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覃彪喜继《读大学,究竟读什么》之后,又一本非常畅销的大学生指南类图书。
面对日益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形势,作者把着力点从“读大学,究竟读什么”这种形而上的命题回归到了最敏感,对大学生来说也最实用的求职问题。
本书共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职业规划篇:告诉大学生如何按照“定体则无,大体须有”的原则做好职业生涯规划,进而基于不同的规划按照不同的方式组织大学期间的学习。思想解放篇:让大学生从一些思想误区中解脱出来。社会实践篇:阐述了哪些人应该多参加社会实践、通过哪些方式获得社会实践的机会、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不要因为社会实践而荒废了学业等方面的问题。求职战略篇:从战略的角度来分析应届毕业生求职应该注意的问题。求职战术篇:从战术的角度来分析应届毕业生求职应该注意的问题。最后,附了作者与读者的一些通信,单独分析了研究生求职、专科生求职、乙肝携带者求职、如何看待户口和零工资就业等方面的问题。
这是一本原创的书,完全不同于那些千篇一律东拼西凑的求职宝典、面试全集;
这是一本大胆的书,“细节决定成败”、“学历越高越好就业”都成了伪命题;
这是一本亲切的书,没有理论性的说教,只有最真实的经历与现身说法的案例;
这是一本实用的书,面试官教你做最有杀伤力的简历,教你巧妙地回答面试题。
如果你是新生,它会让迷茫的你明白“不走弯路,就是捷径”这个简单的真理;
如果你将毕业,它会让彷徨的你马上拥有即战力,你会发现亡羊补牢还来得及。
害怕毕业即失业、不想沦为“蚁族”的你将获得智慧与勇气去改写命运的轨迹;
女生、专科生、乙肝患者或草根大学冷门专业的学生更有突破就业歧视的秘籍。
厚积:根深才能叶茂
苏东坡说:“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这句话对于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来说尤为贴切。当官的人有“官运”,做生意的人有“财运”,唯独做学问的人没听说过有“学运”。没有深厚的学术功底,没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就不可能在学术上有所成就。
对于准备从事学术研究的大学生来说,必须在硬指标和软实力这两个方面“厚积”。所谓硬指标,指的是考研和考博,获取硕士和博士学位。曾几何时,很多没有文凭的人却成为了著名教授。沈从文报考燕京大学的时候得了零分,只好做了北大的旁听生,后来竟然成为了北大的教授。陈寅恪平生唯一的文凭是从复旦公学获得的,这个文凭只不过相当于现在的高中,可他却成为了清华大学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一,被誉为“教授的教授”。然而,这种事情在今时今日已是绝对不可能的了。学历已经成为了一个人进入学术界以学术研究为职业的必要条件。
想走学术之路的大学生不但要考研,而且要考博;不但要获得高学历,而且要获得有足够含金量的高学历。为什么要强调学历的含金量呢?因为在这场高等教育大跃进一般的运动中,很多高校在不具备足够师资力量的情况下为某些专业设立了硕士点、博士点。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好和最多的研究型大学,可他们能够授予博士学位的高校只有253所;我们国家最好的大学到了美国都只能算是不人流的“草根大学”,却有365所大学设立了博士点。一些老师指导本科生估计都很吃力,竟然也成为了堂而皇之的研究生导师。如果是在这样的硕士点、博士点深造,不但学不到多少东西,而且在求职的时候很难获得认可。
要确保学位的含金量,就必须去那些真正有实力的硕士点、博士点攻读。这种实力是针对具体专业领域而言的,与学校的综合实力没有直接关系。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大学排行榜是毫无意义的,教育部学位中心公布的学科评估排名结果倒是可以作为报考硕士、博士时选择学校的参考依据。比如说,根据2009年公布的学科排名,清华大学、中南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的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名列前茅,江南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高校的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分列三甲,如果在这几所高校获得了相应专业的硕士、博士学位,其含金量自然比较高。
提高学位含金量的另一个思路是留学,做一个洋博士。对于那些盲目地出国留学的人,尤其是那些抱着镀金的心态去留学、想在国外混上几年拿个克莱登大学的文凭回国招摇撞骗的人,我是不以为然的。对于这些人来说,“海龟”变“海带”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欧美的高等教育走在我们前面太远太远。如果能够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数学、物理等专业的博士学位,或者在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其含金量恐怕比在国内任何一所高校获得的学位都要高得多。
要想从事学术研究,除了要有硬指标,还需要有软实力。所谓软实力,指的就是要有真才实学,具备深厚的学术功底。这就要求那些准备从事学术研究的大学生在大学四年当中把最主要的精力用在学习上。朱光潜说:“名位是中国学者的大患。”而真正的诱惑又何止名位呢?当整个大学校园变得功利而浮躁,即便是那些有志于学术研究的学生也难免一会儿去当个学生干部,一会儿又去做份兼职。像这种旁驰博骛、用心不专的人又怎么可能成为大器呢?
