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我只顾了交待我降生的月、日、时,可忘了说是哪一年!那是有名的戊戌年啊!戊戌政变!
说也奇怪,在那么大讲维新与改良的年月,姑母每逢听到“行头”、“拿份儿”②等等有关戏曲的名词,便立刻把话岔开。只有逢年过节,喝过两盅玫瑰露酒之后,她才透露一句:“唱戏的也不下贱啊!”尽管如此,大家可是都没听她说过:我姑父的艺名叫什么,他是唱小生还是老旦。
大家也都怀疑,我姑父是不是个旗人。假若他是旗人,他可能是位耗财买脸的京戏票友儿④。可是,玩票是出风头的事,姑母为什么不敢公开承认呢?他也许真是个职业的伶人吧?可又不大对头:那年月,尽管酝酿着革新与政变,堂堂的旗人而去以唱戏为业,不是有开除旗籍的危险么?那么,姑父是汉人?也不对呀!他要是汉人,怎么在他死后,我姑母每月去领好几份儿钱粮呢?
直到如今,我还弄不清楚这段历史。姑父是唱戏的不是,关系并不大。我总想不通:凭什么姑母,一位寡妇,而且是爱用烟锅子敲我的脑袋的寡妇,应当吃几份儿饷银呢?我的父亲是堂堂正正的旗兵,负着保卫皇城的重任,每月不过才领三两银子,里面还每每搀着两小块假的;为什么姑父,一位唱小生或老旦的,还可能是汉人,会立下那么大的军功,给我姑母留下几份儿钱粮呢?看起来呀,这必定在什么地方有些错误!
不管是皇上的,还是别人的错儿吧,反正姑母的日子过得怪舒服。她收入的多,开销的少——白住我们的房子,又有弟媳妇作义务女仆。她是我们小胡同里的“财主”。
恐怕呀,这就是她敢跟大姐的婆婆顶嘴抬杠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姐的婆婆口口声声地说:父亲是子爵,丈夫是佐领,儿子是骁骑校。这都不假;可是,她的箱子底儿上并没有什么沉重的东西。有她的胖脸为证,她爱吃。这并不是说,她有钱才要吃好的。不!没钱,她会以子爵女儿、佐领太太的名义去赊。她不但自己爱赊,而且颇看不起不敢赊,不喜欢赊的亲友。虽然没有明说,她大概可是这么想:不赊东西,白作旗人!
我说她“爱”吃,而没说她“讲究”吃。她只爱吃鸡鸭鱼肉,而不会欣赏什么山珍海味。不过,她可也有讲究的一面:到十冬腊月,她要买两条丰台暖洞子生产的碧绿的、尖上还带着一点黄花的王瓜,摆在关公面前;到春夏之交,她要买些用小蒲包装着的,头一批成熟的十三陵大樱桃,陈列在供桌上。这些,可只是为显示她的气派与排场。当她真想吃的时候,她会买些冒充樱桃的“山豆子”,大把大把地往嘴里塞,既便宜又过瘾。不管怎么说吧,她经常拉下亏空,而且是债多了不愁,满不在乎。P86-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