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纸上纪录片在路上系列丛书之一种。它再现了盲说书人真实的生活状态和生活场景，而且展示了他们在现代文明逐渐融入和影响寻常百姓生活的进程中，与即将被遗弃的命运的苦苦争斗。全书图文并茂，语言通俗易懂。

这是一本讲述陕北黄土地上最后的盲说书匠故事的书。里面穿插了许多定格了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和生活场景的照片。这些照片不可能去改变那些一辈子悲壮、困难和无助的盲人命运，但起码能够让看见这些照片的人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群年事已高、双目失明的盲人长年奔走在崎岖的山道上，游走于村庄之间，为偏远地区的百姓传唱着传统的忠孝节义，以及关于生活的苦涩、欢愉。

2004年4月26日(农历三月初八)

今年春季我没有跟上盲人一同出门的日子，等在西安忙完了手中的活，心有不甘，与家人打了个招呼，便出门去寻盲人。这是两天前的事了。

我的估计发生了偏差，没想到追踪盲人的路程走得如此艰辛。在两天时间里，我一气追出了一百多里，从李家塔乡开始，朝着店则沟的方向走了有十多个村庄，终于在店则沟的集上寻到了盲人的踪迹。

每逢农历每月初三、初八，店则沟有乡集，我是从张广春婆姨李春梅那里打听到今天盲人要到集上的。早上九点开始我和李春梅就在集上等，直到中午，盲人们才出现。我见到了盲人李守旺、张成祥、马国荣和张广春。

盲人们是二月初动身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他们跑完了县城东南的两个乡，十天前他们又转到了李家塔，要不是张广春嚷着要来店则沟，他们可能还会一直往北面跑。

农历三月初八是张广春与婆姨约好在集上碰面的日子。广春出门时天气还冷得结冰，身上穿着棉衣和绒裤。现在气候转暖，这些厚衣物就成了负担，加上肩上还有乐器，每天要走几十里山路，他有些不堪重负了。

乡集上是盲人们休整的地方。广春把那些厚衣物和穿了一个月的外套一古脑给了他婆姨，婆姨为他带来了干净的衣服、香烟、药品，还有在商店买的一包点心。别的盲人把不穿的衣服都交给了守旺，守旺的大女儿红红就住在乡上，暂时可放在她那里存着，回去时再取。

天气阳光明媚，集上熙熙攘攘，盲人各自忙活着，理发摊、药铺、贩旱烟的地摊上都出现了盲人的身影。今年有个闰二月，天气到了现在才开始转暖，这些天可能是下种的季节，来镇上赶集的都是来去匆匆的乡亲，他们多半是来买种子、化肥和农具。或许是从地里直奔集上的，他们的裤腿、鞋上还沾着新鲜的黄土。

广春遇见了他的外甥惠建西。惠建西去年在乡上的学校旁新建了一个红枣加工厂，前后投了几十万元，生意还不错。他原是地道的农民，前些年做些贩羊、贩枣的小买卖，后来和别人一起承包工程挣了些钱，如今外面的生意不好做，他就投资建了红枣加工厂，这里他地头熟，可先赊些枣子来加工，卖出去了再付款。现在他已经在当地做得小有名气了。听着外甥说话，广春在一旁不住地点头，一边随手接过外甥接续递过来的香烟。外甥有钱了，当舅舅的心里也高兴。

到了下午，集要散了，广春的婆姨带着他换下的衣服和一个月来辛苦讨的几百元钱走了。盲人们又要上路了，守旺的女儿红红和外孙毛小来送，跟了老远才回去。

路上，广春跟着引路的乡亲，边走边拿出外甥刚送的烟四处散。他说，外甥的一盒烟顶他一个月的烟钱，外甥花钱手脚大，抽那么贵的烟，不是过日子的人。他心疼了。

四月的天猴娃的脸，转眼就变了，刚才还好好的，这阵又刮起了风，离乡两公里外的陈家河村是盲人们今晚的去处，到村长高汉雄家时，天都快黑了。吃罢晚饭，村长家来了二三十个乡亲，要听盲人的书场。炕上、地上都坐满了人，一个年纪大的乡亲老赵拿了块砖就坐在村长的灶台上，不小心差点掉进了锅里，大家都嚷嚷：“赶快加水，一会吃老赵的肉。”书场热闹到大半夜，盲人们都睡下了，外面下起了雨。

2004年4月27日(农历三月初九)

