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必须公正，必须敢言，否则历史学家就不能得人敬重了。唐德刚教授是一位让人敬重的历史学家，即以公正和敢言见称。本书是作者平时意到笔随的札记的零星作品之汇积。书中既有对其师胡适的论述，也有对张学良将军的褒扬，还有对顾维钧先生的敬悼，更有其自己的气功经验说……阅读本书，可一窥唐德刚先生数十年国仇家难的煎熬和千百卷中西典籍的浸润，以及半辈子教读异邦、心怀故国的感慨！

　　它们都是笔者平时意到笔随的札记的零星作品之汇积，没有显明的系统，也谈不到深度。不过笔者渐入老境之时，数十年国仇家难的煎熬和千百卷中西典籍的浸润，以及半辈子教读异邦、心怀故国的感慨，发而为文，也不能说没有发愤之作。只是我祖国文明深厚，当前世界学问无边。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终日栖栖遑遑，追随群贤，日夜进修之不暇，何敢以愚者点滴之得，故步自封？

序/胡菊人

自序

胡适时代，卷土重来

 ——胡适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演讲会讲稿之一

胡学前瞻

 ——《胡适秘藏书信选》再版序

千家驹论胡适

胡适父亲铁花先生无头尸疑案

 ——重读适之先生《四十自述》有感

《刍议》再议

 ——重读适之先生《文学改良刍议》

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

 ——序傅虹霖女士《张学良的政治生涯》

张学良将军的赤子之心

民国史“每两月一章”

广陵散从此绝矣

 ——敬悼顾维钧先生

《顾维钧回忆录》的撰写秘史

西安事变、六一事变五十周年

 ——兼谈刘廷芳“说服蒋介石先生的一段內幕”

钱昌照与刘廷芳

 ——“口述历史”侧记

关于朱经农与刘廷芳两函

代刘廷芳先生说几句话

泰山颓矣

 ——敬悼岳丈吴开先先生

《沪上往事细说从头》迟来的导论

 ——珊瑚坝迎候昊开先感赋诗史释

“以一人而敌一国”

 ——为刘绍唐先生创办《传记文学》二十年而作

最大的阿Q，最凶的阎王！

 ——试论《传记文学》的责任

杨振宁·《传记文学》·瓦砾坝

 ——贺《传记文学》创刊二十五周年

陈其宽画学看记

 ——兼论国画现代化

又是一部才女书

 ——读何庆华著《红星下的故国》

书中人语

 ——序刘著《渺渺唐山》

父子之间

 ——殷志鹏博士编著《三地书》序

王莹是怎样“回国”的

白马社的旧诗词

 ——重读黄克荪译《鲁拜集》

知客和尚的“十一字真言”

 ——集图像、印象、半抽象、抽象和无象于一身的卓以玉

纽约东方画廊观画记感

 ——十大画家，永不再有

读三老《感逝》诗

《浅探》的浅探

 ——朱文长著《唐诗浅探》读后

我的气功经验说

 ——从一泓止水到手舞足蹈

“公子哥”和“老板娘”

“我犯罪了！并无解说。”

 ——向谢扶公与苏阿姨致意

刘廷芳其人

刘廷芳，湘人，北伐之后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与胡适之、朱经农等人同学)毕业，回湘办实业，并主持湖南省银行。那时湘籍海外留学生不多，还湘服务者尤少。刘之新式的企业又办得成绩斐然，是个新时代人物，因此在一群旧式军政人员围绕之下的何将军麾下，很快就脱颖而出。1931年委员长因公访长沙，无意之中竞与刘相识。刘在胡南所办企业金融也颇为蒋所称许。据刘回忆，渠曾向蒋条陈，将西南诸省尤其是湖南所特有的锑、钨、锡三种珍贵矿藏收归国家统一开采，以免地方军人或土劣据以自肥。此一建议尤为蒋所激赏。为进一步了解情况，蒋竟偕夫人亲临刘氏为渠所设之私宴。斯时蒋公威震华夏，旰食宵衣，竞能拨冗亲临一位年方三十一岁之地方小企业家之私宴，亦可谓知遇至隆、不平常之甚矣！

