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史上那场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从文教领域首先发动的，清华大学作为高校的重中之重首当其冲。作者刘冰1956年至1978年在清华大学工作并一直担任该校主要领导，这本书记录了作者在“十年浩劫”中的亲身经历。记录这段历史是想让人们了解那场动乱中的一些真实情况，从中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文化大革命”是党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并被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的从党内波及到党外的一场全国规模的大的政治斗争。

本书作者刘冰1956年至1978年在清华大学工作并一直担任该校主要领导，亲身经历了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并深受冲击。1975年刘冰等人因向毛泽东上书告发迟群、谢静宜在清华的错误做法，而被毛泽东批为“矛头是对着我的”，从而“文化大革命”最后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从清华迅速扩大到全国。作者本着对历史及未来负责的态度，记录了自己亲身经历的1964—1976年的那段特殊历史，力图使人们了解“十年浩劫”中一些惊心动魄事件的真实情况，从中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再版序言

前言

第一章 山雨欲来

 一 毛主席批评了教育工作

 二 北京大学开始社教运动

 三 怀仁堂会议

 四 对《海瑞罢官》、《三家村札记》的批判

 五 毛主席批评北京市委

 六 《五一六通矧》

第二章 狂风暴雨

 一 北京饭店会议

 二 第一次受到围攻

 三 北京饭店会议结束

 四 急风暴雨式的批斗会

 五 红卫兵的诞生和红卫兵运动

第三章 路难行

 一 初次上书毛主席

 二 “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口号的出台

 三 上书周总理和中央文革领导人

 四 作为王光美、彭真等同志的陪斗

 五 囚禁

 六 更为残酷的迫害

第四章 宣传队进驻

 一 红卫兵运动完结

 二 “犯走资派错误”的典型

 三 “解放”了的“另册人”

 四 王洪文宴请迟群

 五 绵阳分校之行

第五章 新的斗争

 一 “三个月运动”对何东昌发动突然袭击

 二 迟群、谢静宜施展阴谋

 三 迟群的闹剧

第六章 上书毛主席

 一 与迟、谢斗争公开化及筹划上书

 二 艰难的投书、焦急的等待

 三 参加国庆招待会

 四 再次上书

第七章 招来横祸

 一 被告审原告

 二 列席政治局会议

 三 “大辩论”招牌下的“反击右倾翻案风”

 四 周总理逝世

 五 “四五”运动被镇压，白色恐怖笼罩清华园

 六 斗争何时了，逆境中见真情

第八章 粉碎“四人帮”后

 一 毛主席逝世

 二 “四人帮”覆灭

附录 两封信

后记

四 对《海瑞罢官》、《三家村札记》的批判

随着文艺界整风批判的升温，批判之火在学术界也越烧越猛。哲学界除了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对冯定的《平凡的真理》、《共产主义人生观》两本书也进行了批判。史学界批判了翦伯赞、吴晗的所谓“非阶级观点”、“让步政策”。由于工作性质不同，我对这方面没有研究，只是偶尔读过这方面的文章。冯定同志原是文化大革命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50年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他写过对民族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的文章，由于观点正确，文笔流畅，曾经受到人们的赞扬。当时中央为了加强对学术工作的领导，决定调冯定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开了党政领导干部当教授的先例。后因工作需要，他又兼任了北大党委副书记，在北京市委召开的一些会议上我们常见面。他为人谦逊，做事认真，生活俭朴，是一位可敬的老同志。他的《平凡的真理》一书我拜读过，觉得写得不错，为什么要批判呢？为什么要扣上“资产阶级观点”、“修正主义观点”等等大帽子呢？我思想感情上为这位老同志难过，但无能为力，只是沉思而已。毛主席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后来同毛远新的谈话，事实上已成为当时我国教育界，特别是高等学校工作的最高准则。1964年9月11日，文化大革命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陆定一同志又指定清华、北大下乡参加“四清”。根据指示，我们在书记会、常委会上多次研究，商定从高年级同学中抽调7000人到北京郊区参加“四清”运动，并决定由我和何东昌同志带队。准备工作在1964年第四季度已经开始，因为1965年暑假后大队人马就要开赴市郊各县去，时间紧迫。