昨夜的雨到了今早还是没有停的意思，雨虽不大，风一吹，还是有了寒意，大家都后悔棉衣脱得太早。虽然每人还有绒衣、毛衣可以抵御一下，但初春的季节，到了早晚，室外的温度还是非常低。

今天来到了第一个村子崔家岔。村长家的大门紧锁。邻居说村长早早地上了山，这些天他一直领着几个匠人在山上忙着做水窑。吃水一直是这个村的老问题，以前的几任村长都没有处理好，乡亲们对此很不满。这个村长是去年当选的，当选那天就向全村的乡亲表示，不解决全村吃水问题就辞职。果然，一开春他就张罗起了水的事。全村集资了一两万元，他自己还垫了些钱，就找匠人开工了。

大家返身去找支书，还好支书任文合才从山上回来做早饭，他边烧火边与我们谈论着他们村子的水。他们村是一个高氟水地区，长时间饮用这里的水，对儿童骨骼发育和智力大有影响。他们村的人普遍牙齿不好，牙齿表面的珐琅质已经损坏，黑牙和牙病十分普遍，外村送给他们村一个外号叫“黄牙村”。这让他们村的人心中十分郁闷。这个村只有四五十户，还不到二百人，但住得很分散，打井和修水窑即便完成了，要像城市的自来水那样把水引到各家各户，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缺的还是一个钱字。为此历届村领导都伤透了脑筋。还好，这个老大难问题终于开始解决，这些天，村长、支书正在为此事奔波。

中午雨停了，盲人们又去了王家畔和郝家畔，两个村子并不远。守旺的侄女婿是村长，他家的家境不错，以前有三孔窑留下了接口，去年又砌了二孔，这些日子新窑都清空了，正在粉刷里墙。原来他的两个宝贝儿子眼看着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这里相亲，首先要问家境，再看窑洞新不新。他们一家这些天正忙着整修窑洞，等全部整好，铺上地面，墙上、炕边、灶台再贴上磁砖，就大功告成了。守旺的侄女提了一筐苹果招呼大家，苹果挺大挺甜就是有些蔫。原来她家的几十亩山地有一半种上了大枣和苹果，线枣去年卖了个好价钱，收入了八千元，苹果丰收了却没有人来收，都烂在树上，他们只好把大的好的收了一些，放在洋芋窖里。冬天来了几拨人收洋芋，把洋芋窖折腾了个底朝天，水果也要有休眠期，经这么一折腾，天气一暖就蔫了，有的都烂了，连这里的羊都在吃苹果，怪可惜的。

又来到了吴家坪村，还没有进村长家，就有人来喊李守旺，原来是守旺的女儿李红红，追了十几里路来找守旺要钱。这些天她嗓子发炎了，病了好一阵子，连说话都有困难，她的女儿患先天性脑瘫，家中一贫如洗，拿不出钱来看病，不知是谁出的主意，让她来找守旺要钱看病。守旺嘴上说着不情愿，但毕竟是自己的骨肉，手还是伸到腰里掏钱，大家也十分同情，最后李红红拿着大伙给的三四十元一声不吭地走了。

到吴家坪的时候都快傍晚了，只能在此住下。晚上村上的人少，没有书场，倒来了几个要盲人算命看相的。他们把广春围在中间，个个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自己的吉凶祸福。广春自从双目失明后除了说书，还潜心钻研此术，如今在这里已小有名气，他为乡亲们测八字、算寿运，讲起相术来一套接一套，说得大家连连点头，最后他的双耳、手里、面前，到处都是大家敬的香烟。广春每次出门要比同行的盲人多挣一些外快，虽说只有三五元小钞，但在同行的盲人们看来这是一个体面的活计，让他们挺羡慕。广春也大方，睡觉前把乡亲们留下的纸烟分给大家，张成祥分了五六根，觉得少了，非要广春再加两根，争了半天。他年龄大了，像个小孩子似的。

2004年4月28日(农历三月初十)

昨天晚上看不到一颗星星，早上的气温还是很低。黄土路经过昨天的雨水一泡，又滑又黏，脚下越走越沉，十分吃力。

昨天自从女儿走后，守旺就不止一次地念叨女儿到家没有。他的女儿大脑不是很灵光，他担心天快黑了，女儿一个人回去，怕出什么意外。女儿都已经出嫁了，守旺还有操不完的心，在他心里，女儿比什么都重要。盲人们都安慰他。

今天的路都是在翻山，听马国荣讲，我们必须翻过这架山才能走到另外一条沟里去，不然每天都要翻山，不光路不好走，村子也少，费劲讨不到钱。翻过这架山顺着无定河的一条支流走，要不了几天我们就能到达无定河，那里路平，村子多，川地大，人富足。

