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最擅旧书新读、旧戏新谈、旧史新论；这是因为他最善于掌握这旧与新的关系，也就是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亦千古至今做学问的契机。

黄裳编著的《笔祸史谈丛》的文章，这一部笔祸史是一部文人的血泪史，一部断头史；但历朝历代的文人也不是不晓利害的，却偏偏仍常有人把头颅送上。

编辑“大家小书”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本册《笔祸史谈丛》为该丛书之一。

《笔祸史谈丛》由黄裳编著。

雍正与吕留良

“名教罪人”

宽严之间

隔膜及其他

“几乎无事的悲剧”

违碍种种

避讳的故事

清代的禁书

禁书小记

 《南山集偶钞》

 《峤雅》

 经组堂文稿杂著

 《国史纪闻》《嘉靖以来注略》

 《秋水集》

查·陆·范

“光棍”的诗集

汪景祺遗诗——跋《读书堂诗集》稿本

谈禁书

后记

雍正说：“在逆贼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人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盛德乎？”

他把少数民族的问题说成是籍贯问题，在当时是不得已的，但今天看来，这已完全不成问题，而且他的说法也含有不少合理的成分了。何况他也并未完全回避异民族的事实。“且逆贼吕留良等以夷狄比于禽兽，未知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若拒逆贼等论，是中国之人皆禽兽之不若矣，又何暇内中国而外夷狄也？自骂乎，骂人乎？”这里就坦率地承认了自己是“外夷”，哓晓争论，有如小孩的相骂，这样的上谕也是少见的。

雍正又推论华夷之论，盖起于晋宋六朝偏安之时，还指出中国幅员的拓展与民族融合的事实，也都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犷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这已经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了，雍正还举出了圣经贤传，“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抚我则后，虐我则仇”，“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说明只有有德者才有资格做皇帝，民族、地域并不是决定性因素。这样，就接下去顺理成章地辩解自己实在是个够格的好皇帝，并非曾静所说的昏恶了。当然还免不了指天发誓，为了杜绝流言的影响，“是以特将逆书播告于外，并将宫廷之事，宣示梗概，使众知之。若朕稍有不可自问之处，而为此布告之词，又何颜以对内外臣工、万方黎庶？将以此欺天乎，欺人乎，抑自欺乎？”看来他的处理此案是下了极大的决心的。“倘朕言有一字虚捏……必遭上天之责罚也。”“挥泪书此”这些话都说明他确是感到了反对派的强大与自己的孤立与无力，不能不说出这些极话来了。

岳锺琪在审问张熙时曾盘问“平日往来相与之人并其所祖述师承之具”，据供，“我辈同志之人素所宗者，系吕晚村，号东海夫子。我曾亲到其家，见其所著《备忘录》并《吕子文集》。惜其子孙不肖，忽背先志，贪慕荣利，已作仕宦，可为痛恨。今行李中所有抄录诗册，；即晚村作也”。这是此案牵涉到吕晚村并引起雍正注意的开始。所说不肖子孙是指吕留良子、考中进士的吕葆中，此时亦已死去。文集是指《吕晚村文集》，雍正初刻本。晚村诗集没有旧刻，只留下一些传抄本，张熙所抄大抵就是这一类。P6-7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历史上以文字杀人较早的一例，一般都认为应数杨恽之狱。杨恽是司马迁的外孙，家世贵盛，汉宣帝时曾做过不小的官，后因事为人举发，免为庶人。但他不肯闭门思过，装出可怜的样子，反而大置产业，交结宾客，“以财自娱”。这就引来了友人西河太守孙会宗的劝诫。杨恽在答书中说明了自己的态度，进行了辩解。文章写得实在很好，后被收人《文选》中。书中说到家居生活，有下面一段话：

“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炮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琴。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抚缶，而呼呜呜。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诚淫荒无度，不知其不可也。”

他虽然口中说这种生活态度是“不可”的，但又事先声明，“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不料竞因此而惹来了皇帝的不快，被装上了大逆不道的罪名腰斩了。这实在是一桩大冤案，如果没有特别的眼光，是不可能发现书中的“大逆”气味的。张晏为汉书作注，对此曾有所分析：

“山高在阳，人君之象也；芜秽不治，朝廷荒乱也。一顷百亩，以喻百官也；言豆者真直之物，零落在野，喻己见放弃也。萁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谄谀也。”

