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由《南方都市报》陈文定编著的《未来没有城中村》一书，选择了30多个最具代表性的城中村，通过对它们的精细描述，勾画了这座先锋城市的历史路线图。本书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的风云历程，成为30年经济改革史的典型案例，更为当代中国城市化的研究，提供了鲜活有力的证据。

由《南方都市报》陈文定编著的《未来没有城中村》通过南方都市报记者的深度采写，萃取城中村列传配发的专家视线、南都深圳读本、南方评论周刊的观点精华，旨在全面扫描城中村拆迁中的阵痛与收获。探讨城中村改造之后，城是城、村是村的二元格局能否真正被打破？经济形态、利益分配、人文精神、社区关系，凡此种种，是否能够真正做到大一统等等多种社会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思考。

第一章　造富神话

第二章　圈地运动

第三章　蚁居部落

第四章　潜龙勿用

第五章　见龙在田

第六章　飞龙在天

第七章　亢龙有悔

第八章　理想城市

后记　没有城中村，他们怎么办

放眼世界，没有一座城市与深圳比肩，同时拥有年轻与成就。历史赋予深圳荣耀。同时也埋藏隐忧，30年高歌猛进后，灰色物权问题渐渐显现，一块“硬骨头”横在主政者面前。

1992年，深圳撤宝安县，设宝安、龙岗两区，关内则设罗湖、福田、南山三区，后又增设盐田区。1985年开始的一轮大规模工业化进程后，深圳关内已完全工业化，基本没有农业生产；上世纪90年代中期，深圳第二轮工业化革命，制造业大举迁到关外，关内则兴起高新技术产业，关外也基本实现工业化。

2004年深圳关外城市化改制之际，除坪地、坑梓、光明等小片区域还有传统的农业产业之外，深圳农业已基本消失。农民“洗脚上田”，但其中多数并未真正接受近现代工业和商业培训，生活模式的变化，仅是由过去的种稻谷改为现在的“种房子”。由此，城中村村民们走上了半专业的房地产经营之路，成为廉租屋建设者和物业管理者。

灰色物权问题此时逐渐形成。金地大百汇公司一位工作人员描述起当年城中村兴起阶段的粗放与随意，“他们(岗厦村民)承认，上世纪90年代‘种楼’那会儿，每天让香港的亲戚带点‘水货’过关，偷偷拿去关外卖了，然后换建筑材料回来。今天买块砖，明天买袋水泥，岗厦村就是这么造起来的，每栋楼的成本相比现在的补偿，微乎其微。”

深圳市曾出台过法规，变相默许1999年之前的违法建房；政府也曾明确宅基地的使用，所建房屋不能超过3层半，面积不能超过280平方米，也即原住民的每一栋房屋里面至少有三层是合法的。然而，深圳的城中村建筑中，很少有3层以下的，合法、非法、半合法半非法的物权犬牙交错、难以辨别，历史给深圳遗留下了灰色物权问题。

同时，深圳城市化过程中，政府大规模征收原住民土地而未给予合理的补偿，以及当时未能解决原住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也致使不合法的物权在一定意义上显得合情合理。

深圳市福田区旧城改造办公室主任郭鹏生认为，遇到拆迁问题，常有人以西方谚语佐证自己的立场——“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军队不能进”——实际上这混淆了东西方土地制度的区别；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加上高速发展中遗留的特有问题，深圳城中村兴起过程中，已埋藏了巨大的争议性。

蔡屋围的诱惑

可想而知，当这样的争议遭遇CBD范围内的岗厦旧改，后者旋即成为改造难度最大、建设标准最高、城市影响最大的城中村改造项目；而当蔡屋围事件交织其中时，岗厦旧改几乎可以被视作一次博弈中的典型。

人们总以磨剑比喻旧改艰难，岗厦这柄剑，磨了10年。深圳城中村的矛盾与问题在岗厦村身上集中体现，而在所有问题中，拆迁中的博弈首当其冲。1998年，深圳市政府就决定对岗厦河园片区进行全面改造。

P3-4

在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由《南方都市报》编著的《未来没有城中村》一书，选择了30多个最具代表性的城中村，通过对它们的精细描述，勾画了这座先锋城市的历史路线图。

正如参与采写的记者们所说，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来经历的变幻风云，以及当下面临的城乡二元化、贫富差距、产业转型等难题，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写照。不仅如此，城中村，一个“中国模式”下的特殊景观，成了深圳改革开放30年的活体标本，象征着深圳在此过程中的诸多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城中村是标本之中的标本，具有重要的样本研究价值。

以强力方式推动的高速城市化运动，导致深圳拥有中国最多的城中村，同时也率先消灭了“农民”身份，甚至还将是最先消灭“城中村”的城市。这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本书的价值。它的问世，成为城中村的研究标本，也即标本的标本的标本，同时书写了村史、城史和国史。

这不是在玩弄文字游戏，而是要清晰辨认本书的文献意义。作者选择深圳的典型村落，采访大批居民，展开深入的田野调查，最终获得了这份“社会考古报告”。它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的风云历程，成为30年经济改革史的典型案例，更为当代中国城市化的研究，提供了鲜活有力的证据。

