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性格的国学史著作，呕心沥血的学者大文章。

国内第一本系统全面介绍先秦诸子学术思想的普及读本，比于丹更全面，比易中天更深刻。该书囊括先秦诸家学派思想，客观论述春秋战国时期各思想流派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发展脉络，交待社会历史背景和相互间的依存影响关系，对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春秋战国动荡时代的思想学说和流派，做出清楚的交代。

探索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意识形态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诸方面形成的影响作用，沿着诸子百家争鸣的发展线索，结合地区文化，特别注意与鲁、齐、三晋、楚、秦等地方文化的形成发展紧密结合，对各思想流派的产生、发展、结局有详细的论述，形成有机整体，成为一家之言。

该书分为几个阶段进行研究探索，对春秋战国思想史的历史进程形成独到的见解，提供了有价值意义的贡献。该书对儒、墨、杨三足鼎立局面展开详细的论述，对兵家思想展开着重研究，这是近年鲜见著述的；对稷下学的深入研究是有新意的，过去学术界对阴阳家的研究很薄弱，著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对邹衍的生平事迹和阴阳五行思想都有独到见解，大大丰富了阴阳家的内容，使诸子百家的思想发展路程，成为有机的整体，这是《先秦诸子精神》一书的突出特点。

序言(一)

序言(二)

第一章 先秦诸子的争鸣与融合：乱世绽放的文景

 一、“士”阶层的兴起

1.“学在官府”与学术下到民间

2.“养士”之风的盛行与士的活跃

3.宽容的学术环境

 二、诸子以继承文化传统为使命

 三、“诸子百家”的分类

1.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分类的简况

2从诸子百家起源来分类的几种学说

3.先秦诸子分为“六家”或“十家”的长处与不足

4.地区文化与古代学术中心

 四、今天怎样看待百家争鸣

1.百家争鸣的盛况

2.诸子百家的相互影响与融合

第二章 “儒”到“儒家”：一种职业到一个学派的升华

 一、儒家崛起为先秦第一学派的条件

1.从王官与儒说起

2.孔子大办私学

3.儒家创建于鲁国的历史背景

4.儒家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中的影响

 二、孔子首倡“礼治”与“仁学”

1.孔子生平

2.孔子对儒家思想的贡献

3.孔子的影响及其后学

 三、子思对中庸之道的弘扬及思孟学派

1.思孟学派的客观存在

2.子思突出了孔子的“中庸”思想

3.思孟学派的主要哲学范畴：“诚”与五行说

 四、孟子基于人性善的仁政学说

1.生平

2，孟子首倡人性本善

3.开给统治者的“仁政”药方

 五、荀子说：“天行有常”

1.生平

2.人性本恶所以要“化性起伪”

3.教和学的论述

4.天行有常故而“制天命而用之”

 六、孔子思想的特点，儒家的发展与影响

1.孔子与儒学思想的特点

2.儒学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

3.儒学的世界影响

第三章 墨家：儒家的第一个挑战者

 一、墨子的生平、著作与墨家的创建

 二、儒墨之争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开端

1.关于百家争鸣的发端

2.邹鲁儒墨显学之争的时代背景

 三、墨子的十大主张

1.“兼爱”

2.“非攻”

3.“尚贤”

4.“尚同”

5.“节用”、“节葬”

6.“非乐”

7.“尊天”、“事鬼”

8.“非命”

 四、儒墨显学之争的主要内容及其实质

1、儒墨之争的主要内容

2.儒墨之争的原因与实质

 五、墨家的分化与消亡

1.墨家的分化与消亡

2.墨家消亡的原因

第四章 法家：新势力的崛起

 一、晋国激烈的政治斗争催生了法家

1.嫡长子与庶子之争引起晋国内乱

2.三家分晋

 二.法的演变与法家始祖李悝

1.法家与法

2.子夏西河讲学——家向法家的过渡

3.李悝在魏国的改革

 三、吴起在魏西河与楚国的“法治”实践

2.在魏国西河的变法

3.在楚国的变法

4.吴起在楚变法失败的原因

 四、申不害推崇“术”

