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戴维斯·詹姆森(1855—1927)生于缅因州的邦格尔，毕业于鲍都因学院并获得工程学学位。在1885年就任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学助理教授之前，他专门从事桥梁和铁路建设的工作。1887年，他被任命为衣俄华州大学的工程学教授，后又被任命为该校工程学系系主任。
詹姆森于1895年来华为中国政府工作并直接向李鸿章报告。李鸿章为高级官员和外交官，负责代表中国政府与国外打交道。詹姆森察看金矿以提出应购新设备名录，研究从天津到内陆的铁路线，并报告铁路沿线的煤和铁矿藏。他在华北游历甚广。
1898年1月他与英商福公司签订了为期两年的合同，成为该公司在华首席工程师。福公司得到了在山西和河南两省开采丰富的煤和铁矿藏的权力，但是一些矿址过于遥远，需要建铁路才能到达。义和团运动使他们的计划受挫。詹姆森于1900年秋天辞职回到了美国。
我们是在1899年12月首次听说义和团运动的。在冬天的大部分时问里，我在北京出差。经我国公使康格先生的好意安排，我在公使馆作为他的客人待了几乎三个月。
在山东省的传教士们不断写信要求采取行动以保护他们开展工作，并称义和团已不是一个地方问题，它正在整个山东省境内展开而且已逐渐向北面的直隶省蔓延。
人们很少相信传教士们“狼来了”的呼吁，因为这些事件年年有而且至今什么大事也没发生。
所有在北京已居住多年并或多或少了解一些中国事务和中国局势的人都对他们已处险境这一想法付之一笑。
各国公使们不断要求总理衙门(中国外交部)采取行动镇压义和团。对于这些要求慈禧太后总是发出懿旨命令镇压义和团。公使们对于中国政府的这些友好表示和行动承诺都很满意。因此人们也就这样过着日子。
随后发生的运动的起因同传教士们根本没有干系，因为它是一场反对外国人的运动而不是一场反对基督徒的运动。其目标为杀死所有的外国人或把他们都赶到海里去，而把中国只留给中国人自己。无疑许许多多参加该运动的中国人只是出于爱国目的……
(1900年)5月间我接到福公司的命令，公司要我准备去山西南部在中国人授权给公司的区域上开发煤矿。公司从伦敦派给我一名年轻的苏格兰人作为采矿工程师和总监，还派来一名年轻的威尔士人作为煤矿的监工。所有旅行的准备工作就绪。5月19日我去北京接受该公司驻华代表最后的命令，并就我此时去西部采用外国方法开展新工作是否方便听取在京的各方面人士的意见。
我拜会了英国公使、我国公使和赫德爵士。他们一致认为任何来自义和团成员或中国人的麻烦都一定会是局部性的而且会局限于山东省北部和直隶省南部。
在华外国人中还没有谁比赫德爵士更加消息灵通或是对那里的情况更加了解。他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已四十年。不管是英国公使还是美国公使在华时间都不太长。但是，他们对情况应该十分了解。
福公司驻华代表宝士德先生在英国驻华领事馆工作过三十年并能讲流利的汉语。他像我们其他人一样认为自己全面了解中国的情况。如我上面所说，上述人士都一致认为我不会有麻烦而且我自己也这样认为，因为我在整个中国西部已经跑了多年，熟悉所有的城镇、人民和官员，我认为局势一点儿也不严重。但是，我还是希望别人也赞同我的看法，因为我这次要带两位年轻的新来的人去中国西部。
我于5月21日回到天津，看到一切就绪明天就能出发。在所有知道我要去中国西部的人中只有一个人劝我不要去，后来的事件证明他的情报是对的。他是俄国军事随员沃嘎克。，原为上校现为将军。他在街上遇到我恳求我不要去中国西部。他说过不了两周整个国家就会大乱，骚乱将会蔓延到西藏附近，我会被切断同沿海的联系而且我会丧命。他还说二月底他已将这些情报全部告知了他的政府，但是政府笑他多事。但他确实了解情况并认为情况万分危急，他想象不出在京公使们的立场以及他们为什么不断声称局势一切正常。
我对他的劝告付之一笑，并告诉他我认为不会有什么麻烦，我敢打赌我只带着我的仆人和我的马鞭就可以从中国的一边走到另一边。从那时起，我已经赌输了好几次。
5月22日下午我启程赴中国西部。我们一行共有二十六人，包括我自己和两个外国人、中国秘书、翻译们、委员、中国管家和仆人们等等。
委员是一位品级相当于县令的中国官员，他被委派处理我此行所需的官方事务，拜会所有的官员并给予他们应得的相应的礼遇，负责我在执行公务时得到一切便利，以及当地人绝对不能打扰我和我的人员。
我的中国管家冯先生为福公司中国部分的主管。他负责保证我同当地矿主们没有麻烦，并同当地绅士们关系融洽。
我的官方中国秘书是罗熙禄。，他是中国驻英公使罗丰禄阁下的弟弟。这个可怜的家伙，派他来与其说是他自己能干些什么事倒不如说是我们一行借他哥哥的威望。
随后可以看到，在此次旅行结束前他为此丢了性命。
我们乘几艘居住船离开天津，需先沿大运河和卫河。行驶六百英里。这些居住船长四十英尺，宽八英尺，前部有十五英尺装卸货物的地方，余下的部分是一座小房子，只容一个人站起来那么高，分为四个小隔间。我吃睡在其中一个小隔问里。另两个小隔间住的是我的仆人们。第四个小隔间住的是船长、他的夫人们和家人。每一名外国人都有自己的一艘船，每一位有些身份的中国人自己也有一艘船。大约一共有八艘船。遇有惠风时这些船靠大帆去推动。但因太运河弯弯曲曲，这样行驶的距离不会太长。通常船是由走在纤道上的纤夫们拉着走……
从一开始，我就注意到船工和在每一座村庄遇到的当地人的举止中有一种莫名的东西。我已经几次到过大运河的这一段儿，虽然我说不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可是我还是明显地感觉到了这些。土地贫瘠像烧过一样焦黄，本应成熟待售的庄稼只有几英寸高并因暴晒和缺水而枯萎。上帝知道，平时这里的人看上去已经够穷了，但他们现在似乎是赤贫而且处于饿死的边缘。各种各样的蔬菜和食物都难以买到而且其价格几乎翻了一番。乡下到处是乞丐。据报道小股劫匪横行抢劫富户的粮仓。偷盗和抢劫似乎只是为了吃饭。
到处都有关于义和团成员和他们的计划的谣言。但对我来讲这些计划似乎都被大大地夸张了而且不可能付诸实施。谣言大多为义和团会去北京，赶走外国使馆或把外交官们都杀了，杀死天津和其他通商口岸中所有的外国人并把外国租界都烧了。我的仆人们天天都给我带来诸如此类的报道，我只是把它们当中国神话听并一笑置之。P6-10