两权归一”应是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方向

 农村政策的底线是不搞土地私有化

再论民生

 中国养老金制度的缺陷

 养老保障体制改革机不可失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何去何从

 政府对建廉租房“叶公好龙”？

 “经济适用房”制度是怎样被异化的

 医改的终极目标和成功标志是什么

 民营医疗机构为何难成大器

“别人是怎么搞的”

 美国国会的预算监督制度

 美国的粮食政治与粮食武器

 美国券商的贪婪

改革要情参阅—资讯汇编

 时政要鉴：

中国需要的是制度崛起

政改新点：首次提出时间表

深化改革的根本在依宪治国

中国政府应该回归“本位”

中国社会需要告别体制性虚荣

中国学界热议“大户籍”改革，呼吁权利平等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央党校学者列“三民公式”

大部制讨论忽视了三项改革

大部制改革关键在实现权力制衡

改革当前最大的危机在于利益失衡

政府改革须释放纳税人权利与公众权力

限制公权才是出路

走出体制性拘谨

改革该触及利益集团

先改自我改革的封闭模式

改革是解决信访问题的根本之道

推进改革的决定力量源自上下呼应

汪洋邀网民“拍砖”，树官员政务公开形象

为“舆论监督”提供法制保障

“昆明纸贵”显示公众强烈的“监督渴求”

谨防舆论监督变成权力“按需索取”

让监督权力告别“亚权力”

迎合型干部：干部选拔机制的畸胎

预防腐败在于制衡而非减少公权

网站被挤瘫昭示反腐新开始

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公布是反腐倡廉的“阳光法案”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已成贪官救生圈

警惕“官僚型利益集团”危害社会公平

行政成本的各项支出要有明细账

部分乡镇买税现象泛滥

“小金库”现象屡禁不止源于没有设立惩处集体贪污法

企业管效率，政府管公平

要居安思危，警惕国外给中国戴高帽

干部考核应引入外部群众满意度系数

五年连升三级暴露体制弊端

仅有官员的联系方式是不够的

中国的问题的求解在于能否还权于民

把法院从行政羁绊中解放出来

非常时期社保基金筹措要有非常手段

终结社保资金征缴的“二元结构”

国内社保缺乏转移机制屡次引发“退保潮”

养老保险改革应破除划地而治格局

我们的教育陷于三重困境

义务教育实至名归，考验4％投入指标

41.8％中国公众认为教育花费不值得

民生与民主不可分

中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税收法定

中国特殊利益集团致环境持续恶化

我国最大产煤县6700多农民成“生态灾民”

以常住人口取代户籍人口统计人均GDP

赈灾“捐款秀”：一场中国式的地方政企冲突

 经济透视：

强势资本下的劳动无奈

国有资产流失中的“人祸”

房产商欠税逃税严重源于制度性漏洞

尽快改革卖地财政体制

中国贫富分化程度已超合理水平

有社会保障，才会有劳动保护

万亿土地出让金用在农民身上有多少

成谜的公共性资金注定不会安全

增加个人所得税的比例，严格财产性收入征税

地方政府的不合理税费是抬高各地房价的重要原因

房价30％是税费

经济领域的改革还处在初级阶段

个税起征点要提高到5000元才能启动内需

国内个税最高税率太高、级次太多

商务成本过高已开始冲击上海的金融服务业

全国土地一年卖9000亿元，地方政府“吃”地为生

新阶层主要利益诉求为五点

中国企业创新严重不足

国内粮食核心问题是大豆策略的失误

东西部争夺“人口红利”

经济和社会发展两个失衡原因是经济增长方式

中国需反思低利率政策

“富政府”不是经济的稳定力量

农民工将占中国城市人口近半数

“30年现象”在中国显现值得重视

让统计外的1亿人涨工资

 国际扫描：

美日澳印“牵制中国”对话机制正“自然消亡”

韩企非法撤离是中国制造业转型的信号

巴西石油业因“放开”而繁荣

全面小康社会可借鉴“新加坡模式”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滞后，或发展结构整体上表现出的某些不平衡性，并不一定都以政治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局面。许多问题往往是以政治层面的“权力运作”开始，而以经济层面“攫取利益”的结果告终。从社会深层原因分析，这是与中国市场经济本身的人为嫁接性有直接的联系。中国缺乏市场经济的自然历史过程，商品经济也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在许多领域至今仍很严重。这样的背景必然会给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致使疯狂、贪婪、无序等现象出现。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权力资本的扩张和寻租活动的猖獗几乎成为中国社会最大的政治毒瘤；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就业难等民生问题突现；社会秩序恶化、犯罪率上升、制假贩假难以杜绝，人们生活缺乏安全感；政府行为扭曲，公共权力私利化的问题愈加突出，对于部门利益、行业利益蔓延采取的措施，至今收效甚微；出现建国以来少有的严重司法腐败和吏治腐败，贪赃枉法、买官卖官现象绝非鲜见。