1.申不害的生平与所处的时代

2.法家“术”的思想的提出及其意义

3.“术”与重赏罚与明法治相结合

4.“术”的历史地位与思想渊源

 五、慎到讲“抱法处势”

1.慎到的生平

2.明君恃势而治

3.“尚法”、“立君不尚贤”

4.慎到的黄老思想及其由来

 六、商鞅在泰国的变法

1.秦孝公礼贤的历史背景

2.商鞅在秦的变法与法治思想

3.商鞅对“耕战”思想的发展

 七、韩非与封建专制主义

1.秦王政为什么对韩非倍加推崇

2.韩非如何将法家导向封建专制主义

3.对“耕战”思想的总结

4.进化的历史观

5.性恶论

6.天道观和认识论

7.朴素辩证法思想

8.齐法家与晋法家思想的不同：“德法兼治”与“法治”

第五章 名家：游走于逻辑与事实之间

 一、名家产生的渊源与流派

 二、《庄子》记载的“历物十事”惠施

 三、稷下学宫的两个名家——儿说、田巴

1.儿说的“白马非马”说及骑白马被课税的尴尬

2.田巴的生平与思想

 四、公孙龙的著名逻辑命题

 五，邹衍与稷下黄老之学的宋钎，尹文的名实观

 六，后期墨家的名辩思想

第六章 道家：隐士风度与哲人智慧

 一、老子论道，开启防御与退守的智慧

1.老子的生平

2.老子受传统文化与楚隐士的影响

3.《老子》的成书

4.老子的思想

 二、庄子的处世智慧

1庄子生平与故里

2.庄子的著作

3.庄子的价值主张

4.庄子的处世哲学

 三、稷下黄老之学

1.黄老之学的产生

2.稷下黄老之学的三派

3.黄老之学的著作

4.稷下黄老之学与黄老思想的先驱范蠡

5.稷下黄老之学对老子思想的改造

6.黄老之学与田齐政权“兼容并包”的学术政策

7.宋钎、尹文

8.慎到的黄老思想

第七章 个人主义的先驱：杨朱学派与农家

 一、杨朱学派及其思想

1.杨朱学派产生的时代背景

2.杨朱的主要学说：“为我”、“贵己”而反对“侵物”、“纵欲”

3.杨朱的政治主张：建立“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的社会

4.杨朱的哲学思想

5.杨朱学说与道家的异同

6.杨朱与墨家的异同

7.杨朱学说受儒法两家的激烈攻击

8.杨朱学派的发展和消亡

 二、农家许行的生平和思想

1.许行的生平与著作

2.农家产生的时代背景

3.许行的主张

4.对许行主张的评论

第八章 先秦兵家：以战争的观点看世界

 一、兵家始祖孙武的军事哲学思想

1.齐文化的尚武精神

2.兵家始祖孙武

3.孙武的军事思想

4.孙武的军事哲学思想

 二、兵家吴起与其军事哲学思想

1.吴起的生平和著作《吴起兵法》

2.《吴子》的军事哲学思想

 三、兵家孙膑及其军事哲学思想

1.孙膑的生平与著作

2.《孙膑兵法》的军事思想

3.在历史上的地位

 四、尉缭的生平，著作和军事思想

1.尉缭的生平

2.尉缭的著作《尉缭子》

3.尉缭的军事哲学思想

第九章 纵横家：以谋求大国政治为第一要务

 一、诸侯争霸为纵横家提供了政治舞台

1.纵横家概述

2.诸侯国合纵连横的态势

 二、各时期的代表人物

1.早期连横派张仪与合纵派公孙衍

2.合纵家苏秦

3.范睢的远交近攻策略

 三、纵横家的理论贡献，历史地位

1.阴阳捭阖之道

2.纵横家的逻辑推理

3.纵横家的历史作用

第十章 杂家：诸子百家的汇流与融合

 一、杂家产生的历史背景

 二、稷下之学对吕不韦的影响与《吕氏春秋》的煽纂

1.吕不韦的生平

2.稷下之学对吕不韦的影响

3.《吕氏春秋》的编纂

 三、诸子百家融合的《吕氏春秋》

1.《吕氏春秋》的杂家特色

2.《吕氏春秋》对后世的影响

总结 论中华传统文化整体观

 一、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观

 二、中华传统文化整体观的形成与发展

 三、中华传统文化整体观的精神与特色

 四、结论

后记

一、“士”阶层的兴起

诸子百家之所以在先秦时期酿成果实，除了植根于当时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还与社会上出现一个所谓的“士”阶层密切相关。在春秋战国社会，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现象，就是“士”阶层的大量涌现与活跃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士”阶层是如何产生的呢？

