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润为先生为北丰润人。《求是》杂志社副总编辑、编审。受聘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审组成员、军事科学院高级研究员。从事科学社会主义和文艺学研究。《九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进程》主笔。主要著作有《文心与文变》、《文艺批判》等。

《潮流之外》为其杂文作品集。

正像书名所昭示的，收入《潮流之外》(作者刘润为)的大多数杂文作品都不是迎合俗流的产物，相反，它们的字里行间每每闪烁着作家植根于时代前沿和社会纵深的清醒观察、独立思考与大胆发现，书中收录了《对梁晓声、张承志“反省”的反省》、《大师的风度——杨向奎先生逝世七周年祭》等文章。

为劳动大众说话(代序)

辛弃疾父子的“代沟”

捧捧明星与救救教师

也谈“费厄泼赖”

“嫂溺，援之以手”之类

身份表现学发轫

“老板意识”正义

官本位一种

老莱子和当代老莱子

清芬的邂逅

戏说“贵族”

从街上流行“洋头”说起

向雷锋学习什么？

暗送秋波

中国古代的“傍大”

“国事管他娘”及其遗传与变异

人生岂只是“过瘾”？

老前辈不可“超脱”

“孔雀”开屏

焦大的出路

谁家的人权？

马前卒的悲剧

《牡丹亭》与小青

官贼之辨

上当受骗之外

初识王利滨

“曲学”三境界

欢迎萨瑟

款爷拍马人门

官人媚上三部曲

为薛蟠《女儿词》作序

从苟才儿媳说开去

影响的焦虑(文学篇)

影响的焦虑(政治篇)

从亨廷顿们的祖宗看他的“文明的冲突”

“写给工人兄弟”

赤子公心——祝贺《海外赤子眼中的新中国》出版

官家被盗以后

“梦诗”的尴尬

对梁晓声、张承志“反省”的反省

说盗

喜儿出走怎样？

天爵与人爵

对张光年先生的不信任情绪

一个百姓眼里的朱镕基

最后审判

暗杀的阴影——访问南斯拉夫手记

丽江之夜

小康·大康

拜佛歧路灯

也谈秦桧的人权问题

知耻近乎勇

画起当代之衰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片头语

大师的风度——杨向奎先生逝世七周年祭

追求金钱的哲学

石家庄的慷慨悲歌

发展和繁荣和谐文艺

附：

瓜瓞绵绵转世心——读《瓜田小品》

青云高处秋鹤唳——读高扬的杂文

跋

关于辛弃疾，我不知道今人到底有多少种评价，但说他是一个倒霉的人，大概不会有太多的异议。他不顾南宋王朝危厄迹象已彰的事实，坚持抵御外侮、收复中原，却偏偏得不到朝廷的信任和使用，60多岁高龄之际，镇守京口，又受到权臣韩伲胄的排挤，于是愤然辞职。不料此事却遭到他儿子的反对。理由呢，实在简单得很——“田产未置”，也就是还没有富起来。对此，辛弃疾大为恼火，特地填了一首《最高楼》，予以痛骂：“吾衰矣，须富贵何时？富贵是危机……千年田换八百主，一人口插几张匙？便休休，更说甚，是和非。”

读其文想见其为人。从那紧连急接的句式、铿锵有力的节奏和尖锐辛辣的措辞，我们依然可以想见他当时不可遏止的怒态。至于他儿子的态度如何，是接受了训斥还是继续对着干，则不得而知，但事情毕竟是按辛弃疾的意见办了。此事用不着细做考证，单从他晚年的词章就可以窥见消息。“竹树前溪风月，鸡酒东家父老，一笑偶相逢”；“被野老、相挟人东园，枇杷熟”；“野老争言雨水匀，眉头不似去年颦”……那种与农民交往的亲密，那种对于农民苦乐的细腻体察，绝不可能出自良田广袤、朱门森严者流的手笔。

如果用新潮理论来分析这场父子之争，毫无疑问地是由“代沟”所致：辛弃疾压抑自我，无视个人欲望的存在；其子则大抵属于反传统、放纵欲望的新派人物。这种定性正确与否，我不敢妄断，但以此判断“新”、“旧”则是不敢苟同的。辛弃疾的观念“陈旧”当是毋庸置疑的。汉代就有霍去病，皇帝老儿主动为其置办宅第他都不要，还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但是辛氏之子的观念也未必新，因为在他之前持这种观念的人也所在多有。东汉末的著名“国士”许汜就是一个对“求田问舍”相当积极的人物。有一次，他到陈元龙那里去，因为观念的对立，陈很长时间不理他。更不给面子的是，休息时，陈自己高卧大床，而让许躺在下床。当他满怀委屈地向刘备述及此事时，殊不料刘备竟当面训斥说：陈元龙待你还算是客气的呢，如果换了我，就是我居“百尺楼之上”，而让你睡在地下。看来，这观念的分歧也够可怕的。这位因“求田问舍”而一再碰灰的许汜先生，比辛弃疾的儿子要早上近千年哩。

