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漫长而沉思的生命,是一次伟大的历险,有时甚至是一个家族或一个种族经历的顶点,是对于后者悠远而扑朔迷离的过程的答案,带着那些错误、成功、道德和罪恶的标志。少年马格以可笑的福尔摩斯的眼光怀疑一切,甚至怀疑父亲是否自己的生父,由此堕入历史与现实的迷雾,开始了漫长的“蒙面之旅”。作品以近乎音乐的四个声部描述了马格七年间经历的四个截然不同又具内在联系的地域:古老神秘的北京,民间的寓言般的秦岭,超越与绝顶的西藏,活力四射欲望如海的深圳,故事波云诡谲、荡气回肠,既切入迷雾般的现实生活,又道出鲜为人知的飘零故事,被认为是一部“前所未有的另类长篇小说。”
这是一本奇特另类的小说,一个叫马格的少年,十八岁出门远行,从秦岭到西藏,从西藏到深圳。他像野狼一样生存,又像隐士一样与所有人江湖相忘。他想要爱情的时候去跟人决斗,了断情缘的时候誓不回头。热血沸腾的青春,肆无忌惮的旅程,胆战心惊的冒险,追寻着马格的青春坐标,我们都还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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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山洞发现了秘密,波罗举着打火机,马格看到地上的酒瓶子、罐头盒、口巾,口巾上面印有女人唇印。此外再没发现更多东西。他们沿平原铁路走了一天,铁路进山,隧道拦住了他们的去路。隧道会一个接一个,上面标明:隧道危险,禁止通行!他们去八达岭的计划怕是要落空了。
他们都只有十五岁,住圆明园一带,差不多在铁路边上长大,但火车除了经常在一些路口,比如四道口、五道口拦截他们,其他的与他们无关。他们追火车,扔石头,大吼大叫。或者沿铁路疯跑,捉迷藏,用一整天时间像麻雀似的从圆明园铁路一直追逐到城里的西直门。没人沿铁路穿越这个庞大如迷宫的城市,但这是可能的。他们不知自己做了什么。
圆明园后身一个轮椅上的老人告诉他们,沿这条铁路可以通往八达岭。他们想去八达岭,把想法告诉了老人。老人称他们年轻人,给了他们名片,这以前还没人称他们为年轻人。他们常在这里碰上老人,有时帮老人跨过铁路,然后再把老人送回。手摇轮椅是无法跨越铁路的,没有一次他们丢下老人不管。老人祝他们顺利,希望他们看到詹天佑的铜像。那时他们还不知道詹天佑是谁,没太往心里去。很多年后马格回忆这个老人,老人也姓詹,大概是詹天佑的什么后人。
他们在山洞度过了难忘的一夜,趴在洞口看天空。
波罗打火点烟,忽然叫了一声:“马格,你看,那是什么?”一个漂亮的化妆盒。几乎踩在马格脚下。马格低头捡起来,打开,唇膏、眉笔、小镜子以及一张女人的彩色裸照映入他们的眼帘。女人目光迷离,放荡,以一种原始的坐姿袒露出平时女人隐秘的一切。他们看呆了,波罗忽然大叫一声,打火机就扔了出去。打火机可不是手电或蜡烛,差点就烧爆了。这下急坏了他们。他们还没看清女人长什么模样,光顾看下边了。满地找打火机,波罗突然说摸到了一只避孕套,马格不信,波罗扔在了马格脖子上,冰凉冰凉的,马格骂波罗。谢天谢地,总算找到了打火机。他们有事可干了,隔一会儿就打火看一次女人,终于看清了女人的面孔。一年以后波罗硬说在北京站看见了那个女人,他说女人与一大群男男女女在一起,好像一个什么鸟电视剧组。波罗的话有时不能信。波罗挨了一顿臭骂,他找女人签名时向女人提到山洞的事。波罗有点成心。十五岁的波罗已知道得很多,那个山洞之夜,波罗像老手似的谈女孩,谈她们隐秘的器官,她们的体液、需要和叫喊,这些都不过是波罗从录像里看来的。他们神魂飘荡,满脑子女人的乳房、臀部和秘处。他们不太知道月经是怎么回事,波罗的说法是她们想男人的缘故。马格信以为真,想象着经血,心猿意马,心花怒放。当黎明的曙色照在山洞里他们的身体上,他们几乎同时都在梦遗。他们拥有了那个女人。
