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试图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霸权兴衰理论和货币金融理论拓展出一种新的范式，以解析美国霸权自20世纪70年代初衰落以来的全球金融动荡。

在美国霸权鼎盛时期，美元对全球金融的稳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在美国霸权衰落时期，美元则成为全球金融动荡或失衡的根源。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金融动荡表明，引发金融危机（包括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2009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国际因素是美元霸权支配下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

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不仅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会影响我国，随着我国对外日益开放，金融危机也会在我国发生。我国人民似乎还没有面对危机的心理准备，这是非常危险的。

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关系到我国的经济安全，无法回避。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目标存在短期、中期与长期的区别。

即使我们无力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但只要坚持渐进的、开而不放任的对外开放政策，则无论国内存在什么问题，我们都有能力防范、应对和化解金融危机。

第一篇 导论

 第一章 从经济学家的灾难性预言到美国次贷危机

 第二章 研究全球金融失衡的新范式

第一节 商品与货币的双向关系

第二节 实体性金融交易与虚拟性金融交易

第三节 货币的内生性与外生性

 第三章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

第一节 “五种社会形态”与“三大社会发展阶段”

第二节 市场经济的历史定位

第二篇 一面现实的镜子——英镑与大英帝国的盛衰

 第四章 英镑的不可替代性与大英帝国的鼎盛期

 第五章 英镑的替代性与大英帝国的衰亡

 第六章 凯恩斯方案拯救了谁

第三篇 衰落时期的美国霸权

 第七章 世界货币：从金银形式到纯粹的纸币形式

 第八章 霸权衰落期的“美元-武力本位”

 第九章 美国经济结构的虚拟化

第四篇 从索罗斯到克鲁格曼的金融危机理论

 第十章 乔治索罗斯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论

第一节 分析框架

第二节 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

第三节 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第四节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

第五节 思考与分析

 第十一章 保罗克鲁格曼的萧条经济学

第一节 挑战“华盛顿共识”

第二节 大衰退与萧条经济学的回归

第三节 需求不足与贫富“大分化”

第四节 思考与分析

第五篇 从亚洲金融危机到美国次贷危机

 第十二章 亚洲金融危机的国际因素

第一节 东亚：奇迹、危机、复苏和复兴

第二节 日元/美元汇率非对称浮动的经济后果

第三节 亚洲金融危机的“外汇根源”

 第十三章 美元泛滥与美国次贷危机

第一节 化解股市泡沫破裂后果的房地产泡沫

第二节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大海啸

 第十四章 美国化解金融危机的双重标准

第一节 救助亚洲金融危机的美国标准

第二节 救助次贷危机的美国标准

第六篇 中国离金融危机还有多远？

 第十五章 引发中国金融危机的国际因素

第一节 危机在市场经济中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第二节 汇率效应与外部压力下的开放

 第十六章 国际货币体系发展的趋势：世界货币的非国家化

第一节 旧体系的新基础：中美两国集团（G2）

第二节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三阶段”

 第十七章 产业创新：防范、应对与化解金融危机的根本途径

第一节 产业创新在防范和应对危机中的作用

第二节 人工智能领域的产业创新

后记

在货币非资本化、经济非市场化和黄金为唯一货币形式等假设下，马克思限于商品流通领域分析了货币根源于商品的问题。

马克思强调：“只要理解了货币的根源在于商品本身，货币分析上的主要困难就克服了。”(马克思，1859)笔者认为，货币根源于商品，从本质上说，是指货币根源于商品的内在矛盾。这种内在矛盾从商品体属性的角度来说，可以表述为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在商品交换中最初外化为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与作为价值形式的商品的对立，从而形成了货币的最初始形态。在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所历经的偶然的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和货币形式的演变中，货币形式与一般价值形式都是一般等价物，所不同的是当贵金属而不再是其他某些商品充当一般等价物时，一般价值形式就演变为货币形式。货币是商品价值形式演变的完成形态。货币不仅产生于商品，货币所具有的规定性或基本职能也源于商品。首先，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换句话说，货币能够成为价值尺度，是因为一切商品都用货币来显示它们的内在价值尺度，从而成为它们的价值形态。其次，货币作为流通手段，是因为商品通过它们的全面让渡使货币成为物质变换的单纯媒介。因此，流通中的货币量随着商品流通在范围、价格和速度方面的变动而变动，从而是一个具有弹性的因变量。最后，在商品交易的各个点上，因只卖不买而有不同数量的货币被贮藏起来，从而赋予货币储备手段的职能。另外，商品的让渡同商品价格的实现在时间上的分离，赋予货币支付手段的职能。由于支付准备金源于货币储备，因此可将货币的支付职能与货币的储备手段职能合称为货币的储备与支付职能。货币的这三种规定性是抽象的，并且是相互矛盾的，即在商品流通前充当价值尺度的货币是观念的货币；在商品流通中充当流通手段的货币是象征性的货币；退出商品流通领域的货币，即储备与支付货币是金实体的货币。但是这三种规定性却统一地存在于现实的货币之中。货币的这些规定性中，“隐藏着关于货币性质的幻想”，即死抱住货币的一种抽象规定而无视三种规定性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以致“受恋爱愚弄的人，甚至还没因钻研货币本质而受愚弄的人多”(马克思，1859)。