有很多人认为本科阶段只能粗浅地学一些皮毛,所以学习起来就浅尝辄止,不愿意下苦功夫,到了毕业的时候发现什么也不会,便寄希望于读研究生的时候能够好好地做一番研究,没想到读研究生的几年过得更快。开宗立派的学术大师李泽厚不曾读过研究生,他的学术功底很大程度上是在本科阶段就已经打下了的。他曾经这样回忆自己的大学生活:“那时是比较勤奋的。生活艰苦,读书是唯一的快乐。但那时在北京大学几乎完全要靠自己自学。那时的北京大学,名师是有,像冯友兰等,都不能出来授课。当时只好整天呆在图书馆看书,在北大图书馆里度过了北京大学的几年时光。”如果一个大学生能够早早地像李泽厚这样勤奋治学,还怕出不了学术成果吗?还需要去伪造数据、剽窃论文吗?
胆识:语不惊人死不休
法学家梁慧星曾奉劝年轻学者趁早确立自己的学术定位,并总结了年轻学者十年成名的轨迹:专题研究论文——出版论文集——出版学术专著——编写教材——出版大部头的专题研究著作。对于这个建议,我不以为然。我并不主张大学生早早地过于精细地确定自己的学术定位,过早地局限于一个狭窄的学术范围里。这种画地为牢的做法充其量只能造就一些坐井观天的专家,而不可能成就真正的学术大师。然而,一个学者在大学时期就确立自己做学问的风格和原则,这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很多学术大师的研究方向会经过多次调整,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其学术风格、学术原则在年轻时确立下来以后就一直不曾改变了。
大学生究竟应该为自己以后的学术生涯树立什么样的学术风格和学术原则呢?首先应该是严谨的学术作风。陈寅恪曾对助理说:“人家研究理科是分秒不差的,我的文史研究是年、月、日不差的。”一个学者如果能够在大学时期就养成如此严谨的学术习惯,必将受益终身。其次,一个准备从事学术研究的大学生应该有意识地培养学术创新能力。做学问不但需要毅力和定力,还需要有胆识和魄力。人云亦云的学术研究没有任何价值,每个学者必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往真理更进一步才有意义。
我们国家每年要出版大量的学术专著,更有不计其数的论文公开发表。然而,这些专著和论文有多少原创的成分?有多少创新的成分?更多的只是毫无意义的无病呻吟、了无新意的拾人牙慧。1955年,年仅25岁的李泽厚在《文史哲》上发表了《论康有为的(大同书)》,一举成名。李泽厚说:“一些老教授看了我的文章,都很吃惊,不知道这个人从哪儿冒出来的。”1969年,张五常以名为《佃农理论——引证于中国的农业及台湾的土地改革》的博士论文轰动西方经济学界。跟李泽厚、张五常这样的学者比起来,当今那些习惯于用“剪刀加浆糊”的模式炮制三流论文的教授、博士们是多么可笑!