马格再次出现在铁路上是两年以后的事,他十七岁了,去接波罗。波罗关在了南城。他乘地铁到了北京站,过了东便门立交桥,从一处老铁路桥进入南城铁路。南城铁路让他惊讶,与北城铁路完全不同,东便门应算是市中心,距离长安街咫尺之遥,能看见长富宫和凯莱,距故宫也不过两三公里,但这里如此破败、荒芜,两侧是仓库、污水、旧城墙、窝棚、废弃的工厂,感觉像上个世纪的时光。路轨过度闪光,1910年的麻雀在飞翔。
不时有列车从马格身边驶过,马格停下来,注视火车。一些就要到站的乘客出于好奇伸出脑袋看他,有人扔给了他一瓶矿泉水,他接住,空的,空的他也喝,还有点余根儿,喝完扔向天空。正午时分,他过了永定门桥来到南滨河路上,看到17路公共汽车站牌子。上次他接波罗出来就是在这里下的车,看见了这条铁路。那次他对波罗说,要是他再进去,他要沿这条铁路走着来接他。波罗说,不会再有下次了。唉,怎么可能呢。 2
马格在看守所见到了波罗。波罗还是老样子,剃了头显得有点滑稽,不伦不类。十五天的拘留,他目光黯淡,甚至有点苍老,而他不过十七岁。波罗头大,脸不平整,软头发,那年《东方快车谋杀案》一散场,波罗原来的名字就在班里消失了,都说他像,声音、腔调,他原来的名字就这么消失了。
办妥了必要的手续,马格与波罗走出看守所大门。
天很脏。灰。阳光落不到地面,但仍以一种混合的光感刺痛着眼睛。
像上次一样,他们走进了那家街边酒馆。吃,喝,这毫无疑问。
酒馆简陋,昏暗,烟雾腾腾,所有的面孔都模糊不清,骂,划拳,尖叫,女人哭,混乱不堪。生意不错。酒馆是看守所三产,至少幕后是他们,在这里迎来送往,有的人刚出来,喝高了又进去了,挺方便的。
酒几乎从眼睛里流出,让女人害怕。
“怎么样,这次挨打了么?”马格吐了口烟圈儿。
“肯定的,那还用说。”波罗转动着酒杯。
“记住打你的那几个小子了么?”
“记住了,不过,都成了朋友。”
烟圈扩展到波罗的大脑袋上,波罗像戴了头盔,挺虚拟的。
“还有钱吗,要不要我救济你一下?”
“得了,你那两子儿,”波罗说,“还是等我救济你吧,我是干什么的。”
“你不刚出来么。”马格咳嗽起来,烟吸进了肺里。
马格不会抽烟,但波罗每次抽烟马格都要拿过来嘬几口,吐几个烟圈儿,他已经能吐三四个了。马格咳得厉害。
“你丫不会抽别瞎抽了。”波罗拿下马格的烟。
“我去看过雁子,”马格说,“还行,她没饿着,也没怎么逃学。”P1-4
我觉得自己一下老了,一切都在离我而去,我像是快要走不动的人。在街角,路边,公园长椅,某个公共汽车站,吃力地坐下,看过往行人,看那些衣裙,短背心,大男孩,背包客,某个惊艳的女人,低调的女人,沧桑一如时光倒流的女人,看小学生,驾驶员,大货车,广告牌,一切都在被一幅巨大广告牌收走。所有人都在离我而去,包括我自己,我甚至看到人群中的自己。我与这个世界已经无关,好像已经写尽了某种东西。
十年前,我刚刚完成《蒙面之城》,就是这个样子。
我清楚地记得:我已不适应现实,现实好像是漂浮在我周围的梦境。过去已离我而去,未来尚未展开,当下把握不定,我差不多处在一种身非是我的状态。
只剩下一副躯壳,“我”好像不翼而飞。
但是,一切都真的离我而去了吗?