依我看来，这场父子之争最直接、最现实的原因就是父不得其子、子不得其父。“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辛弃疾的这些作品，其子大概也当读过，毋庸说做其父的接班人，就是对他的胸襟怀抱能有些许理解，也不会惹得其父如此大动肝火。反过来说，如果辛弃疾一心想的是让子女们先富起来，其父子关系也必定是融融如也。人说“理解万岁”，难矣！

至于哪种观念为是，哪种观念为非，笔者则不胜困惑之至，一应顺乎接受美学的逻辑，让这个未定的文本到读者的接受中去完成。

小时候读过契诃夫的一篇小说，说的仿佛是：在一座大桥竣工之时，该桥的总工程师偕其情妇去参加典礼。因为其情妇是名噪当地的歌星或舞星，所以成了人们的兴奋中心，而典礼仪式的真正主角却被冷落。人们甚至不知道总工程师的大名，而只知道该桥的总工程师是××明星的情夫，真是“夫”以“妇”荣。

工程师怎么就不如一个明星？这对于当时信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我来说，是不可理喻的。物换星移，时光如涤，小说的题目、人物的名字，通忘却了，甚至连情节的骨架也模糊得很，那疑团自然也被埋到了意识的深处……

近来有经济学家林子力的“新价值论”轰动一时：“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重大缺陷和迷误”，就是“没有把不同劳动对社会需要的适应性加入劳动抽象过程”，而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计算价值的尺度。读到这个理论，我的眼前不禁一亮，沉埋了近30年的那个疑团也一下子跳了出来。总工程师付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能比其情妇大得多，但对社会需要的适应性却比其情妇弱得多，人们冷热分明，自是理所当然。蒙了一层时间灰尘的茅塞_旦顿开，内心的喜悦自然不可名状。

然而，这喜悦不久又被一系列的事实所轰毁。

去年12月，数家报纸纷纷报道：中国著名影星巩俐，15日在上海出席成都盛大房屋发展公司赠房仪式，接受雅风园别墅一栋。雅风园建筑面积168平米，占地208平米，游泳池面积30平米，花园面积88平米；四房二厅三卫一厨房一车库，三阳台。上海《文学报》还在第一版配发“仪式”照片，但见巩俐小姐满面春风，那位赠房先生也是浑身的幸福。

更有今年1月1日《中国文化报》报道：“一家广告公司的‘大款’对毛阿敏说：你的歌唱得就是好，我们公司将来约你演出给你中国最高价。在场的人打诨说，5万还是8万？他说一定给到每场lO万元以上。外国人捧自己的歌星肯出大血，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捧捧当今中国最红的歌星，让她也拿一个天文数字，我们作为中国人也风光一下。”此公此言，大有问鼎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壮烈。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志气呢？

另一面的事实是，去年12月23日，《光明日报》在第1版以《救救教师！救救孩子！》为题报道：“四川省仪陇县的7000多名教师，今年到11月底为止，已经有7个月未领工资了，他们全都靠家人和亲朋接济度日。”记得在发表这则消息当天的编前会上，本报副总编辑徐光春同志满怀期待地说：“请诸位注意，如有赞助该地区教师的举动，本报立即在第1版显著位置给予报道。”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未见哪位款儿、腕儿、穴儿、跳蚤、哥儿、姐儿拔出一毛，倒是一名老教师从自己菲薄的退休金中拿出了100元！

世态炎凉竞至于此，便显示双方“对社会需要的适应性”么？就说这“需要”吧，是不是也需要做一番分析呢？其间难道没有深层与浅层、眼前与长远、粗鄙与高雅、正面与负面的区分么？一做区分，其间又怎样比价、换算或折扣呢？着实是越想越糊涂了。

既然“新价值论”不能满足我的“需要”，便索性倒退回去，求教于传统。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老子》第七十七章)然而，老子的话也让我困惑：是行天道还是行人道抑或人道掺些天道抑或天道掺些人道？这“损”和“补”，损多少补多少；这“损”和“奉”，损多少奉多少，才算是合适？想来想去，还是“凭着感觉走”这话实在。我的感觉是：明星尽管去捧，陪妞尽管去泡，只要在捧得泡得兴味阑珊的时候，拔一毛略做“救救教师，救救孩子”之类的事儿，我就送他一顶“有道者”的桂冠。

“桂冠”可谓物美，“一毛”可谓价廉，各路神仙岂有意乎？P1-5

杂文是劳动大众的事业。为劳动大众说话，是杂文家对的庄严职责。离开了这个立场，杂文家就会变得轻浮，变得委琐，变得一钱不值。这里所说的为劳动大众说话，不是像上帝一样对众生施以悲悯，也不是像精英一样为愚人指点迷津，而是要有自知之明，真正懂得自己就是劳动大众的一员，要与劳动大众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智利的伟大诗人聂鲁达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讲中说：“最好的诗人就是每天为我们提供面包的人”。面包师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上帝、是精英，而是日复一日地从事着他认为理所当然又为人类所必需的工作。如果杂文家也有这样朴素而高贵的意识，那么他的创作就会成为劳动大众求生存、求发展的伟大事业的一部分，就会在享受劳动大众提供的衣食住行的同时，也为他们提供劳作和战斗间隙的休养，提供指向欺侮他们的群小们的匕首和投枪。只有沿着这样一条普通人都不可回避的道路，杂文家才能走向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杂文创作才能获得深厚的土壤和广阔的空间。