1．“学在官府”与学术下到民间

西周之时，学校都是官府的。《周礼》明确规定，“古者学在官府”。那时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学校的老师。章学诚说：“三代盛时，天下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文史通义》卷三《史释》)说的就是“学在官府”的情形。即夏商周三代，官府完全控制着学校，学必须以官吏为老师，各种各样的学问，都要向官府有关主管的官吏学习。比如，要学习法律，《周礼·地官》记载：“受法于司徒”。即向司徒之官学习法律。但是，并非任何人都可以进学校学习，只有王公贵族的子弟才有资格。《周礼》明确规定，那时的学校只允许“国之贵游子弟学焉”。(《周礼》卷十四《地官》)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识的。周平王东迁，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形势。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诸侯国，有的则流落民间。(《论语》卷十八《微子》)记载了王官流落民间的一些情况：“太师挚适齐，五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鼓襄入于海。这里所说的“太师“、“乐师”、“鼓师”、“少师”等都是“王官”，是专门为王室服务的。在动乱中，他们分别逃到齐、楚、蔡、秦等国；有的入居于黄河或汉水之滨，有的则处于海边。这样他们就把本来属于官府的文化传播到民间。正如孔子向郯子学官之后对旁人说：“‘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左传》卷四十八《昭公十七年》)还有另一种使王官散入民间的途径，如《吕氏春秋》卷二《当染》记载，鲁惠公使宰让请周平王派史角到鲁国传授“郊庙之礼，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这是说史角被鲁惠公留在鲁国，史角及其后代便定居于鲁国，成为墨子的老师。史角是西周末年周王室掌管“郊庙之礼”的史官，他被留在鲁国以后，经过数代相传，“郊庙之礼”并没失传，但他的后代已经不是周王室的史宫了，于是“郊庙之礼”便流传于民间。由此可见，孔子所说：“礼失而求诸野。”(《汉书》卷三十《艺文志》)这话是有道理的。

随着“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私人办学兴起了。入学条件比西周时大为改变，像孔子所办的私学提倡“有教无类”，(《论语》卷十五《卫灵公》)即教育的对象不分贵贱等级，只要学生送给他“束脩”(一串肉干)作为学费，就可以了。这样便大大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因而有学问的人多子起来。这些人就是“士”。“士”的成分很复杂。他们分属各个阶级。“士”可以经人推荐而担任官职。《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就记载，中牟的地方官壬登(原文误为正登)在一天之内推荐两位学问渊博的人(即“士”)当上了中大夫，并赏赐了田宅。因此，中牟的人纷纷抛弃自己耕种的田地，出卖了房屋与园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即改学文学的人竟多达中牟人数的一半。由此可见，当时弃农为“士”的人数不少。当然“士”的来源还有多种途径，而私人办学的发达，则是最主要的。

2．“养士”之风的盛行与士的活跃

“士”阶层的活跃，还和当时社会的“养士”之风盛行，有密切的关系。春秋时代已经开始“养士”，而战国时期更为盛行。各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为了逐鹿中原，统一中国，十分需要借助“士”的力量，因此纷纷“养士”，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如春秋晚期，齐国的田常，早在齐景公时就施惠于“士”。每杀一头牛，仅取“一豆(四升)肉”，其余的都用来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仅取“二制”，即两匹(共长三丈六尺)布帛，其余的分给“士”做衣服穿。(《韩非子》卷十三《外储说右上》)。又如战国初期的魏文侯尊贤礼士，他周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战国中期，齐威王、宣王之时，在都城临淄西门外设稷下学宫。招徕天下文人学士，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说，议论朝政。后来的大贵族“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养士”多达几千人。还有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有“食客三干”。(《史记》卷八十五《吕不韦列传》)。这些食客都是有一技之长的“士”。