现在人们都在谈论创新。但如果我们冷静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在所有的创新活动中，体制创新似乎更带有根本性。中国“发展结构”的不平衡，尽管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归根到底首先还是体制创新方面的不平衡。对改革开放的过程稍许进行考察就会发现，改革很大程度上也首先是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过程。

与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和取得的成就相比，中国政治层面的体制创新则显得不尽如人意。虽然我们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特别是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政治体制的革新提出过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思想，随后也出台了一些具体改革政策，并在不同的领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总体来讲，政治改革似乎还不能适应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创新的要求，在某些方面甚至制约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影响其进一步的创新。

就政治发展内在的冲突而言，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莫过于政治结构分化不充分，以及由此导致权力结构中的制衡体制难以有效建立；权力制衡的缺位，在某种意义上又助长了权力行使非理眭的扩张，从而动摇了权力合法性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另外，政治参与渠道、参与途径的短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挫伤了民众政治参与的热情，增加了政治不稳定的因素。事实告诉我们，中国政治层面的体制创新，最根本的方面是要解决政治结构的科学分化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制度的重新安排问题。这绝不意味着要改变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而是要在这一基本政治制度下，思考如何使政治结构的配置更加合理、有效。

那么，要在政治体制创新中建立抑制腐败的权力制衡体制，就必须对我国现行的权力结构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和重新配置，真正确立起一套新的执政党、人大、政协、政府四者之间的责任体系。在做出这样选择时，首先要消除长期存在于一些人头脑中的某些误解，即建立权力制衡体制，似乎就会削弱执政党的领导。其实，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历史性选择，在当代中国社会，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可以取代。只有将思考问题的前提放在这样—个基点上，才有可能做出正确的抉择。

建立权力制衡体制，首先要对执政党的执政方式进行必要的改革，以接受来自党内外更多的监督。具体讲，改变执政方式，主要是更好地发挥政权机关(人大)和参政机关(政协)的作用，使国家的治权机关(国务院)真正对人大负责；使政协及其所容纳的各民主党派真正成为监督执政党的参政力量。也就是说，要通过政协的参政权制约执政党的执政权。与此同时，党在其内部一方面要扩大党内民主，发挥党员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制定以及重大人事安排中的重要作用，如党内要实行较大范围的差额选举，在各级党的代表会议上，党员数人可以联名提出党的有关领导候选人等；另一方面，将现行的党的纪律检察机关的组织体制加以改造，变同级党委领导为上级纪委垂直领导，加强对包括党的高级领导人员行为的监督，如制定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

参政党的改革，主要是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制度。应把政协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参政机关和对执政党的权力制约机构进行改革。如可以赋予政协推荐国家政权机关与治权机关某些领导人的权力，并与执政党、人大代表推荐的候选人，一并参与竞争，供人代会代表选择；政协的换届会议可以考虑与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同时召开，这样才能使政协对执政党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协商，以便取得共识；政协的领导成员应有严格的任期制，并不宜有过多的超龄人员出任；政协内部领导成员的产生，应充分发扬民主，实行差额选举；赋予政协提出弹劾执政党担任高级领导职务人员动议的权力，以及对执政党重大路线、方针、政策提出质询的权力等。P004-005

代前言

后危机时代的中国改革

高尚全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

在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发达经济体陷入全面衰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保持相对强劲的增长势头，成为世界经济稳定的重要来源。2009年10月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指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将先于欧美等发达国家走出危机、实现复苏。

但是，我们也要清楚地看到，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比如，对外部市场的高度依赖和内需不足的矛盾，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在后危机时代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对新兴经济，对全球经济，都有重要意义。

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矛盾进一步突显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应当说是长期而深刻的。它不仅对我国实体经济带来了冲击，更重要的是它充分暴露出了我国发展方式中长期存在的一些矛盾。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的矛盾

我们喊了许多年的垄断行业改革，过去几年也有一定的进展，但一些行业在应对危机中出现明显的“国进民退”趋势，民营经济发展受到更大的冲击。再比如，高能耗经济和高碳经济赖以生存的最根本的体制基础，就是资源要素的行政控制和价格扭曲。

(二)社会公共需求转型与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矛盾

我国已开始从私人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但相应的社会体制改革还不适应这个时代变化的趋势。公共产品短缺成为阻碍扩大内需、制约发展方式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

公共产品短缺使我国消费率不断下降，消费率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金砖四国”中的其他三国。2007年，巴西、印度和俄罗斯消费率分别达到75.7％、64.9％和67.0％，而我国最终消费率为49.0％，2008年进一步下降到48.6％；居民消费率更是偏低，2007年仅为35.6％，2008年又降为35.3％。