货币与商品的必然联系，使货币具有质的无限性和量的有限性。质的无限性，是指货币是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从而能直接转化成为任何商品，能满足任何需要。“它所特有的使用价值，在成为它的等价物的种种使用价值的无限系列上实现”。因此，质的无限性意味着货币对商品具有无限可兑换性，或货币的“质的无限可兑换性。”量的有限性是指“每一个现实的货币额又是有限的，因而只是作用有限的购买手段”。如果从货币根源于商品，或者从货币是依附于商品的“奴仆”的角度拓展马克思的“量的有限性”概念，那么，在商品流通中货币量与商品量在客观上必然存在内在的量的比例关系。因此无论是金属货币还是纸币，其被商品流通所吸纳的量都是有限的。当进人流通中的货币量符合这种量的比例关系时，货币对商品才具有可兑换性。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之为货币的“量的有限可兑性”。这样，货币对商品的可兑性存在着两种情况：质的无限可兑性和量的有限可兑性。区分货币对商品的这两种可兑性，注重对货币的“量的有限可兑性”的分析(在下面凡论及货币对商品的可兑性，都仅指货币对商品的“量的有限可兑性”)，对于本书研究的主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历代君主，现代政府，特别是世界霸主国的政府在铸造或印刷货币时，因各种原因，总是有意或无意视货币的质的无限可兑性为量的无限可兑性，从而将货币的质的可兑性与量的可兑性混为一谈，由此导致源源不断的货币超“比例”地投入流通，直至货币制度的崩溃。值得指出的是，只有基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才能揭示出商品与货币在量上存在的内在比例关系，从而明确一国流通中的货币量与商品量达到均衡的约束条件。但是，一国实际流通的货币量与商品量之间因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不可能完全符合内在比例关系，而且实际经济运行也需要它们在量上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弹性，因此，两者在常态下处于一种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状态。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美国政府曾基于米·弗里德曼“简单规则”的货币政策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无视商品与货币在常态下的这种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状态。

P10-12

在西方学术界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后的世界历史的论著中，不乏研究世界霸权盛衰史的论著，但是，在我们所熟悉的西方学者的论著中，却很少看到利用马克思的霸权兴衰理论来研究世界霸权盛衰史。在国内，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后的世界历史，成为了学术界的一大热点，但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部分，即马克思的霸权兴衰理论，却被许多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学者所忽略。而恰恰是马克思的霸权兴衰理论，为我们认识和应对美国霸权衰落时期的全球金融失衡(当前的世界性金融危机是全球金融失衡加剧的突出体现)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和科学决策的理论依据。本书试图基于马克思的霸权兴衰理论，对美国霸权衰落时期的全球金融失衡问题给予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析。为此，我希望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范式之外，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拓展出一种新的范式。十余年的苦苦思索，总算探索出一种范式(详见本书第二章。当然，算不算一种新范式，还有待读者去评判)。本书正是借助这种范式，突破了人们将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8月以来的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全球金融大海啸看作孤立的事件，而将它们视作美国霸权衰落期全球金融失衡的表现，进而探寻到导致全球金融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霸权衰落时期的美元——这一主权货币形式的世界货币。如果美元仅仅是主权货币，其发行量完全取决于美国的需要则是无可厚非。但作为主权货币的美元，充当着世界货币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却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丧失了相应的经济实力的支撑，美元发行量既不受黄金约束，也没有经各国政府授权的国际金融机构加以监管，而完全受美国利益的支配，从而成为美国维持其衰落霸权的工具。如果说在美国霸权鼎盛时期，美元对全球金融的稳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在美国霸权衰落时期，美元则成为全球金融动荡或全球金融失衡的根源。如果美元不从世界货币回归到纯粹的主权货币，换句话说，如果美国不从衰落的霸权国回归到正常的国家地位，那么，全球金融失衡将持续下去，直到美国霸权的衰亡。