事实上,自动的无意识的回忆仍然充满了我,不然我为什么如此老态龙钟?我散步,坐在人很多的车站长椅上,许多辆车过去了,许多人上车走了,又有许多人来,又一辆公共汽车开来,又有人在上车,只有我一动不动。我并不在此地的车站上。我想起许多年前我站在路边,背着包,拦一辆卡车的情形。我被一辆辆卡车飞驰而过的旋风和尘土冲击到路边,然后再走回来,固执地招手。
我想起十年前。我在十年前的街边,回忆另一个更早的十年前。确切地说是1985年,啊,不,差不多是十五年前,我站在街边,我要去藏北。我不是一个人,同我站在一起的是一个年轻女教师,我们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与初次见面的交通警察聊得不错。我们希望在交通警的协助下搭上一辆去藏北的卡车。搭车已有了经验。我们如愿以偿。女教师的丈夫在藏北那曲写作,据说那里已靠近无人区,有一批诗人、作家、艺术家在那里生活写作。他们都熟悉梵·高与高更,我也一样。我们为艺术到处乱跑,跑得越远越好。黄昏,我们到了高原腹地。我们要去的是文化局。时至今日,隔过两个十年,再一个五年,在公共汽车站上,在人群之中,我仍然清楚地记得那曲地区文化局的样子,记得它坐落在镇北围栏牧场一带,有土黄色的围墙,院子空旷,像被围墙圈起的牧场。几排白铁皮屋顶的房子是办公区。我记得那几排铁皮房子在旷野上十分醒目,围墙根本挡不住它明亮的样子。就像我不久在小说中描述的那样:夜幕降临,我见到了一大屋子人,他们是诗人马丽华、吴雨初、加措、小说家李双焰(女教师的丈夫)、画家李发斌、音乐家黄绵景、后来遇难的《西藏文学》的田文。我不知道是否有马原,我至今没全部搞清当年那间屋子里的人。马丽华对我稍有印象,我们有过一次关于诗歌的通信,其他概无交往。我在这群陌生人中混吃混喝了三天,我沉默寡言。我记得每次都是马丽华做饭,她还拿出新写的诗让我品评。她做的烤饼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看出她对诗人吴雨初的尊敬,也感觉到他们有着我无法言喻的默契。我喝酒,某些时刻,觉得心里发生了什么,似乎进入了小说的场景。吴雨初身形高挑,穿绿格西装,仔裤,是文化局的副局长,他给我们讲述八天在马背上的经历,讲述死亡、荒原、可以使马陷入的草原的鼠洞。同为男人,他给我留下很深的、不无敌意的印象。面对这样的男人,你很难没有敌意,敌意是对这个人真正的尊敬,同时也是对自身的尊敬。晚上,跳了一次舞,一次高原铁皮屋顶内的舞会。我的舞跳得不错,马丽华要我教她探戈。我还教了别人,和穿蝙蝠衫的田文跳了舞。我在大学里学会了简单的探戈步子,踢腿,但没有甩头动作。现在想想也还不算很傻。
第二天,我回到拉萨。那一年冬天,我在任教学校的石头房子陷入了孤独,陷入了对那次旅行的回忆与重构。我趴在没有取暖设施的房间里,想象一个人重新去了藏北,想象着某种敌意与戏剧性。一个寒假,我写出了《蒙面之城》的前身《青铜时代》,一部不足三万字的中篇。那时的小说中已出现了马格、果丹、成岩,他们当然不是宁肯、马丽华,吴雨初,但的确存在着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人的任何一次表面经历(比如一次旅行)事实上都不过是内心经历的冰山一角。有人轻视内心,而一个轻视内心生活的人显然是一个不完整的人,甚至是不幸的人。我见过许多这样不幸的人。那个中篇当然是失败的,原因是我用长篇小说的思维方式写了一部中篇,我点到了.但更多地绕过了许多重要场景,比如北京、秦岭、深圳,1985年,我还没有写长篇的胆量和气度。整个八十年代是中篇的时代,时代像我一样也还不成熟。
《青铜时代》(发表于七年后的《江南》)留下了遗憾,但事情远没有结束。尽管有一段不算短的时间(1989年后)我离开了文学,投身到了广告界。我在我所创办的广告公司一干就是六年。我没有犹豫。我认为文学已弱于时代,马格还不成熟,时代也不成熟,我也不成熟。我认为做几年广告人,投身于一线的强大的经济生活可能是结束我作为一个单纯文人的恰当方式。单纯的文人臆断式的现实大量存在于作品中,也出现在我以前的写作中。回避现实,有人走出了一条狭窄的成功之路,而我认为介入现实对我是更好的方式。许多年,虽然身处剧烈变动的经济生活之中,但我没有忘记马格。我在耐心地等,等自己,等别人,也在等时代。我想看看别人能否写出类似马格这样的人,结果我发现马格一直在等着我。