(三)政府作用的发挥与政府自身建设和改革滞后的矛盾

无论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还是适应社会需求变化的社会体制改革，最终都取决于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的进程。应当说，近几年政府改革有明显进展，但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例如，近年来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从总体上来看，政府仍然是经济建设型的运作模式，中央和地方在公共服务上还没有严格的职责划分，地方政府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追求经济总量的扩张上。

加大改革力度，奠定转型制度基础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比较明朗，在政策刺激下，经济进一步回升已成定局。内外环境变化，也给改革带来了压力。外部市场持续萎缩、内部社会需求结构变化，是一个中长期趋势，很难通过政策调整来适应，只能在改革中积极应对，努力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一)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们要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尽快建立反映资源要素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产权边界清晰的微观主体。这是提高市场活力、促进科技进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优化经济运行质量的基础条件。新阶段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实现由政府主导型的经济运行机制向富有活力的市场主导型经济运行机制的转变，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凝聚转变发展方式的活力。

(二)加快社会体制改革，推进社会建设进程

未来几年社会体制改革要着眼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第一，农村是潜在的消费大市场，要注重通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开启农村市场。第二，把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同以人为本、提高人口素质、建设人力资源大国的战略目标结合起来。实质性地提高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投入，形成全社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良好制度氛围，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奠定坚实基砷。第三，要特别注重协调社会利益关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为全社会凝聚改革共识创造条件，使后危机时代的改革获得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社会支持。

(三)提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大政府转型力度

从30年转型与改革的历程看，我国发展方式转型的主要挑战不是经济社会本身，而是政府决策与政府转型。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应重点推进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主线的政府转型。

第一，在完善政府经济职能上取得重要突破。建立市场化的宏观调控体制，增强中长期规划的科学性和约束性；强化央行在宏观调控中的独立地位，增强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和有效性；建立现代市场监管体制，确保市场监管的有效性；加强政府对外经济职能，为人民币国际化、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第二，在政府公共职责保障机制建设上取得重要突破。建立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责分工及保障机制。按照公共服务支出责任与财力相匹配的原则建立中央与地方分工体制；建立符合公共服务型政府要求的绩效评估体系和行政问责制度。

第三，在改革调整行政权力结构上取得重要突破。以建立健全大部门体制为重点，大胆探索建立公共权力有效协调与制衡的体制机制，基本形成行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第四，在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上取得重要突破。集中解决群众意见大、制约政府公共权力规范行使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在建立阳光政府、效能政府、廉洁政府、法制政府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着眼于发展方式转型的改革要有新思路、大魄力

有人曾经提出，改革已基本结束。但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它对我国带来的冲击却再次突显出改革的重要性。在我看来，改革不仅没有结束，反而面临更加艰巨的任务。未来30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内，要推进发展方式转型，改革面临更重要的任务。实现改革新的突破，必须要有新思路，要有大魄力。

(一)把发展方式转型作为改革的主线，这是一个大思路

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要讲新话，讲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真正把改革深入下去，要大胆突破过去的一些理论“禁区”。从现在的情况看，突出改革的新思路，就是把发展方式转型作为主线，推进三个领域的改革。第一，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第二，以适应社会公共需求转型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第三，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有了这个大思路，才能清晰地看到推进经济、社会和行政体制全面改革的迫切需求，才能找到改革新的突破口。第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以打破行政垄断为突破口；第二，推进城乡一体化要把城乡土地利用规划制度改革作为突破口；第三，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把建立公共权力协调与制衡机制作为突破口。

(二)推进新阶段的改革要有大魄力

进入后危机时代，我国改革面临的环境更为复杂；改革的推进动力也有明显变化。着眼于发展方式转型的改革，需要有大的魄力，要在一些基础层面有大动作。  第一，坚持改革不动摇。面对当前国际国内的复杂情况，继续毫不动摇地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尤为重要。从我国改革的历史来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方向来之不易，是我们经过长期探索得出来的结论。今天中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我们必须坚持改革不动摇。

过去30年的实践证明，在严峻的挑战和巨大的困难面前，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是破解难题、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

第二，后危机时代深化改革呼唤新的思想解放。新阶段的改革，需要有新的超越。进入以扩大内需、构建消费大国为目标、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全面改革新阶段后，改革所面临的形势更为复杂，涉及的范围更广。没有新的解放思想运动，改革很难顺利推进下去。

第三，消除不利于改革的各种认识和判断，形成全社会共促改革的合力。

发展方式的转型带来的挑战已经超越了经济本身，着眼于此的改革更是呼唤大的智慧以及思想的碰撞与交锋。读者看到的这套《改革要情参阅》，直面社会发展转型和改革所面临的挑战与危机，融汇百家意见、纠正理论误区，是决策者的参阅材料，也是探索改革新思路的理论平台。思想的解放是没有止境的，制度的创新也是没有穷期的。改革不会终止，改革才刚刚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