我一直都在不厌其烦地强调大学生首要的任务是获得批判性、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对于即将从事学术研究的大学生来说,这种能力尤其可贵。有了学者的创新,才有学术的创新;有了学术的创新,才有思想的变革;有了思想的变革,才有社会的进步。“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如果我们的学者在大学时期就已经自觉地养成了独立的学术精神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学术胆识,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就不至于没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没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了。
P50-52
几年前,我把毕业以后的所见所想、所得所失整理成了《读大学,究竟读什么》,说白了就是想在我摔倒以后爬起来,为后来者竖块牌子注明“此处危险”,不要让后来者重蹈我的覆辙。我以为这本书付梓以后便可以放心地继续赶我的路,可是,我错了。这不是一个心愿的终结,而是一件事情的开始。
这件事情可以表述为一次漫长的赎罪。
这几年来,大学生的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很多个悲剧的身影成为了这个时代的缩影。在河北石家庄,一名23岁的女大学生因为求职不顺而跳水自杀,留下了写着“现实总是那么残酷”的几本日记和孤老无依的母亲;在北京,一个失业接近半年的大学毕业生需要回家看望病重的父亲,无能为力时,在车站抢劫4元现金和一瓶水;在浙江丽水,一名22岁的失业大学生没钱吃饭,饥饿难耐,抢夺了路边一位女子的拎包,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
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我都想对大学生们大声疾呼:你们不能失业,因为社会不能失去你们!同时,我也总会想起一个美国的案例来——一位母亲为了给自己的孩子准备食物,在超市里偷窃面包。法官判决如下:她有罪。同样,令一个母亲饥寒交迫、不得不靠偷窃来养活孩子的社会也有罪,我们在座的诸位都有罪。判罚每人一美元,给那个偷窃的母亲。
我不是法官,无权判罚任何人拿一元钱给那些因为走投无路而犯罪的大学生们。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以我一己之力为这个有罪的社会赎罪。于是,我习惯了凌晨三点还在回复读者的邮件,心想着我少睡几分钟,或许就能让一个学弟或者学妹少走一段很长的弯路:于是,我接受了一所又一所高校的讲座邀请,一次次放下繁忙的工作去与大学生交流,讲座结束以后被学生们团团围住的时候,我十艮不得回答他们所有的问题,十艮不得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他们。
于是,有了这本书:《求职,从大一开始》。
这是一个无法让我满意的书名。让大学生从大一就开始把此后的四年定位于求职,这对我而言是一种心痛的无奈,对这个社会而言是一种可耻的悲哀。每当有人问我读大学究竟为什么,我知道最简单的答案莫过于毕业后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可是,我说不出口。如果读大学只是为了一份工作,那么,大学和技能培训所还有什么区别呢?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说:“作为教育要为社会服务的最早倡议者,我要说,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大学的学院教育不是为了求职,而是为了生活。”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雷克·博克在《回归大学之道》一书中更是列举了几个特别重要的大学教育目标:表达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道德推理能力,公民意识,适应多元文化的素养,全球化素养……可是,当一个大学生在毕业以后连生计都成了问题,我又哪里还有勇气去跟他说什么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公民意识?
这也是一个非常冒险的书名。之所以说是冒险,是因为大一的新生可能根本就不想看有“求职”二字的书,似乎求职还在遥远的将来;大四的毕业生又不屑于翻开有“大一”二字的书,似乎大一已经过去很久了。于是,这本写给所有大学生的书到头来在任何一个年级的大学生那里都不受欢迎,尽管它把从大一的职业规划到大四的求职战略与战术都尽可能地覆盖了。然而,我依然坚持这样的冒险,因为谈职业生涯规划,谈求职的核心竞争力,与大一、大二的学生谈显然比与大四的毕业生谈更有意义。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临渴掘井,毋宁未雨绸缪。与其等到毕业的时候羡慕身边的同学一个个找到了满意的工作,与其在求职的时候临时抱佛脚,用一些投机取巧的雕虫小技来掩盖内在实力的苍白,还不如从大—就开始好好规划未来。
魏文王问名医扁鹊:“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最好呢?”扁鹊答:“长兄最好,中兄次之,我最差。”文王再问:“那为什么你最出名呢?”扁鹊答:“长兄治病,是治于病情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中兄治病,是治于病情初起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及本乡里。而我是治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都看到我在做穿针放血的大手术,所以以为我的医术高明,名气因此响遍全国。”