大约是1964年10月下旬的一天，接到通知，要清华、北大各去一位负责人到高教部，有重要事情传达。当天下午，北大是陆平同志，清华是我，在高教部三楼会议室，听部长杨秀峰同志(1965年初人代会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向我们传达了中央关于建立大三线，进行备战，北大、清华在三线建立分校的决定。杨秀峰同志说：“我刚从李富春同志处回来，富春同志向我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形势的分析和备战的指示。毛主席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不是原子弹，而是常规武器。要建立大三线。在三线要搞工业基地建设，一线二线地区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自动步枪、轻重机枪、小火炮、炸药，有了这些东西我就放心了，不然睡不着觉。富春说：‘中央决定北大、清华在三线建立分校，打起仗来，总校就搬到那里。’”当时所讲的三线是指西南的云、贵、川，西北的陕、甘、宁、青地区，一线、二线是指东北、华北、华东、中南地区。三线是大后方，一、二线是前线。因为那时美帝国主义正在进行侵越战争，战火已烧到我国的南大门；在西、北部地区数千公里边境线上，苏联陈兵百万，虎视眈眈；台湾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妄图在东南、广东沿海地区建立进犯大陆的“游击走廊”；在中印边境地区，印度扩张主义者不断向我蚕食。毛主席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备战方针，从战略上把全国划为一、二、三线，提出了三线建设问题。中央要北大、清华在三线建立分校，当然这是战略大事，我们立即召开书记会、常委会进行传达讨论，决定由胡健同志全力抓这件事，这就是后来在四川绵阳建立的清华大学分校。

写到这里，我想要交待几句话，我为什么要写这一段呢？我是想让没有亲身经历这一段历史的人们知道，当时我们国家和以毛主席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是处在一种怎样的国际环境下搞社会主义建设的。从今天的观点看，毛主席对于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似乎看得过于严重了。但是，对于备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欺凌而刚刚获得独立解放的新中国来说，她的领袖在严峻的国际局势中，警惕地注视着国家和民族的安危，从有备无患着眼，对于战争因素估计高一些，也在常理之中。对国内工作毛主席那样强调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绝对化、扩大化，以致铸成发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错误，除了他主观方面对党内、国内情况作了错误估计这一主要原因外，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恐怕对他的思想不是没有影响的。

P20-24

“文化大革命”那场历时十年的灾难和悲剧是从文教阵地首先发动的，清华大学一直处在风口浪尖上。十年中，清华园里的各种风波起伏都与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大局紧密关联，并且始终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密切注视，乃至直接干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是“红卫兵”的诞生地，是毛主席亲自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把红卫兵运动推向了全国。1968年7月27日，是毛主席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标志了红卫兵运动的结束。1973年的所谓“反击右倾回潮”运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都是以清华大学为风头，进而波及全国。“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也是从毛主席批示清华大学刘冰等四人告发迟群、谢静宜的两封信开始的，清华大学遂成为这场斗争的突破口和前哨阵地。因此，十年风云变幻的清华大学，在一定意义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做“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窗口或缩影。

我亲自经历了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并因所处的地位而被深深卷入了激流旋涡。“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我是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因为校长、党委书记职务由高教部部长蒋南翔同志兼任，我对学校的日常事务管得多些，运动中自然成为重点冲击对象。历经三年磨难，1969年6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解放”“犯了走资派错误”的刘某人的消息，使我这个基层单位的领导干部在全国范围“榜上”有名。之后，我被“结合”为校党委副书记，“文化大革命”后期担任了常务副书记，终于“官复原职”。那时的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党委书记是官居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的风云人物迟群，排位在我之后的另一位副书记则是风云人物、文化大革命中央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谢静宜，夹板中的我在那个多事之秋常常被推到前台，却又事事受制于人，实谓步履维艰！

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种种错误做法，对“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倒行逆施，进行过多次的抗争。十年中我和几位一起共事的同志曾向毛主席、党中央三次写过四封信，而每一次都使自己增加了新的罪名，受到更加严重的冲击。第一封信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自己写给毛主席的；第二封信是我同原清华党委的几位副书记联名写给周总理和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这两封信陈述了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是执行了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成绩是主要的，并如实反映了当时学校和社会上严重混乱的局面。后一封信被转到了蒯大富的手中，我们联名写信的行为被打成“清华园的‘二月逆流’”。第三、第四封信是1975年的下半年我和驻校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三位负责人一起写给毛主席的，信中揭露了迟群及谢静宜的政治野心和种种丑恶言行。毛主席对我们的信作了批示，认为信的矛头是对着他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毛主席的这个批示震惊了全国，成为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动员令。刘冰等四人由此成了胆敢把矛头对着毛主席的“还在走的走资派”或“投降派”，又被批斗、专政达一年之久。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两年多之后，在文化大革命同志过问下，随着两个“凡是”被冲破，冤案才得以文化大革命。

在如此激烈、复杂、曲折的斗争中，我也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写过过头的检讨。这在主观和客观上都有多种原因，而从根本上说来，我是在非常矛盾的处境和心态中被卷入这场运动的。一方面，我作为这场运动的主要革命对象——“走资派”，首当其冲地被打倒了；另一方面，我又作为“革命干部”被较早地解放了出来，去充当“革命的动力”。我就是以“走资派”和“革命干部”、“革命对象”和“革命动力”这样的双重身份，在风浪中起落沉浮，打倒、解放，第二次被打倒……