战前的蒋氏也和许多当国者早期一样，乍理国政，虚怀若谷而礼贤下士，在四方挖掘其治国用兵之才；借此既可了解“下情”，亦可于地方预布政治棋子，贮才备用。以前曾一度被蒋罗致的青年党领袖左舜生先生就和我谈过蒋氏在这方面的许多轶事，为此左氏对蒋早年作风亦深具好评。刘廷芳之见重于蒋，便是当年发生在湖南地区的一个实例。

五年之后，六一事变发生之时，刘既是何之心腹，亦颇见重于蒋；而刘又年轻，无籍籍之名，秘密代表身份不易外泄，这样他就成为替何向蒋作秘密表态的最佳人选了。

当刘氏衔何之命，乘私租水上飞机专程自汉口飞南京谒蒋时，蒋竞派最信任之心腹要员、时任行政院秘书长(蒋当时自任院长)的翁文灏秘迎于江干；直驰至地质调查所密议后，旋即谒蒋，由刘替何向蒋披肝沥胆，私诉衷情。这一秘密表态，那就远非易秘书长上访、公事公办的情况所可比了。

刘之私谒蒋氏意味着什么呢？它的真正意义是：两广裹胁何氏之毒计从此完结！何键对蒋以子侄自居，表示了向南京的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的“一边倒”。绝对掌握了湖南，中央才能对两广叛将做该租该战的决策。终使刘某这个小小的密使，参与了扭转了四万万人命运的大大的密勿——秘密一沉五十年不为人知！

据刘氏告诉我，他既是何之密使，又取得蒋之宠信，他乃乘便向蒋代陈何氏之“愿望”。盖何“党龄”太浅，在“以党治国”时代，党位太低，希望在党里有个“中委”的位置，蒋亦立时首肯。而何键后来身兼两湖绥靖主任的军事要职，亦由于密使无意中之一言——蒋或误为何键的“要求”，而何实未有此奢望也。他时来运转，竟于无意中得之(德刚复按：何键出任“中委”为1935年之事。刘廷芳代表何键谒蒋似不止一次，“中委”一事可能在此次之前。再者，何似未尝任“两湖绥靖主任”之职，可能系“长沙绥靖主任”之误。事隔五十年可能记忆不清)。

刘氏既变成两边信任的人物，也接受了两边的差遣，竞乘着“美龄号”专机，仆仆于南京、武汉之间，为和平解决六一事变而努力。他替何向中央表态这一着，显然地(虽然我们尚未掌握充分证据)就影响了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倒戈反陈的决定。余、蒋之间那时也有密使往还，然何键的态度如不明朗化，那位蜗处粤北、介乎陈济棠与何键之间的余汉谋便很难异动了；而粤军第六师师长兼广东东区绥靖委员、负责地方绥靖及督导指挥粤东军政的李汉魂之“挂印封金”反陈，则是余汉谋倒戈的连锁影响——其中枢纽，还系于何键态度之转移。何键效忠中央之明朗化，刘廷芳密使与“美龄号”专机功莫大焉。“乩仙”先生所开玩笑的“不可失”之“机”，并没有决定性影响，做神仙也会吹牛的。

刘廷芳这段故事，我想在蒋公日记里、国民党中央如今尚。未开放的秘密档案里，将来一定是可以印证的。在当时，刘廷芳这青年“神秘客”，乘着“美龄号”专机为两方奔波，据说连宋美龄本人和后来代陈济棠坐镇广州、威慑西南的何应钦将军，亦不知底细呢！  由于刘氏的健在，他为我们口述历史留下了有关六一事变五十年来不为人知的另一半更重要的史实。不流于偏听偏信，史家执笔，可不慎哉！(参见刘廷芳著：我说服蒋介石先生化解一场内战危机——记两广事变未曾公开的一段内幕》，载1986年2月号《申报月刊》)

六一事变和西安事变的因果关系

两广事变之和平解决——尤其是兵不血刃，便使当时叛逆性最强、实力最大而位居国内半独立的诸省之首的粤、桂、湘三省俯首听命，这使蒋委员长当时声望之提高，也真是如日中天了。叛方空军驾驶员与陆军将领之表现，也足使蒋公深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乱骂他“亲日卖国”的政敌是不得人心的——这客观情势，显然也使他对“安内而后攘外”政策的正确性益发坚信不移，务必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两广事变如不胜利和平解决，蒋是不能到西安去的。