美国霸权的衰亡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如果指望美国会自愿地放弃霸权，那是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缺乏应有的认识。我国有的学者认为维持美国霸权衰落的现状，有利于“中国的崛起”。在我看来，持这种主张者，无异于东郭先生也！正因为世界上存在那么多的东郭先生，弄得被誉为“一颗世纪之交正在升起的新星”的保罗·克鲁格曼大惑不解：“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宣称美元这个皇帝没有穿衣服？”我们不仅要记住邓小平同志的“不对抗”的主张，更要记住邓小平同志的“不示弱”的主张。韬光养晦应该是就“不对抗”而言的；在“不示弱”方面，根本无韬光养晦可言。因此，基于中国的利益来看，维持美国霸权衰落的现状，则必然会使中国付出日本那样的惨重代价。这意味着中国也必须接受类似的“广场协议”，从而经历一场“复合型危机”的浩劫而陷入长期的经济停滞。奥巴马刚一上台，就对中国采取咄咄逼人之势，祭出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汇率的“杀手锏”，除东郭先生外，谁都知道，“奥巴马舞锏，意在中国的崛起”。另外，我国也有学者主张人民币国际化，似乎人民币大有取代美元之势。客观地说，我们现在远没有这样的实力。持这种主张的人只是图一时的口惠，招来的却是一股祸水。日元的国际化就是前车之鉴。即使将来哪一天我国有实力这样做，也不应将人民币国际化，因为这样做的恶果是显而易见的：要么重蹈日本的覆辙；要么踏上一条称霸世界的不归之路。显然，无论哪种结果，都不符合我国的和平发展战略。

既不能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也不能将人民币国际化，一个适当的选择就是用现代版的“凯恩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来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凯恩斯认为，国际货币放任主义是导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货币和世界贸易陷入混乱局面的主要根源。在二战期间，国际货币放任主义完全被各国抛弃，从而为创建管理型的国际货币体系提供了机会。综合各国专家的意见并根据实际需要，凯恩斯认为这个体系可称为“货币联盟”或“国际清算联盟”。国际清算联盟需要成立一个中心机构，该机构的管理必须真正是国际性的，成员国不得有特权否决清算联盟的条约，但允许成员国在必要时通过事先通知的方式不承担条约规定的义务。中心机构发行称作“斑柯”的国际货币，用黄金来定值，但可调整，从而避免受黄金产量变动和各国黄金储备政策变化的影响。每个联盟成员国的货币与斑柯挂钩，并允许汇率变动幅度在5％范围内。斑柯作为各国中央银行之间的交易工具，可视同黄金。斑柯的发行量，以实际国际贸易的需要随时进行适度的增减，以抵消世界实际有效需求所产生的膨胀或紧缩趋势。各成员国的中央银行必须在国际清算联盟的中心机构开立斑柯账户，按斑柯平价来清算其国际收支差额。凡国际收支顺差的国家，在清算联盟中为存户，国际收支逆差的国家，在清算联盟为欠户。按照银行信贷的平衡原则，制定规则以防止其存款户或欠款户的帐面数额无限增加。这样，如果一切存款不溢出清算系统并只能在系统内转移，则清算联盟完全有能力收兑支票，并向成员国垫款。清算联盟的唯一任务就是监督成员国遵守规则，促使债权国和债务国共同承担借贷失衡的责任，使国际清算制度具有内在的稳定机制。

凯恩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的核心内容，即用“货币联盟”或世界中央银行发行的非主权货币形式的世界货币，取代黄金形式的世界货币和主权货币形式的世界货币，符合当今国际货币体系发展的趋势，适用于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当然，必须根据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的国际经济情势来修改和完善凯恩斯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形成现代版的“凯恩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在美国霸权衰落时期，主权货币形式的世界货币，即美元，是导致全球金融动荡或失衡的主要根源。它不仅严重危及非发行国的经济安全，而且也严重危及发行国的经济安全。历次美元危机都或强或弱地显示出去主权货币形式的世界货币的趋势。如果说用一种主权货币形式的世界货币替代另一种主权货币形式的世界货币，体现了国际社会的一种无奈的话，那么，欧元作为一种非主权货币形式的世界货币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代表了当今国际货币体系发展的趋势，并在一定意义上证实了凯恩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的核心内容具有可行性。目前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必将会使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任何一种充当世界货币的主权货币都必须退出国际流通领域，回归到其国界内流通。这是解决当前全球金融失衡的根本途径。实际上，国际金融史早就显示出，用一种主权货币形式的世界货币(美元)取代另一种主权货币形式的世界货币(英镑)，只会导致全球金融失衡周期性地出现。当前发生的百年一遇的世界金融大海啸，提供了一个百年难遇的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机遇。如果改革成功，则可突破由主权货币形式的世界货币导致的全球金融失衡的周期。“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如果不陷入空想，是必须正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成败取决于国家间的实力较量的现实的。但应该看到，美国霸权自20世纪70年代初由盛转衰以来，美国居然将其衰落的霸权维持了近40年之久，这在霸权兴衰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但这一奇迹是靠“美元一武力本位”控制和掠夺世界资源实现的。这种损人不利己的做法终于使美国陷入现在的百年一遇的危机之中。作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的美国，如果不是用本币对外举债，而是同发展中国家一样用非本币对外举债，则美国的霸主地位绝对不会维持到今天。美国的实体经济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遭到西德和日本的“致命一击”，而其在全球处于绝对优势的虚拟性金融交易或虚拟经济则遭到当前金融危机的“致命一击”。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大海啸，意味着美元支配下的国际货币体系已处在崩溃的边缘。即使美国经济能走出当前的危机，但要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至少需要5到10年的时间。这给改革现存的国际货币体系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我们不搞对抗，但是我们没有义务利用自己的资源去延缓旧体系的衰亡。美元必须非国际储备货币化，恢复它纯粹的主权货币职能；美国必须从霸主神坛回归到正常的国家地位，这不仅符合各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