世纪末,1997年,距离写《青铜时代》的1985年已是十二年,我听到了某种声音的呼喊。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我驱车去天伦王朝谈一笔广告生意,车堵在了银街,忽然,我在交通噪音的混乱中听到了一家音像店飘出的一脉高原清音。是《阿姐鼓》的声音:
我的阿姐从小不会说话
在我记事的那年离开了家
从此我就天天天天的想
阿——姐——啊
一直想到阿姐那样大
我突然间懂得了她
从此我就天天天天的找
阿——姐——啊
我决定急流勇退,回到了写字桌前。1998年,我告别了广告公司,我发现由于若干年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的洗礼,我已经是另一个人:自信、从容,甚至有点粗野。文学不再像以前那样让我高山仰止。这是我对文学从未有过的感觉。没有了多愁善感,没有了许多年作为文人的怨艾,有的只是对生命的追问与强劲的切入。在三年的写作中,我恍如隔世,身非是我,忘记一切,几乎过着一种飞翔的生活。到二十世纪结束,小说问世,我有一种天上方七日地上已千年的感觉——我的确到了一个新千年,2000年。我不适应这新的千年,我觉得被时间悬置在了二十世纪。也就是说,我一下老了。我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想象着自己拄着拐杖,想象着一双真正的老人的目光。
当然,慢慢地,我适应了新世纪的曙光,我知道我并不老,只不过是感到了某种内心的巨大的沧桑。我知道,我的路还很长。《蒙面之城》只是开始。
转眼,《蒙面之城》问世十年了,十年,我有过多部长篇,包括刚刚杀青的《蒙面之城》姊妹篇《天·藏》,但是没有一部像《蒙面之城》对我的生命那样重要。编辑要我再版之际写点后记或是十年感言什么的,说实话,我一点也不知道要说什么,我只是坐在电脑前发呆。
我想到它得到许多荣誉,我觉得不值一提。我想到它得过许多奖,我觉得不值一提。我想到它曲折而辉煌的问世过程,我觉得不值一提。我想到它给我本人带来的戏剧化的命运,我觉得不值一提。十年,发生了很多事情,都如过眼烟云,都不值得一提。惟有十年前那种不适应现实的散步,那种立于街头看过往行人的样子,那种老态龙钟的眼神,那种回忆,历历在目。
那就什么都不说了。就致谢。必须致谢:
首先我要感谢那么多年直至今日仍然喜欢本书的读者,我接到了无数读者的信,现在还有人给我写信,在此说一声:谢谢你们。然后,我希望我的读者能跟我一起感谢《当代》的周昌义先生,是他最先发现了本书的价值,使它在读者中声名鹊起。《当代》给了它巨大的荣誉,感谢周先生。另外,感谢我的家人,妻子张九玲和女儿宁非。没有她们的支持我不可能全心全意投入写作,她们为本书付出了无声的努力。
最后,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付艳霞女士、脚印女士,本书得以新的面貌再版,她们付出了可敬的努力,谢谢1
2009年10月12日
于北京东岸
我有很长时间不曾经历这样的阅读激情了,现在很少有一本书能够让我情不自禁地一口气看完,并且感慨良多。我想《蒙面之城》正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也会是很多人一直在寻找的。
——暗夜祭司
这是一本奇特另类的小说,充满蛮荒与文明的碰撞。
——攻城略地
无数次的梦里,想念着那还阳界飞云谷,想着那大草原上一望无垠。还有一次,见到队长那被秃鹫雕琢的玲珑剔透的头骨,空洞的眼神直逼苍穹的凌厉像一把利剑。心已经隐隐发痛。只是我还是喜欢这种狼的性格。
——夜未央
如果任何人在热血沸腾的时候,都能毫无顾忌地开始这样一段历程,那是多么完美的世界。
——丸子
此书激发了我内心深处的人性与兽性。
——荒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