陆续有过很多出版社希望我写一本关于求职技巧的书,专门谈如何做简历、面试时如何着装之类的细节问题,我都一一拒绝了。他们都希望我去做扁鹊,而我却选择了做扁鹊的长兄。因为,作为一名企业主,我清楚地知道我在招聘的时候到底是基于什么来决定对求职者的取舍。很多大学生天真地以为就算腹内草莽、不学无术,只要把简历做得漂亮一点,西装穿得笔挺一点,死记硬背几个面试题的标准答案,就可以讨得面试官的欢心了。这种想法实在是侮辱了用人单位的智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一个面试官只要跟求职者交谈片刻,就可以准确地判断出这个毕业生在四年当中究竟是在读大学还是在玩大学。也就是说,决定面试结果的并不是面试的那几分钟,而是整个大学四年。
用兵虽是一时,养兵却需千日。从大学入校的第一天开始,莘莘学子就已经走上了求职的征途。朱光潜写给青年的第十二封信是《慢慢走,欣赏啊!》。阿尔卑斯山奇峰峭壁、风景壮丽,可是很多人在游览时都是驱车前行,风驰电掣,两边的风景一转眼就过去了。所以,路边就竖有一个牌子,写着“慢慢走,欣赏啊!”意在提醒游客要慢慢欣赏美景,不要走马观花。可是,求职之路并不在阿尔卑斯山。如果说求职是一场战争,冲锋的号角在大一就已吹响。对于那些听到了号角声的大学生来说,求职路上,无心看风景。
我在这本书中所要说的却远远不只是劝大学生抓紧赶路,别迷恋身边的风景,别把大学四年都用来在酒桌上觥筹交错,在网吧里流连忘返,在草坪上花前月下。比止步不前更可怕的是南辕北辙。如果大学四年都在马不停蹄地赶路,放弃了周末的休息,放弃了美好的爱情,却没有把劲使对地方,所有的努力都成了无用功,没有形成有效的核心竞争力,忙忙碌碌几年,碌碌无为收场,那又是多么可惜的事情!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当一个人选择周扒皮做老板,不管他多么努力地工作,恐怕也赚不到几个钱;当一个人选择西门庆做老公,不管她多么努力地相夫教子,也无法保证没有第三者插足。同样的,当一个大学生选择走一条不适合自己的路,整天都把精力用来参加一些没用的协会、看一些没用的书,不管他大学四年多么刻苦,毕业时到了人才市场上照样没有竞争力可言。所以,选择应该是努力的前提,而不是盲目地努力之后再考虑如何选择。“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如果没有做好职业规划,没有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做出选择,又谈何求职与就业?
也正因为如此,有一些问题看上去跟求职没有直接的关系,我在这本书中谈论求职的时候却无法绕过。比如说考研,很多人觉得考研与求职是两个并列的话题,事实上考研不过是求职的一部分。什么人应该考研,什么人不应该考研,考研的话又应该报考什么专业,归根结底都取决于求职。所以,希望看过《读大学,究竟读什么》的读者能够原谅我在这本书中一些必要的重复。
有很多读者一直在期待着我的新书,等到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他们却早已毕业离校了。我必须为这本书的迟到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歉意。至于迟到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能够从工作中抽出来写书的时间实在太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的固执。这几年来,先后有过不少出版商与我联系,提出为我出版新书,由他们组织人员编写,署我的名。尽管他们说这是图书行业公开的秘密,而且允诺给我不少的经济利益,但我都不假思索地拒绝了。我必须对我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负责,因为我必须对我的每一个读者负责。萨特说:“我习惯于一个人写作、一个人读书,至今仍然认为真正的智力劳动必须单独进行。真正的劳动、同时涉及写作与哲学性反省的劳动,是不能由两三个人一起干的。”雅斯贝尔斯甚至说:“人只有作为个体时,才能成为哲学家。”我所做的事情远没有他们那么伟大,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将他们的固执当成我自己的固执。
最后,要感谢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姚梅老师在我撰稿的这几年中给了我最大限度的宽容与支持。同时,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qinbiaoxi),如果有什么疑惑,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与我交流。如果希望得到更系统、更深入、更有针对性的指导,也可以凭购买正版书获赠的充值卡加入我们的“去木取贝计划”(http://www.qumqub.com)。通过这个计划,我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希望凭借我们在各行各业中积累的经验为后来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用梁启超的话来说,那就是“未能成佛,便先度人”。
温家宝总理说:“无论是农民工就业,还是大学生就业,以及城镇零就业家庭就业,都时刻摆在我心里。因为我认为就业不仅关系一个人的生计,而且关系一个人的尊严。”好了,现在就让我们通过这本书开始一场关于生计与尊严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