春秋战国诸侯、大夫、贵族的“养士”之风，使“士”受到重视，不仅生活有了保障，而且学术活动有了方便的条件。其中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取得卿相的地位，如吴起、商鞅等。战国？代统治者上层争相礼贤，使得“士无常君，国无定臣”。《孔丛子·居卫》记载：“天下诸侯方俗力争，竟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事则亡之秋也。”这就鼓励了“士”阶层的活跃和大大促进了“士”阶层的发展。复杂的阶级关系与“士”阶层的活跃。这就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形成的社会与阶级基础。

3．宽容的学术环境

此外，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形成，与各诸侯国宽容的学术政策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对“士”往往都采取宽容的政策：允许学术自由。这就为“士”著书立说、发表个人的意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大大促进了战国时期的思想解放。无论在战国早期魏国的“西河之学”，或是战国中期齐国的稷下学宫。还是战国晚期吕不韦以三干门客编撰《吕氏春秋》，所实行的学术政策都是宽容的。各国对“士”都给以十分优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齐国威王、宣王时期的稷下学宫尤为突出。田齐政权虽然倡导黄老之学，但对各家各派的学者并不排挤打击，而是兼容并包，都受到礼遇。学者们可以自由讲学、著书立说和随意议论政事。比如儒家大师孟子与齐威王、宣王的政见是不同的，但在稷下学宫都受到重视，爵禄都是相当高的。齐宣王多次向孟子问政，甚至象齐伐燕这样的重大决策，也向孟子征求意见。后来终于因为彼此政见不合，孟子离开齐国。但齐宣王还尽量挽留他。“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孟子》卷四《公孙丑下》)即打算给孟子建造一座房屋和万钟的俸禄。

春秋战国各国诸侯的尊贤礼士，是因为他们要巩固其政权，力求从多方面多角度来总结为政的得失。摸索统治经验，因而对各家各派都“兼而礼之”。韩非曾指出，当时的诸侯，以墨家薄葬短丧为节俭，从而礼之；又以儒家厚葬久丧为孝道，从而礼之。这是“孝戾，侈俭俱在儒、墨，而上兼礼之”。当时的诸侯．以漆雕轻视爵禄为廉洁，从而礼之；又以鈃荣子(即宋鈃)“见侮不辱”为宽容，从而礼之。这是“宽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礼之”。(《韩非子》卷十九《显学》)《淮南子》卷十三《汜论训》说：“百家殊业，兼务于治”。这句话正好反映了战国诸侯对待诸子百家总的态度。因为这些学说，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都可以进行选择而各取所需。

诸侯对“士”的宽容政策，允许其“合者留，不合则去”。“士”就好象自由的鸟那样，可以“择木而棲”，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比如商鞅在魏没有得到重用，听说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于是西入秦，求见秦孝公，终于委以重任。又比如邹衍本是齐国人，在稷下学宫位于上大夫之列，他不满齐闵王的暴政，而到了燕，成为燕昭王之师。在齐襄王时，邹衍又回到稷下学宫，并在齐王建时作为齐国使者出使赵国，而从未受到非议。又如吴起一生中曾在鲁、魏、楚等国为官，每当遭到诬陷，便另投明主。如此等等，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春秋战国这种特殊历史环境，对诸子百家的形成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创建了良好的条件。

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稷下先生使冲破旧传统的思想束缚，敢于探求和创新的精神得到发扬，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各种观点纷然并存，各种针锋相对的辩论时有发生，这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错综复杂、异常活跃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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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开泰先生把出版社排印的他的新著《先秦诸子精神》拿给我看，我近半年多以来工作极忙，几乎没有读书的时间，然而这部书稿却深深吸引了我。繙读一遍，我确实感觉到，这部专著内容之充实，功力之深厚，决非一般率尔操觚者可比。过去人们形容难得的作品，常说如“空谷足音”，现在出版物充斥市场，固然不是“空谷”，但这样作者投入大量心力的书，也还应该是大家期待的“足音”。

