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G·肖勒姆年青时因研习灵知主义同本雅明相识，并成为至交。作者则通过披露两人间的许多私人信件的内容以及与对方在个人交往过程中对朋友的认识，比较客观、真实地再现了哲学家的人生轨迹和与他人交往过程中发生的那些鲜为人知的一个个故事，透过文字我们看到了本雅明灵魂深处的思想、他与自己妻子之间由于性格不同而产生种种矛盾和不协调的关系。

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是德国著名哲学家和文学家，被誉为欧洲真正的知识分子，其罕见的才华和悲剧的人生为后人留下了无尽的话题。

本雅明的生平和思想变动不拘，文风亦不像一般理性主义者般循规蹈矩。在阿伦特、阿多诺或是桑塔格的笔下，各自呈现给公众的似乎是他矛盾的多侧面。

肖勒姆以两人间的私人信件为底本，步步揭示了徘徊于犹太神秘传统与锡安主义，欧洲与巴勒斯坦之间的本雅明。尤其重要的是，肖勒姆的回忆，解释了本雅明思想中的 个大变革，即他如何因为受了阿多诺、布莱希特，甚至其苏联女友的影响，而从犹太神秘主义传统转向马克思主义。

序言

初次相遇(1915年)

友谊渐进(1916—1917年)

客居瑞士(1918—1919年)

战后头几年(1920—1923年)

远方的信任(1924—1926年)

巴黎(1927年)

失败的项目(1928—1929年)

危机和变化(1930—1932年)

流亡岁月(1933—1940年)

附录 1931年春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

初次相遇(1915年)

在结识本雅明本人之前，我曾在1913年秋天见过他，那是在柏林动物园咖啡店楼上的一座礼堂里，我所属的犹太复国主义青年小组和在同一圈子里从事活动的“青年运动”在那里集会，前者以“年轻犹大”的名义在高级文科中学和柏林的类似机构较高年级的学生中从事宣传，后者深受古斯塔夫-维内肯领导的“青年论坛”的影响。这些论坛绝大部分也是由犹太人组成，当然是由那些很少或根本没有利用这一事实的犹太人组成，就我所知，这在后来发表的文献中都被巧妙地隐瞒了。与会者有80人左右，他们想谈谈跟犹太人的和德意志遗产的关系。双方各有二三人演讲。维内肯一方的主要演讲者是瓦尔特·本雅明，传言他是他们当中最有天赋的一位。他发表了一通极其晦涩的演说，虽然不是从头开始就拒绝犹太复国主义，但某种程度上是排斥犹太复国主义的，演说的主要内容和细节我忘了。令我无法忘记的是他演讲的方式。他不看在场的人，全神贯注、完全是出口成章地讲着，眼望礼堂上方的一个角落，整个演讲期间都目不转睛地盯着那里。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如何反驳他的，我也记不得了。

聚集在“论坛”里的是那些对“高级学校”特别失望的中学生和大学生们，事实上他们追求的是深刻得多的精神变革。1914年春天，我的同学格奥尔格·施特劳斯曾经想说服我加入这个小组，但白费了力气，他本人后来转到了犹太复国主义。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本雅明在《柏林纪事》里表现出来的对他的学校的深恶痛绝，听到他的同学告诉我，柏林的弗里德利希大帝学校是所杰出的改良学校，就不能不惊讶了。它是一种高级文科中学和普通中学的混合，这所学校从一年级开始教法语，四、五年级开始教拉丁语，六年级才开始教希腊语，而且不是从语法教起，而是一上来就从《伊利亚斯》的内容教起。学校校长策尼克尔教授是一位教育改革家。本雅明的同学包括恩斯特·舍恩，阿尔弗雷德·科恩，赫伯特·布卢门塔尔(后来的贝尔莫尔)，弗朗茨·萨克斯，弗里茨·施特劳斯，阿尔弗雷德·施泰因菲尔德和后来的美术家威利·沃尔夫拉特，他们组成一个圈子，定期聚会，阅读和讨论文学。弗里茨·施特劳斯曾经告诉过我，这个小组将本雅明当作他们的领袖，大家都看得出他的精神优势。

“论坛”不仅为激进的教育改革进行思想辩护，也主张一种青年自治文化，古斯塔夫·维内肯当时出版的《青少年文化》是它的经典文献。由格奥尔格·巴比松(格奥尔格·格雷托尔的化名)和西格弗里德·贝恩菲尔德出版的《开端》刊物满怀激情地宣扬这些思想。但大家都知道，最重要的文章出自像化名阿多尔写作的本雅明这样的大学生之手。具有高度历史意识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拿《开端》里主张的不要历史的激进观点无可奈何。团结在《开端》周围的这些小组缺少今天的革命青年举行类似活动时拥有的社会政治指数，他们觉得“青春”就能保证一种创造性的崭新开端。

当时我还不知道本雅明在1912年和1913年就进行过很多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口头和书信的激烈辩论，其中跟库尔特·图赫勒尔的辩论失落了，跟路德维希·施特劳斯(1913年)的辩论却保存了下来。施特劳斯是弗里茨·海因勒的同学，从他离开格廷根来到弗赖堡的1913年4月直到1914年战争爆发，海因勒在本雅明的生活中起了关键作用。施特劳斯和海因勒两人都来自亚琛，都从事创作，在弗赖堡和柏林就读期间都跟“自由大学生联盟”保持着时而密切时而松散的接触。

当我认识本雅明时，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扫除了“青年运动”。我正在上第一学期，读数学和哲学，除此以外还至少同样努力地学习希伯来语和犹太文献的原始资料。1915年6月底我听了一回库尔特·希勒的讲座，读过他写的一本书《无聊的智慧》。他可以说是踏着尼采的足迹，猛烈地揭露历史是一种敌视精神和生活的力量，我觉得那正是我根本做不到和缺少的。历史？废话！我们没有历史地生活着；那数千年的琐事跟我们有什么相干？我们带着跟我们一起诞生的性别生活着！当时我在日记里总结了他的演讲内容。演讲结束时宣布一个礼拜后将在“自由大学生联盟”的办公地点、夏洛滕堡的某个地方，就这场演讲进行讨论。我去了，跟着许多讨论会演讲者发言了，以相当无可奈何的讲话抗议希勒的历史观念，导致希勒的朋友鲁道夫·凯泽博士的不满，他在我停顿时猛地抢过了我的话头。本雅明也在讨论会上发言了，他又以上文描述过的演讲姿势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一姿势大概跟他的高度近视有关，它让他无法看清活动的人群。

几天后我来到大学图书馆的目录室，发现我坐在了本雅明的对面，他使劲地望着我，好像在努力回忆我是谁似的。后来他走了出去，片刻之后又走回来，问我是不是那个在希勒讨论会上发言的先生。我承认了。好吧，他想跟我聊聊我讲的那些事情，请我告诉他我的地址。7月19日我接到一封邀请信：“非常尊敬的先生，我想请您于本礼拜的礼拜四5点半前来我处。”后来我接到一个电话，将这次邀请提前了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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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