我们今天大部分的时间是在行走。到了春天，山里的动物也活跃起来，途中看见很多山鸡、锦鸡，最多的要算野兔，白天它们四处觅食，吃饱了就挺着个肚子晒太阳，这里的百姓最恨的就是它们。山里主要的农作物是豆子和玉米，刚生长出两个小叶叶时，兔子就出来祸害庄稼了，它们一吃就是一大片，乡亲们再补种就来不及了。如今政府三令五申要收缴土枪、土铳，倒帮了这些动物的大忙，兔子繁殖很快，平均一个多月就能下一窝，一窝平均六七只，如今都闹兔灾了。人们便开始想办法，下套子、投毒等，有的兔子吃了有毒的诱饵后又被村中的狗、猫吃了。这样村中的狗和猫也都快死绝了，其后果是老鼠、黄鼠狼又开始泛滥。自然界中的生物链被破坏后，最后遭殃的就是人类自己。

我有一个在关中的朋友，专门饲养了几条细狗，这些狗不同于民间的土狗，它们有阿拉伯的血统，洋名叫灵缇，腿长腰细，十分善于奔跑。每到冬季，饲养这种狗的人们都要集合起来，在关中平原上演细狗撵兔的游戏(据说这项运动是古时从皇宫中流传出来的贵族游戏)，一天下来要是运气好能有几十只野兔的收获。前两年，他们被这里的人请来撵兔子，为民除害，不曾想这些跑惯平原的家伙，来到这水土不服，这里是黄土高原，山高壑深，兔子在逃命中又极为狡猾，左闪右拐，细狗速度一上来，兔子一闪，细狗又停不下来，就这样借着惯性摔下沟去，伤亡惨重。我朋友一条十分名贵的细狗就是在这样的一场追逐中夭折的，为此他伤心了很长一段时间，发誓陕北兔子再多、出钱再多也不去那里了。

我们的晚饭是在崖腰沟村会计白生财家吃的，会计的婆姨是一个十分麻利的女人，她为我们做荞面饴铬。先和面，之后拿出一个木制的压面机器，架在已经沸腾的大锅上，会计婆姨将一块荞面面团塞入压面机器的圆穴中，会计整个身子用力压下嵌中穴中的木杠，即刻，从圆穴底部的漏眼中便淌出一缕缕长长的铪铬，直接落入沸水中，会计的婆姨手里拿着竹筷，不停地搅动，不到片刻，一碗碗即压即食的饴馅便端在我们面前，再加入事先做好的哨子、芝麻、葱末、辣子，吃起来非常筋道有韧性，味道还真不错。饴铬是这里专门待客的面食，非常独特的一种做法，据说要是家中有红白喜事，来的客人多，只要事先将面和好，随来即食一点不费事，来几百人都能应付。

……

P27-38

我们如何看待这些有关苦难的影像？

刘树勇

2003年春，非典尚未大规模爆发，为编辑一套中国当代摄影新锐的丛书，我跑到陕西、河南去见几位年轻的摄影师。先是电话打过来打过去，再从西安到阎良，见到了彭祥杰。在一家灯光昏暗的小酒馆里一起吃水盆肉，喝一种极烈的土酒，然后到他简陋的家里一起看他十年来拍的照片。次日，复又回到西安。彭祥杰约了耀县的摄影师路泞过来一聚。在一家破败的小旅馆里，彼此见着了，说些客气的话，看他带来的照片。

彭祥杰，短小精瘦，脸削着，黑黑的，一副浑不吝的样子。打小就因种种原因逃学，然后扒着火车四处流浪，熟悉江湖种种险恶，亦通晓种种闪避腾挪的伎俩。长大后凭了这些伎俩游走江湖数年，与各路的江湖艺人为伍，随之流徙拍照。终于拍得一组《流浪大棚》的片子，内容广涉各路杂技艺人及有点儿准色情表演性质的民间歌舞草台班子的寻常生涯。看他的照片，有些艾伦·玛克拍印度马戏团的影子，但更为直接粗砺，仿佛大风吹过旷野，又仿佛有人在林中呼啸，自有一种草莽气象。听他讲说种种奇异阅历以及江湖行径，每每让听的人心下暗惊。