学术界都知道，孙开泰先生是中国思想史专家，尤其精于先秦诸子百家之学。他和我是中国科学院(后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老同事。中国思想史这个学科，奠基人是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侯先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从西北大学校长任上调来历史研究所，创建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组，后称研究室。孙开泰先生是1963年自云南大学到这个研究室工作的，当时即有志于先秦思想学术的研究，得到侯外庐先生的称许。随后虽然经过“文革”的动乱，他仍能坚持不懈，完成了许多论著，提出一系列新的见解，在先秦思想领域作出贡献。由他撰写的这部《先秦诸子精神》自然多有与众不同之处。

记得1986年我为孙开泰先生的《吴起传》写序，曾说过：“有些人认为先秦诸子已有很多学者研究，没有多少新内容值得探索，这无疑是一种误解。诸子百家博大精深，其事迹和思想都有许多奥蕴，迄未得到揭示。诸子中若干著作，过去受疑古思潮影响，被忽视甚至否定，致使当时思想文化丰富繁丽的图景不能为人们全面认识。考古工作的进展，又不断发现汉以前的珍贵佚籍，令人在探索当时文化上有柳暗花明之感。看来先秦学术文化的研究已进入一新阶段，重写这一时期学术史的条件业已成熟。”经过二十多年，先秦诸子百家的研究早已形成新的局面。孙开泰先生的这部《先秦诸子精神》正是在这些年奠立的新的基础上综合创作，将当时思想文化丰富繁丽的图景全面钩画出来，展现在读者眼前。

我们要阐扬中国的传统优秀文化，应该对这一传统的渊源流变有系统的了解。中国文化真是博大精深，在几千年中经历了若干历史时期，其内涵之演化、发展之曲折，不是浅学所能说尽。不过在思想文化整个演进过程之中，如果能把握几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也就是思想文化的高峰时期，便会使我们的认识更易深入。以我个人的陋见，这样的转折点或者叫做高峰，一共有四个，就是周汉之际、两宋之际、明清之际和晚清至民国之际，其中周汉之际还有其特殊重要的意义。

这里说的周汉之际，指的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即春秋末年到战国，以至在一定意义上作为战国之延续的西汉初年。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个时期完成奠基，并出现第一个高峰。后世传流的经典，大都是于这个时期形成的。尽管孔子创始的儒学上承夏、商、西周的绪统，在思想界有其优势，诸子百家并起争鸣的局面仍然在历史上是独特的，并且给后世带来深远的影响。到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盛况终告结束。

此后诸子之学可谓不绝如缕，直到清中叶以后才逐渐复兴，成为学术界新的亮彩。有人以为诸子之学的复兴是乾嘉以来考据学风的扩大，这也不错，但实际未达一间。事实是考据学的工作出乎学者本意之外地淡化了儒家之学义理的神秘性，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儒家的权威，于是诸子百家之学开始重入学术界的视野。

不管我们怎么评价，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儒学居主流地位，而儒学的核心在于经学，然而要讲中国文化，只知道儒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广涉诸子百家，以及三教九流。在今天的“国学热”中，学一些诸子百家的知识，十分必要。孙开泰先生的《先秦诸子精神》给了我们很好的引导，值得感谢，也值得我作一推荐。

李学勤

2009年4月6日于清华

《先秦诸子精神——百家争鸣、融合与传统文化整体观》即将出版，我想就该书成稿的过程中一些点点滴滴的回忆，作为后记，供读者参考。

我1959年考入云南大学历史系，那时因为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在昆明，所以云大历史系的师资阵营是强大的。张德光系主任和李挺教授都是西南联大的。刘文典也在云南大学任教，以“狂”著称，他曾说过：“古今真正懂《庄子》的，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就是我刘文典，其他研究庄子的人，加起来可算半个。”我入云南大学后听老同学传言。张德光主任为刘文典《庄子补正》写过《跋》。正式出版前，张主任把《跋》的文稿给我读过。只可惜我并未亲受其教，刘老师已仙逝。

历史系有两门通史课，《中国通史》与《世界通史》，除此之外，我选了系主任张德光教授的《先秦思想史》和李埏教授的《唐宋经济史》两门专业课。我在班上任课代表，因此与张德光主任与李埏教授经常联系。那时我的求知欲很旺盛，常得到老师的鼓励。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四年大学我一直没有回过家。除了偶尔在周末或星期天到老乡所在部队——昆明军区去看电影外，大多数都是在老师家里请教问题，或在图书馆里看书。那时候，我就萌生写一部先秦诸子研究著作的愿望。