张晏的话不知有无定罪案卷的根据，更可能是他自己的发明。这种锻炼方法，简直与猜谜测字没有分别，这就为后来的诗狱开了一个先例，一下子使我们想起宋代苏轼的乌台诗案来。时间虽然经过了一千年，手法却还是那一套，别无任何改进提高。如舒亶所上札子攻击苏轼时就说：

“盖陛下发钱以本业平民，则日‘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群吏，则日‘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求’；陛下兴水利，则日‘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不以讥谤为主。”

在严酷诛求之下，苏轼不得不交代所作诗文篇目及往来投赠友人的名单，并说，“其余委是忘记。轼有此罪愆，甘伏朝典。”这是九百年前的认罪书样本，读来十分面善，正如不久前曾风行一时的一种文体，用“罪该万死”作结的一种“交代八股”。那结果必然如苏轼“赠孙莘老”诗所说：

“嗟予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

苏轼后来交代创作意图说：“是时约孙觉并坐客，如有言及时事者，罚一大盏。虽不指言时事是非，轼意言时事多不便，更不可说也，说亦不尽也。”

鸦雀无声的局面就是这样形成的。文字狱的效果也在这里表现出来了。  上面所举的两例，加上嵇康的因“非汤武而薄周孔”被杀一案都是带有政治性的文字狱，和后来一些因笑骂了皇帝本人而被迫害的不同。暴君总是怀疑人们说他的怪话、坏话，如传说中明太祖朱元璋忌讳人家说和尚说光头，曾因此而杀人。又因监察御史张尚礼作“宫怨”诗，有“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之句，认为“能摹写宫阃心事”，命下蚕室死。明初的高启据说也是因为一首“宫女图”诗而被腰斩的。这些都属于“诽谤”罪，与政治思想并无关系，虽然在定罪时往往要拉扯一些“大不敬”“大逆不道”的词句装点门面，但人们都明白，这些人死得是冤枉的。这情形一直到清初的文字狱还是如此。为了改变这种缺乏说服力的不利状况，感到孤独而心虚的统治者就要千方百计制造舆论，以传统的礼教为依据，把种种罪名都拉扯到“离经叛道”上来，用以激起更多人的愤慨，煽起众怒，这样站在统治者身旁的人数就将大大增加，而暴行也就理所当然地化为“正义行动”。“举国共诛，人人共讨”的声势因而形成。清朝皇帝中想出了这方法而执行得最起劲的是雍正，乾隆也并不弱。虽然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因为中国民族的思想中间缺少宗教迷信狂热，对皇帝的权威也并不热心，一般只是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对《大义觉迷录》这样的宣传品兴趣也并不高。像欧洲神圣裁判那样的恶浪还是没有卷起，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败。

但是清代的文字狱论其规模之大与持续之久都是空前的。手段之毒辣、诛杀之凶残更是远远超出了前代。鲁迅先生曾经推荐过《清代文字狱档》，还提出了几种清代的政书，如《东华录》《御批通鉴辑览》《上谕八旗》《雍正朱批谕旨》，认为“倘有有心人加以收集，一一钩稽，将其中的关于驾驭汉人，批评文化，利用文艺之处，分别排比，辑成一书，我想，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

得读先生的这些教诲已经五十多年，对先生所提出的任务却从来没有想到过去实施，因为这实在太艰巨了，不是个人的力量所能及。但在平日读书时也时常记起，遇见有关文字狱的文献，也较为留心。随时记下一些零感，就是这里的一束笔记。虽然杂乱无章缺乏系统，但从中也能多少看出一些严重的事实。即如先生提到的“奴性的由来”一节，就是值得深刻省察的宿病根。几千年来人们的信条是，只有孔子之是非而没有我之是非，这就在思想上受了阉割，从而丧失了独立思考的习惯与能力。只要听见一声吆喝，就会如中风魔，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其后果之严重是可想而知的。这个，我们是已经有过惨痛的经验了，那就是二十年前发生的全国大动乱。那是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试拿来和清朝的文字狱比较一下，其荒谬与离奇又哪里是雍正和乾隆想象得到的。头脑清醒站出来抗议的人也不是没有，但都被立即打翻在地不许做声。于是一场昏天黑地的大动乱开始了，同时又出现了无数形形色色的文字狱，其内容之丰富离奇，受害者命运之悲惨，也绝非几卷“文字狱档”所能相提并论。但寻踪觅迹，却都能从往事中发现它的踪迹，难道真的是历史循环，轮回不爽吗？恐怕还是没有找到病根、汲取教训。这本小册子如能提醒人们多少记起往事，并从中得到启示，引起思索，有助于挖掉痼疾的根源，那就是值得高兴与庆幸的了。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