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不仅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会影响我国，随着我国对外日益开放，金融危机也会在我国发生。我国人民似乎还没有面对危机的心理准备，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应研究防范、应对和化解金融危机的措施。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金融动荡表明，引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国际因素是美元霸权支配下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因此，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关系到我国的经济安全，无法回避。在这方面，我国可以不当头，也可以不提出自己的改革方案，但必须旗帜鲜明。从而因势利导，有理、有利、有节地利用凯恩斯的方案，同那些主张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国家一起，促进用现代版的“凯恩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来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从而将各国所面临的国际金融风险降到最低限度。显然，这不仅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也为和谐世界的实现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另外，引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国内因素是激进的、放任的对外开放政策。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一国政府在外来压力下推行激进的、放任的对外开放政策不仅使金融危机变得不可避免，而且使政府在危机期间束手无策，从而加速了危机的进程，延长了危机的时间。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之所以能够避免危机，主要是坚持渐进的、开而不放任的对外开放政策。无论任何时候，无论任何情况，也无论多大的外来压力，我国都不能放弃这一政策。因为，即使我们无力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但只要这一政策不变，无论国内存在什么问题，我们都有能力防范、应对和化解金融危机。

方兴起

2009年1月28日于羊城

自1997年7月泰国爆发金融危机后，我就基于国际因素的视角，追踪研究亚洲金融危机及全球金融动荡。这一研究一直延续到当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为了弄清问题，又将研究的范围上溯至20世纪初以来的世界金融史。在研究方法上，我试图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霸权兴衰理论和货币金融理论拓展出一种新的范式，用来研究美国霸权自20世纪70年代初衰落以来的全球金融动荡。经过10多年的探索，才知其难度之大，远非自己的能力所能胜任。因此，本书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产物。错误之处在所难免，甚望读者惠予指正。本书利用了许多人的研究成果，借此，深表诚挚的谢意。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李晓岚女士。当她着手编辑本书时，已退休离岗，但她仍认真审阅书稿，并为本书的顺利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

1997年10月，我写了第一篇研究心得，即《东南亚金融动荡与世界金融体系的现存问题》。2003年开始写作本书，整个写作过程苦不堪言。一段时间里，眼疾几乎使我丧失了阅读能力，而严重的颈椎病折磨得我无法伏案写作。屋漏偏逢连阴雨。在写作期间自己又被误诊为患有癌症，并已是中晚期的病人，再加之其它疾病缠身，我身体所“爆发”的健康危机的严重程度，似乎并不亚于我所研究的对象。另外，琐事缠身，往往使我只能在夜深人静之时，方能拿起那支写秃的笔。回过头来看，5年来支撑我完成本书的力量，源自“一种拼命精神，一种信念”。我在写作期间的座右铭是：尽人事，听天命；生死随命去，书山任我游。

终于在2009年6月23日完成书稿。但本书只能视作我在这方面研究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因为，在写作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尚需时日加以厘清。另外，当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并未结束，各种情况都可能发生。而危机的实际进程可能会迫使我们对过去近40年的全球金融动荡重新认识。因此，我会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这方面的研究和写作，以尽力弥补本书的诸多不足。

只要面对太阳，就能将阴影甩在后面。那无止境的科学攀登，就是我心中永远不落的一轮红日。

谨将本书献给我三岁的孙子方圆，他喜欢在书堆里翻看那大部头的、绿色封面的著作，寻找他认识的字。真希望他是我学术生命的延续。当他能够独立面对这个茫茫的世界时，或许我已乘风归去也。但愿他“流自己额头上的汗，收获自己田里的庄稼”。

方兴起

2009年6月于羊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