因此，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收集有关孟子的史料。在大学三年级时我在张德光主任的指导下写《孟子的政治主张》。四年级毕业论文写的是《孟子的政治思想》。也是张主任指导的。因为他工作忙，只辅导我一个学生的毕业论文。由于当时很努力，我的论文都以都以优秀成绩完成了。

我的学年论文也得到李埏教授的指导。关于孟子主张的“井田制度”，我赞成是封建国有土地制。在第三学年的一段时间里，因为李埏教授要招收一名唐宋经济史硕士生。我报考了，在考试英语时，收到母亲去世的电报，我非常难过，因为我父亲早逝，现在是父母双亡，家里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弟弟、两个妹妹，穷得连写信的邮票都拿不出钱来买。我每次写信回家，信里都要装入8分钱的邮票。我想我不能再读三年研究生了，弟妹们还需要我的经济支援。于是我哭着对李埏老师说：“我母亲去世了，弟妹们需要我帮助……”这一年，李埏老师的研究生没人被录取。我也失去了报考研究生的机会。

或许是我的毕业论文《孟子的政治思想》受到老师好评，我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在侯外庐先生的领导下从事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工作。我在文革之前思想上受孔孟儒家影响较深，对文革特别是后来的“批林批孔”“儒法斗争”多有怀疑甚至反感。曾与思想史研究室几位同志写过批评“四人帮”“儒法斗争”的文章，文稿送云南大学当时在《历史研究》任编辑的老师。由他转给编辑部，但未发表，“四人帮”倒台后，学部内部刊物曾打印各所传阅。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业务，我即以历史所思想室研究人员身份参加山东济南召开的“全国哲学研究讨论会”。在会上认识了蔡尚思教授等学术界名流，之后参加曲阜师院孔子研究所组织的孔子学术讨论会，每年一次，坚持了5年。骆承烈教授是主持人，那时常见的朋友是陕西师大赵吉惠，他也是年年都参加。我们的意见常常是一致的。后来他与陕西师大的几位教授一起写成多卷本《儒学史》问世。去年在武汉开会听说赵吉惠教授去世了，我心里十分难受，总想写篇文章来纪念他，但是一直未能如愿。

在去曲阜参加孔子讨论会期间，非常值得纪念的是认识张岱年先生。那是1983年4月20日，恩师来京受山东曲阜王阁森特邀参加曲阜孔子讨论会，我陪同恩师到曲阜与会，由北京出发到充州、曲阜，21日到邹县，参观孟府、孟庙、孟林。晚上在邹县孟庙由孟子研究会会长王轩主持，张岱年、李埏教授作学术报告。与会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先秦史室杨升南夫妇，顾洪、齐文沁、清史室冯佐哲、北大、清华的研究人员和当地文化工作者近百人。4月27-28日我与恩师游泰山。有若干张摄影。28日晚乘126次车返京，没买到卧铺票，我与恩师到餐车的餐厅坐了一夜。29日中午回京。

自从与恩师一起第一次在邹县认识张岱老，以后就有许多交往。岱老是哲学界泰斗，他倡议成立中华孔子研究所，得到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谷城支持，和学术界广泛响应，我也参与了筹备工作。经过8个月努力，1985年5月中华孔子研究所在北京孔庙成立了。张岱老任所长，我任秘书长，我的恩师云南大学历史系主任张德光、李埏教授任学术委员会委员。我任中华孔子研究所秘书长只任了一年，就辞职了。但与张岱年先生的交往并没有间断，不过更多的是在齐文化与《管子》研究方面的工作，2000年7月我退休以后，仍然继续。直到2004年4月29日胡祖尧打电话给我，知张岱年先生逝世。之后，恩师李埏先生打电话问我，他与张岱年先生同在邹县作学术报告的事，我查我的日记后才给恩师打电话，详细讲了此事的情况。而今恩师李埏先生也仙逝近一周年，忆及此，怎不令人感叹啊！