路泞一张圆脸，长得壮实，多才善说。彼时他在西安北面耀县一家水泥厂工作，过着一种一眼即可望到头的日子。又当少年轻狂，又好读书，心存高远，不免就难耐。难耐时，便拎一架相机，拍东拍西，朋友、家人、周边风景，由这镜头一一巡睃摩挲，正如一精力充沛的汉子天天在村头举石锁耗掉这一身的精力。最后，将自己天天呆着的水泥厂当个案子，实实在在地拍成一个大的专题。拍得当然是好。国内已很久见不到拍工业的照片了，一一仔细地看过，心中敬服他的用心，尽管我知道他拍的并不是什么工厂。

闲扯到半夜。二人意欲拉我去街上再吃酒，晚饭时的酒精还没散尽，便推说算了吧，还是干活儿要紧。又问起陕西一地可还有比较好的摄影师，可约来一见。二人推荐说，有位黄新力拍得不错，不妨约来看看他拍的东西。说话间，路泞就打电话。我说太晚了吧，明天再说。不想电话那边的黄新力却说，我马上就过去，稍等。

约半个时辰，一条方正的高大汉子，背一很大的帆布背包挤进门来。见着了，一一握手，他的样子有些不知所措，说话也有些磕巴。将背包解开，却是满满一背包放大成十时左右的照片，整齐地装在一个个的大本子里。众人将照片在床上摊平，看着。黄新力不时指点着某张照片，解释着拍于何时何地何种情境，话说得依然有些磕巴，一副朴质厚道的样子，叫人不敢相信这些照片真是他拍的。

就觉得好。一组《乡村天主教》的专题，虽不及摄影师吕楠、杨延康拍得整饬谨严，影像考究，却更细致丰富。枝枝蔓蔓绵延开去，什么都想跟你说说，左一句，右一句，像是村里人家闲话，听不出个什么逻辑来，意思却一一叫人知道了。另一组《陕北社火》，却是彩色的，数量极大，反映了陕北节日世俗仪式的方方面面，拍得也好。

然后，就是这组《盲说书人》。黑白的影像，颗粒有些粗糙。几位盲人歌手相互牵引着在山梁上走，在村头给人演唱，扳着大碗吃饭，坐炕上逗孙子，有人给剪头，拽着毛驴的尾巴上山，坐摆渡的木船过河。虽然彼时这组影像拍得还不及今日完整，规制亦仅如一个叫人伤心的图片故事，大量重复的影像内容，亦说明摄影师尚未完成这样一个专题的最终拍摄，但一张张看着，颠过来倒过去，竞也一时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只觉得渐渐走进黑夜里去，哀哀的，四顾茫然，心下有一种莫名的悲凉。

看罢，已是半夜两三点钟。彼此又说了些如何补充拍摄一些细节，以及注重文字资料搜集的话，约好，等拍完整了再来看看有什么话好说，就散了。  次日，离开西安，坐火车奔郑州，准备去平顶山拜访另一位心仪已久的摄影师牛国政，看看他的照片。此时电视里已有“非典”的新闻播放，但此地还未当个大事看待，也未将自北京出来的人看成是瘟神一般回避，只是告诫大家不要胡乱走动，于是火车上人也就极少。一个人坐在西安至郑州的双层旅游列车的上层，一路看着远处山坡上油菜开成一块块形状各异的鲜黄，看着被紫色梧桐花遮住的村庄慢慢向后退去，想着黄新力照片中那些盲说书艺人相互牵引着走在山梁上的样子。他们无数次地走过这样绚烂的田野，他们可曾知道这样一个春天的样子？或者反过来说，即便他们不是盲人，就像那些数量依然庞大的贫弱国人每天为生计四处奔走那样，一个鲜花绚烂的春天于他们又有什么意义？我们来拍摄他们的生活，我们来观看和讨论这些影像，又能改变他们什么？如果不能改变，我们又在瞎忙活些什么呢？

这样的话题无关学术，说着说着，结果总是让人沮丧。苏珊·桑塔格说：“远远地，通过摄影这种媒体，现代生活提供了无数机会让我们去旁观及利用他人的苦痛。”是这样吗？

按照大家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习惯的说辞，黄新力拍摄的这组《盲说书人》，可算作是对于“弱势群体”的关切。中国摄影家关注这类人群，始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繁盛于整个九十年代。早些时候的文本，如袁冬平、吕楠的《精神病院》、沈建中的《人道主义》、孙京涛的《上访者》、解海龙的《我要上学》等等；中后期的重要文本，则有孙京涛、杨延康、李洁军、陈远忠等人都拍过的《麻疯病院》、曾璜的《离家的孩子》、侯登科的《麦客》、张新民的《农村包围城市》、牛国政的《小煤窑》、《睡在街头》、彭祥杰的《流浪大棚》、李杰、黎朗拍的《凉山彝人》、卢广的《河南艾滋病村》、余全兴的《贫困母亲》、《老城厢》、王军的《移民村的孩子》，等等。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刻，虽不在摄影家协会的视野之内，但另立一种道德姿态，也真是改变了中国摄影发展的基本格局和价值认同。