两广事变之真正解决，是在1936年9、10月之间。南方既然安如磐石，蒋氏乃把原先南调、预备解决两广的三十师精锐的中央军悉数北移，拟对朱、毛部的数千红军作其“彻底消灭”之最后一击。

当时张、杨两部“杂牌军”因内战无功而士气低落，而中央之三十师精锐则正因两广事变之解决而士气偏高。张、杨部队既不堪再战，调而去之可也。张、杨既调，则以中央之三十师，对红军之一小撮，则胜负之数，岂待蓍龟？

1936年12月中，蒋氏显然为此种过分的自信心所驱策，率领成批中央文武大员集会西安，而对自身安全措施，初未经心。

殊不知“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固然可怕，但是正如作者的老本家唐雎大使所说的，布衣一怒，只要“伏尸二人，流血五步”，也可解决问题。西安事变就是在这个“伏尸二人，流血五步”的威胁之下和平解决的。

换言之，我们的蒋委员长，这位伟大的司机，就是在驶过这一可能伏尸百万的“六一”险区，而履险如夷之后，却在“双十二”这一平坦公路上“打了山洞”。命也运也，夫复何言！

P96-P100

本书以论胡适为首，并以《胡适时代，卷土重来——胡适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演讲会讲稿之一》为第一篇，足见对胡适先生的尊重。唐德刚先生为胡适先生的门生，在纽约时还时相过从，对胡先生可说是知之甚稔的。而唐德刚先生还亲自做胡适的口述传记，并出版专书，是胡先生晚年交往最亲密的人之一，为胡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做演讲，唐先生是最适当的人选。

当今，中国大陆走改革开放的经济路线，胡适思想重新抬头，受到青年一代之肯定，是必然的结果。因为，胡适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原是人类社会所必须达致的，不管有没有胡适都一样为人们所追求；但胡适在中国最早提出来以为建设国家所必需，是必定要肯定他的功劳的，胡适本人虽不及见这一天在大陆的来临，但他必定知道这一天终必来临的。

在各种讨论胡适的文章之中，《〈刍议〉再议——重读适之先生〈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指出，胡适之是反对五四运动的，因为胡适说这个运动是对他和一批朋友们——蔡元培、陈独秀、钱玄同等人——所正在进行的新文化运动的一种“政治干扰”，这指的是1919年5月4日学生在北平天安门集会，反对巴黎和会出卖中国山东青岛权益予日本的运动。事实上这是谁都应该支持的，中国学生做出正义的举动，并且取得了胜利，致使中国代表拒绝在条约上签字。此所以胡适在当时并不能站出来反对之。

历史学家必须公正，必须敢言，否则历史学家就不能得人敬重了。唐德刚教授是一位让人敬重的历史学家，即以公正和敢言见称。像张学良得到唐先生的赞扬，即为显例。《张学良将军的赤子之心》一文，有如下的一段话：“所以我们如以‘春秋大义’来观察张学良将军，他实在是一位动机纯正、心际光明、敢作敢为、拿得起放得下而永不失其赤子之心的爱国将领。”

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副司令亲送蒋介石总司令返南京，冯玉祥闻之叹曰：“少不更事！”这句叹语应该说是正确的，因为观之后来的发展，蒋介石一直将张学良囚禁，而且随时可将他枪毙。然而就另一面看，张学良这样做正表示他以抗日战争为第一要义，个人利害是不顾及的，随蒋赴南京正表示他光明磊落，如果他不跟从蒋介石而去，他的后果恐怕是悲惨的。

唐先生认为对日抗战对于蒋介石也是有利的，如果蒋介石继续“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没有西安事变，则国府对日还得继续“忍辱”，而“忍辱”又伊于胡底呢？唐先生提出了这个问题，确是令人思考的。依唐先生之见，抗战者“玉碎也”，忍辱者“瓦全”不可得也。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国民党一再忍辱而弄出“瓦碎”的结果，则蒋介石与国民党在中国历史上将奚止“身败名裂”而已哉！所以西安事变对蒋介石、对国民党，也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这一段评述，我认为是确当的。

顾维钧先生也是唐先生做“口述历史”的人物，原先由哥伦比亚大学的夏连荫小姐在做．夏小姐是“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的两位研究员之一，另一位是唐德刚先生。但夏小姐访问了顾维钧的童年事迹之后，就以太忙太累而辍工不干了，结果由唐先生承担下来，就从顾先生自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那一段开始。