十一届三中全后，为正本清源，我开始进一步研究孟子，发现杨朱思想很特别，于是写成《杨朱思想初探》，稿子想送侯外庐先生审阅，因侯先生生病，不便打扰，于是送杨向奎先生，杨向老审阅后送到我的办公室来，鼓励我说：“杨朱这篇还可以。”我很高兴，又将稿子作了修改。此时正值云南大学学报《思想战线》复刊，我的老师马曜先生任主编，当时稿源困难，他到北京来找我要研究论文，我就把我的处女作《杨朱思想初探》给了他。发表在《思想战线》1978年第4期。之后又在张德光主任与李埏先生的帮助下在《思想战线》1979年第4期发表了我的论文《孟子的“仁政”学说》。

十一届三中全后，思想史室恢复研究业务，为正本清源，何兆武、唐宇元、步近智和我找中国青年出版社联系合作写《中国思想发展史》，这四人中何先生岁数最大，我最小。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孟庆远同志对我们写作十分支持，我们也同心合力，全力以赴。我对先秦思想史很有兴趣，于是我承担了第一编先秦时期的思想，他们三人也是一人一编。他们都比我强，我只有埋头苦干，夜以继日，每天都要干到一两点钟才能睡觉。那时物质供应很差，半年多，我把十万多字书稿完成了。当我将书稿交出后，第二天就病了，病势汹汹，精神失常。我记得人事处林宝根同志对我说：“所领导给你半年病假，好好养病吧。”有人主张把我送精神病院，我坚决不去，我知道我的病是身体支出过多，营养供给过少造成的。经过医生治疗、加强营养、减少劳作，适当活动是可以恢复的。经过半年的疗养，身体渐渐好起来了。我和何兆武、唐宇元、步近智合作的《中国思想发展史》，在1980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这是我来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参加集体研究工作的第一本书。

后来，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我也参加了下卷，写了唐鹤征、薛方山两章。

1982年我参加山东淄博农机学院召开的稷下学讨论会，提交了《孟子与稷下学宫的关系》的论文。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淄博市《管子》与齐文化的研究学术活动。在这里结识了王德敏、王志民、陈书仪等同志。在会上决定今后要着重研究《管子》与齐文化。为了筹备首届《管子》研讨会，王德敏教授和我编了《管子资料汇编》供大会使用。因为《管子》一书是齐文化的代表作。内容甚复杂，政治、经济、哲学等各方面都有，对于改革开放、搞活经济有丰富的内容。几次《管子》讨论会，大家认为要创办《管子学刊》，在山东淄博领导的支持下，陈书仪、王德敏等同志要找人大常委会副主席、学术泰斗周谷城先生支持，我在筹建中华孑L子研究所和任秘书长时，曾与周谷城先生有许多联系，我和陈书仪、王德敏去见周谷城先生，说起办《管子学刊》，他十分热情地表示赞成，并为学刊撰文，题写刊名。张岱年、杨向奎、赵守正、胡家聪等知名专家学者也纷纷表示支持。经过大家努力，专门研究《管子》与齐文化的学术刊物在1987年秋创刊了。创刊号上有我的《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与相互影响》。(后来该文收入《创新、实践、发展优秀论文集》，(论文编号：V1419)在2004年2月中国西部经济文化探索丛书编委会和相关单位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们在四川成都召开的“创新、实践、发展优秀论文”学术研讨暨颁奖大会上获优秀论文特等奖。本人因故未去领奖。)

为促进改革开放与发展经济，进一步开展《管子》与齐文化研究，需要对古籍进行整理，我参与了《齐文化丛书》(共22册，由齐鲁书社1997年出版)的论证与编辑整理工作，我负责《管子简释》，并邀钟肇鹏、陈升一起参加，其中《管子》的《心术》上下、《白心》、《内业》、《水地》、《轻重》等21篇由我的注释，大约花了两年时间。关于《管子》的《心术》等四篇，我采纳了郭沫若观点，认为是宋钘、尹文的著作。其实这是受了侯外庐先生的影响。我在《晋阳学刊》1994年第1期发表《关于侯外庐先生论(管子·白心)等篇著者的一次谈话》一篇论文里有详细的论述。