杂文是一种文学样式。提高杂文的文化品位，是杂文创作的本质要求。没有文化品位，杂文就成了评论，成了流行词语的堆砌，成了某种观念的传声筒。所谓文化品位．不是说一定要引用多少名言、多少典故，而是一种由古今中外优秀文化陶冶出来的文化气质的自然流露。具体地说，就是表现出一种视通古今、总揽天下的眼界，一种烛幽显隐、析肌剔骨的笔锋，一种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想象，一种天机独会、妙处自得的理趣，一种随手拈来、恰到好处的材料使用，一种不着斧凿、浑然天成的谋篇布局。只有这样的杂文，才能给人以智慧的启迪、心灵的净化、情感的慰藉、审美的愉悦。在这方面，伟大的鲁迅至今仍然是矗立在我们面前的高峰。我们必须学习鲁迅，但无须模仿鲁迅。我们应当自觉把握时代的脉动，根据自身的文化个性，形成自己的风格。

杂文是人格的光辉。保持人格上的优越性，是杂文创作的重要原则。所谓保持人格上的优越性，就是要与批评对象拉开一定的距离，表现出良好的教养、高尚的情怀、雍容的气度，表现出挥洒自如、高蹈轻扬的精神优势。如果以一种非常狭小的器量对待批评对象，就会使杂文变成私愤的宣泄，变成辱骂和恐吓，甚至变成刻薄阴狠的深文周纳。某“著名杂文家”以杂文致人自杀，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这样的杂文，因其偏执和鄙陋，非但不能达到讽刺、批评对象的目的，反而招致读者对批评的厌恶。批评需要理性，不需要个人的私情。个人应当代表人类的理性，代表人类的尊严、正义和光明。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时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这——就是人格优越性的根本所在。

总之，杂文创作既是为了改造社会，也是为了改造自我；既是大众文化建设的过程，也是个人精神生命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要热烈地主张所是、热烈地攻击所非，又要无情面地解剖自己；既要像春蚕吐丝一样为社会贡献美文，又要像海纳百川一样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文化精华。用高标准要求自己，用自强不息的精神鞭策自己，这样长期坚持下去，我们的杂文创作就一定会不断进步。

2003年10月6日

读者看了“代序”，千万别以为我在自卖自夸。那篇东西本系我在北京市杂文学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谈的是我对杂文的看法，或者说是我认为杂文应当达到的一种境界。尽管我不算有自知之明一类，但也知道，自己的杂文距离那样的境界至少还有十万八千里之遥。从这种意义上说，自己大抵也算得上眼高手低之类。然而，人既然活着就总要有所追求，写作作为一种活着的方式也要有所追求。不然，那活着、那写作也就了无滋味。

我的杂文写得很少，从1992年——2007年，就这么薄薄的一本，其中还有两篇杂文评论并几篇随笔。当然，随笔也可以算作广义的杂文。

1992年以前不是没有写过，但那时的东西，无论是选题、立意还是议论方式和情感态度，都与后来有很大不同，也可以说是两种情调的东西。“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由于心头染上了今日的世情，回头去看那些东西，连自己都觉味薄，毋庸说读者。整理完这本集子之后，有朋友说篇数太少，劝我把那些东西也收进来，即使作为附录也好。我思索再三，还是决定“忍痛割爱”。何必用那些时过境迁的东西去浪费读者的时间呢？鲁迅说：“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鲁迅全集》第6卷第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T981年版)

十几年来，看惯了真善美，也看惯了假恶丑；看惯了党和人民的伟大，也看惯了一些貌似正人君子的政客的渺小；看惯了工农大众的艰辛，也看惯了一些暴发的富儿的恣睢；看惯了严肃学者、正派作家的风骨，也看惯了一些曲学阿世、周容取利的所谓文人的无行；看惯了第三世界人民的悲苦无告，也看惯了“文明”的屠伯们的不可一世；看惯了“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也看惯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齐梁时代著名诗论家钟嵘在《诗品序》中说：人生的种种况味感荡心灵，是非写诗不足以传达思绪、非歌咏不足以驰骋情感的。我既不善诗又不能歌，只能写些杂感。然而，杂感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去写，因为首先要尽职，其余还要搞我的文艺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留给杂文的时间，只能是职业和专业之外的一点儿间隙。

聊以自慰的是，写这些东西，不是出于某种个人私利的考虑，而是出于真情实感的表达。倘若是把写作当成获取某种实惠的敲门砖，肯定会用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笔墨。

大凡文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希望自己的文章产生社会反响的。不然，他就只有两种选择：一是不写，二是写完以后付之一炬。至于司马迁说把他的著作“藏诸名山”，则是寄希望于未来，而不是不要社会影响。如果这本小书能够产生差不多的反响，我自然欢喜，但也知道那种期待近乎奢侈：笔力不足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不能入时。明知如此，为什么还要出版它呢？无非是要证明：在滚滚红尘的下面，还有蒺蕖或其他讨嫌的东西。

2009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