此类影像的出现，原因自有种种。拣重要的来说，首先是对此前摄影那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逆反和抗拒，让摄影回到了由摄影家个人的独特经验出发的行为范式当中来。也是长期被教化得烦了，总要看他人脸色行事，心中怨尤、愤怒着。忽然一日得了些许空间，遂即毅然出走。二是，这种脱离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持，乃是所谓“人文关怀”一说的兴起。这个听上去充满温情的概念在摄影界的流播，起先亦是台湾摄影推手阮义忠先生那两本书在大陆出版的功劳。而在大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场有关“人道主义”的激烈争论，也为诸多摄影师开始秉持这种道德立场奠定了理论基础。其三，“纪实摄影”这一意涵模糊的专业概念，作为意欲摆脱单一政治宣传功能化的新闻摄影的一种转移性策略，渐为人们熟悉，亦为年轻一拨的摄影家们关注此类人群对象提供了一个专业借口。此外，得益于国门洞开，信息渐趋通达，国外大量以关注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生活状态的影像不断介绍到国中来，国内少量此类影像专题在世界影像赛事中获得大奖的成功案例，比如袁冬平的《精神病院》在美国获得POY大奖，李楠的《学杂技的孩子》在荷赛上获得大奖，以及后来黎朗、王瑶、曾年、卢广一干人等获得的世界范围内的摄影奖项，也着实地给大家造成不小的刺激。彼时国人都在谈论“走向世界”，“接轨”，于是摄影家们纷纷生出一种幻觉，即只有此类影像的拍摄和传播，才有资格放到世界范围内的摄影平台上，与他人较量说话。

如此情势之下，关注弱势群体或者边缘人群的影像蔚成风气也就不难理解。这些新起的摄影家在大家眼里也就不仅仅是些影像高手，而且也成了道德英雄。英雄蜂起，自然有万千气象，让人小瞧不得。但英雄一旦成了榜样，这类影像的价值标准就难免定于一尊。大家说起来，虽然透着崇敬，但也开始有了某种强制的意思，好像只有这样的影像才是好的、有意义的，别的什么影像样式就不在大家的视野之内了。其结果就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纪实摄影题材内容多尚重大，尚边缘化，有力量，但亦是视野窄仄，且用力过猛，少细致绵密的态度和样式，于寻常朴素琐碎自在的平民生活少有多样化的关注，于个人内心生活亦少见风格独特的影像表达。

但是，这样集体的自觉和努力改变了什么？苏珊·桑塔格说：“通过摄影，某些事件对于那些身在他方，将之视为新闻来进行追踪的人来说，变得真实。”她又说，世人对于某些人间惨况的知觉“其实是建构出来的。建构的工具，主要是摄影机记录的照片，它于黑暗中亮起，经由许多人分享，然后从眼前消失。”

不错，那些弱势人群身处苦难境地难以自救的影像，甚至那些战争及不测天灾骤然造成的令人动容泪下的影像，经过媒体在一段时间之内铺天盖地的大肆宣扬，很快会被我们淡忘掉。我们会迅速生出新的期待，期待看到新的苦难以及其他足以娱乐或者刺痛——刺痛亦是一种强力的娱乐——我们神经的影像。桑塔格说的不错：“人对于身体受苦之影像的嗜好似乎与裸体画一样的强烈。”我们或者是作为一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或者是作为一个将视线移开的胆小鬼，无论怎样，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人群以及有关他们悲惨命运的照片时，这些照片“只不过要挑衅：你敢看吗？能够毫不畏缩的观看可给人一份满足，不敢看的畏缩回避则又是另一重快感。”

这真是一种令人心寒的讽刺。面对这样的结果，我们不免会怀疑那些为人们看重的对弱势群体予以影像关切的实践意义何在。我们甚至会发出一连串的质疑：这“弱势群体”到底由谁来界定？标准是什么？摄影家的这种影像关注是否更像是一种侵入剥削而不是深具悲悯的抚助？此类影像的采集和传播到底给这些人群带来了哪些实际有益的改变？这些摄影家的摄影行为是从纯粹个人道德立场出发，还是上了另一种意识形态立场的当？他们是不是为着个人的功利目的才去专门选择拍摄这样的人群？这些影像的实践是不是为着满足西方人对于中国的意识形态化想象和期待？等等，等等。