关于《管子》研究方面，在注释《管子》的基础上我有两篇文章：《<管子·轻重>的经济思想》(与我的研究生吕华侨合作)，载《管子研究》2006年第7期。《<管子·轻重>成书当在战国时代》，载《管子学刊》2007年第2期)

邹衍是齐文化的代表人物，也是阴阳家创始人，但这方面学术界研究比较薄弱，在《管子学刊》创刊之后，我已开始研究邹衍与齐文化。《管子学刊》1989年第3期“稷下学研究”专栏，发表了我的论文《邹衍事迹考辨》。1990年第2期发表了我的《邹衍年谱》。在《管子学刊》编辑部编，由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11月出版的《管子与齐文化》论文集刊载了我的《邹衍的思想与齐文化的特点》。后来由王志民主编的《齐鲁历史文化丛书》收入了我的著作《邹衍与阴阳五行》(即《邹衍传》)，由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我的邹衍研究，从开始到此，大约有10余年。

我对法家兵家的研究，开始于对吴起这个历史人物的兴趣，读郭沫若的书，他对吴起非常称赞，但只有5千字的篇幅，在文革期间我开始的对吴史料的收集，恢复业务后，在保证集体工作外，我把这当作业余研究，慢慢积累，终于写成了十万五千字的著作《吴起传》，可是这个没列入所内研究计划的项目，出版经费无法解决，在北京出版社一压就是十年，后来山东广饶县的领导同志来历史所要我帮助他们筹建孙武与齐文化研究会，我答应了，条件是他们为我解决《吴起传》出版经费，《吴起传》才于1991年8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因为史料丰富，是第一本为先秦兵家与法家吴起立传的著作，得到李学勤、刘起钎、杨向奎、王玉哲等先生的好评，并获历史所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对孙武的《孙子兵法》的研究，第一篇论文《兵家始祖孙武的军事思想》载《管子学刊》1988年第3期。(用笔名孙纯阳)《孙武与齐文化》则是为筹建孙武与齐文化研究会而写的。刊于《石油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关于纵横家的研究，我首先要感谢郑杰文先生。他的《中国古代纵横家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对我很有启发。我曾参加在济南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召开的《中国古代纵横家论》首发式。郑先生对齐文化的研究也很精深。我们常在学术研讨会上交流意见。其次要感谢苗润莲同志，我参与评审她的博士毕业论文《纵横家思想及命运研究》，她的思想很活跃，我在给中华传统文化研究院作纵横家讲座时特邀她参加讨论，彼此交流看法。她的意见对我也很有启发。

关于杂家研究，这里要感谢唐宇元先生，我和他有过好些合作，他知道我在外面讲《先秦诸子讲座》，把他收藏的洪家义著《闹斋集》(南方出版社2002年6月出版)送我。洪先生对《吕氏春秋》很有研究，我在《先秦诸子精神》的杂家部分采纳了洪先生的一些观点。在此一并感谢洪家义先生。

本书出版过程中李学勤先生在繁忙中抽时间两次审阅书稿，并为之作序，周光华先生为本书的写作定稿提出了宝贵意见，并为之作序，责任编辑王哲先生、特约编辑季利清先生对书稿多角度提出修改意见，对提高本书的质量付出很大的努力，在此一并表示衷心谢忱。

孙开泰

2009年10月22日于北京紫竹院昌运宫寓所

要讲中国文化，只知道儒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广涉诸子百家，以及一二教九流。在今天的“国学热”中，学一些诸子百家的知识。十分必要。孙开泰先生的《先秦诸子精神》给了我们很好的引导，值得感谢，也值得我作一推荐。

——李学勤

孙开泰先生曾对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做过深入的研究，对钱穆先生论著里存在的问题和错误，还有《稷下通考》中的错误等，做出校正论述，包括对兵家孙武、孙膑、吴起等人考证的错误。因此，先后写过《稷下学宫与孟子的关系》、《孟子生平事迹考辨》、《稷下学宫创建于齐威王初年考辨》、《邹衍事迹考辨》、《孙武与齐文化》、《吴起兵法考辨》、《吴起与孙膑》、《马陵之战简述》等论著，更正《先秦诸子系年》的错误。这些研究成果收在《先秦诸子精神》中，为史料鉴别提供了基础。

——周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