一方面，这场运动是由自己所一贯敬仰和信赖的毛主席亲自发动并领导的，对于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战胜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在大风大浪中选拔和锻炼大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等指示，我是完全相信和衷心拥护的；但是另一方面，毛主席认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基层党组织相当多数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中，文教阵地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得到贯彻，并基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这种错误估量，采取打乱和抛开党的组织系统，直接发动群众进行冲击的做法，酿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愿望与效果严重背离的大文化大革命，对此，我又是难以理解、无法接受并痛心疾首的。然而当时我自己以及许多党的干部，对于如何实现毛主席关于反修防变的战略思想，如何进行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斗争以巩固党的领导权和文化大革命主义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弄得很清楚；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还缺乏全面的正确的理解，头脑中存在着“左”的影响。因而在混乱和困惑中所作出的选择是：相信毛主席的智慧和远见，维护毛主席的权威，努力从积极方面去理解自己无法理解的东西。如果不是出于对毛主席的绝对信赖和真心拥护，又怎么会对给党和国家带来如此严重混乱、颠倒和破坏的“文化大革命”表示拥护呢？这就是我当时似明白又混乱的矛盾心态。在那样严重扭曲了的政治环境中，诚实善良的人们出于某种策略上的考虑，有时也会行为与目的相脱节，甚至发生“煮豆燃萁”的不幸情况。“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愿本着“宽以待人，严于律己”的精神，汲取历史教训，团结一致向前看。

文化大革命结束已近二十年，今日我已无须再为二十年前的自己辩诬和诉苦了。但是我想，如果站在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立场上，抱着对历史及未来负责的态度，诚实地记录下一份史料，并努力用历史唯物的眼光，从纷乱、颠倒的现象中寻出某些必然性的联系，引出一点经验教训，则是有意义的。因此，在同志们的鼓励下，我试着写了这本《风雨岁月》。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得到许多老同志、老战友以及一些年轻同志的细心指点和热心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感谢。如果这本书能对读者有些益处，能对困难时期帮助过我、关心过我的命运的人们表达出一些感激之情，我将十分欣慰。书中疏漏与不当之处，尚期各方面同志指正。

刘冰

1996年2月1日于北京

本书终于完稿，就要与读者见面了。付印前当我通读全稿时，除了再次被那风雨十年中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事件所震撼外，心中还觉得有某种缺憾。写作本书的初衷是：诚实地记录下一份史料；从纷乱、颠倒的现象中找出某些必然性的联系；引出一点经验教训。但真正做起来，实属不易，尤其要做到后两条，常感力不从心。这自然因为自己的水平所限，不过我想，一个人即使亲身经历了某个重大的历史事变，恐怕也不敢说就能够深刻理解事变的本质，这也许就像古人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吧。这件事就留待读者和后人去细细思索，从容探讨吧。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力求做到按历史本来的面貌记述。但人的主观和客观总是一对矛盾，要做到主观认识完全符合客观实际是不容易的。为了尽量达到主客观的统一，避免主观片面性，只有求助于在那场动乱中和我同舟共济的同志们。他们都十分热情地给予我大力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我再次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郑天翔、陆平、高沂同志，都已80多岁高龄，不但仔细认真看了书稿，而且提出了宝贵意见。李琦同志带病看了书稿，提出了重要建议。陈舜瑶同志看了书稿之后，专门给我写了信。同我一起在清华度过那段艰难岁月的何东昌、艾知生、李传信同志，他们不仅详细看了书稿，并和我共同讨论了如何修改的意见。胡健同志在书稿多处标注了重要修改意见。滕藤、张学书、李恩元、张思敬、方惠坚、贺美英、张慕葏、谭浩强等同志，都对书稿提了很好的建议。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同我一起上书而遭横祸的惠宪钧、吕方正同志，仔细看了书稿，提出了补充和修改意见。柳一安同志因患癌症，已于1987年10月21日逝世，就以这本书的出版作为对他的怀念吧！我还得到了关涛、屈维英、杜相忱、常大林、唐伟等同志的热情帮助。要特别提到的是李兆汉、任彦申、黄美来、朱育和、孔祥应、张步洲几位同志，在初稿的基础上同我进行了两次讨论，对定稿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我写作的全过程中，在文字的抄写、修改和打印工作上，得到我的夫人古淑慧同志和我的前任秘书张绍敏同志始终如一的帮助。

最后我要感谢清华大学党委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使本书能与读者早日见面。

在工作岗位上要走群众路线，离开群众将一事无成。这次写书，我也深感如此。没有大家的帮助，这本书是写不出来的。

刘冰

199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