顾维钧博士得到唐先生的帮助，自是喜欢不尽，并且以后亦要唐先生来做这项工作，此因唐先生对民国的历史如数家珍、熟悉得很，而且还能改正他的错误。有一次顾先生把“金佛郎案”当中一段故事张冠李戴了，唐先生便说明他错了，顾先生不服，并说“事如昨日”也。唐先生乃拿“顾总长”当年自己签署的文件来再次反证，顾先生才服输。于是，他对唐先生说：“唐博士，这一章是错了。下礼拜，我俩重行写过。”

对顾先生的外交究竟如何评价，唐先生这样评论：“他是世界上的第一流外交干才、举世闻名的国际政治家，但是他搞的却是个弱国外交——他个人在外交界所代表的分量，往往超过他所代表的政府。”“五十年中，凡他所经办的外交事件，多半可说是百分之七十的成功吧——至少他没有丧权辱国，没有在国际上丢人现眼。”这种评价是公允的，事实上，没有丧权辱国已经很难得了，所谓弱国无外交，中国是弱国，顾先生挺住了，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唐先生有两篇文章述及他的岳丈吴开先。一篇是悼念文，吴先生住院之时唐先生适在台北，每日到医院侍奉，在吴先生弥留之际，唐先生急电太太昭文及弟妹速归，结果终于有子女婿媳五人亲侍床侧，看着吴先生咽下最后一口气。丧礼十分隆重，极尽哀荣，此因吴先生为民国之重要人物。

唐先生的另一篇文章《〈沪上往事细说从头〉迟来的导论——珊瑚坝迎候吴开先感赋诗史释》，则说明吴开先先生在民国的业绩。抗战时期，吴先生在上海租界抑制汪精卫政权之扩展，汪政权以十万现洋重赏以购其头颅。吴先生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该党组织部副部长，是重庆国民政府驻沪之最高级干部，于汪政权威胁甚大，但因格于他在上海租界，伪政权无法向他动手。然而“珍珠港事件”一发生，太平洋战争一起，日军乃冲人租界，逮捕了第一“要犯”吴开先。

何以将吴开先逮捕、关押之后，日军又终于在1943年4月以专机将其运送至广州湾释放，使之辗转逃还重庆？原来是日方想以吴开先的开释和送归谋求与蒋介石讲和。此时，抗日已经六年，日军败相已呈，才有“讲和”之说。然而蒋介石认为胜利已成定局，没有“讲和”的道理。吴开先先生实为夹缝中的人物，然亦无愧于党国。唐德刚先生称吴先生为“活烈士”，乃是因为吴先生准备做烈士而不可得，唐先生为吴先生的解说，是极有见地而又应该做的。

因为为刘绍铭先生作序而写成了《书中人语——序刘著〈渺渺唐山〉》，述说了唐德刚先生在纽约市立大学设立“亚美学”的经过，及唐先生对美国亚裔受欺凌的感受，在美华人以及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华裔居民都应一读。对于怎样能心平气和、不偏不倚地做点“综合工作”，唐先生还提出了四点意见，极为难得。而对于刘绍铭先生能把华侨文学中的各种心理状态，乃至中美两大文化中所发生的文化冲突，能以最睿智的眼光来选择，并以最生动而真切的笔调译出来，唐先生深为赞赏。

此外，《陈其宽画学看记——兼论国画现代化》，以及赞誉卓以玉小姐的“个展”等文，和其他文章，都可一读。此外，本书所选文章大多都在刘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上发表，其中有几篇称赞《传记文学》的文章，都是实至名归的。在《传记文学》二十周年时，唐先生写了文章并做了演讲，在二十五周年时又写了长文，十分难得．唐先生以“壮哉绍唐！以一人而敌一国！”来称赞刘绍唐先生，“一国”者，意指大陆的“文史资料”是由全国的“战犯”所写的，数目庞大，唐先生要看也看不完；“以一人而敌一国”原是梁任公说李鸿章的话，唐先生移用来称赞刘绍唐先生确也贴切，而唐先生为《传记文学》写这么多文章，亦是难能可贵的。

2003年8月31日 温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