这样的质疑当然是必要的，因为它显现出人类所有行为的不完善性，亦成为某一种价值系统不能取代一切的制衡性力量。但是，让一个摄影家站出来清晰地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许多对于摄影师的诘难亦显得有失公允。比如摄影家及其此类影像的传播能否改善他所拍摄对象生存状况的问题，这哪里是摄影家可以解决的了的事？但是你的工作如果之于被拍摄的对象并无实际的助益，那么你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事？有句话常被摄影家们用来抵挡这类的诘难，即“这些影像可以影响那些能够改善这些状况的力量。”但其实这样的回答也显得太过笼统，而且这样的影响从实际状况看来，也真是少得可怜。解海龙拍摄的《希望工程》影像专题，带来了几十个亿的各种捐助，帮助无数失学的孩子重新回到了教室。但那是一个罕有的例外，它所发生的作用只是因为这样一个影像专题的拍摄与一项国家的工程项目在一个恰当的时间里重合了。那么，同样的这些专事拍摄弱势群体包括边缘人群的摄影家们的工作，以及他们拍摄的这些数量不小的图片的“意义”究竟何在呢？

我对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近乎悲观。积极一点的，或者是比较理想一点儿的看法，我想可能有两点。一是，摄影家选择拍摄这样的题材，以及受众通过媒体的传播较多地看到这样的影像，有益于我们的心智的健康，不致在这样一个人欲横流的世界上变得那么不可救药和彻底败坏。比如，它们会让我们明白这个世界并不像我们被告知或想象的那样美好和充满幸福；这个世界也远比我们从我们个人的生存经验和身边的朋友那里感受到的复杂和多样；看到这些人群的生存状态，有可能让我们葆有一种基本的悲悯情怀，至少亦还存有一丝恻隐之心罢？

我还真不敢说肯定如此。但我看黄新力拍摄的这些照片，我知道许多人群其实一直生活在我们的视野之外。我们远远地看着他们，却对他们一无所知。我们可曾想到，如果我们的眼睛瞎了会怎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些盲艺人如何想象他们碰触的物体和途经的旷野是种什么样子？他们乘船渡过大河时心中是怎样一种恐惧？他们的世界与我们闭起眼睛来看到的黑暗世界是一样的吗？等等等等。我们想到的一切答案可能都与他们真实的感受相去甚远。但这样的注视是必要的。摄影者都是一些好奇的窥视者，同时也多是一些好意的强制者。因了这好奇，他关注到寻常人们所不曾关注到的世界；因了这种强制，他将这些人群的状貌和对我们的质询展现在大家的面前，叫我们注视和关切。看着这些盲艺人艰难生活的图片，你也许会从日常匆忙势利却无聊透顶的日子里暂时脱离出来，驻足端详他们，并且心生一种异样的心情。因了这些图片，你会觉察到有些东西是你无法绕过去的。或许这只是极其微弱的一丝悸动，但它毕竟发生了。它的影响或许在将来一个我们不期然的时刻出现，或许根本就不会出现，但这已经足够了。

另一点，我倒是认为，这样的影像关注和传播，真正的影响应当发生在国家乃至社会利益团体的公共事务当中。说到底，对于这样的人群的关切和生存保障不是哪个摄影家个人的事，也不是某个路人偶尔的施舍可以最终解决的事情。想想看，当你在过街天桥上看到一位仆伏于雪地的老人，施舍一些零钱时，你刹那的一丝满足或者平静改变了什么？无数的人从他的身边走过，没有哪个人会真正地改变他的生活。改变他的希望只能在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福利策略及保障机制的发展中。还是回到那句摄影家经常使用的托辞上来，重要的是影响和改善那些对此负有无可推卸职责的公共机制，以从根本上为这些人群创造基本的生存条件和宽容的社会环境。因此，多少年看下来，我真是怀疑那些以各种堂皇的名义兴起的个人捐助的动机和作用——不是不可以如此，而是这些杯水车薪的善举只不过显现出人际之间有一丝恻隐之心尚存，我们还没有堕落到麻木不仁、不可救药的地步。但那些苦难中的人们却依然在在。

这种时刻，我们可否来想一想，摄影家除却完成作品的视觉传达之外，如何在边缘人群与公共救助机制中间寻求更为现实的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