从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现代都市社会及其生活方式的扩展，在圈地运动中对农村形成严密包围，而另一面，乡村社会大幅后撤，并因后撤不及形成大批孤岛。农民与政府双方针对土地权益展开激烈博弈，而这种博弈的结果，是制造了一批罕见的农民富豪。深圳最大的城中村大冲，冒出了10个亿元户和400户千万富翁家庭；而岗厦村也制造了10个亿万富翁和20个亿万家族。在中国政治地理版图中，城中村放射着不可思议的戏剧性光芒。

城中村居民的身份变动，像一面精准的镜子，映射了这个身份转型的年代。城中村的廉租特点，令它具备了西方贫民窟的浓烈色彩。但它．的租客成分却比贫民窟更为复杂，其中既有底层的哥，也有暂时蛰伏的白领，当然也包括在土地买卖中暴富的原住民。于是，在短期内迅速形成贫富混杂，高低兼容的奇异现象。这种阶层混合的形态，正是转型中国身份剧烈变更的写照。

《未来没有城中村》一书采用了宏大叙事和微观叙事的结合，对各个村庄的改造历程和财富分配，以及拆迁中的冲突与过程，进行了详尽而生动的叙述。不仅如此，作者还深入到城市精神的领域，试图解读这些移民部落的历险心语。城中村无疑是漂泊者落脚的驿站，它以廉租房的形式，收容了大批前往深圳的冒险者。它既是成功者飞跃的支点，也是失意者折戟的伤心地。它嘈杂、混乱、肮脏、阴郁和不名誉，同时又富有生气，生长着各种各样的希望与绝望，并由此制造出新移民的“城中村情结”。但即使像我这样的“村外人”，也能从本书中得到经验共振，这是因为，城中村所代表的复杂意象，其实就是整个中国的象征。

从2006年起到2010年，深圳城中村开始大规模改造，政府计划以推倒重来、局部改造和综合治理三种方式，彻底杀死这些“不良生物”，由此为深圳城市化的进程，画上一个“完美”句号。

跟文字打交道的人，几乎都有“乌托邦”情结：爱情乌托邦——伊甸园里的亚当与夏娃；精神乌托邦——人类别处的家园；乌托邦社会——桃花源的村庄……它几乎跟所有的“纯洁”、“美好”的事物相关。

什么是乌托邦?《桃花源记》里这么说的：“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这是过去时代的乌托邦，在农业社会，这是最美的秩序，错落有致。

如果在商业社会，这种秩序被称为“落后的、腐朽的秩序”——城市里的农村，也叫城中村，被看作是“欧洲中的非洲”：脏乱、阴暗；曾经的鸡犬相闻、宗亲血脉、低生活成本……这些在商业社会的标准中，就是应该被填平的泥潭，被挖去的土坷垃。

农耕文明的村落夹缝求生，日渐流变。在原居民与政府对土地的拉锯争夺战中，“钉子户”是这个战争时代农耕文明的英雄，高耸的矮楼就是一面旗帜。

代表工业文明的城市步步进逼，层层同化，力图营造一个城市乌托邦世界。城市的乌托邦是个高楼林立、整齐划一，井然有序、霓虹闪烁的世界。这一切都建立在无数人曾经蛰伏的世界——那个曾经的深圳。它像是被海水漫过一样，带走许多人蛰伏城中村的岁月：那是个五湖四海记忆——拎着简单的行李，披星戴月，在闷热、潮湿、喧嚣中艰辛生存。

城中村于是成为一个标记，一个个人成长与否的标记。从城中村离开的人，摇身一变，腰缠万贯，出入高耸写字楼，挥金如土。未来没有城中村，以后的世界将展现为成功者的深圳，而从此以后，我们找不到与爱人最初邂逅的那座桥，找不到那个曾经可以让我们发呆的角落。

那些怀念，被打包进记忆的角落，直到变成一个抽象的符号。就像是个Logo，打在生命里。

城中村是中国市长们21世纪最见政绩的经营城市项目，也是最能透射社会各阶层利益纠葛的灰色角落。这个灰色的角落，落地的是尘埃，还是泪水，不会有人看见。在高楼大厦繁荣的阴影里，掩埋了一切不舍与不忍。欲望晒着太阳，高耸着活色生香的利益。

城中村的改造，是个规模宏大的造富运动，一夜之间，造就了数以千计的亿万富翁、千万富翁。这是一个时代的人的梦想，它终结了一切勤勤恳恳的生活理想。恍然问，有人回到了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年，一夜暴富的机会，犹如天上掉下的馅饼，刚好砸在他们的头上。幸福花开。

老的原住居民们，或许会在被拆的家门口担心去哪里看舞麒麟、鱼排灯，这种想念，不是那些坐在办公室里哼哼的文化研究者所能体会的。没了城中村，他们怎么办，他们又能怎么办?也许到了下一代，他们都不需要舞麒麟、鱼排灯了，只需要花几十元到电影院看看美国大片就能满足了。

可有一天，他们或许会发现，以前从10楼喊一句：“修水管的，上来一下，我家水管爆了。”这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因为这栋大厦再没有楼下邻居了。他们“被回家”了。

张育彪

城中村改造，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王军

必须将城市化设计为均衡社会财富，而不是从弱者向强者转移社会财富的的工具。

秋风

城市政府总是以脏乱差为由来整顿城中村，进而消灭城中村。

朱大可

城中村所代表的复杂意象，其实就是整个中国的象征。这本书的价值在于书写了村史、城史和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